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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
[摘要]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个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
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应如维持“自动平衡”的鹰与鸡。
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发展压力，发展的第一性是自然资源而非人力资本。
污染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人与自然在物质上的“零和”，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存在；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追求“人口红利”所需的人口不减或增长将使中国在人口数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
“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是统计相关对人口与经济、环境因果关系荫蔽而造成的一种幻觉。
“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庞大规模的人口成为中国大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并使“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人少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谷物供应国和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前提。
“数量与结构并举”意味着16亿或更多人口灾难性的长期维持；减少人口数量是层级／尺度理论关于解决高层级／大尺度系统问题优先性的规定。
（语文网中网摘录，版权属原作者）
[关键词]数量与结构；“资源经济”；“人口红利”；环境倒“U”型曲线；“常量人口”；“零和游戏”；层
级和尺度；优先性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
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
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
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
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
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
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
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
），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
），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
）；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
），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
），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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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与经济
视人口增长为一个积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古老（“大人口”）而又为近代经济适度人口论者推崇的思想。
至今仍有人认为，“人手论”未必不正确，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便是人口众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优势；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最大挑战不是控制和缩减数量，而是如何把其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那些被“津津乐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为了证明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提高“人多生产多”的可信度，有学者还引述了如下比喻：
“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
这一比喻出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乔治·亨利（1839－1897）。
他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写道：
“动物和人之间有一种区别。
鹞鹰和人都吃鸡，但鹞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越多。
海豹和人都吃鲑鱼，但一只海豹吃一条鲑鱼就少一条鲑鱼，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鲑鱼就会绝迹；而人将鲑鱼卵放在良好的环境中，鲑鱼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比补足他所吃掉的数量还多。
因而不管人增加怎样多，增加的需求决不会超过鲑鱼的供应。
”
新版本的“鹰越多鸡越少”所要表达的是，鹰只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鹰越多鸡便越少，鹰的增加最终会导致鸡的灭绝。
这一结论是与生态学常识相违背的：
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样，鹰绝不会像人那样捕杀超过其基本需要的鸡（自然的鸡A，下同），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调节自己的数量以维持与鸡（A）的动态平衡。
亨利虽然提出“鹰越多鸡越少”的观点，但还是注意到了为营养关系——食与被食、捕食与被捕食所规定的“自动平衡”这一“自然秩序”。
“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蛙鱼就会绝迹”，换言之，如果海豹的增加量不超过“某一点”，鲑鱼便不会绝迹。
智慧——“生存智慧”便在于使生物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数量、取食维持在“某一点”而与食物（环境）保持平衡。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如鹰与鸡（A）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有持续性。
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存在表明，文化（知识）替代已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生存智慧”而忘却了这种关系。
（语文网中网摘录，版权属原作者）
“人越多则鸡越多”所要表达的是，人有着巨大的生产力，物质、能量的供应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看是不受限制的，自然则有着超乎想象的供养能力。
正如亨利所认为的：
“地球供养1万亿人和供养10亿人一样容易。
”。
然而，这是一种局限而有害的观点。
首先，人与自然是一种物质进而“零和”的关系，人和鸡（驯化了的鸡B，下同）——人工系统——的增加，必然导致鹰和鸡（A）——自然生态系统——的缩减，进而导致稳定性的下降。
其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并不意味着物质、能量的无限和供给的不受限制。
根据熵增加定律，物质总是自发地从集聚、有用态转变为耗散、无用态，能量总是自发地从自由能转变为废热，在资源、环境有限的背景下，不存在人与鸡（B）没有限制的正反馈循环，进而越来越多的鸡（B）和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
最后，人与鸡（B）的正反馈循环——不断扩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对人类和自然都是致命的：
在把社会推向随时可能崩溃的高位均衡态的同时，毁灭着地球上的复杂生命，特别是生物金字塔“智慧的顶端”。
不是鹰吃光鸡（A）带来自己（自然）的毁灭，而是人毁灭了自然——通过鸡（B）的增加把自然界越来越多的生物量占为己有，断绝了鹰的食物来源（鸡A），并毁灭了其栖息地。
（三）“资源经济”与“资本经济”（语文网中网摘录，版权属原作者）
对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基础性、根本性是自然资源还是人造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资本经济”观过分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作用，以为人力资本是比自然资源和所有资本之和都重要的财富。
在他们看来，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财富是从头脑中流出来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后的资本——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源，但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
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一，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其二，最根本的发展条件是什么。
事实上，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与之紧密关联的发展压力（竞争压力和人口压力）。
里亚·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表明，对共同利益、尊严的关注，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国际竞争条件下成为一种义务和承诺；民族主义通过一套新的伦理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和方向性，并将自然、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集体的目标上——经济增长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非是自我维持的，民族主义对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提供了决定因素、不断的激励和支撑。
集体精神的缺乏使荷兰在17世纪后半叶由黄金时期转向衰退；而民族主义的“魔杖”，既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同时还赋予德国向英国挑战的勇气和能力；在当代，民族主义又使美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而发展压力，则进一步强化着民族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化目标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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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经济”观则认为，对发展来说，知识、技术、信息、资本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更具根本性的是自然资源。
“土地是财富之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和经济的物质性告诉我们，对发展来说，自然资源是土地和“米”，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是“巧妇”。
没有土地和“米”，“智者”的头脑里绝不会流出财富来，“巧妇”也只能望厨兴叹；有了土地和“米”，“愚者”也能耕耘，“笨妇”亦可为炊。
不论是“巧妇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还是“笨妇经济”（技术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以土地、“米”为基础和第一性的物质经济。
使天平向自然资源倾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在人类利用过程中由丰裕向稀缺（不可更新资源趋于枯竭）的转变，社会资本的扩张性和随发展由稀缺向丰裕的转变，由此而来的（从对发展的第一性看）是“资本经济”（资本稀缺）向“资源经济”（资源稀缺）的转变。
正如戴利所指出的，随着世界由“空”向“满”的转变，剩余自然资本已取代人造资本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自然资源对发展根本性最明显的展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资源消费的巨大差异，即富裕、贫穷分别与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对应：
从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1997年，下同）来看，高收入国（人均GNP25730美元，1999年，下同）为5369，中等收入国（2000美元）、低收入国（410美元）只有1368和563；富裕的美国（30600美元）、加拿大（19320美元）、芬兰（23780美元）高达8076、7930和6435，贫穷的孟加拉国（370美元）、尼泊尔（220美元）、埃塞俄比亚（100美元）仅有197、321和287。
对“资源经济”第一性的支持还包括为石油、水等进行的无休止的“资源战争”，以及人们在发生全球性灾难情况下也不会停止的对资源的觊觎和攫取——北极冰帽融化本是一场生态灾难，但却引发了周边国家对北极领土主权的诉求。
对“资源经济”的挑战来自“资本经济”的成功，如日本等资源贫乏，“从摇篮到墓碑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的存在。
我们对此的回应是：
其一，“资本经济”的成功并未改变资源对发展的第一性，不论是利用本国还是进口资源，任何发展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其二，资源基础提供着发展的机会，失去资源即失去发展；其三，从世界范围看，地球资源对发展的制约是终极的；其四，利用别人资源的发展是不道德的，特别是污染产业转移（空间利用）、砍别人的树护自己的林、让别人养活自己的国民（通过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等。
二、人口与环境
（一）环境倒“U”型曲线
环境倒“U”型曲线系对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变化趋势假设的借用，亦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格鲁斯曼在1990年前后提出。
环境倒“U”型曲线表示的是如下现象：
在转折点前，环境随经济增长而退化；通过转折点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
这一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GDP达5000美元或8000－10000美元时。
一些环境转变论则进一步认为，只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努力把企业污染“内部化”，便不仅可实现环境转变，还能把传统“突兀”的倒“U”型曲线改变为“平扁”的倒“U”型曲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以下理由，环境与经济的这种倒“U”型关系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经济过程是一个物质、能量耗散而与环境退化反向变化的“熵过程”；单位商品能耗、物耗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能耗、物耗和污染量的减少。
其一，经济过程是一个“废物的总量增加，环境质量降低”的“熵过程”：
在生产过程中，资源被转化为商品和废物，能源被转化为废热；在消费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自由能和废物，自由能又进一步转化为废热。
其二，环境退化源于人类活动对生态因子数量、构成的改变，人类规模愈大、活动强度愈高，环境退化便愈烈。
其三，技术进步引起的单位商品能耗、物耗，进而污染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污染量的减少，因为总污染量一单位商品污染×人均商品×人口总数。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大量单个资本、个人无法内部化的环境代价和无法或难以解决的“公地悲剧”。
无法内部化的大量环境代价包括森林减少、土壤流失、土地荒漠化、气候异常、物种灭绝等；被破坏而又无法私有化（假定私有化利于环保）的“公共资源”包括大气、河流、海洋、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栖息地等；而资本（资本青睐在别人院子吃草、撒尿，在自家院子产奶的“长颈奶牛”）则对环境保护采取漠视态度，如发达国家的污染通过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第三，转折点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这说明倒“U”型关系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的现象。
削弱但并未改变产值与污染正相关的技术进步虽然可带来单位产值物耗、能耗，进而污染的减少，但并不能改变总污染随总产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对环境转变论来说，总产值的增加，也恰恰肩负着人均GDP向“拐点”挺进以验证环境倒“U”型曲线存在的使命。
而人均收入增长向“拐点”挺进的过程，也正是物质、能量耗散大量增加，进而环境退化加剧的过程，远在人均收入达到转折点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便会由于环境不可逆转的退化而被窒息。
事实上，有限的地球资源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只允许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所谓的“转折点”，而且还是有条件的“假象”。
第四，统计相关、指标的局限性、差的数据质量和小的时空尺度使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和普适性。
其一，倒“U”型曲线研究所展现的，基本上是一种统计相关而非因果相关。
当研究者给出存在的关系时，统计相关是因果的；当研究者给出不存在的关系式时，统计相关的结果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即是这样的结果之一。
其二，指标的局限性。
环境退化范围甚广而需有一个内容丰富的指标群——污染、植被覆盖度下降、土壤流失、荒漠化、物种灭绝、全球变化等，而迄今的验证只涉及相对小的指标集，且多以污染为对象而使结果缺乏代表性。
其三，差的数据质量使结果只具有低的可信度。
其四，小的时空尺度进一步降低了结果的可信度，并使之与普适性无缘。
层级／尺度理论表明，小尺度的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小尺度的主导过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的主导过程。
除荒漠化、生物灭绝等之外，对倒“U”型曲线验证现有最大的挑战也许是人均收入超过转折点的国家C02排放量的加速增长：
1987年，美、法、加、意、日、荷兰、挪威、瑞典、新加坡等24个国家的人均GNP超过8000或10000美元；除俄罗斯、捷克收入减少，阿联酋、科威特增幅较低外，1996年其余20个国家增幅皆超过50％，其中10个国家达1倍以上，而人均CO2排放量则全部猛增，为1987年的3.77倍到6.50倍。
可见，转折点只是环境转变论的“臆想”。
（二）物质关系与“零和游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物质而非资本关系。
而物质既不能被创造和增值，也不能被消灭——1公斤黄金放到世界末日还是1公斤黄金，有的只是转移——如物质在上游的流失与在下游的堆积。
故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零和”，而不存在“双赢”——经济发展是把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人类（富人、穷人）所得（如越来越多的鸡B）必为自然所失（如越来越少的鹰和鸡A），富人所得必为穷人所失。
自然玩的是“零和游戏”，资本的增值、盈利只是人类自己玩的把戏——“双赢”只是一种自欺，经济增长并非对环境有益，进而能够解决环境问题。
人与自然的物质、“零和”而非“双赢”的关系，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成立。
污染转移，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城市向乡村、上游向下游、陆地向海洋，乃至随大气环流的全球性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与经济倒“U”型曲线形成和只在少数国家、相对小的指标集下出现的原因。
局部地区、一些小国可以不需要钢铁、水泥、热电、石油化工、印染、采矿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但对总体、对大国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可以通过进口替代高风险、加剧水土流失的农业和保护自己的森林，但总是要有生产粮食、出口木材的国家，“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局部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好的并存，是以广大地区、其他国家的污染加重为背景的。
对那些有确凿证据且你已亲眼看到的“双赢”结果，也不要相信，因为那必然是一种把废物和污染留给别人的结果，如服装业为主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环境良性循环，即是通过进口布料而把高污染的印染业排除在区域外形成的。
（三）“独立”和“首要因素”
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作为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人口数量压力表现为压迫生物的“阈密度效应”，即当人口密度超过某一限值，生物种群便会衰退或消失。
“阈空间”指生物生存、繁衍所需的空间下限（km2／个，群）；“阈密度”指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人／km2）。
“阈空间”与生物的体型、营养级正相关，即体型越大，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愈靠后，阈空间便愈大；同“阈密度”反相关，即阈空间愈大，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便愈小。
由此，从r－对策物种到k－对策物种，阈空间呈阶梯式陡增，阈密度呈阶梯式陡减。
猛禽，如毛脚鹜、游隼需12－28km2方能正常生存，人参种群的生存仅需几平方千米。
中国犀牛的阈空间为1.5×104km2（沼泽、丘陵林地），阈密度为2－3人；东北虎的阈空间为0.54×104km2，阈密度为26人；黑熊的阈空间为数百平方千米（1只约需10－20km2），阈密度为65人；红松的阈空间为300－500km2，阈密度为40人。
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密度的上升，生物特别是k－对策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当代生物灭绝速度数百倍、上千倍于地质年代（自然状态下为每1000年1个，而今每天便有3个物种灭绝），即是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的强大“阈密度效应”的必然。
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作用的独立性表明，（仅从生态角度看）即使不捕捉、不猎杀，单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便会对k－对策物种造成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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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压力作为环境退化的首要原因，主要展现为人口的“基本需求效应”。
按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对环境的各种冲击量（驱动力）均可归化为一定消费水平的人口，即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
“基本需求效应”的形成，在于数量与基本消费的不可分割（不存在没有基本消费的数量），基本消费与非基本消费相比而言的刚性（人可以不坐飞机，但绝不可以不吃饭），特别是基本消费品生产要素（土地、水、气候及其空间配置）的短缺，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自然系统的外部性——森林毁坏、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物种灭绝等。
而基本消费品生产的艰巨性，则促使人们增加投入（化肥、农药、机械动力），进而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搞钱容易搞粮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1950－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增长5.6倍（由近7万亿美元到46万亿美元），而谷物产量在大量投入下仅增1.9倍（由6.4亿吨到18.55亿吨）。
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在人口数量压力下——摆脱贫困
，追求温饱——毁林垦荒的必然恶果。
人口的“阈密度效应”和“基本需求效应”表明，减少人口数量对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作用。
三、数量与结构
（一）“人口红利”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被一些人进一步归结为年龄结构的变化：
在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到第二阶段，人口数量增长减缓带来社会负担减轻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人口增长趋于静止，人口结构趋于稳定，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
一些研究还得出以下结论：
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因素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贡献率为1／3至1／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对近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尽量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中国必须放开二胎生育，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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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追求“人口红利”所要付出的代价，除人口和就业压力外，还有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和增大，进而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趋于恶化：
森林严重退化，支持覆盖率的多为次生林和人工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104km2，占国土面积的40％；七大河流已成“悬河”，1／2的人口、1／3的耕地、7／10的产值处于江河洪水位之下；荒漠化土地为262.2×104km2，占国土的27.3％，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和其耕地、家园处于荒漠化的威胁之中；耕地以中、低产田为主（78％），且处于质量递减状态；江河断流时有发生，湖库干涸不断出现，农业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困难，1／2城市供水严重不足，地下水严重超采；江河严重污染，3／4河段已令鱼类无法生存，4／5人口饮水受到污染，1／4人口饮水水质不良；大气污染严重，几乎所有城市的TSP（总悬浮颗粒物）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SO2排放居高不下，半壁河山酸雨肆虐；洪涝、干旱、生物灾害、地质灾害规模扩大，近岸海域赤潮濒发；大型哺乳类、爬行类、鸟类濒临灭绝，鼠类兴盛为灾等。
合理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无疑是有利的，但与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及由此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相比，与之相关的“人口红利”只能算是“蝇头小利”。
环境的总体恶化不容置疑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通过拼资源、拼环境换来的，东亚的经济奇迹同样是以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的——与经济增长付出的环境代价和人口增长对环境退化的加剧相比，提高出生率以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则更是得不偿失。
考虑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所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东亚1／3至1／2的人口年龄结构贡献率便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对“人口红利”的追求，将形成增加人口的“人口红利陷阱”而使中国在人口数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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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量人口”
与“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相比，“常量人口”的“中性”观——一个数量、结构趋于稳定的人口不再作用于经济和环境——则纯属杜撰。
“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点，最早是美国于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环境会议上所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口增长是中性的”；其理论表达则见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接着，“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又由经济扩展到环境——人口，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当其数量趋于稳定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冲击量便会消失。
于是，一个“常量人口”不再对环境构成压力的幻觉便被制造了出来，以致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把中国人口规模稳定在16亿，便不会再加剧生态／环境的危机。
人口数量在稳定时不再影响经济发展和对环境构成压力，这不仅是极其令人费解的，而且也是与环境冲击量公式I=PAT（式中I为冲击量，P、A、T分别代表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技术对环境破坏程度的指数）。
和人口的“规模效应”相矛盾的。
人口数量不是“虚无”的，而是负荷着消费，进而负荷着相应的经济规模、资源耗费和污染排放的。
在消费一定的情况下，不同规模的“常量人口”所对应的经济规模，耗费的能源、矿产，排放的废物、废气，进而对环境的冲击量显然是十分悬殊的。
人口为0.31亿的加拿大，商业能源消耗、CO2排放只占全球的2.52％和1.80％；人口为2.73亿（现已达3亿）的美国，对应数字则为加拿大的9.09倍和12.96倍，占到全球的22.93％和23.36％；中国的商业能源使用量、CO2排放量为孟加拉国的45倍和146倍，除高出孟加拉国1.11倍的人均GDP外，根本原因便在于为孟加拉国10倍的人口。
对中华民族来说，2－3亿的“常量人口”不会危及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为16亿时，便存在着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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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常量人口”“中性”观的理解，这里只能做以下猜想：
其一是不变化不作用。
人口可分为“存量”、“增量”两部分，而“增量”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变为“存量”；当“增量”为零时，“存量”便为“常量”——这便是时下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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