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视角下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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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视角下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研究
社会工作视角下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研究
【作者简介】姚进忠，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 210093；集美大学政法学院，厦门361021；郭云云，集美大学政法学院，厦门361021；姚进忠（1984—），男，福建南安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集美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为了提升和完善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服务，研究围绕残疾人抗逆力生成问题，以厦门思明区福乐家园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结合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的抗逆力模型，分别从抗逆力的起点、过程（前抗逆力过程、后抗逆力过程）、结果对福乐家园残障学员抗击逆境的能力进行探讨，分析福乐家园采取的策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以福乐家园现实情况为基础，提出构建抗逆力网络支持资源、培养残疾人社会工作人才和接纳残疾人群体的多样性等若干具体措施，以促成残疾人抗逆力生成，提升该群体的福祉。
【关键词】社会工作；残疾人；抗逆力中图分类号：
C913.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3）05-0018-07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共有残疾人82万人，占总人口的6.34％，是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以及整个社会的残疾观偏差等问题，造成残疾人人格缺陷、自信心不足、生活孤单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同时对残疾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管理服务”。
所以如何构建一个全面的、积极的残疾人服务机制对实现创新社会管理、建设适度普惠的福利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本研究所立足的福乐家园是2009年厦门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是借助政府力量存在的一个家庭社会支持载体。
研究将以福乐家园为背景，以抗逆力理论为视角，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有效地介入到残疾人群体中，试图探索形成有效的残疾人服务机制，增进这个群体的福祉，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全体公民平等享受发展的成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
同时反思、提升社会工作抗逆力理论的本土价值，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理论内涵。
一、相关研究回顾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构建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逐渐结合我国国情，开展残疾人社会服务。
理论上而言，首先，最具代表的是正常化理论，承认残疾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进而给予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机会[1]。
其次，解释某些偏差行为何产生的标签理论，也是反对那些不正确地制造偏差行为的理论[2]。
再次，回归社会理论对于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基本观点，在于：
帮助残疾人置身于积极的社会关系中，走出封闭，回归社会。
社区照顾是让残疾人回归社会的典型模式[3]17。
在残疾人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和期望中，社会网络理论应运而生。
该理论能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法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改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相互沟通模式，加深互动的理解[3]18-19。
最后，近几年“增能理论”作为社会工作文献和实务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突出主题，逐渐被视为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开展实践工作的新模式[4]。
“增权”是通过处理问题中的特殊障碍，改变受到外在社会污名化的团体界定，使团体内的成员重新界定及认识该团体，以拾自信与自尊[5]。
通过对上述理论的梳理，笔者认为：
众多的理论视角仍存在较多问题视角的介入，同时，仍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介绍和讨论，理论体系纷杂，缺少系统性。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抛弃早期的供养及照顾理论，能在把服务对象看做是弱势群体的同时，重视到社会工作的一条基本价值观念：
人是有潜能的是可以改变的。
在实践的过程中，上述理论不断被解释增色，同时也衍生出很多的视角，渗透于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各个领域。
第一，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是围绕“康复”这一核心内容开展的，有学者提出，只有从赋权的理论视角出发，才能真正让残疾人实现康复。
第二，在就业教育方面，残疾人的升学很大程度体现了正常化理论思想，旨在倡导公平的求学权利，而针对我国残疾人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的现状，在借鉴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后，学者提出了符合国情的就业援助，并从完善残疾人社会平等权的角度，从社会权视野下对残疾人的教育及就业进行了研究[6]。
第三，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学者从罗尔斯正义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如何维护残疾人的公平地位，并借助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救助对残疾人合法权益和公平地位的特殊意义[7]。
此外，不少学者采用从以人为本视角、构建主义视角等角度对残疾人生活状况、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了探讨[8]。
综上所述，以往的残疾人社会工作理论虽然能逐渐意识到个体存在的无限潜力、爆发力及可被改变的可能，但仍立足于问题视角的背景之下。
所谓问题视角指强调将关注点聚焦在残疾人的问题和困难上，在对残疾人所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问题，然后再根据问题的属性制定一系列的帮助和改变残疾人的计划[9]。
笔者所提出的抗逆力，在一定程度上已舍弃了“有问题”的污名化标签。
它是个体面对危机处境时的能力表现，危机是抗逆力的前提条件。
个体身处逆境时，启动自身潜力，利用外界资源，通过内外因素的互动、调适，达成抗逆力的运作与成效。
抗逆力的本质是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10]68。
福乐家园作为笔者对抗逆力介入研究的切入点，对残疾人抗逆力的生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福乐家园通过政府资金拨款，为残疾人开展了生活照料、职业技能培训、教育文化培训等方面的抗逆力辅导。
从福乐家园的各项辅导工作看，它不仅仅关注残疾人个体的优势，更多地是注重残疾人内外资源的结合，让残疾人更能面对和克服自身缺陷及生活挑战，从逆境中复原，适应压力，发展社会的、学业的和职业的能力。
二、理论框架与方法选择
（一）抗逆力研究理论思维抗逆力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先驱者诺曼·加梅齐（NormanGarmezy）研究了这样的现象：
“为何许多孩子在同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一起生活后，仍不会患上精神疾病”，并得出结论：
抗逆力的某种特性在心理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所想象得更大[11]。
比较有影响的是Anthony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心理适应良好儿童的发现：
某些来自父母精神异常家庭的儿童，虽然长期处于严重的社会心理逆境中，却能发展出健康的情绪和高度的能力，这些儿童称为适应良好的儿童[12]。
其后许多研究开始探讨儿童与青少年暴露在危机环境中却仍有良好适应的问题，引发了抗压能力或保护因子的概念，心理学界后来将这些变量、保护因子和抗压力统称为“抗逆力”。
直到20世纪80年代，抗逆力的研究重点渐渐转到重视发展心理病理学、生命课程、探索正常与异常环境影响、青少年经验与成人功能的关系的研究上，才开始积极探索研究抗逆力。
抗逆力（Resilience），又称为心理弹性、复原力等，是当代国际社会工作领域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的热点问题。
它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挖掘案主的内在潜能，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13]130。
由于抗逆力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因而迄今学术界也未能对此概念达成一致，但从众多研究者的争论中发现其对抗逆力诠释的共通点：
首先，普遍认为抗逆力的表现途径可概括为“常规途径”和“非常规途径”。
常规途径简称“4C”，包括胜任力（Competent）、爱心（Caring）、贡献（Contributions）和乐群（Community），这种亲社会取向的行为表现出的是对社会的认同、顺从和一致，同时也会得到社会的接纳和支持。
而非常规途径简称“4D”，包括危险的（Dangerous）、违规的（Delinquent）、失常的（Deviant）和混乱的（Disordered）行为，主要是通过反对传统、挑战常规、对抗成人等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和对抗[14]。
其次，都认同抗逆力由3部分要素构成：
外部支持因素（Ihave）、内在优势因素（Iam）、效能因素（Ican）。
最后，学界一致认为：
保护因子（protectivefactors）——那些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以降低或改变由高危因素导致消极结果可能性的因素是抗逆力的本质内涵，并可作为抗逆力的操作定义。
一般认为：
有3类主要的保护因子，分别是个体特质、家庭资源以及社会支持系统[10]69。
针对抗逆力起点、作用过程、作用结果3点的研究，国外学者观点纷呈，成果丰富，为中国学者学习、借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时间为序，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Garmezy的行为目标模型、Hunter的抗逆力层次模型、Rutter的环境-个体策略模型、Kumpfer的环境-个体互动模型及Richardson的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15]9。
结合对福乐家园学员的抗逆力生成的研究，笔者选取Kumpfer的环境-个体互动模型进行分析讨论。
Kumpfer对抗逆力产生的起点、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完整的探讨，并对抗逆力运作机制作出详细分析。
他提出：
抗逆力产生的起点是压力源或挑战，该刺激使个体内部的平衡状态被打破。
学者将Kumpfer呈现的抗逆力过程分为2个阶段（以图1的2个阴影状椭圆为界），即前抗逆力过程——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后抗逆力过程——抗逆力的运作过程。
Kumpfer还认为：
每个人的抗逆力水平是不同的，不同的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及其他变量等都会导致个体适应状况和抗逆力水平的差别。
他强调，只确定抗逆力的保护因素是不够的，需要对个体及其环境进行分析，找到适合个体并能为个体所利用的资源，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达到较高的抗逆力水平。
抗逆力过程会导致3种可能的结果，而个体与环境、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的互动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没有完结，只有相对完结[15]13-15。
可见，Kumpfer提出了从抗逆力的启动到结果的运作模型，着重对运行过程作出详细阐述，这标示着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由对抗逆力运作的起点研究，即线性分析，向抗逆力运作的过程分析，即面状解构的转向。
就福乐家园而言，现阶段家园的服务核心由学员刚入园时的环境适应及园区作息制度学习，逐渐转移到学员离园前的就业及社会交往上。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家园课程也从单纯授课教导生活习惯，扩展到角色示范和学员亲自实践，日常工作以生活技能培训及手工制作为主，用制作软梳子、毛巾狗等与企业合作的手工项目来激发残疾人自身潜能，由此体现增能理念对其的作用。
福乐家园强调学员抗逆力过程的重构，注重外在环境与学员自身的互动过程，就这点来看与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模型是殊途同归的。
图1 环境-个体互动模型[16]
（二）研究方法设计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是从属于人文主义的自然范式，是一种对主体进行诠释、自然研究的方法，注重理解及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探索，重在探索被研究者的观念和想法，从被研究者自己的参考架构去理解他们的主观经验对他们的意义[17]。
本文研究是立足于抗逆力视角下对残障人士的介入研究，采取实地研究的方式，挖掘抗逆力在残障人士中的体现并研究其带来的影响。
研究所选择的对象为厦门思明区福乐家园残障学员。
厦门福乐家园创建于2009年12月1日，是一个以组织轻度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士从事简单劳动，并开展技能培训、康复训练、文体活动，帮助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公益性社会福利机构。
厦门已在全部6个区内启动了福乐家园计划，各区的福乐家园成立后，主要面向40岁以下的轻度智障人士和精神疾病患者，加入的成员不需要任何费用，生活困难者还将获得一定的交通和午餐补助。
厦门市思明区福乐家园现有学员24名，从业教师6名。
项目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生活随访、入户调查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
通过与家园工作人员、残障学员的交流及亲身参与机构活动，了解福乐家园的日常生活作息制度、运作模式以及残障学员与其家庭对福乐家园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以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模型为辅助，结合该模型动态分析的特点及个体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互动阐述，从模型的核心点——抗逆力重构，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与分析，探索福乐家园为残障人员抗逆力生成所做的努力，分析抗逆力介入手段下残障学员的改变和成长三、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的策略和应用空间福乐家园意为“福建省残疾人幸福和快乐的家园”，是专门为各类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养护、技能培训、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建设的宗旨是“帮助能动、促进就业、解放家庭、融入社会”。
福乐家园通过开展适合各类残疾人特殊需求和特点的服务项目及活动，建立覆盖所有残疾人的服务网络和活动平台，使广大残疾人及其家庭享受到更加温馨、便利、贴心的服务，更好地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成果。
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针对福乐家园残疾学员的抗逆力特质，围绕抗逆力的产生历程，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来帮助学员克服成长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福乐家园针对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的行动剖析抗逆力问题从19世纪50年代起受到北美学者的关注以来，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两个基本因子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环境—个体互动模型展示了抗逆力过程的形成与运作中两类因素缺一不可，风险因素的刺激与保护因素的应激形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相辅相成的生成关系。
在抗逆力模型的生态视角初露端倪后，Kumpfer进一步将个体与环境看作一个共生的生态圈，无论是个体还是环境，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成为抗逆力生成的起点。
此外，Kumpfer从外部环境的视角，以个体受到“侵入”的角度，认为抗逆力始于一个人平衡状态的受损，说到底就是个体生态状态的失衡。
要想进入新的生态平衡，启动抗逆力重构是必经的过程。
总体而言，Kumpfer的互动模式涉及4个域和2个相互作用过程，4个域是压力源也称为挑战、环境、个体特征和结果。
2个相互作用过程是连接这4个域的结点，包括环境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结果的选择。
从刺激源-环境背景-个体特质-行为结果之间存在着2个互动环节的论点看，个体与环境互动，个体对结果的选择，动态过程跃然纸上，清晰可见[15]17。
通过在园区的观察和家访过程，笔者发现，残疾学员之间的抗逆力生成存在较大的差异，很大程度来源于福乐家园针对不同学员所采取的不同措施。
因此，笔者以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模型为辅助，对福乐家园目前行动中的抗逆力要素进行分析。
首先，抗逆力起点强调压力事件的激活。
提升学员的抗逆力要先改变学员对自身困境的认知，从而改变原有的行为。
福乐家园学员的“智力残疾”这一生命突发事件刺激了其内部的状态，但在访问中笔者获悉，福乐家园的残障学员并不知道也不认为自己是智障的，更多的是相信自己还是个3～4岁的孩子。
学员自我认同感的缺失打破了个体自身的身心平衡状态。
福乐家园采取的行动是帮助学员意识到问题本身不在他们自身上，而是他们与外在环境互动的标签使得他们采取非正常途径应对事实，或者根本不敢面对事实。
文化、社区、学校、家庭、同龄人群体对学员应对压力或挑战具有重要影响。
以下案例，表明了福乐家园对学员在改变自身认知上的作为及影响力。
案例：
刘某，男，29岁，四级智力残疾者。
入园后案主常一个人独处，只有母亲在场时才会与老师、学员交流。
与案主的破冰源于某天案主母亲向老师诉说案主遭受到的嘲笑和责骂，随后与案主的谈话中，老师不断加以案主“你不是傻瓜”、“已经是大人”的意识，并让案主了解作为大人应学会的技能，教会案主制作手工，以获取报酬。
案主渐渐能与老师交流，能领悟“赚钱很辛苦”、“我是大人我要照顾妈妈”。
福乐家园以此提升案主对自我的认知及自我接纳的程度，给予学员能改变认知、行为的高期望，激发学员发挥个人潜质，增进抗逆力。
其次，从抗逆力过程看，前抗逆力过程强调个体-环境的互动。
当挑战来临时，环境因素与个体的抗逆力特质都会做出反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抗逆力通过二者的互动过程运作。
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中都包括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风险性因素使个体面临的压力或挑战变大，保护性因素则能缓冲它们造成的消极影响。
而抗逆力的后半阶段及后抗逆力过程，则关注个体抗逆力特质与最终结果的关系，在个体-环境互动的基础上产生并受之影响[15]14。
笔者发现，福乐家园不仅关注学员的内在抗逆力特质与“福乐家园”这一特定环境的互动，还将目光投向学员与社会环境的直接作用。
福乐家园与某加工厂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在园区内建立庇护工场，生产内容以制作大量软刷为主。
具备良好动手能力的学员在完成工厂的定额工作后，老师会指导其进行其他手工制作，如毛巾狗及串珠工艺等。
学员作品对外公开销售，所得金额全部归学员所有。
福乐家园大力扩展学员的就业机会，采取各项措施调动其就业积极性。
以下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
魏某，男，21岁，四级智力残疾者。
动手能力娴熟，对十字绣有极大兴趣，经过老师指导后很快上手，曾先后绣出4幅作品，参与过全市展览并挂在园区展示。
不仅如此，案主还表现出较强的就业欲望，福乐家园在多方联络下，安排案主至某超市从事收银员的实习工作，拓宽了案主与外界的联系。
在案主的整个抗逆力过程中，笔者看到了案主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其将高风险环境改造成更具保护性的环境。
生活在高风险环境中的案主主动地改善环境，进入除福乐家园之外的社会组织，主动应对并解决生活的困难。
而超市的工作人员，接替了家园老师的工作，通过他们积极的社会化和照顾，帮助案主积极地适应生活，如对收银员的角色示范、教导工作流程、情感上给予案主回应性的照顾等。
最后，Kumpfer认为：
抗逆力过程会导致3种可能的结果。
第一，抗逆力性重构，标志着个体达到一种更高的抗逆力水平。
第二，适应，指回到压力或挑战发生之前的状态，虽没有达到一种更高的抗逆力水平，但也能维持生活。
第三，适应不良性重构，指个体的抗逆力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状态[15]18。
在对抗逆力过程导致的多种结果探讨中，笔者发现，福乐家园大多学员处于抗逆力性重构，但仍有部分学员很难达到更高的抗逆力水平，更多地呈现适应或适应不良状态。
如何解决部分学员的抗逆力瓦解的问题，福乐家园在此所用的策略是以“重构”为核心，帮助学员重构抗逆力，开启重构过程的开端，现举例如下：
案例：
福乐家园通过开展各项课程，诸如以音乐课教授学员学习简易歌曲和手语操，以语文课教授学员认字和诗歌朗诵，以英语课教授学员简单的日常会话，如“Thankyou”、“Hello”、“Sorry”等，多样化课程丰富了学员的闲暇时间；平时在制作手工时，6名任教老师由原先的集中坐一桌改变为分散至各个学员中间，拉近与学员的距离，在做工过程中与学员闲谈，及时回应学员的情绪，了解学员的现状。
这些理念和策略强调学员通过应对压力与挑战，发展自身抗逆力，帮助学员延续其内在抗逆力特质。
在社工介入的过程中，除了个体本身和家庭、老师的互动外，福乐家园的背景代表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残障学员的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例如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了学员日常生活开销及机构设施的改进完善，为学员配备专业辅导老师、开展庇护工场以便学员获取薪酬，定时慰问学员家庭等。
这些为残障学员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使得残障学员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充实，进一步提升了学员的抗逆力。
（二）福乐家园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的应用空间1.福乐家园自身反思福乐家园的老师认为，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对于每一个急需帮助的学员，老师应充分相信他们有成长的空间和转变的可能，也有强过正常人的独特之处。
要引导学员与外界进行交流，其过程确实很艰难，社会工作服务并不是根据行动计划介入就可以取得满意的成效，在辅导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阻碍，学员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阻抗心理，学员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复发，同时在耗费了人力物力后学员的改变不甚明显。
许多学员的父母也因此伤心流泪；对于学员的排斥感和不配合，老师家长也几欲放弃，但看到学员的不断进步和转变，父母又感动得流下热泪，老师也获得了很大的安慰。
针对这类人群，社工要花费更多的耐心和投入，要把他们当成刚学步的婴孩，一切从头教起，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能时刻成为社工付出的动力，相信个人实现自我成长的可能性，正因为这个理念的支撑促使老师在专业服务中不放弃，始终以学员为中心，为其挖掘助其成长的资源。
2.福乐家园学员抗逆力生成的应用空间笔者在园区的实地研究和之后的家访中，发现福乐家园的抗逆力策略仍具有缺陷，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抗逆力起点，即压力源存在差异性，同等级的智力残疾，不同的个体表现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不同。
福乐家园由于受服务对象和专业老师的限制，很难针对不同情况的所有学员进行个案辅导，更难开展小组工作或团体工作，只能以小见大，以最具典型性的学员作为代表，来大致掌握学员挑战逆境的能力。
二是抗逆力生成在与环境相映衬的成长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对福乐家园的适应力，而非对社会外界环境的适应力。
福乐家园注重学员个体与家园环境的互动，魏某外出就业的个案毕竟是特例。
此外，在后期入户时，较多家长会问笔者“孩子在园区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可见，较大部分学员与家庭的互动薄弱，家园由于时间限制也少有对学员进行家访。
三是抗逆力实践在社会机构和个人等多方面支持下，补偿性的福利包办致使学员们产生福利依赖心理，不愿意也没有机会走入社会，又缺乏应对不同环境的对接训练，进入社会后由于生存环境的差距，表现出不良适应。
学员与家长也对今后离开福乐家园“何去何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无措感。
四、社会工作视角下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的干预策略残疾人的抗逆力作为个体经历压力源或挑战后成功应对并解决困难的一种特质、过程及结果，在本质上是来自个体内外的各保护性因素和风险因素的平衡，并通过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综合机制而发挥作用。
因此，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和模式出发提升残疾人的抗逆力，是切实可行意义重大的。
笔者认为，培育残疾人抗逆力的社会工作策略包括以下方面。
（一）构建抗逆力网络支持资源，提高改善残疾人社会交往能力抗逆力网络资源是残疾人社会交往能力的有力支持，构建残疾人抗逆力网络资源主要是要建立社会、学校、社区以及家庭的四方机制。
整个网络构建中最核心的是社会层面，一方面，国家要不断完善残障人的各项相关法律政策，切实保障残障人士的权益，通过社会层面塑造尊重残疾人的氛围，提高残障人士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面向社会普及残疾人基础知识，鼓励社会群体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体活动，采取扶助、救济、供养等方式，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共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的接纳、宽容、支持有助于残疾人抗逆力的提高，加快残疾人顺利融入社会，恢复人际交往能力。
社会层面是整个网络支持资源构建的宏观层面，政府向福乐家园学员提供各项民生福利的同时，还应深入到学员的家庭中，跟进学员家庭的所需所求和生活现状。
家庭作为构建网络支持的微观层面，在残疾人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福乐家园同样欠缺与家庭的互动，故笔者认为：
机构应加强与学员家庭的联系和沟通，定期开展家访及家园联络工作，为学员进入社会提供内外接应的良好途径。
（二）培养残疾人社会工作人才，为残疾人事业提供专业基础在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残疾人社会工作者，对残疾人进行培训与指导，帮助残疾人恢复社会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协助残疾人进行劳动就业。
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专业社工师，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熟练掌握抗逆力生成的运作机制，开展以抗逆理念为基础的辅导课程，更好地提高残疾人的抗逆力。
笔者认为：
应对家园教师进行职业培训，提供深造机会，以弥补福乐家园在专业性上的空白。
（三）接纳残疾人群体的多样性，实现抗逆力文化本土化抗逆力概念起源于西方，我国在借鉴西方的经验并结合本国社会实际情况下，开展了诸多残疾人抗逆力辅导工作。
香港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如“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等可以被视为“抗逆文化观”，对残疾人抗逆力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价值层面涉及的信念、信仰及正面的传统文化是残疾人重要的保护因素，都可视为抗逆力文化观的培育重点，对残疾人应对成长中的挑战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对于残疾人抗逆力的激发除了借鉴他者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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