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的楷模福泽渝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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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的楷模福泽渝吉
【陆苏拉德】爱国者的楷模：
福泽渝吉
福泽渝吉（Fukuzawayukichi）是19世纪的日本人，出身于中津藩下级武士家庭，生当明治维新时期，被称作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在晚年出版了《福泽渝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坦陈一生经历和思想，对日本人的触动很大，也让我们明白许多道理。
切莫因为他是日本人并促使日本强大而对他的杰出视而不见，善于学习的人不同凡俗之处是善于向强者而不是向弱者学习，日本人在学习上比中国人胜出一筹就在于此，这篇文章的素材主要取自他这部书。
1，自己作主的求学路
首先是教育。
一般人都希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要从教育开始，在这方面，大多数人都听命于父母，自己没有选择权。
这是孔孟之道得以在一代代国人中传承的第一个原因，其他国家各自的文化也主要是以这种方式传承的，在《想象科学》中我把它归入印随教育。
孔孟之道在日本也是主流文化传统，但他们有较多的选择权，连男童都有。
福泽渝吉在一开始就将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一个选择是不读书。
我特别讨厌读书，所以竟闲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
既不练习写字，又不读书，根本不做任何事情。
但到十四、五岁上，大概觉得周围认识的孩子都在读书，唯我不读，这样太不体面，很难为情，从此自己也就真正想读书了，这才开始入村塾学习。
（p6）
那时日本人普遍学的是中国的经史，“脱亚入欧”转向西方是福泽渝吉倡导并从他开始的。
他之前虽有洋学，但一直都被视为另类，受歧视。
福泽渝吉始学虽晚却算是勤奋好学。
“我在白石先生处学了四、五年的汉文书籍，理解书意不费任何苦心，进步之快出人意外。
”他列出自己学过的课程包括：
《诗经》、《书经》、《蒙求》、《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
“以后我又自学历史，包括《史记》在内，读过前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等。
特别是我对《左传》很感兴趣。
《左传》共十五卷，一般学生只读其中三、四卷就放下了，而我是整部通读，一共反复读了十一遍。
认为精彩之处还记在心里，这样我便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
”（p7－8）他后来师从绪方先生攻读兰学，即荷兰语和零星的荷文炮术、建筑、电学等。
再后来转学英学，即英语和欧美文化，却没有老师，全靠自学。
这一切学习安排，并非父母作出，而主要由自己。
他的父亲是个汉学家，对西洋学术反感。
福泽渝吉的哥哥和姐姐开始时曾到大阪学习，
本来那里应该教些日文字母，但因是在大阪，所以教的却是二二得四、二三得六的“九九歌”。
这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父亲知道以后，马上就把哥哥姐姐们叫了回来。
他当时曾这样说：
“尽教这些无聊的东西！
叫小孩子学算帐，实在荒唐！
我不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去。
真不知道他们要教什么？
！
快把孩子叫回来！
”这是后来我听母亲讲的，由此可知父亲是个非常严峻的人物。
从他的遗著来看，父亲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儒。
……他的遗风自然就在我家保存下来。
（p3－4）
福泽渝吉虚岁3岁时，父亲就去世，他也就变得不受约束，自己的事自己作主。
日本是男权社会，夫唱妇随，丈夫不在就听从儿子，起码不敢约束儿子，尤其是已经懂事的儿子，福泽渝吉不爱读书和后来读什么书，都任由他自己选择。
兰学在日本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但因为日本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派不上用场，前景有限，选学的人不多，还受主流文化（汉学）歧视和打压。
福泽渝吉读兰学就困难重重，要冒用学“炮术”之名，还要边打工边学习。
期间因病归家，为医治自己的病和母亲的病，欠下巨债，通过变卖家产━━主要是他父亲留下的1500多册的汉学书籍，其中不少是珍本━━才还清债务，并获得回学塾路费。
而前途呢？
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看，却很不乐观。
绪方的学生即使是学过几年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学者，也不会立即碰上实际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与衣食无缘。
由于无缘，也就想不起去求缘。
……他们既没有考虑到自己本身的前途，也不打算去追求名声。
不但不求名，那时一说是兰学学生，只有遭受社会的责骂。
……只认为越艰难越有趣味，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种苦中有乐，苦即是乐的境地。
（p77）
在25岁时，福泽渝吉去了一趟比较开放的城市横滨，发现英文是更为流行的语言，前途无量，就改学英学。
但找不到老师和日英辞典，依靠一部《荷英对照字典》自修英语。
（p83－88）
2，独立特行闯世界
除了求学，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福泽渝吉也是自己作主。
例如1858年（24岁）自行设立的兰学塾和次年作为舰长随员参加德川政府第一次派出军舰访美的活动。
办学塾是自作主张办起来的。
出访活动与他本无关系，他与舰长从未谋面，只是自己觉得机会难得，也就利用一些疏远的关系自荐随行。
这次活动让他大开眼界也大为增长见识，增强对西方的认识，并购买了《韦伯斯特大辞典》，被认为是第一次把英语辞典带进日本。
回国后受到幕府聘用为翻译文书，并由此获得参与1861年幕府公派长达一年的访欧外交活动。
1867年他又通过自荐方式随幕府官员再次访美，这次的最大收获是购买了一大堆英文书籍，第一次将法律、经济之类的书籍引进日本。
然而，幕府在本质上是守旧的，与福泽渝吉的追求背道而驰。
通过给幕府做事，福泽渝吉对幕府的认识加深，对官员的蛮横和腐败行为多有所闻，逆反心理随之增强。
我虽然给幕府做事，但并没想过在任何事情上都必须帮助幕府。
按我的主见来说，首先我讨厌锁国，更讨厌那守旧的门阀制度。
不管什么，凡是违背我的主张的，我都认为是敌人。
（p142）
就在那次赴美航海途中，他就借着酒劲与人大谈幕府腐败现象，口出狂言要打倒幕府。
到美后又多次与上司顶撞并在餐桌上公开谴责幕府。
为此，他在回国后受到“谨慎”处分，相当于停职检查。
这样的言行若在中国从古到今都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吃公家饭给公家办事的人。
在日本本来也是要掉脑袋的，只是那时在内外革新力量的冲击下，社会混乱，幕府统治摇摇欲坠，自身难保，日本社会的集中制历来也不那么严格，福泽渝吉的灾难也就在混乱之中不了了之。
这时明治维新运动已经开始，新旧势力（三种：
幕府、王政、维新派，后两者结成一派）猛烈冲突，日本全国大乱，福泽渝吉的公职实际上从那时起就算终结。
因他哪一方都不相信，根本就没有在大动荡中趁机捞取政治资本的想法，就退缩回自己办的学塾中。
期间双方都曾多次向他伸手，被他一一拒绝。
受不到哪一方的支持和保护（暗中的支持和保护是存在的，主要来自新政府），生命安全也就没有保障，让他和家人多年间陷于担惊受怕、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他书中就有“一夜危险”、“担心暗杀”、“准备从地板底下逃走”等章节，可幸的是学塾在混乱中仍然持续发展。
最后，幕府统治被推翻，维新派上台，推行新政，政局渐趋稳定，福泽渝吉的危机才算过去。
3，我行我素创事业
福泽渝吉的事业就两项：
办教育和写作。
头一项在他青年时代就开始，持续终生，从小规模的兰学学塾发展到中等的英学庆应义塾再到高级的庆应义塾大学。
尽管新政府成立多年他一直拒绝与政府合作，但办学上种种困难，如购置土地和房产以扩大办学规模，以及办杂志之类，仍需通过政府，而政府则处处给他开绿灯，他因此逐渐改变对新政府的态度。
在写作方面，福泽渝吉在第三次出国访问之后曾出版过三四部介绍西方文化的书。
在出版《西洋事情》后，他想的是，“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
即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象人们会把其中所讲的内容试用在日本的实际上。
”（p277）他本认为办好学校又出了这么几部书，“大愿已遂”，人生任务就算完满完成。
新政府大刀阔斧对外开放的做法让他很快改变态度，接着上面的话，他写道：
但这种著作流传于世不仅对实际有用，而且屡见不鲜的是新政府的勇气也不是《西洋事情》所能衡量的，它一步步前进，果断行事，相反地在各方面都使作者为之吃惊，因此我也不能安心于以前那种大愿已遂的状态，觉得这很令人愉快，于是我就乘此形势更加大力鼓吹西洋文明，想从根底上扭转全国人心，以便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于是我就有了第二个愿望……那就是《西洋事情》以后的一些著作和翻译。
（同上）
其后出版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文明论之概略》和《劝学篇》两部。
前一部书绪言的第一句话就是：
“所谓文明论是关于人的精神发展的议论。
其宗旨并非要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把天下众人的精神发展合为一体，论述其一体的发达。
”显示了极高的精神境界，是他这部书势不可挡的原因。
即便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便不是日本人，因为至今大多数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身体，肉体享受，而不是精神。
他指出，东方崛起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道路，另一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只有选择后一条路。
他以中国为例，“古来在中国实有礼仪君子其事业可称赞者不少，而今虽然不乏人物，看全国的样子，杀人越货者甚多，刑法极为严苛，而犯罪的人数总是不减。
其人情风俗的卑屈贱劣，真可以说表现了亚洲国家的骨法。
”“骨法”一词也有中译为“原形”，本质之意。
福泽渝吉认为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要让日本强大起来首要的任务是从日本清除掉“亚洲国家的骨法”，这就需要将提升国民精神境界摆放在第一位。
“追求欧洲文明，要先难后易，首先改革人心，接下来波及政令，最终达到有形的物质。
”这与后来亚洲其他国家实际发展的顺序相反，譬如清朝改革派的“中体西用”，就是要保留自己的“骨法”，吸收西方的皮毛：
坚船利炮。
4、在独木桥上走到了尽头
尽管思想转变，有心要为国为民尽力，福泽渝吉在实践上仍然旧制不改，继续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在造福社会上，他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到政府当官（新政府曾多次派人动员他），而是要成为“独立的榜样”，死时宗教界按照他的“骨法”赐封他“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法号。
再说维新政府的基础方定，日本国内的士族不消说了，就连一般农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识一点字的就想做官，既便不能做官，也总想靠拢政府以图发财，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
全国人民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我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奴隶性，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
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我暂不去考虑，我想到的只是自己要做那样一个榜样。
我已下定决心，对于人间一切事情都无须介意，只有坚持独立自主。
因此，既不想依靠政府，也不想依赖官吏。
穷的话就不花钱；有了钱自己就可以随便使用。
与人相交尽量待之以诚。
……不论怎样我也不能投奔政府去做官。
这种作风作为社会的榜样来说究竟是好是坏，我不管它。
（p259－260）
我并不企图占据政府的地位而滥用权力以医治天下，我只希望能用什么办法使一般国民走进文明开化的大门，以便把我们这个日本国缔造成一个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那才是我的本题。
（p267）
福泽渝吉确实是说到做到，一生从没有做官（曾任学术团体的领导）。
他后半生“想要做的大概有如下三点：
即逐步把全国男女的品质导致高尚的境地，使之不愧于真正文明之名；其次，不论佛法也可，耶稣教也好，都可提倡，以缓和多数民心；再有，即大量投资，促进研究一切有形无形的高深学理。
”（p278）
途径就是教学和写作。
因为是独立进行，无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他对自己事业的期望并不高，甚至设想失败。
他办学塾“既尽力又关心。
但是谈起我的内心真实情况，我的这种尽力和关心只是尘世间逢场作戏罢了，只是一种假相。
”（p270）又如办《时事新报》，“从最初办报时起，我并没有发誓一定要把它永远办下去，当时我心里就打好主意，说不定几时就会垮台，一旦倒闭我也决不后悔。
”（同上）写作是他最费心的事业，“我把著译工作视为立身成家的唯一基础”（p205）,抱着同样的态度，声称自己的书能够畅销当然好，但“即便全卖不掉也决不后悔，所以我向来没有请人写过不实用的多余的文字。
”（同上）“说起著书翻译来，那真是出于我个人的意志，既不是受别人的指使，也没有与别人商量，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执笔。
至于我的草稿，不用说当时的汉学家，就连朋友━━洋学者也没请他们阅过。
何况序文、题字等等更没有求过别人，这也太不懂风趣了。
”（p181－182）
福泽渝吉不仅不依赖政府，也不依赖群众，说话、做事、写文章从不迎合群众，因而不容易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欢迎。
开放和文明就是当时大多数日本人极力反对的，他在开始时受到批评和打压也就是必然的，而且主要来自民间而不是政府。
当他于1876年出版《劝学篇》之时，
书中立言往往新奇，这当然不合时人的口味。
上流社会中有许多评论，批评我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尤其是从明治六、七年起，批评、攻击越发厉害，甚至东京的一些报纸都异口同声地加以笔伐，天天不堪其烦……到明治七年末，这种攻击和谩骂已达极点，远近地方送来不少恫吓信，也有一些友人的忠告等等。
当时身边几乎已不保安全，因此我想这就不能再置若罔闻了。
（p295－296）
因为大方向正确，随着维新政权的稳固，福泽渝吉的主张也就逐渐得到认同，谩骂和攻击浪潮逐渐平息，代之以求知的狂热，他的遭遇也就悄然改变，声誉日隆。
他这部书最后发行量达到340万册，风靡了当时3500万人口的日本国，他的其他著作也是如此，对日本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独立是获得自由的第一步
这是福泽渝吉经历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许多成功人士都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外部力量，父母、师长、朋友、集体、公众、团体、政府等等，实际上也一直依赖外部力量，所谓“怀才不遇”就是自认有才者在缺乏外力扶持时发出的感叹。
福泽渝吉却主要靠自己，在外部力量向自己伸手时都加以婉拒，尤其有意避开政府的扶持，这是极其智慧的做法。
苏格拉底曾告诫“斗士们要远离政治”，也就是避开权力斗争，远离统治机构和统治者。
政治局势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杀机重重，卷进其中，少有好下场。
即使没有生命危险，也有学术风险。
学者若受权力保护，就得为权力说话，正所谓“无功不受禄”，而掌权者并不总是掌握真理者，为权力说话不时就得为歪理说话。
当权力变易之时，学者的立场就得跟着改变。
即使掌权者地位稳固，他们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政策也会与时俱进，时时更新，学者就得跟着变脸和变调，绝无独立人格可言。
学者如果要像福泽渝吉那样想充当“政治的诊断医，而不是开业医”（p260），就需要独立人格。
“日本社会上的人，百分之百都希望自己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的，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福泽渝吉一人不肯做官，真是不可理解。
”（p254）他这种态度还引来众多怀疑和非议，如认为他是“佐幕派”，为旧政权“守节”，喜欢将军政治，讨厌王政等，让他感到“全国各处，找不到一个可以共语的人。
因此我只好做一些合乎自己身分的工作，专心致力于开港和吸取西洋文明的事情。
”（p255）
福泽渝吉有机会做官却坚持不做，其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是历史教训。
政治斗争是血腥的、残酷的，追求目标多是低俗的，是他从学史中得到的收获。
二是阶级出身。
较低的出身和受歧视的经历令他痛恨门阀制度，形成既不愿意受人支配，又不愿意支配人的性格。
三是珍爱独立自由。
“我不会再屈于他人之下卑躬从事”，也不想成为“政界大人物”。
后一想法出于这种考虑：
“我很讨厌把自己置于拘泥虚礼的约束中而变得非常渺小。
同样，我也讨厌讲究虚荣、耀武扬威侧脸看人。
”（p162）
追求独立自由不仅是个人喜好，而且还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在致松山栋庵的信中他就说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一身之独立而有一家之独立，有一家之独立，才能使一国独立、天下独立。
而能致一身之独立者，无他，唯先开其智识耳。
”前面提到，他就有意在这方面带个头。
维新政府后来的政策与他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陆续接纳了他的思想，让他感到喜出望外。
而即使在这时，他仍然坚持独立。
独立是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
今天，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多数人都声称自己是自由人，要求他人和社会尊重自己的自由，却在实践上处处依赖外力，依赖他者，缺乏独立性。
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投靠权力，依赖权力，力争当官。
以为有权就有了一切，也就有了自由，而没有看到权力让人丧失独立自由的一面。
然而，人是社会动物，不能脱离社会，也就和自由一样，没有绝对的独立，只有相对的独立。
相对的独立也有多种形式，一种是离世独立，即庄子所赞颂的超人（神人、至人、真人等），庄子自己就是那种人，辞官后就再也不当官，即使有高规格聘请。
这些离世独立之人都奉行无为主义，隐退山林荒野之中，无恶行也无善行，完全不作为，甚至不言不语，对社会无害，也无益处，大多数是虚幻的人物。
另一种独立是在世独立，他们又分无为和有为两种。
前一种是独善其身者，他们尽量隐姓埋名，避免各种社会活动，绝不与人竞争，即使有所创造，也不公开，以免招引社会联系和争论。
有为的独立者则致力于创造，只是不依赖外力，独立进行，福泽渝吉就是典型。
“在这种求官谋爵之风盛行，人人热衷于奔走钻营的社会里，唯独我讨厌这样做，乍看起来不能不令人怀疑。
如果无心为官，那么也可以隐居到乡间去，可是偏偏呆在城市里，而且交际甚广，嘴也健谈，笔也善写，有时乱说一阵，有时乱写一阵，因此容易为世人所知，随之招人怀疑也是很自然的。
”（p265）
这种独立是最值得称道的，是学人服务社会，给社会作贡献的最好形式，庄子就是古代学人的榜样。
虽则他称颂的超人们是没有作为的，但他自己却大有作为，起码写下了10万言文章，让后人受益。
从福泽渝吉的描述可知，日本人大多数也是官迷、财迷，比中国人高不到哪里去，孔儒为学的目标就是为政、致仕。
他们还显现集体主义，似乎也是中国传统。
国学家解读《周易》的一个词是“和谐”，认为和谐社会的观念在5000年前就由古人创立了。
和谐就是无争，相互关爱，相互依赖，敬老爱幼，官民一家，时刻不脱离群体，时刻为群体着想，努力为群体作贡献。
日本人显然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他们后来的变化，获得独立观念和个性，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是宗教引导。
维新派高明之处是与神道教结盟，重振天皇的权威，以天皇的名义推进变革。
二是福泽渝吉这类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
这两大因素都是中国所缺乏的，中国社会的和谐也就至今停留在《周易》阶段。
6、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生
在极端的否定派那里，中华传统文化一无是处，是一种祸害，祸国殃民，并流毒东亚，日本的崛起却令我们看到它刚性的一面，光辉的一面。
福泽渝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中说，
我们日本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
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
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
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
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
从福泽渝吉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日本的传统文化很贫乏，也许就只是粗陋的神道教和一些原始的习俗，如和歌、《古事记》、《实语教》等，不成体系。
支撑近代日本文化的主体一是汉学，另一是佛学，后者实际上也来自中国，是被汉化了的佛教。
日本人1000多年来受的就是汉学教育，其核心是儒学，日本武士“忠君爱国”的精神即体现儒家道统，近代和当代的风云人物就是汉文化熏陶出来的产儿，包括福泽渝吉。
他虽则后来是汉文化在日本的终结者（没有实现）和“脱亚入欧论”的倡导者，但他首先是汉文化的受益者，否则无法担此重任。
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众多争议，包括当代日本人，但我的论证是坚不可摧的。
福泽渝吉自身经历就很有说服力。
他虽则始学很晚，学习汉学的时间仅四五年，但学得用功，深刻而且灵活，对他的影响是终生性的，他的思想和性格就明显是这段时期造就的。
有两点尤其显著，一是独立性，另一是不做官。
这两点其实是一点，都是从庄子和中国史学的学习中得到的。
书中他明确承认“喜怒不形于色”就是阅读汉文书籍的一个重大收获，影响一生。
“以后遂始终不忘，恪遵这一教诲。
于是，不论谁说什么，即使夸赞的话，自己只是在表面上适当地接受，而内心决不为之沾沾自喜。
即便受到任何轻视时，也决不恼怒。
”（p17）“被人夸奖时也不高兴，被人说坏话时也不畏惧，一切都不在乎。
”（p240）━━其实就是《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境界：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
全世界都来夸赞，我也不会飘飘然，全世界都来抨击，我也不会沮丧。
人要独立，就要有这种精神，走自己的路，不为他人他物所左右，这也是民族和国家自立必不可少的品质。
这种品质，在日本武士中并不多见，他们往往是一碰就跳，动不动就刀剑相向的人━━表面看来很勇武，却是禀性低下的表现。
维新运动之后，废除武士制度，大多数昔日的武士就转向权力与财富，反映了他们真实的禀性。
一般人会怀疑福泽渝吉的独立性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
因为这种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教化缺乏自由独立的精神，具有明显的柔性、奴性和依赖性。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依赖，不是自由”，“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
”
这里有个道理，就是成事在人而不在天，也不在书。
在学习上，是否有收获和收获的大小，主要由学者的精神境界决定，而不是由导师和书本决定。
善于学习的人，他能够从各种学习甚至负面材料的学习中获益；而不善于学习的人，即使天天诵读圣贤书也可能毫无长进。
这里所称的善于学习和不善于学习首先由学者的精神境界决定，而不由经验决定。
黑格尔说：
“我们总是首先通过经验去认识真理，但经验也只是一种形式。
一说到经验，一切取决于用什么样的精神（Sinn）去把握现实。
一个伟大的精神创造出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小逻辑》§24）
从儒学本身看，它包含自由、独立的精神，如《儒行》，但不像黑格尔那样直白出来。
加上统治者有意压制，要认识它就需要慧眼独具，福泽渝吉显然属于这类人物，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光辉的一面，发展起自己的自由独立意识。
福泽渝吉主张“脱亚入欧”，却不主张全盘西化，他始终立足于民族文化之上，为自己民族的文化而自豪。
他将精神摆放在民族振兴的第一位，这种精神包含西方的理性精神，但主要还是人文精神，其内核是儒道加武士道。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令世界侧目，追根溯源，可以认为是儒道的发挥。
中国文化三大家并非通常说的儒释道，而是儒史道，在实质上又是一家，“九流皆儒”。
儒史道中本有文武之道，或称柔刚二性。
在中国，统治阶级为稳固其统治地位，有意地突出其柔性，掩盖其刚性，长期致力于以柔克刚，摧刚为柔，让民众没有了脾气，一味忍让与顺从，导致中国历史上民穷国弱，内乱外侮不断。
在日本，出于政治、经济多种原因，儒道中的柔性被抛弃，刚性得到发扬光大，促成神道教和武士道的兴盛，20世纪军国主义是其高峰，而在文道，则产生福泽渝吉这类独立思想家。
两个民族就此分道扬镳，竟至双方都淡忘了儒道源头——（福泽渝吉之后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武士，中国老百姓则认为自己天生是蚁民、草民，到跟日本人学习后，才开始挺起自己的脊梁，典型的是孙中山和鲁迅，却至今少有人认识到捡拾回来的正是自己的脊骨，儒道中的武道。
福泽渝吉的思想和性格肯定不是西方意识的影响。
那个时代的日本连部英文辞典都找不到，更别说欧美文明和更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
他虽则求学阶段大部分时间耗在兰学和英学上，加上后来几次出国访问，在坚定独立自由和开国信念上有相当的作用，但基础仍然是汉学。
因为当时在他前后和与他同时学习洋学问和获得出国访问机会人就不少，有他这种思想收获的人却不多，这就可以追究到汉学功底的差异上。
另外，兰学和英学的主要内容是科学和技术，西方文化在总体上也是偏重物质和理性的，最费时间的是学外语，对思想品质的触动很有限。
明治元年（1868年）才有人在书店淘到一部美国来的《MoralScience》（道德学），那时福泽渝吉的思想已经成熟。
要作个比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汉学是火药，西学则是导火线。
不容忽视的另一些因素是家风和藩俗，自幼就对他发生影响。
但也要看到，他的父亲就是位“诚心诚意不愧屋漏”的儒者，整个社会一直通行的也是汉学，福泽渝吉自己也不失正统的儒者风范。
至于宗教，他自小就是个叛逆者，曾经故意乱踩神符；恶作剧将一块普通石头置换了神祠中的石头，并偷看人们对它顶礼膜拜的可笑情景；又一次故意为难一位声称会请狐仙显灵的女子，等等，说明宗教对他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实为反宗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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