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视野下的曾国藩修身思想及实践之探析毕业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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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视野下的曾国藩修身思想及实践之探析毕业设计
FoshanUniversity
本科生毕业论文
儒学视野下的曾国藩修身思想及实践之探析
学院：
文学院
专业：
汉语言文学师范
学生姓名：
丁伟昌
指导教师：
马蔚彤讲师
二〇一五年五月
摘要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成功实践者。
他以宗教徒般虔诚的殉道精神去践行传统儒家修身理论，并由此养成了坚忍的性格。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生活感悟体验相结合形成了性命并提的天人观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并用来指导修身实践，最终成就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大业。
本论文从曾国藩的修身思想及其实践入手，试图通过探讨曾国藩修身思想及其实践与儒家传统修身思想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曾国藩修身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
曾国藩；儒学；修身；内圣外王；践行
TheanalysisoftheConfucianism fromtheperspectiveof ZhengGuofan thoughts
Ding-Weichang
Abstract
ZhengGuofanisamasterof China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sasuccessful practitionersofConfucian idealpersonality "outside". Hetakes thedevout religious spiritofamartyr tothepracticeof thetraditionalConfucian theoryofself-cultivation, theultimatesuccessof the"three stratum Liyan immortal" big industry.
Keywords:
ZengGuoFan;Confucianism;Training;SaintandEmperor;Practicing
目录
1、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儒学渊源……………………………………………………………1
（一）秦汉儒学对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影响…………………………………………………1
（二）程朱理学对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影响…………………………………………………2
二、曾国藩的修身理论………………………………………………………………………3
（一）性命并提的天人观……………………………………………………………………3
1.性命并提……………………………………………………………………………3
2.天人合一……………………………………………………………………………4
（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4
1.以理养气……………………………………………………………………………4
2.理礼相通，以礼节欲………………………………………………………………4
3.格物穷理……………………………………………………………………………5
三、曾国藩的修身实践………………………………………………………………………5
（一）立志……………………………………………………………………………………6
（二）主静……………………………………………………………………………………7
（三）自省……………………………………………………………………………………7
四、结语………………………………………………………………………………………8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曾国藩出身农耕世家，天资亦不甚聪颖，却能以一介文弱汉人书生的身份在满清王朝出将入相，平定太平天国，开展洋务运动，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力挽清廷于即倒，权力达到顶峰之时选择激流勇退，避免了功高盖主，兔死狗烹的悲剧。
逝世之后更被世人尊为道德典范，人生楷模。
门人李鸿章誉之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毛泽东和蒋中正亦曾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青年毛泽东称赞曾国藩说：
“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中正更是对曾国藩推崇备至，他认为曾国藩“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乃国人精神之典范”[]蒋中正将曾国藩视为人生偶像，终生研读《曾文正公全集》，在蒋中正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甚至将《曾胡治兵语录》当成军事教材来推广。
不可否认，曾国藩的确是中国近代儒学史上的一个奇迹，难怪有人将他视为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圣人。
曾国藩能够获得如此瞩目的成就并为后人所推崇膜拜与其建立在儒家道德体系下的修身立德思想及由此养成的坚忍性格有着密切的关联。
本文试图通过探析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曾国藩诗文》、《曾国藩书信》等著作中传递的修身思想及修身实践，来指导我们当代人的修身养性。
一、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儒学渊源
曾国藩自六岁开始就开始进入自家私塾读书识字，八岁时便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礼记》、《周易》等儒家的经典著作，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另外湖南本身就是理学发源地，自北宋周敦颐开创理学以来，湖南人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大儒，形成了注重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
在湖湘学派人士的大力倡导下，湖湘士人大都务实求真，不尚空谈，追求儒家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生，再加上北宋初年建立的中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湖南自北宋开始就一直是理学思想的中心。
曾国藩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求学之时就深受理学的影响。
自幼研习儒家经典再加上湖湘理学思想的熏陶，给曾国藩的思想印下了深深的儒学烙印，所以无论是他自身的人格修养还是带兵治军，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
（1）秦汉儒学对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作为主流思想和学术派别，历来注重修身，儒家经典《大学》就将修身当作做人的根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4]32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即在其《庄子·天下篇》中指出：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5]454内圣外王之道虽然最早出现于道家典籍，但却是为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庄子所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跟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4]238这一理念的内涵是相通的，两者都注重修身立德，都在追求一种至真至善的人格理想。
与此同时，《大学》进一步指出了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途径: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249即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
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个条目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条目则被视为外王之业。
在《大学》中，修身被当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基础，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必由之路。
而儒家经典《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则指出了内圣外王的标准：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6]132
在“内圣”方面，儒家主张“为仁由己”。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12]316一个人要想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要能够克己复礼，克己成仁，自己的内心对“仁”要有坚定的信仰。
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
[12]247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
子曰：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12]269
由此可见，在儒家的理念中，内圣和外王是互相统一，不可分割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的，只有不断加强内心的修养，才有可能成为至仁至圣的君子，才能真正达到内圣的境界，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定国安邦，达到外王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内圣外王”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内圣外王”的标准，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则是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途径。
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人格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修身养德以求达到人格和道德的完满。
曾国藩继承了秦汉儒学修身的核心观点，也将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作为毕生的追求，他在日记中写道：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学，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下之完人。
[7]436
事实上，曾国藩对秦汉儒学的修身观点并不只是简单的继承，他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也提出了一些创见，他在《致诸弟》的信中提道：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
一者进的指示，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13]249
曾国藩将修身与诗文创作，事业发展乃至家族兴旺相联系，将修业进德当作一切事业的基础，把修业进德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同时，他也用简单通俗的比喻指出了修身的关键在于坚持每天一滴一滴的积累，以量变促成质变。
（2）程朱理学对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影响
秦汉儒学讲求的是修身养德以实现政治理想的政治儒学，而程朱理学兴起后，儒学便转向内在的道德心性修养之学。
程朱理学即北宋时期由程颐、程颢、朱熹等人糅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发展起来的新儒学流派。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间万物的本源，理是客观真理，所以理是纯善无恶的。
所以人必须收敛克制私欲，使自己的言行遵循天理，并加强自我修养以回复自己的本性，以达到“仁”的最高境界。
当本性回复后所剩下的的人欲就与天理完全一致，即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此时的人欲已经与天理融为一体，所以无论做什麼也不会偏离天理，也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程朱理学把理当作世界的本源，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理在程朱理学中处于核心地位。
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到天理呢？
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
朱熹在其《大学章句》中说道：
“格者，至也，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8]358朱熹认为，人内心的天性就是天下万物之理的全部，探求天下万物之理，就是探求人天性之中的理。
朱熹所说的格物，其实就是一种修养方法，其目的就在于回复自身善的天性。
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
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
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日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尽人物之性，此顺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时出不穷，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万物之命，此顺乎理者之还其本然也。
[9]541
自称“一宗宋儒”的曾国藩深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他在《顺性命之理论》中指出了人的性与命都有自己的理，天理是人活于世的安身立命之本，人只有顺应仁、义、礼、智、信、敬、孝、慈等天理，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同时，曾国藩也强调“格物致知”。
他说：
“格物，致知之事也。
博其省察，涵养以存之理，则格物也”[9]347格物致知就是省察自己的本性，以涵养存在于自己本性中的天理，这种观点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观是一致的。
总的来看，曾国藩的这些观点都与程朱理学提出的理是万物的本源、理是万物的最高准则、格物致知等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二、曾国藩的修身理论
曾国藩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长期的儒学研究和修身实践中，结合自己的感悟和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儒家的修身理论，形成了性命并提的天人观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
（一）性命并提的天人观
性与命是中国传统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庸》开篇就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10]89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天命之谓性”说：
“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
[11]78在朱熹看来，命即为宇宙万物中客观存在的天理，而性则为天理赋予万物的本性。
曾国藩继承了前代儒者的性命观，也将性与命并列相提。
1.性命并提
曾国藩在《顺性命之理论》一文中指出：
“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
”[9]678曾国藩认为性是存在于自身的与生俱来的天性，而命则是直接与宇宙本原太极联系在一起的。
性虽然来源于命，但是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天理之性源自天理所以纯善无恶，而气质之性是后天之性，所以有善恶之分，曾国藩这样解释道：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
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
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
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乂。
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9]536
圣人和常人都有天理之性，圣人因为保全了善的天性而成为圣人，常人因为天性为后天的物欲所蒙蔽而逐渐失去善的天性，物欲的不断膨胀使常人开始做恶，最终形成恶的气质之性。
朱熹出于构建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提出“性，即理也。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略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11]549曾国藩吸收了朱熹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
“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
”[9]467命源自于理，理是宇宙中永远不灭的客观真理，理纯善无恶，所以命并无好坏之分。
曾国藩将命与太极（理）相联系，一方面为命的存在，命的地位分量找到了学理依据，另一方面，将命与太极相关联，给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加强了对命的敬畏和崇拜。
曾国藩虽然敬畏天命，但他并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者。
关于性与命，曾国藩在他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说得非常透彻。
他在日记中记载：
盖尽其所可知者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与天命也。
……若于性份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矣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近道乎矣！
[7]560
曾国藩认为，尽于己者谓之性，听于天者谓之命，这一观点并未突破孔子所说的：
“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
”[12]但是却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主张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百倍其功以赴之”又要以“淡如泊如”的心境去“矣命”，换句话说，即是在遵循客观规律（天命）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自身（性）的主观能动性，达到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同时，曾国藩也将他的性命观与修身相联系，他在日记中说道：
思古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
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皆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7]459
在这里，曾国藩明确提出修身要以天命为根本，将对天命的敬畏存于内心，方能达到君子的境界。
2.天人合一
曾国藩以天命作为修身之本，因此常常将天命与人事并提，以人事来领受和执行天命。
他在日记中写道：
夜与弟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
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
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
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
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
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
[7]361
“天道恶巧”，所以就必须“知命”，玩弄小聪明，存侥幸心理，都是不能得逞的。
“天道恶盈”，所以就必须“知礼”，用礼来规范，用礼来遏制人永无休止的欲望。
“天道恶贰”，所以就必须用仁道，用忠恕来对抗猜忌、不忠。
曾国藩将天道与人道互相对应，以天道来规范人道，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国藩性命并提的天人观对其一生的社会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警惧作用，惟其警惧，曾国藩一生才能戒骄戒满，也惟其警惧，曾国藩一生才能惟谨惟勤，最终功成身退。
曾国藩在劝戒其弟曾国荃务必畏慎的信中说：
弟性偏激，于此难免怫郁，然君父之命，只宜加倍畏慎。
余自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来平常之至。
……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以畏慎二字痛下功夫。
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此大功。
[13]173
这封信很明显地展现了曾国藩对天命发自内心虔诚的敬畏。
可以说曾国藩对天命发自内心的敬畏，是他能够惟勤惟谦、修身养德、克己成仁的根本动力。
（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
理与气的关系问题向来是程朱理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
朱熹认为人有“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
所以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
曾国藩继承了朱熹的理气观，提出了以理养气。
1.以理养气
曾国藩坚持人性理气二元论，认为人性是理与气的相互结合，因此人性有“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
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9]549因为天理是至真至善的客观存在，所以天理之性也是纯善无恶的，这一论点显然是正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直接继承。
虽然人天性本善，但是气质之性却有好坏之分，因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9]368由于每个人所禀承的气质的清浊、厚薄是不一样的，加上后天又常常为物欲所蒙蔽，结果先天善良的本性就会不断丧失。
因此，曾国藩继承了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正气”的养气说，并提出了以理养气。
气质有善有恶，不善的气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而改变，只要肯下勤勉功夫以理养气就可以摈弃不善之气，达到圣人的境界。
2.理礼相通，以礼节欲
曾国藩虽然主张“力去人欲，以存天理”[9]348但是，曾国藩没有像朱熹那样将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他认为“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9]447肯定人天生就有欲望，正常合理的欲望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不可少的，只是在外物的不断引诱下，人会欲求不满。
一旦放纵欲望，人就会沦落为与小人无异的鄙夫之流。
所以天理不能违背，人欲不可放纵。
曾国藩认为礼与理是相互贯通的。
他说“礼者，文也”。
[9]259礼最早出现于《礼记》：
“先王之立礼也，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无本不立，无文不行”[14]357礼正是理在人事上的外在表现，理毕竟是无形无影的，捉摸不透的，而集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礼仪伦理甚至国家典章制度于一体的“礼”则是形象而又具体的，也是容易把握的，理是礼的抽象依据，礼是理的外在表现，两者是相互贯通的。
天理可以通过礼而体现，礼让至高无上的天理直观地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曾国藩极其推崇“礼”，他说：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9]245
他把儒家所推崇的修齐治平伦理道德统统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
所以曾国藩提出要“以礼节欲”，以维持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平衡。
他认为“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
礼主减而乐主盈。
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也，防吾淫焉”[9]284所以应该把欲望的获取与满足纳入礼制的规范与约束之下，“皆使留其缺陷”，人欲的要求就难以逾越礼教的界线，就可以维持人欲和天理间的平衡。
3.格物穷理
那么如何确定个人的私欲是否符合礼仪的规范呢？
曾国藩继承了朱熹的格物穷理的观点。
他在家书中说道: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
物者何？
即所谓本末之物也。
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
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
格物者，即物而穷其理也。
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
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
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
吾身，物也。
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
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
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
在曾国藩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皆为“所格之物”,而格物的目的是“究其存心之理”“博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并且“知一句便行一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格物穷理是为了明仁义以指导实践的，是为指导他的修身实践服务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曾国藩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将儒家的修身理论概括为性命并提的天人观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并以此来指导修身实践。
三、曾国藩的修身实践
在曾国藩看来，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主要是为指导实践服务的，所以儒学理论的外化在曾国藩那里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修身律己，即以慎独、主敬、格物、诚意等条目来检查自己日常行为中的动机，以规范自己的言行；二是读书时要尽全力抓住书中的道理，并且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验证书中的道理。
总的来看，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不管是做学术研究还是为人处世，处处体现着修身之道。
要做到这点，最根本的就是要立足于精神修养，所以曾国藩的修身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志
人的上进，往往是从立志开始的。
曾国藩在其《立志箴》中写道：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
貌焉小子，亦父母之身”[15]434他认为圣人与先哲都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与常人相比并无不同，因此圣人能抵达的高度他曾国藩也一样可以抵达。
他曾明确指出：
“凡将相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7]432曾国藩立志成为圣贤，曾写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7]258的誓言来警醒自己，并且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7]362曾国藩借改号来表明自己涤除旧习的决心，并以此来激励自己立志学于圣贤。
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志向，曾国藩亲自选择古今圣贤三十二人作为自己的偶像，并且命令儿子曾纪泽画出三十二位圣贤的画像，即《圣哲画像记》。
“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心诚求之，仁远乎哉?
”[15]562可见他对圣贤虔诚地崇拜与立志成为圣贤的决心。
曾国藩认为成为圣贤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读书改变的。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
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曾国藩甚至从西方的科学技术中推演出磨练成圣的可能性，他说：
“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耀夺目。
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可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于学?
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立志修身的基本思路。
立志必须立高远之志，以达到圣贤的境界作为自己的志向;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变换骨相，是实现志向的不二法门；内圣外王即是他人生道德修养所追求的境界。
他之所以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修身，皆源于他这一远大的志向。
（二）主静
主静是儒家一门非常重要的修行工夫，儒家经典《大学》中就提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4]453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主静在修养过程中主要起到两种作用，一是无事时体悟、提醒良心，二是有事时不为外物所引诱，一心坚持天理，心静如水。
曾国藩一生不得心静，终生都在寻找静的秘诀。
他在《主静箴》中说道：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
万籁俱息，但闻钟声。
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
岂伊避人，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
驰骛半生，曾不自主。
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9]235
由此可知，曾国藩认为寺庙自然是最安静的境地，但真正的静不在于境静，而在于心静，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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