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乡村复兴的历程回顾政策演进与经验借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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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乡村复兴的历程回顾政策演进与经验借鉴
法国乡村复兴的历程回顾、政策演进与经验借鉴
【摘要】：
当前中国的乡村问题并非孤立现象。
很多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法国是农业大国和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有着相对集权中央政府传统的国家。
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在乡村复兴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研究法国乡村复兴的整体逻辑与路径，探究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角色”，对于我国农村，尤其是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国乡村在二战后城镇化与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也曾陷入人口骤减、功能单一、景观衰败以及乡村文化边缘化等危机。
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有效的政策干预使法国乡村经历了功能角色、空间形态、人口构成、文化价值等一系列转变，并于上世纪90年代走向“复兴”。
法国经验表明，实现复兴的乡村都是与城市互补的功能多元、文化凸显的区域。
而从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城乡关系的转变以及乡村公共政策的演变来看，乡村的发展必须遵循人与自然发展的基本法则以及城乡社会演变的基本规律，探求真正内生、长效的乡村复兴机制。
本文聚焦摘录自李明烨、王红扬、JulienAldhuy原刊登于《乡村规划建设—乡土建筑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文章。
◎一、引言
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多重冲击下，中国乡村普遍遭遇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和风俗瓦解等危机。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乡村发展与转型，并提出了“乡村复兴”的概念（张京祥等，2014，2015；朱霞等,2015）。
事实上，中国的乡村问题并非孤立现象。
部分发达国家也曾经经历了乡村从危机走向复兴的过程。
其中，法国的经验为我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
首先，在发达经济体中，法国城市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且较独特地经历了一段集中、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次，法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文化大国，法国乡村的文化性十分突出；同时，法国是一个有着相对集权中央政府传统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在乡村复兴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战后，法国城镇化与现代化快速推进（该阶段被称为“光辉三十年”），乡村则陷入人口骤减、功能单一、景观衰败以及乡村文化边缘化等危机，甚至一度被预言会走向“终极”（Mendras,1967；Béteille,1994）。
然而，有效的政策干预使法国乡村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内经历了功能角色、空间形态、人口构成、文化价值等一系列转变，逐步摆脱困境走向“复兴（RenaissanceRurale）”（Kayser,1990）。
2003年DATAR发表的《2020年法国乡村展望：
寻求新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政策》指出，“法国乡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总体上呈现出人口回流、功能产业多样、生态环境优越、乡村文化凸显的特点”，由此肯定了乡村复兴的总体趋势。
与此同时，法国从政策上认可部分薄弱乡村的存在，这说明乡村转型与复兴并非必然，而是多因素作用的非线性结果。
一方面，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具有潜力的乡村在相应乡村政策的配合下，将实现转型与复兴；另一方面，也会有一部分乡村难以承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冲击，或被城市吞并，或走向持续的衰败，甚至消亡。
本文以法国为例讨论乡村复兴的整体逻辑与路径，为此我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经济与空间中，乡村的“合理角色”究竟是什么，因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已有乡村问题的简单“逆转”，而是乡村“合理角色”的对应。
乡村公共政策作为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这一整体其中的一部分，既要面向最终结果（呼应合理角色），又要注重过程（人道、有序的，符合规律的），因此基于规律的预判和路径引导尤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使城乡社会发展整体效果最优的干预方式和工具，探求真正内生、长效的乡村复兴机制。
◎二、今日法国乡村：
合理而理想的现代化乡村角色？
“复兴”的法国乡村：
与城市互补的功能多元、文化凸显的区域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的数据，法国乡村人口总量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衰退和停滞后，于1990年出现了回升。
1990年至1999年间，乡村地区居民年均增量达到7900人；1999-2007年间，这一数量达到75100人，是1990-1999年间的将近十倍。
人口的持续增长意味着乡村吸引力的提高，是乡村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口的回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乡村功能与文化的双重复兴，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与城市互补互利的法国现代化乡村的基本特征。
首先，乡村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的承载空间，而被赋予了生产、居住、旅游、生态等多样化的功能。
这一转变意味着乡村经济、社会功能的拓展，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从而抵御了农业就业人数减少带来的乡村就业萎缩以及剩余劳动力的持续外流。
其次，乡村文化作为体现和附着于物质空间的精神共相，既根植于农耕文明又不拘泥于此。
随着乡村功能的拓展，法国乡村文化历经变迁，最终在地方特色的传承与彰显中找到立足之本，由此汲取养分、重拾自信，走出了乡村文化边缘化的困境。
2.1乡村功能的“复兴”
（1）多元化的生产功能
目前的法国乡村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农业、对环境压力小的工业以及服务业相结合的特点。
1990年以来，法国郊区就业岗位数量增加了16%，高于3.5%的全国水平。
即便在远郊乡村，就业岗位数量也增加了接近1%，如果除去农业就业岗位数量的萎缩，这一增长率为8%。
换言之，乡村其他就业岗位的增加抵消了农业就业岗位的削减。
法国自然条件优越，可耕地面积约占一半的国土面积，构成乡村典型的地理风貌。
依托酿酒、水果、奶制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和开发，法国农业增加值居欧洲之首。
但从就业人数来看，农业已经不再是法国乡村地区的支配性产业。
1970年到2000年间，法国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四倍，农业就业人数减半。
即便是劳动力更为密集的农产品加工业，目前在法国乡村地区也很少提供超过25%的就业岗位（DATAR，2003）。
1995年开始，生态农业迅速崛起，成为法国农业发展的新方向。
2007至2013年期间，法国生态农业面积增长了90%，占全国农业耕作面积的4%（图1）。
这一转变对乡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生态农业的从业人员相对于传统农业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有效地缓解了部分乡村地区老龄化的趋势。
其次，生态农业的高附加值改善了部分乡村的经济水平和农民收入。
生态农业衍生出的一系列体验式的乡村休闲活动，如农场采摘、生态牧场参观、农产品就地销售等，有效地推动了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最后，生态农业和传统农业相比，遵循生态学规律，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有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除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外，法国乡村提供了大量的工业就业岗位，其总量约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岗位总数的两倍（DATAR，2003）。
在部分位于乡村地区的工业基地，工业岗位的数量甚至达到全部就业岗位的40%以上。
这些工业的分布一方面得益于法国上世纪1960-1970年代产业平衡的国土规划策略，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来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得到加强。
近年来，出于对乡村环境保护的考虑，法国对乡村工业的环保指标有了进一步限制，尤其鼓励对环境压力小的工业在乡村的发展。
而部分中小企业出于节省运输和人力成本的考虑，也越来越多地被乡村地区所吸引（Torrès,1999）。
由于接近当地市场，中小企业在产品设计和服务上更加人性化、符合当地顾客的需求，使得它们得以与同行业的大企业竞争。
同时，法国乡村的产业呈现出明显的三产化趋势。
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业（emploisrésidentiels），包括零售商业、教育医疗服务等行业提供了50%的乡村的就业岗位，是目前法国乡村就业岗位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DATAR，2003）。
三产化不仅提供了就业，也大大改善了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使乡村更加富有吸引力。
而新人口的到来又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服务业的需求。
此外，随着高速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远程工作也成为法国乡村就业的形式之一。
2008年，22%的法国企业实施了远程工作（表1）。
这一比重与企业规模成正比，员工数量超过250人的大型企业中有65%实施了远程工作（INSEE，2009）。
从行业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中的通讯业企业实施远程工作的比重较高。
远程工作一方面对于乡村人口的回流起到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得乡村经济功能不再局限于乡村的物质空间，而与城市的生产功能形成关联和互补的关系。
（2）品质优越的居住功能
法国乡村居住功能的提升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郊区化（périurbanisation）现象。
这一方面得益于乡村产业功能的拓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乡村地区的住房相对低廉、宽敞且亲近自然，成为中产阶级购入房产的理想选择。
1962年到1999年间，郊区居民的人口数量增长了70%（DATAR，2003）。
从1990年起，居住功能从郊区向远离都市区的乡村扩张。
到1999年，已有18%的都市人口居住在远离都市区的乡村地区（DATAR，2003）。
如果说，过去人们主要以“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失业率）”为移居乡村的动机的话，现在则越来越多地以“生活质量（如公共服务设施、气候、污染、住房品质、生活成本）”为迁移的原因（汤，2012）。
根据2005年INSEE的统计，法国乡村90%的住房为独立住宅，户均房间数量为4.8间，住房条件明显优于都市区内的公寓式住房（户均住房数量仅3间）。
与此同时，机动化水平的提升，远程工作的普及和乡村基础服务设施的改善使人们追求乡村高品质居住环境的愿望得以实现。
1962年到1990年间，法国乡村地区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更为混合和多元。
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与非农业退休人员成为乡村地区各类居民中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非农业退休人员以29.6%的比重，成为法国乡村最大的居住群体。
法国乡村不仅是以上群体的常住地，也是城市居民度假小住的场所。
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用于度假休憩的“二套房（maisonsecondaire）”逐渐在法国乡村地区盛行。
1968年到2006年间，法国“二套房”的数量增加了260%以上。
到2006年，法国“二套房”与自住房的比重达到1：
8.5（INSEE，2006）。
大部分“二套房”分布在除法兰西岛大区以外的乡村地区，其中比利牛斯山地区因其宜人的居住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成为二套房最集中的地区。
（3）可持续的旅游休闲功能
法国乡村地区凭借其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设施条件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成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2000年法国乡村地区占法国人旅游目的地的35-40%。
总体来说，法国乡村旅游功能的持续提升得益于四方面的因素：
乡村吸引力的增加，可达性的加强，人们短期空闲时间（相对于长时间的度假来说）的增加，以及出于出行成本、安全等因素的考虑。
问卷表明法国乡村旅游主要基于“亲近自然”、“环境好”、“清静”和“自由”等乡村空间特质（DATAR,2003），基于乡村特色的户外活动（如徒步、山地自行车、农场采摘等）尤其受到青睐。
这使得乡村旅游在“广度”上得以发展——大部分乡村地区都有可能吸引到周边都市区的居民以实现其休闲游憩的功能。
与此同时，一部分具有独特自然风光、文化资源的地区实现了乡村旅游的“深度”发展，包括温泉、滑雪胜地、历史文化名镇等。
2000年起，法国颁布了《国家旅游道德准则（2001）》，《乡村旅游的组织与构成（2002）》等一系列国家政策，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融入到乡村旅游发展中。
为此法国采取了两大类措施：
一是通过设施建设减少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冲击，例如，建立生活污水净化站，垃圾分类中心，景点内采用无污染的慢行交通方式等；二是通过旅游管理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包括设定旅游景点的合理接待上限，组织在空间上不过分集中的旅游活动，加强对可持续旅游理念的宣传等。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削弱其经济功能。
在法国，乡村旅游业拒绝福特主义的大规模开发，而特别注重当地中小企业以及民间合作组织的发展。
后者被认为在规模控制上更有节制，根植当地文化，也更能促进乡村普遍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就业。
同时，乡村旅游业与农业、餐饮业、商业、手工业的结合，也对乡村经济起到了助推作用，增加了乡村居民的收入。
2005年，法国约有10万个农场实行就地农产品销售，占农场总数的18%，其中17700个农场同时从事旅游业，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
（4）自然生态涵养功能
乡村的自然生态涵养功能在法国已经形成了共识。
一切人为活动最终取决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状况和承载力。
而乡村因其地理特性承担了比城市更为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具体体现在：
一、保护自然资源。
法国的农业和森林占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80%，是法国乡村的典型自然景观。
从1980年起，法国的林地面积以年均0.6%的速度增长，到2011年，森林面积总面积达1650万公顷，其中大部分林地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二、保持生物多样性。
法国36%的农业用地和41%的林地都被划为生态动植物自然区（Zonenaturelled"intérêtécologique,faunistiqueetfloristique，ZNIEFF）。
自然区内物种都被列入统计清单，作为维护生态系统和保护物种多样性的重要依据。
三、防御自然灾害。
乡村环境的管理对于防御自然灾害具有重要作用，具体措施包括控制洪水多发地带的开发，控制林地的使用、保持水土等。
四、保证宜人的生活质量。
多样化的乡村地理环境一直以来被视为法国的财富，不仅提供了乡村宜人的生活环境，也对整个地区的环境起到了调节作用。
乡村的自然生态涵养功能固然重要，但包括农业在内的各项生产活动也使乡村成为自然环境的消费者。
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法国由此确定了一系列保护区域，包括国家、区域自然公园，基于流域规划（Schémad"AménagementetdeGestiondesEaux）的保护区，基于欧盟协议的特殊保护区（zonespécialedeconservation,ZSC）等。
在法国乡村规划中也将生态预控作为用地规划的首要步骤，确保城乡用地的协调发展。
2.2、乡村文化的“复兴”
法国乡村的复兴不仅仅是人口和功能的复兴，更是乡村文化的复兴。
今天法国的乡村文化首先是基于农耕文明，根植于乡村物质空间的；其次是“地方的精神”的诠释，意在彰显地方的特性使之拥有不同于城市等其它地域的特色。
法国是传统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历史。
早在公元前5000年，法国的领土范围内就有小麦种植的记录（Frémond,1997）。
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人们逐渐掌握了农耕技术，孕育了农耕文明。
从十八世纪起，法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农业革命，农业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本国农产品以其良好的品质在国际国内市场享有盛誉。
因此，法国农民对于其从事的行业与自我身份都有较高的认同感。
他们致力于农产品生产、加工工艺的传承，品质的改善，乃至品牌的塑造，尤为重视传统技艺和家族传承（法国大部分农民的农业活动以家族或者家族企业的模式进行）。
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以及周边地区的葡萄种植文化便是法国农耕文明传承与发扬的典型代表。
历经几个世纪，精湛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博大精深的品酒文化、世代传承的葡萄酒庄园共同构成该地区的文化意象，塑造了独特的物质空间形态和人文情怀。
当然，农耕文明本身也历经变迁。
农业机械化使得农业生产越来越少地依赖人工。
地块的合并使每个农民可以拥有更多土地，实现了从个体农民向企业主的身份转变。
除了农业技术，他们更需要了解资本市场的规则，规避风险，进行合理投资。
与此同时，随着交通机动性地改善，媒体的延伸和社交网络的扩展，乡村越来越受到城市主流文化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法国乡村尤为注重地方特色的传承与彰显，尊重地方内在的固有特征，包括物质空间的特色，象征性的元素，地方的声誉与传统（Guillon,Scherer,2012）。
不同乡村地域依托当地的特征资源逐渐建立起独有的文化意象，并成为经久不衰的魅力源泉。
普罗旺斯地区便是文化意象构建的典范。
乡间的薰衣草田，古罗马遗迹，中世纪村落，红土城（Roussillon）传承至今的天然颜料制作工艺，梵高挚爱的阿尔小城（Arles）和他笔下的向日葵，这些元素无不源于当地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继而又融入了这一地域图景，从而构成“普罗旺斯”这一地区独有的乡村文化意象。
如果说乡村危机的根源在于乡村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多重冲击下，难以适应其功能角色的转化，无法完成从物质空间到行为价值的重构。
那么，文化作为人们集体创造与创新的产物，它赋予了人们适应周边环境变化的特定元素，并使其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因此，可以说法国乡村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彰显加速了乡村人口的回流和功能的复兴，而乡村功能的拓展又激发了乡村文化的复兴。
2.3法国乡村的分类：
乡村复兴非必然规律
尽管目前的法国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复兴的趋势，但是对于每一个乡村个体而言，实现复兴并非必然的结果，而是受到自身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为了对乡村复兴的现状和可能路径进行判断，DATAR根据乡村的区位条件、人口构成、功能产业、居住条件等指标，将当前的乡村分为三类：
城市的乡村（lescampagnesdesvilles），薄弱乡村（lescampagnesfragiles）和新乡村（lesnouvellescampagnes）（DATAR,2003,2012,图3）。
“城市的乡村”是指都市区周边很大程度受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辐射的乡村区域，具有人口总量上升、密度较高，农业比重较低，机动化水平高的特征，可分为城市近郊以居住功能为主导的地区和城市远郊居住与生产功能相结合的地区。
城市的乡村主要集中在以巴黎、里昂和图鲁兹为首的三大都市区的周边，以及西北部大西洋沿岸和东北部边境地区。
事实上，在高度城市化、机动化社会，乡村与城市之间已经实现了要素的自由流动。
而在都市区周边的乡村是要素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其优于城市的生活空间品质，最先吸引了在都市区就业的居民；而得益于都市区的经济辐射，对区位要求低的产业也随之在这类乡村地区扩展，从而进一步吸引了新的居民。
2003至2012年间，70%的这类乡村在人口密度提升的同时保持了乡村的特性，而20%的“城市的乡村”已经完全融入都市区（DATAR,2012）。
可见，如何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保持乡村的自然、文化特质，避免城市的无序蔓延是实现都市区周边乡村复兴的重大挑战。
“薄弱乡村”是指经济和人口正在衰退的乡村地区，具有人口总量下降、密度低，农业主导、产业单一的特征，具体可分为以农业为主导的低密度的老龄化的乡村，以及乡村地区的衰败工业基地。
薄弱乡村主要位于法国中部以农业为主导的腹地，以及北部边境的老工业基地。
薄弱乡村最初是法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因其原有的功能无法适应新的需求而导致人口衰落。
相对于1987年DATAR首次提出的“薄弱乡村”概念，经过十多年乡村复兴政策的实施，到2003年薄弱乡村的范围已大大减小，例如，自然景观条件较好的南部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以及科西嘉岛已经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新乡村。
然而，2012年DATAR界定的薄弱乡村相对于2003年的范围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缩小（DATAR,2003,2012）。
可见，一部分资源禀赋薄弱的乡村因无法抵御城市化、现代化等多重冲击，而持续衰退。
这一结果可视作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乡村角色转化的路径可能。
“新乡村”则指利用当地内生资源实现多样化生产，三产化程度高的乡村地区，具有人口总量上升、密度适中，产业多元化的特征，可分为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乡村，吸引新居民新产业的乡村和转型中的乡村。
其中，转型中的乡村是指保有一定的农业比重，人口密度人相对较低，但三产化程度逐步提高，人口上升的乡村和小城镇。
目前，法国乡村公共政策的一大挑战便是推动这些转型中的乡村向具有活力和吸引力的新乡村发展。
法国新乡村主要位于南部普罗旺斯及蔚蓝海岸一带，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西南部大西洋沿岸一带以及科西嘉岛地区。
新乡村是法国乡村复兴的主导地区。
2003至2012年间“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乡村”和“吸引新产业新居民的乡村”发展稳定、人口持续回升，“转型中的乡村”中，约有一半人口回升；约三分之一的乡村则由于内生动力不足而无法实现功能的转型和人口回升（DATAR,2003,2012）。
可见，具有一定资源禀赋的新乡村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分化，通过有机有限的公共干预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是这类乡村复兴的关键。
◎三、法国乡村复兴的整体逻辑：
基于规律的预判和路径引导
3.1从“乡村危机”到“乡村复兴”：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城乡关系的演变
一般认为，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从1840年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城市化率从1946年的53.2%增至1975年的72.9%，这一时期对应法国社会经济全面高速发展的“光辉三十年”。
之后，法国的城市化水平进入稳定阶段，从1982年的73.4%缓慢增长至2007年的77.5%。
与此同时，二战之后法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快速推进，农业就业比重持续减小，工业稳中有升，而服务业则迅速攀升。
1975年之后，农业就业比重缓慢下降，“去工业化”趋势明显，服务业稳步上升、占就业结构中的绝对优势。
二战后法国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快速推进打破了城乡平衡，是法国乡村陷入危机起始点，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乡村复兴历程中，城乡关系历经变迁，达到新的“平衡”。
这一过程中，学术界针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与辩论对城乡发展规律起到了探索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政策导向。
上世纪30年代，法国城市化进程经过一个世纪的缓慢发展，城市化率超过50%，城乡关系延续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中城乡对等且对立的关系。
乡村以自然空间为主，农业生产的承载体；城市以人工景观为主，是工业活动和服务业的承载体。
两者对应的居民分别为农民和市民。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概念。
农民和市民之间也少有交集。
上世纪1950-196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对乡村的冲击，“城市—乡村”的对等关系被打破，城市越来越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而乡村逐渐则被边缘化。
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城市的扩张被视为必然规律，而乡村则视为即将被“城市化”的地理空间（Mendras,1967）。
始于五十年代的法国第三次农业革命使得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业从业人口大大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
基于理性经济的“集中”原则，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数量骤减，加剧了乡村的衰落。
从上世纪1970年代起，法国城市化的进程逐渐放缓。
学术界开始反思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开始重新关注乡村地区的发展。
部分乡村地区被归为“最困难的农村区域（Zonesruraleslesplusdéfavorisées）”获得专门的政策和资金援助。
但补助措施尚未改变乡村人口持续外迁的趋势。
乡村地区尤其是农业发展条件差的地区（如南部山区）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城乡差距突出。
3.2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法国乡村进入了转型期，期间产生了两大思潮
前者以RogerBéteille（1994）为代表，其在《农村危机（Lacriserurale）》一书中揭示了“光辉三十年”以来法国乡村面临各项负面元素，包括人口衰退，农民失业，乡村文化的边缘化。
在政策层面上，1980年代被界定为法国乡村危机阶段：
一方面，该时期的乡村地区尤其是远离都市区的偏远乡村依旧面临着经济缺乏活力、人口衰退的问题；另一方面，该时期对于乡村地区评判体系较为单一，使其陷入与城市地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指标的“竞赛”中。
后者以BernardKayser（1990）为代表，提出了“乡村的复兴”。
他首先注意到1990年起乡村居民数量回升的趋势，继而关注到农村新产业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居民结构的变化。
BernardKayser强调了新人口与新产业的到来对于乡村新的活力元素的构成。
他指出了乡村发展的新趋势是“幸福的多样性（l’heureusediversité）”。
这里的多样性包括乡村生产活动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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