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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如何塑造制度文献模型与案例制度范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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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如何塑造制度--文献、模型与案例
●曹正汉
●摘要本文基于文献评述，提出一个分析制度的理论模型——“价值导向的理性选择模型”，并运用此模型，研究在市场环境中一个村庄公社制度存在的原因及其变迁机制。
●关键词观念制度理性选择模型村庄公社制度变迁机制
一、引言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研究文化问题和重视文化的作用，一度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后来，由于文化因素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兴趣下降了。
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文化研究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出现了复兴的势头，逐渐汇集成以文化因素（主要指价值观、信念、道德伦理）解释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思潮。
这一思潮的背景是，20世纪下半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许多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仍然陷于贫穷和专制之中。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自由市场制度；中国、越南、朝鲜则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市场化改革。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发展程度和改革路径上的差异根源于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上的差距；因此，只有深入分析各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将制度改革同文化变革协调进行，这些国家才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观念如何塑造制度”，是上述理论思潮中的一个问题。
此处所谓“观念”，包括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观、信念、道德伦理等，具体指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对人生所形成的看法和期望。
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只有在实证研究中才能予以明确界定。
“制度”一词在本文中指正式制度，即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确立的正式规则。
本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文献评述，综述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中研究上述问题的主要文献。
第二部分在前述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制度的理论模型——“价值导向的理性选择模型”。
第三部分运用“价值导向的理性选择模型”，研究在市场环境中一个村庄的公社制度之存在原因与变迁机制。
二、观念对制度的影响——社会科学中的文献
（一）“托克维尔—韦伯”的文化范式
思想观念无疑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基本因素之一。
因此，许多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都认为，社会普遍流行的思想观念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演进方向。
持有这些观点和思想的，既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有制度经济学家。
我们先讨论托克维尔和韦伯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研究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称之为托克维尔—韦伯的“文化范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译]1996）这部经典着作中，详细分析了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三项主要原因：
即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法制（联邦制和乡镇自治制度等）和美国的民情。
托克维尔发现，这三项原因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非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真正对美国建立民主制度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美国特殊的民情。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都在用同样的方法指导他们的头脑，根据同样的准则运用他们的头脑。
这项共同的准则，就是美国人所普遍认同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遵循的人民主权学说。
人民主权学说宣称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除非社会感到自己被个人的行为所侵害或必须要求个人协助，社会无权干预个人的行动。
托克维尔说：
“在美国，人民主权学说，并不是一项与人民习惯和一切占有统治地位的观念没有联系的孤立学说；相反，可以把它看成是维系通行于整个英裔美国人世界观的链条的最后一环。
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上帝都赋予他以能够自行处理与己最有密切关系的事务所必要的一定理性，这是美国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据以建立的伟大箴言；家长把它用于子女，主人将它用于奴仆，乡镇将它用于官员，县将它用于乡镇，州将它用于县，联邦将它用于各州，这个箴言扩大用于全国，便成为人民主权学说。
”[1]
这是托克维尔在美国所看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
正是由于美国人普遍奉行自由主义的观念，并且力求将这一观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才使得美国人能够建立起民主制度，也才使得民主制度能够顺利运作。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
“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
英裔美国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细节和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个因素所使然。
“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够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
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
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做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
[2]
托克维尔追根溯源，发现美国特殊的民情起源于英格兰移民的清教教义。
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民主与共和的思想。
那些早期来到北美大陆的英格兰清教徒，在他们的祖国受到政府的迫害，感到自己所在社会的日常生活有损清教教义的严格性。
所以，他们去寻找世界上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以便在那里能够依照他们的信念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按他们理想的方式生活。
为此目的，他们自愿放弃了值得留连的社会地位和尚可温饱的生计，他们远涉重洋来到新大陆，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信仰的需要，去使一种理想获致实现。
类似的思想和分析方法还可以在韦伯的着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1987）中找到。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革命不是由源源不断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贷币引起的，而是由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所造成。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是对财富的贪欲，而是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即那种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他们以忠于职守的责任感尽力提高劳动的效率；若他们经营企业，就将企业的经营过程理性化，挖掘每一个经营环节的获利潜力，不放过赚取每一分钱的机会。
将经营过程理性化的结果，打碎了贵族阶级和传统商人悠闲舒适的生活方式，凡是不愿意按资本主义的生活态度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经营活动的人，都将被资本主义所淘汰。
韦伯同样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追溯到基督教新教的基本宗教伦理观念。
路德的宗教改革否定了修道士的苦修生活具有任何宗教价值，认为修道士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
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肯定了世俗活动的宗教意义。
“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世界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3]
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辨护形成了一种新的职业观。
在新教伦理中，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多寡来衡量，财富的增加能够增加上帝在尘世的荣耀，积累财富也就具有了崇高的宗教意义。
韦伯在下面这一段话中更清楚地说明，新教伦理除了覆盖着一层宗教色彩之外，其实质就是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
“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上帝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
他的圣训是：
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
[4]
新教的职业观改变了教徒对财富的看法，追求财富不是为了现世的物质享乐，而是完成上帝的使命。
这一点在清教徒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清教徒心目中，“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交待。
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
[5]
新教的职业观和禁欲主义打破了传统伦理对获利行为的禁锢，当节欲和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使资本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过程成为可能，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了其他的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韦伯发现推动西方社会发生这一巨大变革的力量，是来自人们对信仰的追求，只是这种信仰恰好鼓励了人们作一个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
当然，这些品德并非自新教改革才出现，也并非仅存在于清教徒身上。
韦伯的论点是，新教改革使这些品德在清教徒中间普遍化，使具有这些品德的人大量出现，而正是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二）“托克维尔--韦伯”范式在当代的发展
继托克维尔和韦伯之后，以文化因素解释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另一经典之作，是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Banfield）所着《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Banfield,1958）。
班菲尔德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南方小镇蒙特格拉诺（Montegrano）为案例，揭示了意大利南方的贫穷与专制之根源，恰恰在于当地人的道德观念。
“在蒙特格拉诺人的意识中，给他人任何好处必然会损害自己的家庭。
因此，一个人不可能慷慨地施舍，即使是恰到好处，也就是给予他人应得的，也很难办到。
他们不关心世界如何运转，只知道家庭之外的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也就是潜在的敌人。
对家庭之外的人的态度，理所当然是怀疑。
一家之长知道其他家庭将嫉妒和害怕自己家的成功，而且他们很可能会搞一些破坏。
所以，他必须防范并随时准备伤害其他家庭，目的是要削弱其他家庭的力量”[6]
班菲尔德将这种道德标准总结为：
将物质的、眼前的、小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并假设人人都这样[7]。
蒙特拉诺的居民感到，他们唯一的道德责任是承担对家庭的义务，家庭是唯一令人感到安全的地方。
所以，蒙特格拉诺人根本不能走到一组织学校、医院、企业、慈善机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
结果，镇里的社会生活全都依赖于教会和政府这两个外部的中央权威来指导，他们既害怕和不信任政府，同时又相信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能控制他们的对手。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贫穷与专制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将班菲尔德的发现作了进一步扩展（Putnam,1992）。
1970年，意大利进行了一场制度变革，打破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央集权模式，把权力下放到全国20个地区，建立地区政府。
1970年6月，各地区选举产生了首届地区委员会（委员会人数从30人到80人不等，取决于地区的人口数），随后选举出地区政府主席和内阁成员，并依照宪法和中央授权法律，通过了地区法律。
尽管所有的地方政府有着同样的正式治理结构、同样的法律、和同样的经济资源，但在随后的二十年，各个地区的民主制度实施成效却有明显的差异。
普特南发现，导致制度绩效出现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各个地区“公民精神”的强弱。
在意大利北方，人们关心公共事务，遵守法律，相互信任，存在许多自发性的社团组织（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鸟类观察俱乐部等）。
因此民主制度在这些地区运行得更好、更有效率，在政策制定上更有创造性，在政策实施上更有成效。
而在意大利南方地区，人们极少参与社会生活，互不信任，在他们眼里，公共事务就是别人的事务，社会是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的，故民主制度实施的成效较差[8]。
那么，为什么在意大利南方与北方，“公民精神”存在如此显着的差异呢？
为解释这一问题，帕特南把我们带回到久远的历史之中。
大约在1100年前后，在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一个是由北欧雇佣军在南方建立的诺曼王国，实行君主专制；一个是以自治城市为基础的北方共和制。
这两种政治制度对社会与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北方，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了；在南方，它们却得到了加强。
在北方，人们是公民；在南方，他们是臣民。
北方的合法权利由共同体授予政府官员，官员要对授权的委托人负责；南方的合法权利则由君主垄断，君主只对上帝负责。
……在北方，社会、政治、宗教上的忠诚与联合，都是横向的；在南方，它们是垂直的。
合作、互助、公民义务、信任，这些都是北方的显着特点；相反，南方的特点则是，在潜在的无政府状态之上，建立了等级制度和秩序”[9]。
帕特南进一步问：
在历经数百年之后，历史为什么仍然在起作用？
具体来说，在意大利北方，是什么样的良性循环，使公民精神得以保存下来？
在南方，是什么样的恶性循环，使得剥削和依附关系得以长期再生产？
作者认为，每个社会都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在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每个社会往往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
一种解决方案，是每个人都遵循互惠、信任、合作的策略，这种行为模式构成博弈均衡，且会自我增强，不断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与互惠，并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每个人都猜疑、背叛、孤立，这种行为模式也构成社会均衡，也会自我增强，形成恶性循环。
换句话说，合作、信任，或依附、剥削，都能将社会粘合在一起，一旦身处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理性的行动者都会受到激励按已有的规则行事[10]。
普特南意识到，就意大利的经济而言，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南北两方在11世纪开始了如此不同的历史行程？
南方的诺曼专制或许容易解释，可以把它视为外国雇佣军征服的结果。
而北方城市共和国的起源，则难以解释。
作者承认，这是一个仍需研究的问题。
“托克维尔—韦伯”范式在当代的另一个发展，是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研究。
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经济上长期贫穷，政治上依然保持集权主义传统。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拉美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曾经以“依附论”来解释他们面临的困境，但现在“依附论”已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文化范式”，即以拉美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解释这些国家的经济绩效与政治制度。
在此类研究中，主要着作有：
卡洛斯·兰赫尔所着《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的恩怨》（Rangel,1977），劳伦斯·哈里森所着《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实例》（Harrison,1985）及《泛美梦》（Harrison,1997），克劳迪奥·贝利斯着《哥特狐的新世界——英语和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化与经济》（Veliz,1994），马里亚诺·格龙多纳着《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Grondon,1999）。
这些着作在亨廷顿与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2001）一书中已有过讨论[11]，不赘述。
（三）经济学家的理论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论述，证明观念是影响制度之建立与演变的一个基本因素。
这一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从思想观念到社会的正式制度安排，这中间的逻辑是什么？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并未建立相应的理论。
在这一问题上，一些制度经济学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本节对四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简要评述，指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与局限之处，为继续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线索。
1、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
思想习惯构成制度系统之基础
凡勃伦所建立的制度演进理论，是一个长时段的关于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变迁的理论。
他发现，在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背后，是人们思想习惯的演变，制度既是思想习惯发展之结果，又随思想习惯的改变而演化（凡勃伦，[中译]1997；Veblen，1914）。
凡勃伦所指的“思想习惯”，包含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两层意思。
此种思想习惯的变化原因，则是环境的变化（主要指技术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
因此在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中，技术革新通过改变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方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习惯，这又进一步引起整个制度系统的演进。
不过，技术革新与制度变迁并非是单方向的决定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的循环累积关系。
技术革新发生在现行的制度体系之内，起初受到现行制度原则的鼓励；但在现行制度原则之下导入的技术革新，如果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的思想习惯朝着同现行制度原则相反的方向变化时，又将导致另一套新的制度原则的兴起，并将继续引起制度系统的调整。
试将凡勃伦制度演进理论中的主要逻辑关系概括成下图（图1）：
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之基础是他的人性理论。
凡勃伦在讨论人性问题时，首先讨论的是本能（instinct），也称之为人性的基本特征。
他认为人性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处于远古的原始和平时期就已形成（凡勃伦，1997，第15、16页），他把这种基本的人性概括为三项本能。
第一项本能是人追求成就的本能（theinstinctofworkmanship），这项本能又有两种含意。
凡勃伦认为，人的行为是具有目的性的，人总是追求具有某种目的行为（Veblen，1914，P3—4）。
所谓人之目的，是要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动力，表现自己能够达到的成就。
这是“追求成就的本能”之基本含意。
在较具体的含意上，追求成就的本能也指人具有有效率地完成某些活动，以便实现由其他本能所确定的目标这一内在要求（Veblen，1914，P25—37）。
因此这一本能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
第二项本能是“亲善的本能”（parentalbent），也就是对自己的同胞和种族之福祉表现出善意的关怀，希望自己能够对同胞的幸福有所帮助。
这一项本能强化了追求成就的本能中对实际效果的关心（Veblen，P25—27，48，89—91）。
第三项本能是“求知的本能”（idlecuriosity），指人具有探索未知的愿望，这一愿望独立于追求物质利益和其他任何实用目的（Veblen，1914，P86—88）。
求知本能既可能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是人类获得新知识的源泉，借助于这些新知识，人们追求成就的本能就可以做出有实用价值的发明与创新。
在这三项本能中，起统帅作用的本能是追求成就的本能，其他两项本能只是加强了第一项本能中的某些倾向。
因此，我把这三项本能综合起来，统一表述为：
人具有追求生命活动力展开的内在要求；在生命活动力展开的过程中，人也有探索未知领域和关爱同胞的潜在倾向。
④制度原则的扩散与移植
③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习惯
②生命活动力沿习惯的方向展开
①人的本能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
图1凡勃伦的制度系统及其演化原理
凡勃伦强调人之追求成就的本能，是由于从这一本能中可以导出人们在展示自己的成就和效能时，具有超越别人的愿望，也就是人在展开其生命活动力时具有争强好胜的竞赛天性。
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竞赛以何种方式展开，则不由本能单独决定，而要视人类生活的环境而定。
环境（包括技术条件和现存制度等）对人的生命活动力展开起限制和规范的作用。
例如，凡勃伦说，当人类还处于远古的原始和平时期，个人生活在部落共同体中，要显示个人成就，竞赛的主要方式是为部落共同体从事有益的生产活动。
但当部落群体由和平的野蛮生活状态转变到掠夺的生活状态时，竞赛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时勇武精神、侵占、战利品等成为竞赛的主要方式（凡勃伦，1997，第16页）。
因此，人之追求成就的本能在不同生活环境下，可能具有迥然相异的表现方式。
现在以凡勃伦的人性理论为依据，解释图一的含意。
首先，人之本能作用于具体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生命活动力展开的具体方式和展开方向，形成某种生活方式。
这是图一中第一个箭头所表示的含意。
当生命活动力沿着某个方向展开之后，通过长期的煅炼和淘汰作用，人们将发展出与这个方向相适应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并且形成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思想习惯。
反过来，某种思想习惯一旦形成，就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从而也就具有了某种制度的功能。
故凡勃伦把表现在个人身上的思想习惯视为制度系统之基础。
这是上图第二个箭头的含意。
由于个人在生活环境（如从事的职业、所处的社会阶层）上存在着差别，所形成的思想习惯难免有分歧，甚至出现思想习惯上的对立。
但是从某个特定时期来看，一个社会总有某种思想习惯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每个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
这种得到广泛认同的思想习惯构成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原则，故以“制度原则”表示之，凡勃伦也直接称之为基本层面上的“制度”。
由此之故，凡勃伦把制度定义为存在于一般人身上的、共同的、思想习惯（Veblen，1919，P239），在上图中以第三个箭头表示。
当然，以某种思想习惯为基本原则的制度系统并非一开始就能完善地建立起来，制度原则有个“扩散与移植”（crossingandgraftingofinstitutonalprinciples）的过程（Veblen，1919，P50—51）。
也就是，那些起源于物质生活领域的“制度原则”被应用于其他领域，进入宗教、政治、法律之中。
通过制度原则的“扩散与移植”，整个制度体系趋向于具有内在一致性和高度整合性的体系。
尽管凡勃伦没有明确地在思想习惯、社会规范这类内化的制度与正式的制度规则之间作出区分，但他清楚地指出，制度原则体现在法律之中，特别是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的组织方式之中（Rutherford,1984）。
此即上图第四个箭头的含意。
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最后一个逻辑环节，是由上图第五个箭头表示的技术革新导致现行制度系统的演进。
凡勃伦强调，技术变迁是人的三种本能展开之结果。
前已叙述，人的三种本能包含有重实效和对未知的好奇倾向，人受这些本能所驱使将导致不断的技术革新。
新技术通过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环境，将产生出新的思想习惯，这又将按照以上所述的逻辑，导致制度系统的演进。
新的思想习惯推动制度系统演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凡勃伦认为，在同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旧的思想习惯支持着现有的制度系统，在那些持有旧思想习惯的人们中，包括居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集团成员；同时，新的思想习惯也在逐渐侵蚀着旧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逐渐酝酿出新的制度原则。
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在逻辑上有不少缺陷。
如在他的理论中，人的本能是良性的（或至少是中性的），但人的思想习惯却可能是不好的。
良性的本能如何导致不良思想习惯的形成？
对此问题，他没有给予清楚的解释，他认为这是由于本能受到环境（包括现行制度）的影响而被扭曲或被障蔽。
这样一来，他的理论变得难以检验。
如果人的行为表现出勤奋、朴实、善良，那么就认为这是本能在发挥作用；如果行为表现出虚伪、狡诈、侵占，则认为是受到环境的误导，本能不能发挥作用。
对于这些逻辑上的缺陷，已有论者指出（Walker,1977），故不详述。
尽管存在这些逻辑上的缺陷，凡勃伦仍然在技术变迁与思想习惯等概念之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演进理论，并且把“思想习惯”（含有价值观的一些特征）明确地置于理论的核心位置。
至于凡勃伦是否将价值观的作用完整地纳入演进理论之中，后文再予评论。
2、哈耶克的制度演进理论：
思想观念决定了制度系统的形成机制与演进方向
哈耶克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维续一个自由的社会，也就是如何扭转自由社会向全权社会的转变趋势。
为此目的，哈耶克致力于论证西方社会现有的文明成就、繁荣与创造力乃立基于一套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之上；这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决非理性设计之产物，也不可能通过人的理性予以建构或认识其全部功能。
一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乃经由人们共同遵循一般行为规则而追求各自的目标时，自发形成。
这种一般行为规则又是经由文化、传统、道德伦理、习俗等承传，并经群体竞争的进化选择而得以存续和传播，故同样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
因此，试图以理性设计的方式来重新建构一套行为规则和社会秩序，不仅是智识上之谬误，一旦付诸实施，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哈耶克,[中译]1997，2000）。
哈耶克在完成上述论证过程中，同时也提出了一套制度演进理论。
以下简要概括哈耶克制度演进理论的基本逻辑。
（1）基本假设
哈耶克分析社会制度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存在某种理性不及的无知状态（哈耶克，2000，第一卷，第8-11页）。
所谓“理性不及的无知状态”，其含意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每个人对决定其行动和其他人之行动的最终结果的大多数特定事实，是茫然无知的。
其次，对那些经由无数代人各目的特殊经验同环境相调适而累积起来的一般行为规则，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知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有助益于人们作出有效的行动。
第一个层次的无知状态意味着人们需要某种行为规则的指导，才能使他的行为既同他所知道的特定事实相适应，又能同他所未知的环境相调适。
第二个层次的无知状态意味着上述指导群体内部个人行为的行为规则，是不能经由理性设计而有意建构，它只能通过文化及传统代代相传而逐渐形成与演进，又经由群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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