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英国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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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英国文学
钱锺书与英国文学
赵一凡
钱锺书先生1998年底去世，迄今已10年。
10年来，我尝试通读先生已发表的著作，写下两万余字笔记。
目的，是想了解他的知识结构、治学方法，追索中国知识传统的现代衍变。
为此,我对钱锺书的老师辈，也作了相应调查，其中包括吴宓先生（清华国学院主任），以及世称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
我得出第一项心得，便有关钱锺书与清华的思想渊源：
了解钱锺书，必先了解清华。
清华1909年建校，实与一桩莫大国耻，即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有关。
1907年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
愿返还庚子赔款之一半，“俾使中国政府得以派遣学生来美留学”。
所以清华自1911年开办后，便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口号：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1925年，在原先留美部基础上，清华增设大学部，创办研究院，形成三足鼎立新格局。
这既是清华成人礼，也开创一派中国特色知识传统。
就名称而言，研究院仍以“国学”为号召。
但在教研制度上，它思想开放、广纳新知，有教无类。
治学方法上，它的一大贡献，正是中西并举、贯穿融会、为我所用。
上述特征，大体吻合陈寅恪与吴宓先生所提倡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我们知道，陈寅恪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之原因。
据吴宓《空轩诗话》：
“宓於民国八年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学识”。
1925年，吴宓筹办国学院，又与陈寅恪比邻而居，此即中国现代学术制度之发轫。
1961年二老白头聚首。
吴先生发现：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之中国文化本位论。
”
如此胸襟宽阔、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套用陈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
以吴先生半文半白的话说，便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
而钱锺书只用打通二字，予以简白概括。
在我看来，身为清华外文系1933届毕业生，钱锺书不仅代表上述知识传统，尤能体现这一传统之顽强生命力，以及它博古通今、海涵天下、勇于创新、扬我中华志气的卓越风范。
我的另一读书心得，涉及钱锺书的学术定位。
这方面，国内一批中文系学者，经年开发钱学。
其丰硕成果表明：
钱锺书首先是一位国学大师，其代表作《管锥编》，堪称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思想的鸿篇巨制。
其次，钱是一位伟大小说家与文体家。
他的小说《围城》，不但被学界视为经典，而且在民间哙炙人口。
再其次，钱锺书乃一重要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
这方面他撰写过《谈艺录》、《七辍集》。
最后，钱作为翻译家，参加过毛选翻译委员会、毛诗定稿组，并握有最高级别的专业定稿权。
对于上述研究，我多表赞赏，可也发现一个问题。
这问题，又与我们外文系师生习习相关。
简单说，钱先生去世后，后人给他加上几重光环，以至我们忘记一个事实：
他本是我们英文专业中人。
我在此提醒大家：
钱先生不但是清华外文系的好学生，他在牛津留学时的专业方向，也是不折不扣的英国文学。
不仅如此，钱先生曾在国内多所大学教书，从昆明、湖南、上海，一路教到北京，教的全是我们熟悉的英国文学课程。
一句话，钱先生与我们有着相似学术背景:
即受同类训练，写同类论文，得同类学位。
问题是：
钱锺书是怎样超越专业局限，逐步变为一个学问大家的?
下面，我想分段回顾钱先生的学术生涯。
钱锺书怎样开始学英文？
辛亥革命前夕，即1910年11月21日，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父亲钱基博是江南宿儒，文史名家。
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做了国文教授，先后在清华、圣约翰、华中大学执教。
钱基博的大哥膝下无子，所以钱锺书一出生，祖父便将这个长孙，交与长子抚养。
为何起名钟书？
据说孩子降生那天，有人向他父亲赠送《常州先人丛书》。
伯父因此替孩子起名仰先，小名阿先。
另据杨绛《将饮茶》：
伯父去世后，父亲担心钟书生性活泼、喜欢胡说乱道，特为他改字默存，意思是叫他少说话。
钱锺书的伯父钱子兰是晚清秀才，冬烘先生。
他性情迂阔，溺爱孩子，颇似《围城》中方鸿渐的父亲方遁翁。
老先生每天上午泡茶馆，与人聊天，下午教两个侄子（钟书与钟韩）读书识字，读的是《诗经》与《尔雅》。
读书之余，他不仅爱给两个孩子买零食吃，还常从书摊上租书给他们看。
租来的书，无非是《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
钱家书香诱人，家藏丰富，钱锺书自幼熟读《三国》《水浒》《西游记》。
不妨说，是伯父将儿时的钱锺书，早早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千世界。
钱锺书10岁那年，伯父去世，他和钟韩被送进无锡东林小学，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这时让他痴迷的，竟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林（纾）译小说丛书》。
这套西洋文学转译本，包括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等名家作品。
其中一本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最是惊心动魄。
钱锺书看这些个西洋历险传奇，直看得意趣飞扬、心痒难熬，恨不得立马学会英文，遍览天下奇书。
1924年，14岁的钱锺书考入苏州桃坞中学。
1927年，他和钟韩又一道转入无锡辅仁中学。
这两所教会学校，均为学生提供上佳英语环境。
有亲历者说，入此学堂就好比到了外国：
上课、早操、游戏、乃至吵架，全都要用英语。
钱锺书因为英文功课好，一度当上班长，每天用英文喊操，得意洋洋。
1928年，钱基博应聘北上，去清华做国文教授。
父亲一走，钱锺书无人看管，便开始自由放任，胡乱读书。
暑假中父亲自北平归来，抽查孩子功课。
结果钟韩得了夸奖，钟书则被痛打一顿。
父亲说他写的文章“不文不白，用字庸俗”。
这一打，却将钟书打开了窍。
从此他古文大进，诗意勃发。
高二那年，辅仁中学举办国、英、数三科竞赛，钱锺书夺得中英文两项第一名。
钱锺书早年教育之特征，是能于中国古文陶冶之外，饱受西洋文化滋养。
这种刚柔相济的启蒙方式，堪称中国历代少有。
具体说，严格古板的国文训练，令钱锺书自幼根基扎实、文理清晰、思想深邃。
而西洋民主教育，又养成他大胆求知、锐意革新的自由精神。
提醒各位：
生性好奇的钱锺书，是因大量阅读西洋小说而得以充分发蒙。
而我窃以为：
西洋文学的奇异魅力，尤其是它所蕴含的强悍自信、张狂进取心、丰富想象力，实有利于造就钱锺书此后中西融通、才华恣肆、自作主张的学术品格。
钱锺书怎样在清华读书？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
他的入学总分，据说在200多新生中排列第57名。
可数学不及格，只得了区区15分。
然而，由于他的中英文考卷异常出色，惊动清华校长罗家伦。
钱锺书回忆说，罗校长亲召他面谈，予以破格录取。
而他感激之余，也当场“鞠躬申谢”。
这个年仅19岁的新生，自此与校长书信往来，作诗唱和，不亦乐乎。
1929至1933年，钱锺书一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
关于这个“中国第一外文系”，我在此简介如下：
清华外文系建于1926年，始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外文系。
系主任王文显留学英国，191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
作为清华元老，王主持制定外文系学程大纲，明确其培养目标为：
甲）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乙）使之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精通外语之人才，丁）创建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参照美国大学制度，外文系强调于专业训练外，鼓励兼修，以造就博学通才。
必修课包括西洋文学概要、文学批评、戏剧概论、历代文学史。
目标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
同时每一学生，又须于英德法三种外文中，“择定一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
钱锺书入学时，外语课增至8门：
即英法德之外，又添加拉丁、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与日本语。
一介新生钱锺书，居然修习了日文之外的7门外语。
外文系师资中西各半。
中国教师开课为：
吴宓（大二英文、英国浪漫诗人、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一），王文显（戏剧概论），叶公超（大一英文、英国文学选读），陈福田（大一英文、西洋小说研究、英文作文）。
外籍教师开课：
吴可读（A.L.Pollard-Urguhart，文学批评），翟孟生（P.D.Jameson，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二、四、五），温德（RobertWinter，大三英文、大四法文、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三），毕莲（A.M.Bille，大四英文）等。
清华四年，钱锺书通习西洋文学史、戏剧概论、莎士比亚等课程，尤喜浪漫诗歌、哲理小说、文艺批评。
外文系之外，他自然受到清华四导师、特别他们那一代渊博学风的熏陶。
而他与众不同的读书志向，此际也初露端倪。
这方面，我想着重勾勒他的两项特征：
杂学旁搜，志在打通钱锺书在清华英文成绩之好，空前绝后：
大一大二甲上，大三超等，大四无纪录（因华北动荡，毕业生提前离校）。
早在大二时，吴宓先生就让他填补系里教职。
毕业前，北大温源宁教授又荐他去伦敦大学做讲师。
诸多回忆文中，钱都被描述成一个奇才。
人们的赞赏重点，则在于他的旁涉与渊博。
同学饶余威说：
“钱锺书中英文造诣很高，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
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闲书，边听边看，但考试总是第一。
看书时他喜欢用粗黑铅笔划出佳句，并在书页旁写上评语。
清华藏书中的划线评语，多出自此君手笔。
”
钱锺书的杂学兴趣，更见于他与清华名师关系。
30年代初，清华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历史系有陈寅恪、蒋廷跋、张荫麟。
钱锺书听这些名教授的棵，拜读他们的大作，时常己见迭出。
譬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哲学系主任冯友兰，都曾遭到他的挑剔。
他还喜用中英文发表批评文章，左右开弓，一时嘲笑洋人，一时又捉弄古人，说什么“孔子是乡绅，陶潜也折腰”，令其父钱基博坐卧不安。
钱锺书如此不守陈规、不务正业地读书，乃至后来自成一套通家之论。
其内容精深，须另作一文，周备述之。
这里只说缘起：
在清华，钱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交好。
张氏特点是嗜读无厌，推崇新知。
国内哲学界，他较早介绍马克思唯物论与罗素分析哲学。
张钱二人，双双看重学问之通达。
张氏《所思》谓：
“我相信，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
罗素以解析为本质的哲学，也莫过如此。
种种分析，只是通的门路和应用。
反之，通是分析的补救。
”
钱锺书的通学志向，亦在张主编的《大公报》上多有流露。
30年代初，他在该报世界专栏连续发文，抉发哲学家的诗心。
《作者五人》纵论英美哲学之余，突发奇想曰：
“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
每读一本文笔好的哲学书，这梦想便从心头掠过。
”请注意：
这是要一举贯穿文史哲三大学科！
这方面，美国哲人桑塔亚那（GeorgeSantayana，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多才多艺，尤令钱锺书心仪：
那个“山潭野纳”用字讲究，比喻丰富，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
钱锺书表示：
他要在“硬性学术研究中”，充分展示诗情画意、人生乐趣。
孤往冥行，不由师授在清华，钱锺书不但把书读得出神入化，而且渐以孤傲出名。
他毕业时拒绝留校读研究生，理由是“外文系无人能教我”。
此语一出，陈福田老师摊手作色道：
这太伤感情了。
有人据此认定钱锺书恃才自负，个性狂狷。
以我所见，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首先不可忘记，当年清华学风大度：
它一面激励学生上进，一面对那些可能超越老师的卓异学生，乐见其成，沾沾自喜。
且听吴宓先生评语：
“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要推钱锺书。
”
得知钱锺书不愿读研，吴先生莞尔一笑：
“以钱的才质，根本无须硕士学位。
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
”
其次，当年清华并非清水一潭。
针对派系岐见，校长与导师一再提倡：
和东西秦晋之好，破南北门户之见。
身为深明事理的学生，钱锺书周旋于诸师诸派之间，既要遍采百味，又欲不落俗套，岂可没有一套超然自处之法？
有的。
现举一例，略点其中关节。
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对钱锺书赏识有加，一度对他说：
“你不该来清华，而应去牛津”。
某日，叶对钱议论清华派系，钱不作正面答，反而戏言道：
京派海派，如同马戏。
我自作一队，穿插其间，岂不好玩？
复作一首七绝诗，明示自己无师无门的立场：
“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且执两端开别派，断章取义一葫芦。
”
最后，钱锺书发表不由师授的独立宣言，并不代表他目无师长、拒认师传。
相反，他在《论交友》中恳切自陈：
“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
这五位导师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
”
钱锺书怎样在牛津读书？
清华毕业后，钱锺书回到江南，在上海光华大学当讲师，不久与杨绛结婚。
193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
录取24名学生中,唯他一人攻读英文专业。
1935年，钱杨双双赴英留学。
杨是自费生，钱则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攻读英文学位，为期两年。
在牛津，钱锺书并不开心。
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
失望原因，首先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不合他的口味。
其次，牛津多富家子弟，他们扎堆喝酒、结伴旅行，另有一套贵族作派。
钱锺书冷清不过，便把自家住所NorhamGardens取名“恼人园”。
又将他常去的Bodleian图书馆，戏称为“饱黩楼”。
可那里的藏书只限18世纪以前。
19世纪往后的新书，要到市图书馆去借。
当然，这也挡不住他在两馆之间往来穿梭，废寝忘食。
据杨绛回忆，钱锺书对于英文专业课，“只有一次认真苦读”。
那是他在学位论文预试中，遇到一门古代版本学。
它要求学生钻进故纸堆，一一爬梳并辨认15世纪的破烂抄本。
钱锺书头疼之余，不得不临阵磨枪，恶补Paleography。
而他所谓的苦读，是每天加看一本侦探小说，以便“休养脑筋”。
结果考试不及格，他被迫在暑假后补考过关。
话说回来，牛津的苛刻训练，养成钱锺书无懈可击的英文功底。
40年后，即1979年他随社科院代表团访美时，仍能随口背诵英、德、法文诗篇。
依照台湾费景汉院士的在场目击，钱以69岁高龄，面对满堂学者，侃侃易语而论，其洋文之精准、学问之高雅，“真把美国人吓着了”。
再看钱锺书毕业论文，也是正儿八经的文学命题：
《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在命题与方法上，此文均属标新立异：
[1]将比较文学方法、文化交互影响说，大胆植入断代史研究，
[2]比较分析中，突出两国文学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化心理之异同。
这部英文稿，曾于1940-41年在中国图书季刊英文版发表。
1982年，香港方面打算再版，因钱不同意而放弃。
凭此论文，钱锺书摘取牛津B.Litt.学位。
这是个学士学位，但含金量很高，极少颁发东方学生。
毕业前，牛津有人愿意资助钱攻读哲学博士，又邀他担任中文讲师，可他均未接受。
其中原因，杨绛解释说：
钱通过论文考试，简直“如获重释”。
他觉得为学位赔时间、做无用功，太不值当。
说到底，钱锺书一生最喜自学，即不受约束，读自己想读之书。
1937年秋，钱杨转赴法国，在巴黎大学（Sorbonne）进修一年。
这一年，钱锺书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
他欣赏索邦的宽松自由，嗜好拉丁区的小酒吧、旧书店。
此时他既无功课压力，又能恣意读书交友。
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
许多年后，他将学问一道，用八大山人冷隽笔法，表述为“荒江野老，三二素心人，商量切磋之事”。
可我忍不住想说：
先生健忘——怎可缺了巴黎街头的灯红酒绿、咖啡飘香？
有巴黎垫底，钱锺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
遍览群书之余，他最感兴趣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
据我观察，其中三大重点为：
[1]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
[2]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
[3]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换言之，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替他绘制一张海外游历图，我们恐怕要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
最后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红楼梦》里那一对癞和尚、跛道士。
起初，钱锺书不过与之面面相觑。
继而暗通款曲，引为知己。
到了《管锥编》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请看杨绛旁证：
“钟书在巴黎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读书。
法文自15世纪诗人维容（Villion）读起，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将来。
德文也如此。
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加上意大利文。
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
但一年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我。
”
请留意，巴黎读书方式，与钱氏治学理念相关：
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一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纵横驰骋。
他后来放出手段，将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与正规学术相结合，美其名曰打通齐观。
如此狂放之方法，实非一般国学或西学专家所能想、所敢想。
钱锺书怎样教英文?
1939年，欧洲战况凶险，钱锺书携妻女从马赛回国，时年不足29岁。
清华教授叶公超，此时主持外文系（不久他官运亨通，当上外交部长，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破格聘钱锺书为教授。
由于抗战，钱从香港上岸，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据王佐良回忆：
是秋，叶公超亲陪钱锺书，来到高级英语研修班，向大家介绍说：
“钱是我的学生，你们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
”
钱锺书在昆明旅居文化巷11号。
短短一年中，他教过的联大学生计有：
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查良铮等。
旁注一句：
上述诸生，多为解放后北大北外之著名英文教授。
至2004年5月10日李赋宁先生去世为止，这一代贤师俱已过世。
而他们生前，莫不自许“钱师门下”。
钱锺书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
据许国璋回忆：
“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
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
盖拉氏深恶教会之蒙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时代精神。
讲当代文学，也以欧洲为主线，兼及英国。
钱师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
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
许国璋又说：
“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
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
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
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
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
书毕，必读，遇有缺夺，必一一补正。
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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