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通论北师大精品课程0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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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通论北师大精品课程01
古代汉语
导言
一、什么是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是与现代汉语相对而言的。
是古代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
因为口头语言无法超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汉语，都是指被记录下来的书面语，也就是古代文献语言。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发展变化而来的，因此，现代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诸方面，都与古代汉语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般说来，现代汉语是指1919年“四五”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汉民族通用的、口语与书面基本一致的语言。
但是，并不是1919年以前的汉语都是我们这部书里怕要教学的古代汉语。
一般认为，古代汉语有两个系统：
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如《诗》、《书》、《礼》、《春秋》、《老子》、《论语》、《荀子》等所使用的，以及后来历代作者仿古伤口中所使用的语言，如两汉诗文歌赋、唐宋散文等；一是自魏晋以来逐渐形成的口语实录，如《世说新语》、唐代变文、禅宗语录，直到元明清的白话小说。
这种语言的词汇、语法与现代汉语接近。
前一种，我们称作文言，后一种，我们称作古白话。
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是文文而不包括古白话。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用文言记录的典章制度及史料，用文言撰写的文学作品，多到不可计数。
由于时间跨度大（上下三千多年），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文言作品，其语言特点有很大差异。
最能反映文言原貌的，莫过于先秦两汉的作品，其次是唐宋以后的仿古文言文。
所以，我们认为，古代汉语课的学习对象，应以先秦两汉作品为主，兼及唐宋以后的仿古文言文。
二、古代汉语课程的性质任务和基本内容
古代汉语课是高等学校中文系的主干课程之一。
它既属基础理论课，又属工具课。
一方面，它要较系统地讲授关于古代汉语的基础理论知识，阐述有关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通过对这一具体语言的学习，提高学生语言科学的理论素养。
另一方面，它要在这些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文言作品，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针对以上第一个目的，古代汉语的通论首先要考虑理论体系。
本书首衔采用传统语言学三分的框架，设文字、词汇和音韵三章；其次根据近现代的汉语研究成果，加入语法这一部分。
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体现这一体系。
这四个部分，同时也是达到第二个目的所必须的；而为了使古代汉语的课程真正对培养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起作用，第六章也是必不可少的。
下面分别阐述书中的各部分在指导文方文阅读中的作用：
在学习古代汉语过程中，初学者最先遇到的字音和词义问题这类问题固然要逐个理解和记忆，同时也要从理论上有总体的认识，换言感性认识要与理论认识相结合，为此，本书设有词汇和音韵两章，主要解决学习中的字词音义问题。
由于汉字是表义系统文字，字形与字义有着密切关系，古代汉语单音词是多数，所以很多单字，也就是音音词，字义也就是词义，为此，我们设文字一章，叙述有关汉字的基本理论，以便于学生依据造字方法和造字意图字义、词义。
教学实践证明这是功省效宏的途径。
在学习文言文过程中，还常常遇到这样情况：
一句话中的所有字都认识，字义也都知道，就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这往往由于不懂古代汉语语法和特殊句式所致。
为此，我们设语法一章，着重讲述古代汉语不同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以便解决由于语法不通而误解句意的问题。
古代汉语课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读懂带有古注的文言文，为此设古书阅读常识一章，在这章中讲述了古注的内容、形式和如何阅读古注，同时讲述了古代的修辞手法及有关工具书的使用方法，这对培养学生阅读古书能力，是不可缺少的。
三、古代汉语课程的特点和学习方法
学习古代汉语，必须抓住重点。
古代汉语通论含文字、词汇、音韵、语法、其它有关阅读的知识四个方面，哪些是它的重点？
一般说来，古今差异较大、现代汉语涉及不到的知识，应作为它的重点，比如语法中的虚词，有些用法可以直接翻译成现代汉语：
“之”可以等于“的”，“于”可以等于“在”，“与”作连词、介词现代汉语还保留着，……可以借助现代汉语的知识去理解，比较简单。
而有些用法现代汉语是绝对没有的，例如“之”取消句子独立性，“莫”、“或”作无指代词，“是”在判断句里不当系词用……这些就要着力去弄懂和记乙。
又如语法中的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类及语法功能，现代汉语已经学过，古代汉语大同小异，实词的重点，就要放到词类活用上。
活用自然要涉及本用，学习活用也就带动了对实词特点及功能的学习。
其他诸如语序、省略，等都要把古今差异大的弄懂并记住。
其次，要把左右通达、可以提纲挈领的概领当作重点首先把握牢。
例如，词汇部分有一个新概念“本义”，它既连着汉字形体结构分析，又连着引申义与引申系统，还关系同义词辨析。
这个概念就需要首先把握牢，并把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把握好。
能这样作，文字、词汇两部分的主要内容，就可以掌握得差不多了。
第三，要把不易分辨的现象、概念当作重点，把它们从理论上弄清，并且从实际上分开。
例如：
“以”字作介词和作连词就不易清，“焉”字作代词的两种用法和作语气语也不易分清，又如，古今字与通假字容易混淆等，都应下功夫首先弄清。
学习古代汉语，既要注意古今汉语的差异，也要注意古今汉语的汉通。
前面已经说过，古今汉语有源流关系，重视沟通，可以起到利用已知来认识未知的目的。
学习古代汉语，必须理论与材料并重。
也就是说，在学习基础理论的同时，还必须阅读足够量的文言作品，以积累语言材料和产生语感。
在教学中，通论和文选部分也是交叉进行的。
本书是通论部分，还有一部相应的文选教材，也是必须学习的。
第一章汉字
第一节汉字形体的演变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创造并使用文字，是人类从荒蛮走向文明的象征。
当地球上的许多人群还处于原始、蒙昧时期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已发明了文字并用以记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进入“有册有典”的文明时代了。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在世界表意和表音的两大文字体系中，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
由于汉字最适合汉语的特点，又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及民族心理、习惯以至思维方式相一致，所以当世界其他民族的表意文字相继消亡之后，唯有我们的汉字依旧保持旺盛的青春，得以继续发展、完善，一直延用数千年，至今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汉字和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历史和文化的书面记录。
无论是要研究中华文化还是要研究汉语言文字的本身，都应该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具有传统的字学知识。
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一样，汉字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就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汉字是形、音、义统一于一体的文字。
因而汉字的发展变化也同时表现在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
虽说这三者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变化规律，但也彼此相关联。
字形是字义和字音赖以寄存的躯壳，要了解不同时代（特别是上古）汉字的音与义，总离不开对汉字形体的分析；而不同阶段上的汉字形体又往往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要想全面地、历史地掌握汉字，并借助它来释读古代文献或研究有关问题，首无就要对汉字形体的演变有个明确的了解。
汉字的形体是其构形、笔道形态和书写体势三个方面的综合体现。
所谓演变，就是演化和变革。
演化，是指汉字形体的细微渐变，是量的积累；变革，是演化的阶段性总结，是汉字形体的部分质变。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人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对它进行改造、改进而约定俗成的结果。
其中有一脉相承、变化轨迹较为清晰的一面（主要方面），也有中途断裂、分合乖而纷繁杂的一面，涉及的问题很多。
我们这里只介绍一些基本的情况与古代汉语学习至为相关的问题。
一、汉字形体演变的几个阶段及其代表字体
从有系统可寻的商代甲骨文到现在所使用的要楷书字，汉字的形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为着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的大体形貌，我们以各个时代官方的正式字体为主干，人为地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化划分为六个阶段。
这六个阶段及其代表字体分别是：
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战国时代的金石竹帛文（统称战国文字）、秦代的小篆、汉代的隶书（包括草隶即章草）、魏晋至今的楷书（包括行书与今草）。
其中以秦汉之际为界，秦代的小篆和小篆以前的字体统为古文字汉代的隶书和隶书以后的字体统称为今文字。
古文字与今文字之间的过渡字体是秦汉之际流行的古隶（又称秦隶）。
为明了起见，列为简表如下：
下面分别对这六个阶段的代表字作简要的介绍
（一）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卜辞、殷虚文字等，主要是指商代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图一）。
商代统治者迷信尚神，事无巨细，均要进行占卜以问凶井。
他们把每次占卜的内容有时连同应验的结果都刻在特制的包甲兽骨上（也有少数是非占卜的纪事刻辞）。
这些特殊的文字资料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和殷都（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夷为废墟而长期埋没于地下，直到1899年才被人发现为宝物。
之后经过我次发掘，到目前为止，从安阳出土的有字甲骨已达十万以上。
甲骨文字的单字据孙海波《甲骨文编》的统计，多达5949个（其中多有同字异构，据最新研究，约为3500在右）。
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上古史、古汉字和上古汉语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新材料。
甲骨文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记录了大量上古汉语的、比较早期的汉字。
它虽然已成体系，但字形还多不规范，因而具有不同于成熟阶段汉字的特点：
（1）象形、象意字多，形声字只占很小一部分。
这些象形、象意字虽然对所象之物都经过了高度的抽象，与图画已有本质的区别，但也还有不少字依然保留着很强的图画性，比如（鹿）、（象）、（鼎）、（沉））、（获）等皆其类。
（二）字每无定格，异构特多。
有的正反无别，如人字写作，也可写作；有的字笔划可多可少，如帝字写作，也可写作；有的偏旁部首的位置可以移易，如陟字作，也作，有的会意可因某些义符表意的相同或相通而更换义符，如奚字可从大作，也可从女作，从人作；有的可在原象形的基础上增加义符或声符，如遘字作，也作或字作也作；有的把两个、三个字合写在一起为“合文”，比如祖乙写作，十二月写作；等等。
这些现象说明，甲骨文时代汉字的构形还处于比较活跃的阶段，异体字、繁简字特多，因而造成了这一时期汉字的诸多歧异，以至给我们今天的辨识带来了困难，不过也为后来汉字的逐步定型化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字样。
（3）异字同形。
就是一个字形同时代表两个字完全不同的字，而字两个字既没（前期）等即同形，分别写作+。
这大多由于明形字在高度抽象化以后变为简单的线条结构而造成形体混同的结构。
这种不多见的现象与文字的本质是矛盾的，所以在汉字后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消亡了。
（二）金文
金文又称钟鼎文、铜器铭文等，是古代铸（少数是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图二）。
在青铜器物上铸文，始于夏商，盛于两周，延续至秦汉。
作为一个时代独具风格的字体，这里主要是指鼎盛的时期的西周金文，可以大于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墙盘等重器铭文为代表。
西周金文与商代甲骨文比较，具有如下特点：
1、直观表意的象形、象意结构形态减弱，便于书写的符号形态增强。
例如虎、马、犬等字，无论是单独成字还是作偏旁部首，几乎都不再用甲骨文中那种以双线条勾勒其躯体的写法，也不再追求形象的逼真，只是还注意突出其最其特征的部分以便字形的区别罢了。
（比如虎突出大头与利齿、马突出长鬃、犬突出卷尾）。
这就把象形字向不再象形的符号化推进了一步。
不过西周金文中的极少数字，特别是那些族徽性的字，甚至还保留着比甲骨文字原始、图画性更强的形态。
2、趋向定型化，但异体依然不少。
趋向定型化的主要表现在：
形旁之意相通而混用的现象大为减少。
如甲骨文中的牧字，有从牛、从羊、从马等同种形，西周金文中则只用从牛一体，淘汰了另外两体。
第二，偏旁部首的位置有了较多的固定。
例如“彳”旁，甲骨文置于左右都可以，西周金文则基本上固定在左边。
第三，异字同形、合文、反书等现象大为减少。
从总体上看，西周金文是朝着定型化方向发展的，不过同字异构的现象依然不少。
3、形声字大量增加。
一是在原独体字上增加形符和声符，使之变为形声字；一是新造的字多为形声字，例如《金文编》食部所收的19个字，除4个甲骨文已有之外，新造的15个字中有13个是明显的形声字。
有人曾作过统计，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只有20%左右，而金文中的形声字则已达到50%以上。
4、在书写形式上，越来越注意字形与名文整体的协调、美观。
由于铭文是器物所有文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作者对每个字的结构、用笔和整体的章法布局都极尽精美之能事。
如果说写刻文字的讲求书法，在甲骨文中表现得还够普遍、明显的话，那么在西周文中则是处处可见了。
过去曾有人说先秦三代人写字“不计工拙”，是毫无根据的。
（三）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的品类很多，有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简册文、写在缯帛上的帛书、写在玉片上的盟书墨迹，有铸（或刻）在铜、铁、器物上的铭文、符节文和货布文，有刻于石上的石刻文，有镌为公私印章上的玺印文等等。
这些都是可见于出土文物上的战国文字的真迹。
此外，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和籀文、三本石经中的古文、郭忠如《汗简》中所收的古文等，也大都是当时人们所见到并笔录下来的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的材料众多，字体也极为异样，因而无论哪一种附著物上的字体，都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字，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字不能像商代甲骨文、西周金那样以其附著物来命，只好以时代来标称，统称为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最突出的特点是形体歧异多。
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说文解字》），再加上连年战争，诸事急迫，被御用的文化人不能像西周大一统天下时那样从容不迫地精心制作，于是写字作书每每越出常轨、任意省改、草率从事而求急就，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文字异形”的局面。
同一个字不仅在不同的地区构形有歧异，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不同书手的笔下也每有不同。
由于这一时期汉字的随意性过大，因而字体出现了大量无规律可循的省变或变，比如将“马”写作、“安”写作“”，“为”写作等，即是典型的例子。
不过从总体上睦，战国文字还是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古隶的。
某些金石器物上的文字依然保持有西周金文的遗风。
比如秦国的石鼓文（图三）、新虎符名文即明显地表现出与西周的虢季子白盘、墙盘铭文相接，下与秦始皇时代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的小篆相通，是古汉字由西周金文演变秦代小篆的过渡桥梁。
另外，某些简册文，例如包山楚简，其形体的变与用笔的特点，已有隶书笔法的滥觞。
秦汉之际流行的古隶即与之一脉相承。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文字的多歧异，又反面促进了秦代对文字的统一和改革，也为后来汉字形体的突变----隶变准备了条件。
（四）小篆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时颁行的标准字体（图四）。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
为了尽快改变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
罢其与不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斯等人在统一六国文字时做了三件事：
第一，以秦国原有的文字作为统一的标准，处先“罢”（扬弃、废除）掉一切与秦文不同的六国俗体、异构，只保留其中与秦文一致的部分；第二，拟证出统一的标准字样；第三，写出定型后的标准字样广布天下。
这第一、第三两件事情很明确，只有第二件事情历来有争主，需要作些说明。
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的标准字体时，所根据的到底是什么字样？
按照许慎的说法，“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
”用一个“皆”字告诉人们，李斯等人依据的完全是史籀大篆，小篆这种字体是他们对大篆“颇加省改”新创造出来的。
这就与第一件事相矛盾，也于情理难通：
所谓史籀大篆，传说是周宣王时的史官名叫籀的人写来教儿童识字学书的十篇文字（早已亡佚），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的标准字体时，不可能抛开秦国现实的文字而不顾，去搬用五六百年前的学童教科书来作标定国家文字的根据而创作新的字体。
如果用这种复古的作法来所订新字体，无论怎样省改，总会有时代的差距而脱离现实，不仅东方六国的人不易辨识，就是秦人自己恐怕也难于适应。
比如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商鞅方升名文、新虎符铭文等（均为战国时代的秦文），都大量存在与小篆相同的字，尤其是后二者，几乎完全就是小篆了。
这就有力地证明，李斯等人在拟订统一字体的时候，不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颇加省改”，而应该是“皆取现实秦文，或颇加省改”，进行一番整理与加工，使之更为定型化、标准化，以便于推行。
许慎之所以要说是“皆取史籀大篆”，推其情由大致有二：
一是战国时期的秦文确实是较好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传统，这样说可以表明小篆的来源；二是为了抬高小篆的身价，因为他的《说文解字》是以小篆为正篆来加以分析研究的。
小篆是古文字的的终结，它的主要特点，首行是固定了偏旁部首的位置和写法，基本上做到了定型化。
其次是书写形式要求整齐划一，笔划不论横竖曲直，一律用粗细等匀的线条，字的结体这样一来，古文字中的象形象意字就被进一步抽象化、线条化、规整化，从而也就更加符号化了。
原有的“画成其物”、“视而可识”的直观表意功能继金文之后进一步减比，以至在许多字中已经完全消失。
第三，是整个构形系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强。
汉字的构形系统从甲骨文开始就具有了，它是以定数量的基本构件为基础、以构件的一定置向为外部平面组合的模式、以构件在内部的不同层次组合为构形理据而形成的。
经过全面整理的小篆，其基本构件更加纯净，外部的平面组合和内部的层次且合调整得更为合理、规范和完善，从而使汉字的整个构形系统得以巩固和加强，为后来今文字（隶书、楷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秦始皇利用政权的力量来统一文字，推行小篆，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很快结束了长期以来汉字异要丛生、形体杂乱的局面。
这对增强汉字的社会职能，对促进民族的团结统一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五）隶书
隶书历史上也称佐书、史书、八分，是以点、横、掠、波磔等点画结构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而使之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
小篆虽然整齐规范，但其形体曲屈回环，极不便于书写。
相传秦始皇时代有个叫程邈的人，得罪下狱成了徒隶，在狱中对小篆进行改革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
秦始皇对此很欣赏，给他免罪升官，于是把他拟定的字体称为“隶书”。
其实，据现在已出土的文字资料看来，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民间早已有隶书的萌芽，即便程邈真有其人其事，他也不过是作了些收集、整理和加工的工作罢了。
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所为隶人，殆为衙门中专掌文书的书吏；所谓隶字，即是这些人在日常工作中所习用的字体。
秦王朝在推行小篆的同时，为了“以趋约易”，确实是大量地使用了隶书。
1975年在湖北梦县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简就是最好的证明。
隶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其设计院构形和笔道（点画）形态是有很大变化的。
在初创阶段，构形我因篆书而，多数字尚带有浓厚的篆书意味，点画用笔的特点也不很突出，尤其是波磔不明显。
后为经过长期的使用，特别是经过汉代文化人的加工、改造和美化，隶书才从根本上改变了篆书的构形和笔道形态，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字体。
后人称初创阶段的隶书为古隶或秦隶，称成熟阶段的隶书为汉隶（图五）。
汉隶是汉代官方的正式字体。
一般所谓隶书，主要是指汉书。
（六）楷书
楷书也叫真书、正书，它产生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
楷书是由隶书经过长期演变慢慢悦化出来的，在它成为一种新字体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或多或少地带有隶书的意味，所以楷书在历史上也被称为“隶书”和“今隶”。
楷书与它的母体隶书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彻底摆脱了篆书的影响，构形单一。
隶书以点画结构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从篆书的严密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出现了构形自由、同字可得异形的倾向。
不少字既有因承篆书、略带篆意的构形，又有解散篆体、重新结构的构形，例如曹字，在汉隶中就有“”、“”、“”三种写法，之字有“”和“”两种写法。
隶书中繁简字也有很多，如善字，既作“”，又省作“”；泽字既作“”，又省作“”等。
这种异构字多则又同时流行的现象，无疑是对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反动。
楷书流行之后，在摈弃带有篆书意味而不便书写的隶书构形的同时，也尽力排斥这种构形“自由化”的倾向，每个字的构形尽可能单一化。
唐人作的《干禄字书》之类，做的正是楷书标准化的工作。
第二，点画形态比隶书丰富。
楷书不仅比隶书增加了斜勾“”（隶书用波磔）、挑“”（隶书是横画斜写）、折“”（隶书是横画与竖画的自然结合）等基本点画，而且每种基本点画的“个性特征”都比隶书鲜明。
隶书除了波磔、掠、点具有较为突出的持点之外，其他和画（如横、竖）都依然不同程度地沿用着篆书的线条形成，只不过是把篆书的线条形态，可以充分利用毛笔富于弹怀、能粗能细、能方能圆的演变过程看，写出品式众多、情状各异的点画形态来。
所以从字体的演变过程来看，虽然隶书的开成是汉字由条线结构一变而变画结构的标志，但是汉字点画结构的典型字体闻不是隶书而是楷书。
二、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汉字形体演变过程，是一个对字形不断进行调整、心造的过程。
在这个调整、履行过程中，不仅笔道形态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字的构形也随之而改变。
字的构形改变，有的步步相因、一脉相承，有的则具有较大的跳跃性，有的甚至是列断裂性的突变，情况非常复杂。
这里只择其要，谈谈与学习古代汉语至为相关的三个问题。
（一）隶变
所谓隶变，是汉字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是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一次质的飞跃。
这个演变从战国后期开始，到汉代中叶汉隶形成结束，经过了二三年百年的时间。
其间以秦汉之际的变革为最激烈，所以我们用秦篆（小篆）与汉隶作比较来说明隶变中的问题。
汉字在隶变之前，从商代的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形体外观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若从内在的构形来考察，仍然没有超出以基本构件的象形为特征的线条表意结构的范畴，在构形过程中能反映造字意图的“笔意”依旧存在，只不过是不断有所淡化罢了。
经过隶变则不然，它仅用不同形态的不同点画取代了篆书单一的线条，变化了行笔的方向，彻底摈弃了原有的象形特征，而且对整个汉字的构形作了一番全面的大调整，使篆书的笔意几乎被完全隐没，代之而起的是点画组合而便于书写的“笔势”。
纵观隶变前的篆书形体和隶变后的隶书形体，将再会得的构形进去地比而作全面的考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种种不同的现象。
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以归纳出隶变对汉字构形进行高速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和方法。
这些方式方法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用一个新的构件取代篆书中的不同构件（如包括某一构件的局部和相关构件组合后的合部或局部）。
例如秦、春、舂、奉、奏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它们的上部都不尽相同的两个构件的组合，隶变之后都被同一个新的构件“”所取代：
（泰）
（春）
（舂）
（奉）
（奏）
从篆书的角度看，就是这些字中原本构形不同的那个部分被完全“同化”了。
又如青、责、素、表、毒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其上部也是各不相同的，隶变后都被同一的构件“”所取代，其中青、责、素三字取代的是不同的单一构件，表、毒二字被取代的是相关构件组合的局部。
这种用同一构件取代不同构件的现象可以简单地称为“混合”，是隶变过程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作法。
（2）将篆书中的同一构件形态分异成不同的构件形态。
在篆变书中，同一个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在不同的字中是基本不变的，隶变中却往往因字而异，变化这一要件的形态与写法，使之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形态的构件。
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构件的一种写法变成了几种不同的写法。
例如令、危、辟、御、色五个字，它们在篆书中所共同具有的构件，尽管所处方位有异，但其形态与写法是完全相同的。
隶变之后，这个构件却因所处方位的不同而分别变化出了五种不同的形态和写法：
（令）
已（危）
尸（辟）
卩（卸）
巴（色）
也就是说，篆书的构件，到了隶书以后被分异出了五个形态不同的变体与之相对应，有了五种不同的写法。
又如弄、兵、奂、丞四字中的廾、、大、的不同写法，也是隶变对篆书构件分异的结果。
这种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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