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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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
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
内容提要本文以晚清状元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为例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其一对大生纱厂创办时张謇招股难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非官非商亦非买办的身分是他招股集资屡遭挫折的根源其二对大生纱厂实行的“官利”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官利”制度的实行受当时整个社会高利贷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不能把大生纱厂此后的困境简单归结于官利制度其三通过大生纱厂股东大会分析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中国股份制企业成长发展的状况
关键词大生纱厂张謇股份制企业
由晚清状元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资本企业集团是我国民间较早以股份制方式组织创办的企业集团这个企业集团由大生纱厂的创办开始起步大生纱厂是构成大生资本企业集团的第一家企业也是奠定大生资本企业集团基础和支撑大生资本集团的支柱企业但是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种种艰难曲折几次险遭夭折成为近代中国民间创办股份制企业集资难的一个典型大生纱厂的运营和组织也有很多自身的特色对这些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发生发展的一些特点也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某些固有的“国情”本文选择大生纱厂招股、分配和制度建设的几个层面进行考察分析目的是对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内外环境和社会条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1.大生纱厂的招股为何如此艰难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开始筹办至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开车试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四十四个月中大生筹集的总资本为445100两其中领用张之洞前购而搁置不用的折旧官机折价25万两剩下的195100两中还包括地方公款41900两真正面向社会招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3200两到开车为止距离预定的招集商股25万两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期间招股困难导致的资金不足始终是最突出和最困难的中心问题多次使得大生纱厂到了夭折的边缘可以说大生纱厂的招股难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早期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过程中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因为招股难张謇曾尝试了种种办法在开车之前的这四十四个月中大生纱厂的体制就经历了商办、官商合办和绅领商办三个阶段目的就是为了筹措资金因为招股难大生纱厂的股东几经更换旧股退出新股难招通董沪董分分合合因为招股难张謇“一再求助于江鄂二督及桂道及凡相识之人”但成效却十分有限署理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协助集股六七万”张謇在与盛宣怀分领折旧官机“与官定绅领商办之约”“各领机二十五万”时盛宣怀亦曾答应代张謇筹集流动资金但当大生纱厂工程开始“用款日繁日紧而各路许入之股不至”时桂嵩庆答应的钱却“屡催不应”盛宣怀处同样是“久之寂然如桂”张謇“屡催屡请执约告急之书几于字字有泪”盛宣怀却是“百方腾闪迄不应”因为招股难张謇旅沪时“不忍用公司钱”“卖字自给驵侩黠吏阴嗤而阳弄之者比比皆是；然而闻谤不敢辨受侮不敢怒…”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倾诉招股集资的艰难时表白“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者不知凡几”1899年春大生纱厂开工之前也是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张謇为筹集工程扫尾、装机购花、清付利息等等费用“奔走宁沪图别借公款不成；图援湖北、苏州例以行厂机器抵借不成；告急于各股东不答”而“上年汇款到期若不还则益失信用后路且绝”无奈张謇只好卖棉花应急“以所收八万金之花渐次运沪售卖应付”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张謇再一次向江督刘坤一求援此时张謇的处境是“哀于江督则呼吁之词俱穷；谋于他人则非笑之声随至”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他只好向江督呼吁“另派殷富员商接办”但“函牍再上”回答却是“不可”“及至开车所恃为运本者仅数万金”为勉强维持张謇东挪西借甚至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即使这样到新花上市时依然是“资本已竭危险万状”此时张謇“迭次函致各股东告急请援迄无一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謇“乃复分告股东拟将四年汗血所成之厂出租于人”结果却仍然是“亦不答”而拟将大生纱厂出租以摆脱困境的计划也因“迭受议租人之挫折实不能堪”的原因而致告吹张謇以堂堂状元之身为筹备大生纱厂弄得焦头烂额在走投无路之际与一二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纳助手沈敬夫的建议走出破釜沉舟的“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险棋意外获利才使大生纱厂得以存续并有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上述大生纱厂招股集资过程中的艰难情状1907年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议事录中张謇以经历“四险”的方式作了总结但是问题在于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为何如此之难张謇的集资难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顺利招集到资金兴办企业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无疑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张謇招股难的原因此前也曾有部分研究者试图作出回答如大生系统企业编写组撰写的《大生系统企业史》认为大生纱厂集资难的原因一是“当时通海一带风气还比较闭塞”二是当时上海“华商各纱厂面临外资纱厂的竞争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三是“外国资本的侵入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认为大生纱厂“办厂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抑下脆弱的中国民族资本艰难而曲折的形成过程”也有的论者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社会资金的资本化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一般而言这些回答都没有错但这些回答却无法解释为何仅仅时隔一年当大生纱厂开工有了利润后原来难以收足的商股即迅速得以全部收足1901年张謇等人作出“另招新股二十万”的决定后又是时隔一年1902年即成功达到“新集股本20.75万两”也在这一年张謇将盛宣怀领而未用的另一半官机领来与过去领的一半官机一样仍作价25万两使得1903年大生纱厂的新旧官机折价达到50万两而同时大生纱厂的商股集资也同样有大幅度的增长已增加到63万两新旧股金合计达到113万两1904年张謇进而筹备大生分厂从1904到1907年3月开工“中间仅历二十九月”而资金方面却“已收足股本八十万两”
更有意思的是在大生纱厂创办过程中因不肯帮大生纱厂筹资而与张謇不睦的桂嵩庆也趁1904年大生纱厂“复集商股”时“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2个月后还写信给江督刘坤一告张謇的状说什么“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那里那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至此“亦入股一万两”
显然张謇在大生纱厂开工前后招股集资的境遇有如天渊之别大生纱厂开工之后招股集资顺利的情况可以从纱厂连年获利上得到解释那么此前的招股集资难应该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张謇之所以在筹办大生纱厂时招股集资如此之难与他的身分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张謇的身分使得他在大生纱厂开工前的招股集资过程中饱经磨折和困难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895年即大生纱厂开始筹办之前中国兴办近代机器大工业企业的过程此前中国出现的机器工业企业可分军用和民用两种类型军用企业均为官办资金由政府拨付产品由政府调拨在此可不置论能够有能力兴办民用企业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有职有权的官员他们可以通过职权奏拨或借拨官款解决兴办企业所需的资金问题待办有成效后再筹还官款或招商承办象漠河金矿、电报局等企业均如此在这里官员对企业的命运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筹备办铁厂企业未成而张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张之洞将铁厂迁到汉阳筹办这种厂随人走的状况就是典型之一例就是张謇得以领用的折价纱厂官机也属这种情况这批机器是张之洞在湖北任湖广总督时借瑞记地亚士洋行的款项所定“机至上海运鄂鄂督调江则又运江；江不能设则又运沪……”同样是厂随人走另一种能筹集资金兴办近代企业的人则属有洋务经验自身又广有资材的买办商人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兴办机器工业属于办洋务范畴买办商人长期周旋于洋人和洋行间熟悉西方事物在多年的买办生涯中又集攒了巨额财富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招股集资方面有着其它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尤其当买办已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募集股份开办近代企业方面往往通过“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方式就能筹集到巨额的社会资金时这种作用就更为明显轮船招商局开办半年后不得不进行改组由买办商人唐廷枢和徐润取代在招股方面一筹莫展的沙船商朱其昂使得招商局的招股情况迅速改观“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者”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过程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首先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前道员彭汝琮就因为在“召集股金上缺乏号召力量”被李鸿章斥退在改用买办郑观应“总持大纲”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招股局面同样迅即改观“初拟章程招四十万后竞多至五十万尚有退还不收”者
而张謇此时的身分却并不属于以上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他虽有状元头衔却未授实职他的身分虽然如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所说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但实际上却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非有职有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有经办洋务经验的买办商人同时他的家境不富裕在筹办大生纱厂时“生计赖书院月俸百金”支撑在大生纱厂的股份中他也只不过入股2000两其中有700两还是沈敬夫借给他的也就是说在面向社会招股集资筹办大生纱厂时张謇的身分既非属于社会已经认可的能兴办近代企业的两种人也不是富人“资信”度自然很低在世人的眼中他虽然1894年得中状元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介书生不仅没有钱而且没有办洋务的经验他兴办企业的路刚刚开始起步还没有成为现实他兴办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才干还没有在公众面前显露没有被社会认同招股集资自然缺乏号召力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所认识1907年在股东第一次常会中他回忆筹办大生纱厂的经历时就承认“正厂初办下走无状不能得世界之信用”“既不能昭布信义、集累亿之赀又不能速取捷效、执谗谤之口独立搘拄呼助无人”因而当沪董潘鹤琴、郭茂之因在上海招股困难要求退董时张謇“虽恨潘、郭之狡”但因自己“本未有可以为世信用之实又何尝不内讼”的原因因而也“未尝不原其怯”
当然在大生纱厂迭获利润张謇也“稍获资本家之信用”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张謇在筹办大生分厂时“不一年而得投资者六十余万”的事实就是鲜明的例证此情此景也难怪张謇会感叹分厂的创办与“通厂（大生纱厂）之集股难易迥殊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张謇的状元身分和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身分以及与张之洞、刘坤一等朝廷大员的关系可以使他得到“总理通海商务”的权力得到“官机折价入股”的优待在资金极端困难时得到张、刘等大员要求地方官员将公款拨存大生纱厂等特殊优惠但是当张謇面向社会招股集资时他不是有职有权的官员、没有买办商人的经历、自身也缺乏资财、“资信”度不高的情况在“追逐利润是资本天职”的市场经济规律面前导致招股集资磨难重重就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上海纱厂败坏”和外资竞争等情况只不过加重了他招股集资的难度罢了
也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张謇性格中难得的一面即百折不挠的意志如无他的这种意志和坚强的决心大生纱厂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办起来的
2.怎样看待“官利”制度
在大生纱厂和大生系统企业的分配方式中普遍实行“官利”分配制度“官利”又称“官息”、“正息”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凡股东一经入股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均需按年利八厘起息在结算时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益不足即谓之亏损有馀再分红利由于企业从筹办到开工一般均需几年而这几年中不可能有利润为支付官利企业往往需“以股本给官利”或“借本以给官利”大生纱厂筹办期的四十四个月中资金十分紧张除“应归入成本”的费用外“用去不返者止五万余”其中“各股官息”即占“一万七千余”合三分之一强这个事例就是官利分配在企业筹办期加重企业负担加据资金紧张状况的典型一例
正因官利具有这种性质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对其持否定态度如有的学者认为官利制度减少了大生“企业的资本积累增加了企业的困难”是大生企业集团衰落如此之快的根本原因之一另有学者认为“它对企业的正常发展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企业素质的提高”“严重影响了大生纱厂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日益蚕食大生资本的积累”“从内部蛀空了大生纱厂”还有的学者认为“官利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扭曲企业制度……尤其是利润分配问题直接导致企业实施‘有利尽分’政策祸害企业无穷”
那么作为当时当事人的张謇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中张謇有一段话比较清楚的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对崇明分厂开工六届的帐略说略进行总结时表明“自甲辰至丁未三月初四共付官利九万一千四百七十余两开办费所谓九万六千五百四十余两非纯费也官利居多数也……自丁未三月初五至戊申年终又付官利十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余两而两届之亏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余两非真亏也官利占全数也”在这里他首先确认了官利分配对企业结算的影响但是他对有人提到国外没有官利制度这一点却并不表赞同“有谓泰东西各国商业获利若干皆以本年营业为准赢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提奖若干无所谓官利即无所谓馀利……虽然各国自有习惯有他国之习惯乃有他国之公例乌可以概中国”接着的一句话表明他对中国有官利制度的真实想法“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
显然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张謇对官利的评价并非仅仅从分配的角度下断语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含而未发的内容
确实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条件和要求严中平先生认为“官利制度显然是这个时代的通行制度各公司无不如此”严先生在这里虽指的是纺织企业但据笔者对此问题的接触官利制度确实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中1872年成立的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其发行的股票上就明确标明“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壹百万两分作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每年壹分生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招股集资兴办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热潮从现在能够找到的当时留存下来的文献中绝大多数企业的章程或股票中都有关于官利的明确规定如《申报》1883年1月14日刊登的“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中关于分配股息的第四条即规定“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壹分下余花红银两以二成酬劳办事诸人八成按股均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的第六条中有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即将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章程中有“股本宜提官利也今集股四十万两官利照禀定章程周年一分起息每年共计九八规银肆万两”的规定山东登州铅矿的招商章程中有“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熔炼发售之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的规定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的章程中同样规定有“本公司股本官利议定长年一分”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官利制度并非仅仅存在一时而是从晚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规章制度中仍然有相当部分企业明确标明了这种规定只不过将“官利”“馀利”的名称改变成了“股息”和“红利”
可见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分配方面的一种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面向社会筹集资本时不得不面对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一并非始于大生亦非结束于大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制度呢一般来说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得以存在的种种原因也必然受制于当时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的种种规定性官利制度的存在也不例外从根本上来说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国资本较为缺乏是一个高利贷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资金的流向是土地、高利贷、旧式商业和房地产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的放款利率都很高上述大生纱厂筹办期所借钱庄贷款月息达一分二就是一例而且这种高利率现象并非存在一时一地而是近代中国较为普遍的现象据日本人1910年的一份调查中国23个主要城市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如表1所示
表1中国各地金融机构放款利率（年利.厘）
主要地区|放款利率|主要地区|放款利率
平均|12.5-14.8|湘潭|6.0-7.2
营口|9.6|沙市|12.0
北京|6.6-12.0|宜昌|12.0-18.0
天津|8.4-9.6|重庆|10.0-12.0
芝罘|10.0-20.0|南昌|11.0
上海|7.2-9.6|宁波|6.0-8.4
汉口|9.6|福州|8.0-20.0
镇江|8.4-9.6|厦门|10.0-25.0
南京|12.0|汕头|12.0
芜湖|12.0|温州|15.0-30.0
九江|9.6-18.0|广州|18.0-36.0
长沙|9.6-11.0|梧州|12.0-15.0
资料来源“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50号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6页
从这份调查表调查的23个城市来看放款年利最低的为6厘最高的为3分6“其平均利率大约在12％－14％之间与欧美各国比较起来看其利率之高实在惊人”“因此投资人与此相比要求很大的利息……不支付较高的股息便难募到资本”“因此必须事前规定官利的保证然后招募股本才有可能”这是日本调查者站在圈外的评论1914年张謇在就任农商总长任后向国务院提出的奖励工商业法案中关于这一点也有相同的看法“吾国利率常在六厘以上银行钱庄定期贷付之款有多至九厘或一分以上者各种公司招股有定为官利七厘或八厘者此无它市场之情势然也”原因是“不发官利则无以动投资者之心”之故
可见近代中国普遍存在的高利贷是官利制度必然产生的前提在近代中国要成为企业家要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兴办近代企业时面对的社会现实就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高利贷利率要改变社会资金的一般流向改变传统的投资途径使出资者愿意把资金投向企业把资金投向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不熟悉而又有一定风险性质的事业时只能在当时社会环境规定的条件下靠自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和适当的调整否则不仅无法改变社会现状而且会使自己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张謇“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的感叹背后所隐含的内容了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謇虽然发出这样的感叹并不表明他赞同官利制度实际上当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很快推出的《公司保息条例》正是他力图利用国家权力对企业实行“保育”希望以国家的财力给企业三年筹办期以补助改变官利制度改变企业在筹办期因无利润而用股本支付官利对企业形成的不利状况他在“与财政部会拟保息条例给大总统呈文”中说“凡民间集股结合公司三年之内多不能获利以现今金融之耗竭利率之腾贵使投资者三年之间无利可收则群情观望企业者无所藉手商业之隆盖无可望”因此“今以保息之法由国家指定的款专备保息之用民间能结合公司资本达若干万元以上者每年给予若干元以为其资本之息冀投资者对于将来有无穷之希望对于现在又有自然之收入庶几集股较易而公司之成立较多公司当三年之内不须剥蚀资金以应股本之息则发达较速”然而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窘张謇制定并极力想推行的这项措施并未得以实行官利制度也便依然得以延续
可见官利制度之设是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环境条件的派生物它既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企业家为向社会筹集资本、适应社会而作出的一种“改革”
三、制度建设――大生纱厂第一届股东大会的尝试
大生纱厂开车生产后由于有原料、有市场加上张謇把握了“纺厂获利之多寡枢纽在进花出纱”的关键经营得法成为1913年前华商十九家纱厂中唯一一家“未经改组、出租、出卖而能继续增机增资者”“其余十八家莫不曾经失败易主”相反大生纱厂连年获得利润大生纱厂获利的情况可见表2
表2大生纱厂1899－1913年盈利及公积统计表
年份|纱锭数累计（锭）|资本累计（元）|公积金累计（元）|历年纯利（元）|附注
1899|20350|699000|－|－|大生纱厂开车
1900|20350|699000|14000|73000|
1901|20350|811000|35000|148000|
1902|20350|811000|77000|262000|
1903|20350|1580000|198000|371000|为增锭集股
1904|40700|1580000|242000|451000|增锭开车
1905|40700|2521000|431000|676000|为设分厂集股
1906|40700|2521000|543000|560000|
1907|66700|2684000|551000|78000|崇明分厂开车呈商部注册称纺纱有限公司
1908|66700|2791000|579000|222000|
1909|66700|2791000|613000|346000|自此以下纯利包括分厂在内
1910|66700|2791000|621000|105000|
1911|66700|2791000|635000|241000|
1912|66700|2791000|663000|618000|
1913|66700|2791000|731000|742000|分厂“自保险”8000两加入公积
合计|66700|2791000|731000|4893000|
资料来源佚名撰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上册又张謇撰以下各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九录实业录卷5；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书实业录卷4；大生纺纱公司二十年记念开会词实业录卷6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75页
在大生出现引人注目的连年利润的条件下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同样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张謇新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数目同时出现了迅速的增加表3统计了张謇新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数量
表3张謇创办和投资的企业统计（1901－1911年）资本单位元
企业名称|设立年代|资本额（元）|附注
1、创办的企业| | |
南通通海垦牧公司|1901|308000|本年大生纱厂增资112000元
南通广生油厂|1902|70000|
南通大兴面粉厂|1902|20000|
南通大隆油皂公司|1902|20000|
南通阜生蚕桑公司|1903|20000|
南通翰墨林印书馆|1903|14000|
南通同仁泰盐业公司|1903|140000|
南通大达内河小轮公司|1903|50000|本年广生油厂增资140000元大生纱厂增资769000元
南通大达轮步公司|1904|186200|本年同仁泰盐业公司增资70000元
南通泽生水利公司|1905|25000|
南通资生铁冶厂|1905|70000|
南通颐生酿酒公司|1905|70000|本年大生纱厂增资941000元
南通达通航业转运公司|1906|13500|1911年增资1500元
南通大中通运公司|1906|20000|
崇明大生纱厂|1907|1211000|本年大生纱厂增资163000元翰墨林印书馆增资20000元大隆油皂公司停
南通大咸盐栈|1908|20000|本年大兴面粉厂停
南通复新面粉公司|1909|140000|本年广生油厂增资210000元
2、参加投资的企业| | |
上海大生轮船公司|1900|32000|与朱葆三合办
镇江大照电灯厂|1904|140000|与郭鸿仪等合办
镇江开成笔铅罐厂|1904|140000|与许鼎霖等合办
吴凇江浙渔业公司|1904|300000|袁树勋为监督
海州海赣垦牧公司|1905|420000|与沈云沛等合办
海州赣丰饼油公司|1906|420000|与许鼎霖等合办
徐州耀徐玻璃厂|1907|839000|与丁宝铨等合办
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1907|200000|与瑞澂等合办
苏省铁路公司|1907|1500000|与汤寿潜等合办
资料来源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等（这里张謇兴办通州师范学校每年从大生纱厂支出的费用一万多两未包括在内）转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9页（本表有少量删节）
张謇新创办和投资企业的资金相当部分利用的是大生纱厂的公积金到1906年对外投资（包括往来）利用的大生资金总数已达60余万两张謇之所以要如此实际上是由他的理想决定的张謇放弃仕途经商办实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他救国救民成为尧、舜那样的“实业政治家”实现他“地方自治”的计划而并非是为了赚钱而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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