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2》复习资料.docx
《《中国古代文学史2》复习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代文学史2》复习资料.docx（9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国古代文学史2》复习资料
《中国古代文学史2》复习资料
第一章隋与初唐诗歌
第一节隋至初唐与南北文学的交融
隋唐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终于实现了南北的统一。
国家的统一，在统一基础上的广泛国际交往，对文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
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
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
隋朝至初唐文学，主要是以南朝文风作为基础和底色，开始融入北朝文学新风。
一方面，来自南朝的诗人江总、虞世基、虞世南等，带着很深的积习，并且北朝文人之趋慕南朝文风，也是长期形成的风气。
另一方面，南北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两种气质、性格和文化，也在互相吸引、并悄悄地走向融合与统一。
北朝的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写了一些较好的边塞诗，但其风格开始出现“词气宏拔，风韵秀上”的特色。
第二节初唐宫廷文学与沈宋
初唐文学是以宫廷文学为轴心，这实际上南朝文学格局的延续，虽然所反映的时代气息不同。
从开国时期的秦府十八学士，到武后朝的珠英学士、中宗朝的景龙学士，前后承续，成为这个时期的核心文学力量。
宫廷享乐、颂美成为这类诗千篇一律的主题（当然，太宗朝出现过一些箴规性诗作）。
宫廷诗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上官仪（608?
-644），他笔法精细而秀逸浑成的诗作，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的诗体。
《旧唐书》本传说：
上官仪“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
武后、中宗朝，宫廷文学开始发生分化，其中在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是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
沈佺期、宋之问合称“沈宋”，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崔融合称“文章四友”。
沈、宋、杜都曾经是依附于武后的宫廷文学家，后来远贬南徼，他们的诗有了更深刻的情感内容。
另外，他们在诗律上精心锤炼，在互相酬唱中，逐渐使诗律规则规范化、定型化。
因此，后人有“沈宋律诗”之目，又推杜审言为“律诗正宗”。
这时期远离宫廷的诗人很少，唐初的王绩，其清新自然的文风（王绩是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他上承陶渊明，下启王孟），与宫廷文学大异其趣，但是，由于远离主流文学圈，其影响要到后世才表现出来。
第三节初唐四杰与张若虚
王勃（650-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4?
-689）、骆宾王（619-684?
）合称“初唐四杰”，他们或者曾进入过宫廷和王府，或者与宫廷文人游处，但他们位卑而才大、名高，代表的实际是富有活力和进取精神的社会下层文人。
一、初唐四杰与唐代文学革故鼎新。
四杰是盛唐文学的先驱，他们敏锐地意识到龙朔初载以来，由于上官体的流行而出现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之弊。
他们带着下层文人对新时代的无限憧憬，对功名、事业的强烈渴求和幻想，在创作中喷薄出一股雄杰伟特之气。
唐代新文学内质在他们手里得以树立。
1.传统文学形式的改造。
杨炯《从军行》是乐府旧题，但却以简朴的形式、律诗的格局表达出一种盛唐边塞诗的气度；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却把送别的主题赋予了少年气，显得爽朗明快；骆宾王《在狱咏蝉》是咏物诗，但却全然变成了抒怀明志之作，脱尽了传统题材的摹写物态之气。
2.传统文学素养。
四杰都是在新时代生长的文人，但由于初唐时期南朝文风盛行，他们得到的实际是南朝文学的滋养，在他们的创作中，无论是声调、还是构词炼意，都表现出明显的齐梁陈隋之风。
尤其是歌行，他们发挥陈隋铺张扬丽的习气而变本加厉。
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三联书店）说：
“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
”认为这是对“宫体诗的自赎”。
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初唐歌行
歌行发源于汉乐府，齐梁时，七言与骈赋相互渗透、融合，又在南朝乐府和永明新体诗的影响下，歌行体得以迅猛发展。
至陈隋，出现了长篇巨制，内容多为边塞闺怨，辞藻华靡铺陈，声色描写细腻，多用虚词连接转折，声调流畅，一气呵成。
到卢、骆、王，则极尽铺叙藻饰之能事，而又藉以抒情，夹以议论，情之所至，笔亦随之，篇幅或长或短，句式参差错落，工丽整练中显出流宕和气势。
如骆宾王《帝京篇》、卢照邻《长安古意》，堆金砌玉雕梁画栋的华丽宫室，宝马香车珠围翠绕的车骑服饰，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夜生活，构成这些诗作的歌行本色。
但诗中对自我命运的悲叹和不平，才是它们的主旨所在，也是它们感人的所在。
在四杰之后，歌行体的藻饰有所淡化，其声情、韵致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突出。
这其中，刘希夷和张若虚是成就最高的。
两人存诗甚少，但刘希夷以《代悲白头翁》、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一举成名。
前者以落花起兴，咏唱“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主旨，诗中的意境后来被曹雪芹化入林黛玉《葬花词》，林姑娘“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的感慨中就流动着刘希夷的情韵。
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更有“孤篇压倒全唐”的盛誉，如今，它已成为唐诗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范本。
那浩淼的春江、春潮，那无边的月色、广阔的宇宙，连同那舒展自如、引人暇思、使人净化的旋律，处处都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柔情期待。
思妇的忧伤，因而显得那样明净，那样充满情韵。
第四节陈子昂
在四杰之后，奠定唐诗风骨的诗人是陈子昂（661-702）。
一、复兴汉魏诗风的意义
同是倡导“刚健”的骨力，四杰由于过多南朝文化重负，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是很圆满，充满着种种矛盾；陈子昂则脱去了南朝文化的因袭，向上直接从建安和正始诗找到了学习的样板。
理论上，他在《与东方虬修竹篇序》中，明确提出恢复“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主张，以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抗衡，实质是要恢复以诗歌抒发慷慨之气的传统，抛弃只顾吟风弄月、专事词华的病态习气，对于唐诗高扬理想主义精神，具有启示意义。
在创作上，陈子昂也在深刻学习建安诸子和阮籍诗的基础上，以《咏怀》的模式，高扬“兴寄”大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创造了时代新风。
但是，陈子昂的局限时明显的。
1.他以阮籍《咏怀》为模式，以“意”为诗，在形象的鲜明性、抒情的自觉性上都有所削弱；2.他的诗语古雅而朴拙，缺少感性色彩，没有鲜活的气息。
故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
陈子昂“托寄大阮”，但“天韵不足”；叶燮《原诗》也说：
“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
”
二、陈子昂诗与唐人精神
重意气、倡性情，陈子昂比四杰要更彻底，影响更深刻。
这成为唐诗的基本内核。
盛唐诗的“神来、气来、情来”诗学观，可以溯源到陈子昂。
故给陈子昂编集的卢藏用评价说：
“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陈子昂集序》）韩愈也极口称道：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这些话虽未免夸张，却代表了唐人的意见。
训练题
1.背诵以下作品：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骆宾王《在狱咏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感遇》（兰若生春夏）《登幽州台歌》
2.解释名词：
上官体、沈宋、文章四友、初唐四杰
3.初唐诗在哪些方面为盛唐诗作好了准备？
4.四杰、陈子昂诗的局限性是什么？
你认为这里包含了哪些历史的经验教训？
5.评析《春江花月夜》
第二章盛唐诗歌
从玄宗开元年间到代宗初年，唐诗进入了它的最辉煌时期，史称盛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典范的形态。
王世贞：
“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
”
第一节王孟与山水田园诗
一、盛唐诗题材与王孟创作概况
唐代是一个健康、开放、富有活力的时代，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简史》中说：
“当唐代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现为开展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
”开放的社会下，人们的思想和言行更少拘束、更不伪饰，它更接近人性的自由本态。
换言之，在唐代，充满着一种青春、浪漫的气息，一种显得粗野、狂放的精神。
盛唐便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精神，只要看看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列为“逸品”的那些画家的逸事，读读杜甫《饮中八仙歌》中那些稍带夸张的漫画式的酒仙形象，将能得到最生动的材料。
盛唐文人最典型的人生选择是：
走边塞、入山林。
前者最直接地体现了昂扬奋发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成为当时文人最深刻的情感。
他们或者弃笔从戎，远赴绝塞，把自己的功业幻想变为直接的行动，或者通过送人从军，间接地表达对立功扬名的艳羡、神往。
后者与少年气、英雄胆无涉，可是他们的这种选择绝没有其他时代的枯寂、苦涩，因此，他们的隐逸山林，回归田园，更具盛世风采，表现在王维、孟浩然的静谧、空灵的山水田园诗中，就是人天圆融契合的境界。
以上两个方面就构成了盛唐诗的两大主要题材：
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
当时的诗人也以此划分为两个群体：
边塞诗人群体和山水田园诗人群体。
王维和孟浩然是后一个群体的代表，但他们都有过功业抱负、政治热情。
孟浩然（689-740）就歌唱过“男儿一片气”，曾“怀鸿鹄志”；王维（701-761）早年则写有《少年行》《从军行》《陇西行》《老将行》等一批富有边塞气概的作品，开元末还奉王命实地到了边塞，写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图景。
属于同一个群体的诗人还有：
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等。
二、“诗中有画”与“诗中有禅”
王维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等十分出色的边塞吟，又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气颂。
孟浩然也一样向往有开阔的胸怀，《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苦恼，说明他的隐退也有“藏拙”的因素。
但不管怎样，走向自然，静听荷风竹露，闲看山花开落，成为他们的基本生活。
作为山水田园诗人，王、孟诗风各有特点。
这里我们以王维为例先看他们共同性的特征：
1.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共同特征
自然、平淡、亲切而悠然神远。
画面简净。
气氛安闲。
意境冲淡、超逸。
2.画境及对画境的超越
王维是画家，并且是中国写意山水画的创始人，在画史中留下了许多佳话，如《雪里芭蕉图》，成为关于中国文人画最经久的话题。
他的“诗中有画”的特点，表现了姊妹艺术对诗歌艺术的影响和促进。
（1）色彩艺术
对青绿的偏好。
色彩对比的运用。
光色的综合效果。
变幻的光影效果。
（2）线条与构图艺术
《使至塞上》中简洁的几何线条与图形。
《终南山》的移步换形。
（3）对画境的超越
王维音乐造诣很高，“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弹琴复长啸，明月来相照。
”是他自我的写照。
音乐家的耳朵使他对自然声响的感受非常敏锐，诗中的声响效果的陪衬，往往使宁静、悠远的画面更富神韵：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
3.禅意的追求
王维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受家庭的影响，他很早就信佛，晚年过着亦官亦禅的生活。
他的诗中表现出浓厚的禅意。
表现为：
（1）他写的是此岸世界，但总是指向彼岸的世界；
（2）他写的是有限的、偶然的自然现象，但总是在其中蕴含无限和永恒。
（3）他写的是有分别的物与我，但表现的却是泯灭物我的境界。
《终南别业》。
4.淡泊的意境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王维诗总体风格是：
淡泊。
心态淡泊，意境淡泊，口吻淡泊，色调也淡泊。
在此种淡泊的韵味和境界中，他个人的全幅生命进入人天圆融契合的世界，化入无言而又自足、素朴而又逍遥的纯粹境界。
闻一多《论唐诗》评云：
王维的诗“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他的长处短处都在这里。
”孟浩然的诗大抵也是如此。
然而王维、孟浩然并不追求远离人间的世外境界，他们在郭外的田家，在渡头、墟里，听着竹喧、看着莲舟，欣赏着“穷巷牛羊归”的农家生活画。
这种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其他时代的山水隐逸境界是迥然有别的，而正表现了盛唐情调。
第二节高适与岑参
一、盛唐时代精神与边塞诗主题
边塞诗是盛唐极为重要的方面（其实也是整个唐代重要题材，中唐的李益、卢纶，甚至是中晚唐之际的李贺、杜牧、许浑，都有过一定量的边塞之作），甚至为不少文学史标为盛唐边塞诗派。
当时许多诗人，或入节镇幕府，有过边塞军旅的实际体验（高适、岑参、崔颢及后来的李益），或曾漫游边塞（王昌龄、王之涣、李白），对边地自然风物有真切的感受。
显然，这种生活体验为唐诗带来了新的气象：
气质沉雄、境界壮阔，或慷慨悲歌，或昂扬豪迈。
盛唐边塞诗人有：
王翰、王昌龄、崔颢、李颀、王之涣、陶翰和高适、岑参。
这些人基本可归为“豪侠型才士”。
他们热衷功名富贵与享乐生活，性格狂放自负，是典型的盛唐意气：
王维：
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
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王维：
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李白：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岑参：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岑参：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盛唐边塞诗并不着眼边塞的战斗生活，程千帆先生指出：
唐代边塞诗中的地名常是虚括，诗中涉及的战事大多不是对某场战争的反映，而有较大的概括性。
实际上，边塞诗中写战斗时突出的也只是军威，注重在蓄势。
就整体创作精神看，它们最深层的意义在于表现诗人的主体精神，即对功业的强烈欲求和自信。
二、王昌龄、王之涣与七绝
绝句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浓缩，它形式短小，写事抒情不可能委曲尽致，这是它的短处，但王世懋《艺圃撷馀》却认为，它“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永倍之。
”在简短的篇制中，它只能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点，但只要这个点取得准，包含的信息丰富，就可以达“语近情遥”之致。
绝句中五绝，发源虽早，但历来作者不多，七绝虽晚于五绝，但在盛唐却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成为此体式的丰收期。
当时，七绝是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而广受欢迎的，它有很强的乐歌性质，故而在声情上形成了婉转和谐、摇曳生姿的传统，即如沈德潜所谓“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
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
”（《说诗晬语》卷上）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李白、王维和王昌龄。
王昌龄（约698—757），开元十五年进士，二十二年中宏词科，世称王江宁、王龙标。
安史乱后为刺史闾丘晓所杀，结局很悲惨。
王昌龄以七绝最擅，《出塞》以极富概括性的语词，表达深沉的思想情感，《从军行》五首把深刻的情思寓于深厚的情韵，可谓四两拨千斤。
他的闺怨、宫词类七绝也都各具神韵，成为七绝史上的一种典范。
王昌龄之外，王之涣（688—742）、王翰（生卒年不详）等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存诗不多，也以七绝见长。
年辈较晚的高适、岑参，也都有一些七绝佳作，“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
三、高适、岑参与七言歌行
高适（702?
—765），字达夫，渤海修（今河北沧县）人。
史称：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但其实他二十岁到长安，求仕不遇。
天宝八载，他已经将近五十岁，才举有道科，任封丘尉，却又弃官而去。
直到安史乱后，他被拜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
后连续升迁，官至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终于散骑常侍。
岑参（715—770），南阳人。
三十岁举进士，授右内率兵曹参军。
天宝八载，为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十载回长安。
十三载又作封常清的判官，再度赴西北边陲，安史乱后，至德二载才回朝。
前后两次在边塞共六年。
他回朝后，由杜甫等推荐任右补阙，以后转起居舍人等官职，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
以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
高适、岑参最出色的诗体为七言歌行，与四杰、张若虚等人的歌行相比，盛唐的歌行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果说，初唐诗人发现并心醉于歌行的外在形体美，并努力借助这种形体表达自己的幽怨、纯情、天真、期待，在铺排辞采、表现帝国气象与诗人深刻苦闷，或清丽、婉转、悠扬的声情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歌行史上的第一个典范；那么，盛唐诗人，从这一外形中超脱出来，让自己的精神自然流露，于是有了不注重外形，却又张扬主体意气，表现劲健跌宕、舒卷自如的体势，成为七言歌行的第二个范型。
高适、岑参外，李颀也是出色的代表。
高适《燕歌行》。
李颀《古从军行》。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训练题
1.背诵以下作品：
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王维《渭川田家》《终南别业》《使至塞上》《鸟鸣涧》《鹿柴》《送元二使安西》、王昌龄《出塞》《闺怨》、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逢入京使》
2.列出盛唐两大创作阵营的成员表
3.以高、岑为例说明盛唐边塞诗的思想主题
4.试述山水田园诗的价值
5.论述王维“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
第三章李白与杜甫
第一节李白与杜甫的人生
一、李杜的文学史地位
盛唐诗坛最灿烂的花朵是李白与杜甫，他们是公认的中国古典诗歌最优秀的诗人，是唐诗史上最辉煌璀璨的两颗巨星，合称“李杜”。
对这两大诗人的接受和理解，虽然各人因气质的差异，处境、遭际的特点，而有不同的接纳方式，但是，人们几乎都把他们看作是并世二雄，给与崇高的评价。
二人一为诗仙，一为诗圣，都永远是诗的典范，永远让人顶礼膜拜。
当然，事实上，李杜比较、李杜优劣的争论，也一直是文学史上聚讼纷纭的老话题。
这种比较或争论，折射的是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诗学观。
今天的人们大可不必去理会这种较量。
二、李杜与时代
李白与杜甫生逢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变故。
一场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毁灭了百余年间经过几代人造就的安定、富足和繁荣的局面。
如果说，开元盛世激发了士人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气度，造就了盛唐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诗歌，那么，安史之乱就把这一切都给粉碎了，理想与自信的盛唐精神一变而为拯时济世的渴望和直面苦难的勇气。
唐代社会的这一巨变，是李杜诗歌发展的最重要背景，这正是所谓“苍生不幸诗家幸”！
社会的动乱加给人民的是痛苦、是灾难，但沉重的代价换来了诗歌境界的提升。
可以说，认识时代巨变与诗人的关系，是深入理解李杜的关键。
1.繁华、太平背后潜伏着的腐朽和危机与李杜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
2.社会苦难中的民胞物与之心。
3.老境凄凉与不甘寂寞
三、李杜的人生经历
李白（701~762），字太白。
据考证，李白很可能出生于中亚碎叶镇，五岁时，迁居蜀中，在绵州度过了读书和任侠的青少年时期。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又两入长安，最终在天宝元年（742）应召入京，供奉翰林。
但不久，就遭谗被逐，在“赐金放还”的名义下离开长安。
从此，他漫游各地，东至齐鲁，南下吴越，北上蓟门。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携家逃难，隐居庐山屏风叠。
永王李璘受命为江陵大都督，出兵东南，经九江，三次征召李白，李白以为报国时机已到，遂慷慨从军。
但此时肃宗已即位灵武，以叛乱罪讨伐李璘，李白蒙冤入狱，长流夜郎。
途中遇赦放回。
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出征东南，李白又毅然从军，无奈半途病还。
次年病逝于当涂，终年62岁。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京兆杜陵。
年轻时，适逢开元全盛时期，他有过三次、历时十年的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生活经历。
“立登要路，致君尧舜”的理想让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举进士不第后，又于天宝五载（746）来到长安，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屈辱、辛酸的求仕之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因献《三大礼赋》而为玄宗所奇，待制集贤院，但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位置。
旋即爆发安史之乱，杜甫陷落长安。
第二年春潜出长安，奔赴行在，被授予左拾遗。
又因疏救房琯，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弃官，辗转秦州、同谷，抵达成都，开始了漂泊西南的晚年生活。
中间，有过避乱梓州、阆中的一个阶段，也曾一度在严武幕下做过幕职，后迁居夔州，再出峡，漂泊江湘，大历五年冬，病逝于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小舟中，终年59岁。
第二节李白诗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风格
一、李白的思想性格与其诗的精神内涵
李白大半生都是在安史乱前生活的，盛世的繁荣，和唐前期培养、积蓄的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感染着李白，因此，在他的性格中，浪漫、疏狂、自信，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当李白表达“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儒家用世之志时，他设计的方案是颇具战国策士的气息：
把自己摆在“帝王师”的位置上，在他的想象中，他仿佛就是姜尚、傅说、郦食其。
（这种浪漫传奇的经历，在唐代有它的土壤，因为马周、姚崇就是显例，但唐代并不是战国的延续，姚崇就很善于保护自己，被人认为是善于玩弄权术。
）李白过于理想化的设计只能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不过，还好，他还算幸运，他的经历在我们看来也具有传奇色彩，天宝元年他奉诏入京，供奉翰林，风流一时，虽然这种得意为时不久，但却与司马承祯、贺知章的称许一起，成为李白一生自负、独立不羁个性的基础。
李白的悲愤、痛苦主要来自于：
一生自负的李白，却处处受到排挤，不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
《蜀道难》的寓意。
二、李白诗的体式选择
《李太白集》各体兼备，但他还是有其体式偏好的。
对于格律束缚厉害的七律，他是不擅长的，因此他很少写。
他最爱使用的诗体是七古和五七言绝句，前者便于他驰骋笔力、展开想象，表达激越的情绪；后者最适合他表现兴到神会、自然天成的神韵。
此外，他的五律，自然高华，最是此体本色；五古，质朴浑厚，颇有汉魏气骨。
《塞下曲》。
《古风》（西岳莲花山）。
三、李白诗的浪漫风格
《将进酒》《行路难》《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1.诗境宏大、气势强劲。
2.突出矛盾，结构跳宕。
3.高大、雄强、壮伟的主体精神。
4.奔放、飘逸的风格。
第三节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一、杜诗深广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涵
杜诗被称为“诗史”，实际上是指杜诗具有史书一般的认识价值。
1.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写了大量缘重大“时事”而发的，直接反映重大社会政治内容的大篇，读这类诗篇，我们仿佛在观看盛唐巨变的历史画卷，我们进入了历史的隧道，为之而惊愕、而长吁。
（1）概括地叙写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画面，他不是一般性地抒写自己个人在战乱中的遭遇、感想、忧虑，而是把笔触伸向整个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表现底层人民所承受到的社会苦难，三吏、三别、二悲的价值与意义正在这儿。
与此同时，诗人描写底层人民承受的苦难，不是简单的出于同情，而是把它放在宏阔的社会灾难的大背景中来处理，“二哀”是哀皇家、皇族，但同属社会困难的承受者，都是诗人同情之所在。
诗人不仅仅是同情，他更在热切地呼唤早日结束战乱，为此，他鼓励全国上下积极参加平叛战争。
（2）杜诗对社会苦难的描写不是停留在概括的事件，粗略的轮廓上，而是具体展示广阔而又细微的形象生动的场景画面。
《悲陈陶》。
（3）细节的真实。
在回忆逃难经过时，他忘不了与自己同时承受痛苦的妻子儿女，《北征》《彭衙行》等篇中，都有很具体、生动的细节描写。
读之令人鼻酸。
2.没有直接写及重大时事，但是因为触及社会心理，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故间接反映了时代巨变。
这类作品的数量很多，最典型、成就最高的允推《羌村》三首。
晚期的杜诗，往往不是直接写的重大社会内容，而是直接写自己的处境、经历，但是把两方面融通起来，写外境就是写心象。
如《秋兴》八首。
3.杜诗既注重客观描写，细致入微地写出生活的原态，同时又往往以议论入诗，夹叙夹议，或者直接议论国事，表达对国事的态度立场，指画朝政的干预性很直接；或者上下古今，纵横议论，但总是以现实政治为指归。
如《剑门》等。
二、杜诗的艺术成就
1.乐府诗的写实倾向。
《新婚别》《垂老别》。
2.律诗的沉郁顿挫
（1）沉郁指情感质地之深沉、深厚，和情感郁积之久、之深、之厚。
“悲愤慷慨、郁结于中”就是对它存在状态的描述。
（2）顿挫指语意和表现上的间歇停顿和转折变化，有顿，则不是一气而下；转折，则不是直泻。
古人所说的“盘旋纡徐”就是顿挫的状态。
杜律的拗体当如是观。
（3）沉郁和顿挫是相关的。
情感深、而且郁结着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