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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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被尊为“市场经济之父”，他以两部书立世。

同一个作者的两本书，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性：

《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

　　《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人性假设和《道德情操论》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悖论。

　　在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中，多见的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少见的是道德与情操。

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中国逻辑：

人人都为己，“效率”优先，市场将繁荣发展；人人都为他，社会将停滞进步。

再加上痛尤在骨的历史记忆，当代中国人更认为利他是不符合人性的，中国化的市场经济由此将自私理性发展到极致。

社会生活中充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MBO、股市的跌宕起伏……而人心中塞满的则是贪婪、自私、背信弃义……最近的三聚氰胺、糖脂宁胶囊假药，何不由此而生？

中国经济社会的商业伦理观，这些年来建立起来的就是单纯的自私和贪婪吗？

甚至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垄断掠夺，这些道德滑坡，莫不是由权力对经济的自私而生。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呢？

我们如何解释比尔·盖茨捐出全部财产？

如何解释美国中小股民能长期从股票市场上获益，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崇尚人人为己，市场繁荣，将自我的利益孤立于他人的利益。

发展到极致，道德则将脱缰，社会乱象丛生，带来的将是社会的崩溃。

　　亚当·斯密说，“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

”在我们头顶之上，有道德的星空，同样，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还要符合原始的自然秩序。

什么是原始的自然秩序？

万物生长，同受到自然恩惠，万物平等，和谐共处。

这个自然秩序，进入一个道德的社会中来，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公平、正义，强弱平权，机会均等。

是为温家宝以一国总理之身孜孜以求的目标。

　　温家宝在英国访问中说，“高尚的经济学应当同高尚的伦理道德学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经济学家、每一个金融学家，身上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而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是仅仅在经济数字本身，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价值的建立。

符合自然秩序的道德，恰恰是我们目前所缺乏的，并在之前的市场中被严重误解的。

温家宝这句话，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呼吁联合而发的，而我们知道，这句话更是针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救赎。

　　在每一次危机和崩溃之后，新的价值将确立起来。

所以，让我们去读《道德情操论》吧，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亚当·斯密，理解市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家眼中的《道德情操论》

　　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已”。

　　———[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

　　———[英]经济史专家埃里克·罗尔

　　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前，即使是《国富论》也没有超越它的影响力。

　　———[英]《真实的亚当·斯密》作者詹姆斯·布坎

　　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

　　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

他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

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

　　———[中]经济学家邹恒甫

　　不管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扭曲还是股市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上的狂飙引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问题。

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讨论，斯密晚年担心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礼崩乐坏。

这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者不断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

　　———[中]经济学家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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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道德情操论》就无法真正理解《国富论》

作者：

崔宜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教授）

《道德情操论》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

　　亚当·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国人通常称之为《国富论》而享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的美誉，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作为伦理学教授的亚当·斯密却常常被人们遗忘。

　　我们看到，在西方人写的书中，凡是关于经济学史的，斯密总是高居在经济学巨匠的地位上，在政治学或者政治哲学的历史研究中，斯密也享有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美誉，但是在伦理学史的著作中，斯密却很少被提及。

　　《道德情操论》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是因为离开了《道德情操论》就无法真正理解《国富论》，反之亦然。

如果说《国富论》主要讲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条件问题，那么，《道德情操论》主要讲的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保障要求问题。

具体点说，《国富论》讲的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其机制条件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尽可能地避免因政府权力的干涉所导致的扭曲；《道德情操论》讲的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国家富强和以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的生活幸福，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基本保障要求是道德，是生活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人们需要普遍地具有一种被他称之为“合宜感”的美德。

　　然而，相应于《国富论》是没有人能够绕过去的思想丰碑，——只要人们希望发展社会经济，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斯密讲述的基本原理去办事，《道德情操论》却被人们当做了食之无味的鸡肋。

　　就在《国富论》出版两年后的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的专员，据说这是当时的英国内阁首相诺思勋爵对斯密的回报，因为首相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找到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好办法。

一位法学家在斯密去世后写道：

斯密“本人对自己的著作所作的评价就不公正，总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

”

　　分歧的实质可能出在对“公正”的理解上。

在斯密看来，如果抛开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讨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条件问题就丧失了意义，如果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促进以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的生活幸福，就背离了公正这一社会基本价值。

　　对私利的追求必须在道德上受到有效约束

　　就《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的价值问题而言，是斯密对自己不公正，还是后人对斯密不公正？

让我们从人们所熟知的“看不见的手”说起。

　　斯密发现了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能够最为有效地调节资源的配置，他在《国富论》中说：

在市场中，“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也就是说，市场有着某种超越性的力量，尽管人们“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

　　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也说：

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

　　“看不见的手”是伟大的发现，透彻和清晰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但是，这却导致了一个对斯密非常不公正的误读或者曲解，也就是由此推论出斯密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个人私利的追求不仅在客观上实现了社会公益的增长，而且唯有对私利的追求才能促进社会公益的增长。

人们倾向于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句话解读成，如果他的本意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包含着对社会公益的某种考量，那么就反而不利于社会公益的增长。

表现在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误读就发展成“经济人假说”，并声称始作俑者就是斯密。

　　那么就来看看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是怎么说的吧：

“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

”这是说，一个人可以追求私利，但是绝对的约束条件是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哪怕是能够得到一座金山也不能损害他人一个铜板。

所以，对私利的追求决非无条件的是“好”的，它必须在道德上受到有效约束，而且这一有效性只能由制度来保障。

　　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斯密思想的正确性，这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人们，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

”

　　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

”对私利的追求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公益的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并不存在各种不同利益的天然和谐，这就需要根据某种道德标准对不同利益做出裁决，这种道德标准应当成为制度构建和政策拟定的价值原则。

　　在斯密看来，“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

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

”（《国富论》）也就是说，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的利益才代表着社会公益，并且成为利益裁决的道德标准。

　　斯密还极其深刻地指出，应高度警惕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对社会公益的损害，这在《国富论》中有长篇的精彩论述：

“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

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

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

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

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

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

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

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

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

　　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对私利的追求有可能导致社会公益的增长，但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公益的损失，所以就需要制度的约束和政策的引导，而在根本上需要发挥道德的作用，需要人们把社会公益放在一己私利之上。

所以温家宝总理说，“我们应该倡导：

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

　　那么，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着怎样的道德血液？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除了一己幸福之外，还“有我们家庭的、亲戚的、朋友的、国家的、人类的和整个宇宙的幸福。

天性也教导我们，由于两个人的幸福比一个人的更可取，所以许多人的或者一切人的幸福必然是无限重要的。

我们自己只是一个人，所以，无论什么地方我们自己的幸福与整体的或者整体中某一重大部分的幸福不相一致时，应当——甚至由我们自己来作出选择的话也是这样——使个人的幸福服从于如此广泛地为人所看重的整体的幸福。

”

　　离开了《道德情操论》，就无法真正理解《国富论》，因为，离开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问题，谈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条件问题就丧失了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懂得温家宝总理下面这句话的重要性，——“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

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

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

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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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的伦理关切与道德焦虑

　　潘启雯/文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将目光投向一个或几个世纪前，乃至2000年前，投向众多大家名师的不朽经典，以求内心的平和、人性的滋长。

比如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再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有两部书，一是《国富论》，一是《道德情操论》。

这两部书都是当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课程的成果或讲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书的写作顺序：

先写《道德情操论》，然后完成《国富论》。

这说明，《国富论》这部经济学的巨著，具有伦理学的知识背景和价值基础。

　　先于《国富论》的《道德情操论》，对情感、动机、行动、道德等问题已有精湛分析。

并且，这种情感分析还是出自经济学家之手，对经济学人来说亲和力应该更大。

但任何只局限于经济学范围对《国富论》的理解与任何只局限于道德哲学范围对《道德情操论》的理解，都会导致对斯密思想及其体系的肢解和误读。

不幸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已经彻底断绝了文化上的血缘联系，而且经济学牢牢地岸然于庞大学科体系的帝座的时代，这种肢解与误读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

更不幸的是，这种肢解和误读，随着经济学帝国的建立，已经将理论外化为现实。

　　尤其令斯密痛心的是，在他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阅读《道德情操论》，我们不难发现：

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无关”的人的观念，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

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其实在斯密那里早就得到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富国论》论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道德情操论》则将同情贯穿始终。

但在斯密的思想中，“同情”却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

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

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

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应是与道德相关的，道德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引。

只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不是要求个人要具有多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只需要个人自利的同时也保持对他人权利和公共规则的尊重。

这种道德也不是只要求个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伦理性，即制度对市场经济中个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

　　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么，《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

但它们之间的分工，并不是“两种思想、两个斯密”的对立，只不过一个谈的是“自利”达致“利他”———个人与社会在理智行为中，基于理性自发达成一致；另一个谈的是“自爱”达致“同情”———个人与社会在情感行为中，基于理性（合宜性）自发达成一致。

观点都是同一个：

个体与社会基于某种理性，自发达成一致。

于是，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行为有着太大的牵制性影响时，而受市场经济支配的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的道德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

正是因为斯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伦理关切和道德焦虑才会变得更为突出与严重。

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当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这一切，也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之中。

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将是斯密毕生的思考与追求。

　　因此，对于斯密，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等术语来指称他，因为在他那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而学术专业化才刚刚开始。

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他，因为他始终努力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从未向任何一端倾斜。

事实上，这个情感多于理性、道德重于经济的斯密，才是一个真实的斯密；同样，这个充满伦理关切与道德焦虑的斯密，也是一个使得人们拯救和重新解读的斯密。

而他的《道德情操论》更是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另一种“情操旗杆”或“道德向导”，引导人们穿越昏暗的私欲“丛林”，小心地呵护心中的道德烛光。

其留给读者的思想洞察和心灵满足，甚至可以与“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