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行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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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责任行为研究

交通事故责任行为研究

一、缘起——绝难忽视的问题

衣食住行历来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

随着机动车大量增加，交通事故也大量增加。

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交通安全关乎人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关重要。

它不但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关乎其刑事责任。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自身法律属性如何？

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的范畴内如何定位？

当事人对这种认定行为不服，采取何种救济渠道？

能否最终启用司法救济？

这些，一直都不是格外明确的，或者说认识是不统一的。

实践中由此产生很多消极问题，人们对交通事故处理不满意，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猜测与非议甚至反感颇多。

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通事故中，由（只能由）交管部门作出的“法律判决”，【1】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办法存在弊端和法律“真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作“霸王书”，缺乏监督制约机制。

【2】鉴于人们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反响强烈，《道路交通安全法》讨论、审议过程中，曾经拟取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但是，在该法最后通过时，仍然保留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作责任认定的规定。

如果经过理性分析，应当承认这种保留是必要的，立法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毕竟是交通警察队依法应当行使的职权和应当履行的职责。

但是，交通警察队履行该职责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应当受到何种监督与约束；当事人对这种行为不服，可以采取何种司法救济渠道。

《道路交通安全法》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妾身名分如何？

看一看与之相关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不得人不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重要性刮目相看。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本罪的定罪和处罚情节均以行为人在相应的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只有造成死亡三人以上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

【3】

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交通警察队往往按照事故责任大小划分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并依照其确定的比例进行损害赔偿调解。

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时，往往也以事故当事人所负事故责任大小作为当事人过错大小的依据，并据已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份额。

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

不论是即将生效的《交通安全法》以及尚在使用的《交通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

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这些行政处罚措施的实施与否，同样离不开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有无以及事故责任大小。

由此可见，交通警察队所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这样一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责任认定行为”，应否受到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直至接受司法审查的评价，无疑是法治国家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否则，既与“法治”的精神不相符，又可能导致行政专横，甚至有随意“出入人罪”之嫌。

二、争议——大相径庭的观点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应否接受司法审查，目前行政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如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应松年、杨健顺都曾撰文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行政可诉性，只有少数争鸣观点持否定意见；司法实务界对此做法不同，但审判实践中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越来越多，大众要求法院审查该认定行为的呼声较高。

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持否定观点；另一种意见持肯定观点，认为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否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备行政可诉性，理由是从法律（广义上的法律）的规定性考虑，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39号通知中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从理论方面分析，持否定观点的人中有的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种证据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还有人认为，对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责任进行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但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因为这种行为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更符合行政裁决行为的性质，应当属于行政裁判行为。

行政裁决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的一种行政裁决，这种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必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果对民事诉讼毫无意义。

【5】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决定着事故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应当提起民事诉讼，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但此观点一出，与此观点截然相反并与作者商榷的文章便接踵而至。

肯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为，同时也是当事人取得法律救济的必经阶段，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可诉的行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包含了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效果要素，是证明性质的准行政行为。

尽管它本身并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对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划分进行了确认和证实，对当事人此后的实体权利和义务间接产生了影响。

也就是说，当法院以此为依据裁判当事人的交通事故纠纷时，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就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加上现行制度中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往往作为法院民事案件处理的前提，所以，法院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经两次刊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例，【6】由此说明了此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存在现实性与可行性。

另外，最高法院公安部法发39号《通知》也不应成为受理此类案件的障碍，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8号《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

有的学者认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致不实事求是地作出这类认定，人民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是应当也是有权进行审查的。

这一方面由于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而不能将这种行政确认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行政机关作出违法认定的可能性。

虽然这种审查在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无法将这种确认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的。

【7】虽然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认定责任的行政确认行为，但是为了使这种审查更经济、有效，审查应当是有节制的。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所确认的法律事实和当事人责任，并非仅指民事意义上的事实和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司法审查的可得性、现实性和必要性。

三、实践——各行其是的做法

对于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件，可否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没有统一的做法。

以下援引几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涉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件，不难发现，各地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司法审查的情况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1、被告人王革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

被告人王革于2001年10月7日在宜州市国道323线上，驾驶大型货车与一辆同向行驶因载客而突然停车的农用三轮车追尾相撞，造成乘坐三轮车的初中学生5人死亡、8人受伤。

责任认定，大货车驾驶员负主要责任，三轮车驾驶员负次要责任，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日。

宜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王革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王革以农用车应负主要或同等责任，提起上诉。

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革四年有期徒刑。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宜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王革赔偿八成事故损失。

王革和所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公司认为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经过举证、质证、辩论，宜州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不合法，判决赔偿八成事故损失显失公平。

向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开庭审理。

由此可见，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果对此不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在审判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时，对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至关重要的证据，在举证、质证和辩论方面将处于尴尬的境地。

2、李治芳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行政诉讼案。

原告李治芳于2000年7月26日驾驶金杯牌小客车，由连城往文亨方向行驶。

行至建文线175km＋920m处与相向行驶的邱森彬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交会时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邱森彬受伤后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坐摩托车的邱丽君当场死亡、李霞和周丽华均受伤，两车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

连城交警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邱森彬无证驾车、超载三人、占道行驶，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治芳车速过快、疏忽大意、临危采取措施不当，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邱森彬之父邱家流不服连城交警队的责任认定，向被告龙岩交警队申请复议。

龙岩交警队撤销了连城交警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重新认定邱森彬与李治芳均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

李治芳不服该重新认定，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

撤销被告龙岩交警队所作的（2000）第34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中关于责任认定的部分。

龙岩交警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本事故重新作出责任认定。

龙岩交警队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

2000年9月5日21时25分许，上诉人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E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41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

被上诉人交警队于2000年10月19日作出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次事故责任。

罗伦富对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诉讼。

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一）项的规定，判决：

维持交警队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

罗伦富提起上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项第1、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交警队于2000年10月19日作出的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三、判令被上诉人交警队对2000年9月5日发生在泸隆路41KM处的重大交通事故的责任重新进行认定。

4、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不服公安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引起的行政案件，对违法认定书依法判决撤销。

2002年1月29日，村民徐某酒后驾驶自卸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某镇卫生院门口超越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时，将横过公路的张某某撞倒。

该车右轮在制动刹死的情况下，将张某某拖行了8.85米后，又从其身体碾过后停住，致使张某某当场死亡。

县交警大队于2002年2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在该起交通事故中，驾驶员徐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张某某系未成年人，横过公路时没有成年人带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

（二）项第（五）项规定。

因此双方应对该起事故承担同等责任。

死者父亲张某对该认定书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被告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

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5、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熊振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上诉，维持原判。

2003年3月12日18时，锦州市黑山县励家镇翟家村农民熊振军驾摩托车在102线国道上由东向西行驶，与迎面而来的北宁市一名叫王光的农民驾驶的小货车相撞，造成熊振军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时，有一辆农用四轮车在会车时越过双实线侵占了熊振军所驾驶的摩托车正常行驶路线。

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查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熊振军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光无责任。

熊振军之妻付宝珍申请重新认定，锦州市交通警察支队于2002年5月15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维持了原责任认定。

付宝珍于2003年8月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事实不符。

一审判决撤销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锦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6、姚清兰、解俊明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政诉讼案。

2001年12月24日，17时30分许，王洪志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行至111线一理石厂对面时，与同向行驶的张洪孝、解俊明推行的人力三轮车相撞，致张洪孝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王洪志皮肤挫裂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交警大队经过现场勘察，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王洪志与张洪孝、解俊明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

张妻姚清兰及解俊明不服，申请交通警察支队重新认定，交通警察支队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

此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交警支队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二审认为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7、王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1999年11月27日15时许，王某乘坐其表兄所有与驾驶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公路上，与迎面行驶的一辆解放牌带挂卡车相撞，王某头部被卡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

交通警察队经现场勘查并依据车主所述，认定死者王某事发当时无证驾驶该机动三轮车，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死者亲属对此责任认定不服，向市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议，结果维持。

此案在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死者王某当时驾驶该三轮车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对交通警察队所作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

四、讨论——纠正盲人摸象的偏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司法审判到底应当以何种姿态对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除了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之外，还应当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出发，对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主体资格、法律责任能力以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属性进行考察。

（一）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地位考察

讨论一个机关或者组织的行政法律地位，必须从行政主体、行政主体资格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等一系列的行政法学概念入手。

研究与讨论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就应当研究其作为行政主体是否适格。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行政主体的涵义和行政主体概念确立与存在的重要意义。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的当事人，这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恒定性，也是行政法律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行政法律关系基于法律规范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发生的社会关系的确认和调整而产生，因此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的地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机关相同。

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即为职权和职责，不能放弃，不能让与。

行政机关随意处置职权意味着渎职，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行政主体的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行政主体是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均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

如果行政主体不拥有行政职能与权利，就无法确认其作为行政活动实施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无法区分其与处于相对人身份和地位的社会组织的不同，更无法区分行政机关在某个行政法律关系中是行政职能主体还是居于行政相对人身份与地位的机关法人。

因此，行政主体与其以行政权力所表现出的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与地位紧密相关。

其二，行政主体是具备行政法上人格主体的组织。

行政主体首先应当是一定的组织。

法律将行政权力直接赋予一定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都以一定的组织状态来享有某项或某方面的行政职权与职责。

行政主体是一个行政法律人格化的组织，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该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行政主体不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主体，独立拥有行政职权与职责，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参加法律活动，并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能够成为行政行为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刚好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而为的行政管理活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行使这方面的职权；交通警察队本身也不能怠于行使这方面的职责，否则，就是渎职。

交通警察队行使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均以其自己的名义实施（拘留和较大数额罚款应当除外），而不是以其主管机关、上级机关或者其他机关或者个人的名义实施。

所以，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从而能够成为行政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从行政主体确立与存在的意义上看，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确立与存在，对确认行政职权与职责的合法行使与履行，对行政行为效果的归属和行政责任的承担，以及区别行政法律关系不同性质的主体本身与地位和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中被诉人的资格，均具有重要的法律应用意义。

从这个角度讲，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亦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等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

也就是说，交通警察队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其职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性质就不能等同于民事主体，其行为效果是对相对人具有约束力，但违法造成侵权的，应当赋予相对人行使相应的救济权利，交通警察队由此成为被告。

再用行政主体资格的概念衡量，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才具有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以及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由此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活动，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所谓行政主体资格，就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经过法定程序或途径所获得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

行政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是指一定的组织取得行政主体资格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⒈行政主体必须是由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成立的组织；⒉行政主体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组织，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机构、职位和人员编制；⒊行政主体是具有法律地位的行政管理主体，因而必须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与职责；⒋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具体实施行政活动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交通警察队无疑是依法成立、具备相应组织机构、拥有独立行政管理职权与职责的组织。

关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法律、法规在赋予其职权与职责时，一般也同时就予以确定。

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而警告、50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据此，县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派出所可以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而公安机关的其他内部机构则不得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

同样，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6条的规定，“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或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裁决。

警告、50元以下罚款、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可以由交通警察部门裁决。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

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理、责任认定、暂扣车辆、吊扣吊销驾驶证、伤残评定和赔偿调解等最终决定权均赋予了交通警察队。

实践中交通警察队对上述行为均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相应的处理，并以自己的名义制作文书或者告知当事人。

由此可见，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与其行政职权相适应而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

（二）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责任分析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主体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行政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他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违宪法律责任构成现代法律责任的整体。

行政法律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是否要求具备主观过错，一般不作为必备要件。

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是以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为基础和范围的，当其违反了法律规范对职权与职责实施的要求，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对于行政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条件，法律、法规都有相应的规定，如《行政复议法》中关于被申请人资格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被告主体资格的规定；《国家赔偿法》中有关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以及单行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管理领域内的承担责任主体的规定，对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都规定由其自己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这类组织实施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的活动中，作为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该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的被告。

行政法律责任是具有包含特定责任内容的责任方式，它不同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其他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必须是行政主体，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或情形，行政法律责任的功能是以补救为目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以撤销违法行为、纠正不当、履行法定职责、赔偿损失等为主要形式。

行政法律责任确认与追究的机关和程序，根据行政法律主体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同情形，分别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采取相应的程序确认与追究。

司法确认与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按着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程序，依着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以裁判的方式进行司法裁决和追究。

通过司法审查程序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以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为范围与限度，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实施确认和追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当，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按着法定条件实施确认和追究；二是实施追究与确认的程序与手段具有消极性与被动性，即以行政相对人及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诉讼请求为前提；三是行政责任的内容和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以补救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

从理论上讲，交通警察队拥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与职责，具备适格的行政主体资格，也就拥有了独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能力；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行政赔偿法律的规定看，交通行政行为无一例外被排除在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之外。

也就是说，交通警察队作为适格的行政主体，可以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讨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另一个重点是考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在行政法学上的定位，也即责任认定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是何种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现代行政法学的重要的基本概念，但作为一个涵义明确具体的特定理论概念，世界各国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学说。

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对行政机关活动的研究应当以行为的核心要素——行政职权为关注重点，这是研究行政主体活动的关键要素，这个关键要素不能被淡化。

并由此认为，行政行为是与行政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权能密不可分的与行政相对人有关的法律行为。

并普遍提炼出行政行为具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