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区别学习意义 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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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区别学习意义1
中西哲学的区别与联系、学习哲学的意义。
给大家提供7种不同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2本参考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学哲学，用哲学》
1、李大钊明确道出：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
”但无论是陈独秀对西方文明的总结，还是李大钊对中西文化的概括，都没能建立起一个明确的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的原则，未免失之含混。
为此李大钊在他所指出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之外，又列举了十几对东西文化相异之处作为补充，但这样一来，使得前面提出的原则更加混乱，反而降低了其解释功能。
2、梁漱溟指出，象“直觉与理智”、“空想与体验”和“灵与肉”等概念，很难用“动邢静”的范畴来进行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提出了“世界文化三路向”说，认为世界上基本存在着三种性质上相异的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
他从哲学的高度对三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了概括。
梁漱溟认为，以往的文化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者，其错误完全在于以某一种文化作为全世界文化的唯一绝对的价值标准（如中体西用论者、国粹派人士和西化派）。
他指出，实际上世界存在着不只一种类型的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皆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而存在，因而具有这个生命体独特的价值标准。
这样，梁漱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正式建立了具有文化相对论意义的文化类型理论，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讨论中一个新的时代。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人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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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厚奎：
“东方哲学浅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二、东方哲学的特点
由于其特殊的环境、历史条件等等因素，东方哲学相对于西方而言，具有自身的特点，古代哲学格外绚丽多彩；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均属继承保持型；哲学同宗教保持亲缘关系；注重人生研究，非理性主义倾向显著以及特殊的哲学范畴等等。
（一）东方古代哲学内容丰富、绚丽多彩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西方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进程较短，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较早、较充分，最具典型性，东方国家古代社会则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而且发展比较充分，但资木主义发生发展却较晚也不够充分。
所以，西方近代哲学相对繁荣，东方古代哲学光辉灿烂。
当然不容否认古希腊哲学也是绚丽多姿的，但它并未超过东方哲学，唯物论没有超过印度的顺世论，亦未超过中国的苟子哲学；辩证法没有超过佛教辩证法，更何况中国的《老子》、《易经》、《孙子兵法》。
西方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堪称古代俊杰哲人，然而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六师亦不愧为古代圣哲可与之媲美。
但东方中世纪哲学则远远超过了西方。
（二）东方哲学是继承保持型哲学
西方哲学重批判，好自立门派，常常师出同门而主义各异，因此，从古及今，派别林立，体系繁多。
东方哲学重继承，尊师童道，哲学派别一经形成便数百年、数千年保持其派别基本不变。
中国的儒家持续二千多年。
日本的佛教哲学、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达一千多年。
印度的各派哲学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吠檀多派哲学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仍有活力。
在朝鲜哲学中，佛教思想、儒家思想无不是一千多年持续发展。
阿拉伯哲学自伊斯兰教产生之后不久，便有凯拉姆派、苏非派、精诚同志社、亚里士多德主义等派别，直至阿拉伯帝国灭亡，七百多年哲学派别基本不变。
（三）东方哲学同宗教保持亲缘关系
西方哲学除中世纪外，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和摆脱宗教栓桔而独立存在的。
东方哲学则不同，首先，东方各国哲学几乎都是在宗教的怀抱中孕育形成的。
中国最早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在崇拜天帝、虔信先王祖先等神灵中，透过宗教、巫术、卜笠等文献发掘而来的。
印度最早的六大派正统哲学，都源出于婆罗教的《吠陀》、《奥义书》，誊那教哲学、佛教哲学、印度教哲学等，都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谈哲学。
其次，东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长期未能同宗教彻底分离。
日本、印度如此，阿拉伯如此，朝鲜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也未能例外，至少长期统治中国封建后期的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者融合的产物，其肌体中饱含佛教、道教的血液。
（四）东方哲学注重人生研究
西方哲学重自然，哲学同启然科学结合，东方哲学虽然也研究自然，但重点在于研究人生，研究人生行为规范、道德实践、人生幸福、人生归宿以及人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国家、致治生活等等。
印度哲学中有两个重要命题，“梵我同一”、“轮回解脱”，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摆脱苦难获得解脱，得到幸福。
佛教自诞生时起就在于教导人们认识人生如何苦难、寻求苦难根源，引导人们到达绝对宁静的涅架境界，获取人生最大的幸福。
阿拉伯哲学十分重视亲近真主，追求永恒的幸福。
苏非派和精诚同志社以禁欲和“爱”作为手段实现幸福，法拉比主张通过知识、道德、技能途径达到幸福；巴哲和图斐利主张采用离群索居谋求幸福。
中国哲学讲“天人关系”，主张爱人。
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董仲舒讲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在人类社会把国家关系、社会道德关系、家庭、夫妇关系、父子关系用“三纲”“五常”统一起来，于是把哲学、政治、道德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出哲学政治化、伦理化的特征。
其实，中国哲学史上无论天人关系、名实关系、神形关系、知行关系、古今关系等等，都圃绕着人这一主体而展开。
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同样影响着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
朝鲜的佛教哲学同样以引导人们进入涅桑境界为目的。
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先是宣扬家国，一致、忠孝一致，到李朝时代朱子学占居统治地位，由李况提出的“四端七情说”，长时期展开“四七论争”，这是哲学与政治伦理结合的“天理”与“人欲”之争的一种变态形式。
越南的陈仁宗提倡佛、儒、道相结合，认为生、老、病、死理之常然，求佛学禅是为了避免。
（五）东方哲学具有浓厚的非理理性主义倾向
理性主义的根木特征是强调知识、重视理性，而非理性主义则强调内省、直观、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否定哲学认识的作用。
西方哲学理性主义浓厚，无论古代和近代哲学基本上都是重理性的，现代西方哲学「一户虽然有非理性主义思潮流行，但理性主义仍占主流。
东方哲学则相反，非理性主义十分突出。
印度古代称哲学为“见”，即洞见，就是一种启示灵魂感应的视力，靠神秘灼直觉沉思了川导真理。
商翔罗的“智”就是一种直觉知识，通过亲证超越主客体，达到“梵我同一”以得到完全解脱，该传统直到_近代.，辨喜认识道路之一就是直觉，
是“主观默然看见内在的东西”。
中国的老庄讲“静观玄览”，玄览即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也就是神秘的直观。
就连荀子也讲究“虚壹而静”，排除杂念精心专一而进入“大清明”境界。
玄学家郭象为满足“超然心悟”的需要，以直观的方法达到“冥”的境界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游心于绝冥之境”（《逍遥游》）。
中国佛教禅宗讲“顿悟”，豁然贯通，立地成佛。
就连唯物主义者张载也主张“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以道德修养而“穷神知化、与天为一”（《正蒙·神化》）。
阿拉伯哲学家几乎都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其认识论的最高成就—“双重真理论”也肯定了真主启示的作用，甚至认为科学知识离开了真主的作用便不成其为真理。
（六）东方哲学有其独特的范畴和表达方式
东方哲学最主要的是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其它一些国家的哲学多受该两国的影响。
中国主要哲学范畴多在先秦的各派哲学中早已奠定基础.，诸如阴阳、五行、《易经》的卦、丈、奉否、.吉凶、得失、乾、坤、震、哭、坎、离、良、兑；《孙子兵法》的天时、地利、迁直、、屈伸、主客、敌我、众寡、强弱、奇正、攻守、进退、虚实、胜败、佚劳、治乱等；儒家的天命、仁、德、诚、性、中庸、良知、良能等；道家的道器、精气、太极、有无、静动、正反、静观、玄览等；墨家的名实；法家的法、术、势等等‘、秦汉以后的心、物、玄、理、，纲、常、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等。
印度各派哲学具有独特的哲学范畴，如婆罗门哲学的梵、自我、业、再生、摩耶、无明、解脱等，省那教哲学的苦行、戒杀等；佛教哲学有佛、法、蕴、因缘、般若、涅架等。
.上述范畴常被后继者沿袭，有的被不同派别互相承认或借用，有的则赋予不同的含义，东方哲学的表达方式有一种特别突出的特点：
以注疏先哲的著作表述自己的哲学观点。
中国先秦以后的哲学是如此，朝鲜、日本哲学是如此，印度公元四世纪以后的哲学是如此，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正是以注释亚里士多德著作而著称的。
4、贺来：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知识”、“方法”与“价值信念”三层面的对话
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对话，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一是“知识”层面，二是“方法”层面，三是“价值信念”层面。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自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西马哲学之间并不缺少“对话”与“沟通”。
20世纪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过融合中西马哲学、探求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道路、开辟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方向的种种努力。
不过，这种努力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
其一，在“哲学知识”的层面。
自从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这一层次上的对话和沟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各流派和人物的思想观点、哲学史的演化逻辑等等，都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发自身内容时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和参照；在西方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理论原理也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和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与基本原理在阐释和理解中国哲学时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哲学知识”的层面上，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沟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
其二，在“哲学方法”的层面。
中西马哲学相互吸收和借鉴彼此的哲学方法，来对各自的理论传统进行阐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
运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或者借助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等，来阐释中国哲学；用中国哲学的“天道观”来比附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和哲学家；运用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来阐释中西哲学，等等，这些都是许多哲学研究者以各种方式所做过的尝试。
因此，从“哲学知识”和“哲学方法”的层面来看，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中，中西马哲学之间的对话事实上一直
没有间断过。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一再呼吁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并仍然把这种对话与融合当作重大课题来关注和讨论呢?
这种吁求所包含的深层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这种吁求所呼唤的是对话的更高层次、更深入的方式和更开放宽容的心态。
而在这一方面，哲学对话的第三个层次，即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特点，罗尔斯称之为“理性多元论的事实”。
在此意义上，历史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在价值信念层面所出现的分歧和冲突乃是世界“祛魅”的必然后果，并且是与中国现代性探索和建构过程相伴相随的。
价值信念的争执与对立，是最深层的、最尖锐的冲突，其中所贯注的是不同民族和文化最深刻的情感、想象与憧憬，因而它们的相遇，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激动与紧张。
中西马哲学相遇之前，三者各自呈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各自表达着生活在不同时空条件
下的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人生信念，凝聚着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智慧、体验和情感，规定着人们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体验方式和情感态度。
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本来属于不同生活世界及其生命经验的异质性价值信念在同一个时空中汇聚，由此所产生的争执和冲突难以避免。
如何处理这三种哲学形态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信念之间的关系，凸显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面对这种价值信念层面的争执和冲突，一种有代表性的方式是“拒斥对话”。
这意味着异质性的价值信念各自把自身绝对化与中心化，由此出发，必然会排斥其他价值信念作为对话主体的地位，并把遏制其他价值信念视为理所当然，于是，价值信念之间的争斗便变得不可避免。
以此为前提，必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沟通，无论对于哲学、文化还是社会发展，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以“同一性思维”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批评和解构，已成为现当代哲学的根本性主题之一，阿多诺等哲学家已经深刻地指出，“奥斯维辛之后”，任何同一性的价值信念，任何唯一的人性理解，任何绝对性的生活原则，都可能是因包含着“形而上学的恐怖”而导致社会生活的灾难。
º前述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哲学都试图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价值等级体系并由此派生出的种种问题，即是这种处理方式及其后果的体现。
对于已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而言，其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马哲学所反映的生活世界及其生命经验在同一个时空中交织在一起，使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不再单一和均质，而是充满了异质性、丰富性与复杂性。
在此情况下，坚执一种价值信念而拒斥对话，必然导致对这种生活世界及其生命经验的抽象化和片面化。
因此，“拒斥对话”的方式是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完全相悖的。
如何超越价值信念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而逐步达成不同形态的哲学间的良性对话格局，是当代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代性课题”。
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价值信念层面的良性对话，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进行一种真正开放和深入的沟通与融合的前提条件。
只有以此为前提，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以一种平和的姿态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否则就有可能堵塞了真正对话的通道。
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就对话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作过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善良意志”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沟通的前提条件，所谓“善良意志”，就是克服自己的狭隘性和有限性以理解他人的意志，它意味着愿意开放地面对和倾听“他者”所要说的一切东西，并在此过程中让对话双方跨越彼此之间的沟壑，从而使人们之间达成创造性的共识。
»哈贝马斯在与伽达默尔颇为相近的意义上，把“真诚性”、“真实性”与“正确性”视为“对话”或“商谈”的规范性要求。
按照这种思路，西方哲学代表着“哲学”的正统形态，它的基本问题、概念框架与思维方式规定了“哲学”的方向和正途，在阐释和研究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须无条件地依照这种问题结构、基本框架和思维方式来展开。
其后果，就如同余英时先生所感慨的那样：
“今日之谈文、史、哲学诸学者，大抵即谈西方某一流派之学者也。
”º正是出于对这种立场的不满和反驳，中国哲学界才有了“中国是否有哲学”的讨论及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辩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才有了“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道路”和创造“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音。
第三种形式是用一种简单、教条的态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并以此来褒贬和剪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
在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曾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简单框架来勾画中西哲学的演化图景，用“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腐朽没落阶级的哲学”与“先进阶级的哲学”等抽象的两极对立模式来给中西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盖棺定论”，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几大板块来理解诠释全部哲学，并把中西哲学丰富的思想内容都人为地塞进其中，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做法，都武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割裂开来，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抽象化与绝对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简单化为拥有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终极的裁判权。
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西马哲学之间形成一种健康开放的良性关系，对于三者成功实现真正内在的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只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为我们克服历史上有关此问题的种种误区，实现中西马哲学更深层次的对话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
推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必须面对的“现代性课题”
上述中西马哲学在价值信念层面对话所遭遇的困难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中国特有的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
众所周知，正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才有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才有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空间的同时“在场”，因而也才提出中西马哲学的对话这一任务。
在传统社会，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毫无疑问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但是，随着中国逐渐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哲学的这种“独尊”地位失去了社会制度与生活基础的支撑，与此同时，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于是，三种哲学形态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之间的争执和冲突就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
马克斯.韦伯曾这样概括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认为现代社会区别传统社会在于它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世界的“祛魅”意味着前现代社会那种“唯一必然之神”的消失，并由此使得“价值的多神化”与“诸神的争斗”变得不可避免。
在韦伯看来，“价值的多神化”必然导致“价值的争斗”，人们坚执自己选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就会排斥其他人的价值信念，你“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这里有“不同的神在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
这表明，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多种多样的哲学、道德、宗教学说和思想体系等同时并存的社会，这些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都在谋求自己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并寻求对人学，所表达的都是对人的“生活样式”的自我理解，集中凝聚了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希望与梦想，构成了人们思考、生存与行动的终极依据，就此而言，价值信念总是具有“终极关怀”和“终极眷注”的性质。
其次，它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曾言：
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体现在哲学之中，但不同民族和社会对这种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领会总是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生存历史与生存命运内在关联在一起的，海德格尔曾言，在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即“存在”意义的追问中包含着西方的精神命运，哲学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º因此，不同的哲学形态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不可避免地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特殊性”。
第三，它具有“完备性”或者“全整性”（Comprehensive）。
这一概念借用于罗尔斯，意指任何一种价值信念都具有把自身普遍化的本性：
“完备性的学说或教义，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意在涵盖生活的全部”，虽然“它并不能够真正地涵盖一切，但是其目的就是要涵盖一切”。
¼“终极性”、“特殊性”与“全整性”，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注定了价值信念天然具有逃避对话甚至拒斥对话的倾向。
正因为如此，与“知识”、“方法”等层面的对话相比，“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要显得艰巨与匮乏得多。
“知识”与“方法”由于其“工具性”意义而相对容易获得认同并被接受。
但在“价值信念”层面上，人们则往往倾向于相互戒备、怀疑与拒斥，经常有意无意地选择回避，甚至导致价值等级上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使中西马哲学之间的深层对话变得困难重重。
回顾历史，这种价值信念层面的冲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表现。
我们可以相对地把它区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把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置于价值等级的最高位置，由此出发，来评判其他哲学形态。
在它看来，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必须以中国哲学为本，后者代表着最高的价值理念。
像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哲学家，虽然也承认西方哲学有其优点，但在基本的价值评判上，他们始终认为中国哲学在根底上要高于西方哲学，尤其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
担负着拯救威望、开辟新路的职责。
例如梁漱溟先生就明确说道：
“近世西方人的心理方面，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
实为显著之特点。
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受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不可掩的事实”，与此不同，中国儒家哲学则因其对生命精神的独特体认，可以克服西方文化之弊，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再如唐君毅先生以道德理性为根据，把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而把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精神概括为“非人文和超人文的精神”，前者可以涵盖后者，后者则由于“人文精神”的匮乏因而是无根的，因此结论便是：
“世界人类人文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不在西方”，“中国文化之精神于立本以持末，求绝乱于机先，以拨乱反正，长治久安之道，实高于世界任何民族之文化”。
很显然，这种立场只在“用”和“器”的层面上承认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地位，一旦涉及价值评判，就非得为中国哲学争得一个优越地位，而视西方哲学文化为价值上的“他者”。
第二种形式则是把西方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置于价值等级的最高处，以此为出发点来评价其他哲学形态，这种倾向，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概括，便是：
“视西人若摆帝天，视西籍如神在我们看来，中西马三种哲学形态虽然表现各异，但同作为“哲学”，它们都是以一种理性的形式所表达着对于人的生命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觉意识，都内在地蕴含和表达着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反思以及其通过这种反思所形成的信念。
冯友兰先生曾言：
“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认为：
不同的哲学在根底上是对人的生命“意欲”或生命精神的不同表达样式和路向。
哲学之区别于实证科学，在于它“超验”的“形而上”性质，当它研究宇宙并表现为“宇宙观”时，哲学不是要提供关于宇宙的物理学知识，而是在其中贯彻着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领会；当它研究人的认识并表现为“认识论”时，哲学不是要提供关于人的心灵的心理学知识，而是在其中表达着对于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当它把“存在论”或“本体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在它对“存在”的悬设中，所投射的是关于人的理想生命形象的憧憬；当它研究“社会”和“历史”发展时，哲学不是要提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知识，而是在其中贯注着对人在社会与历史中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可以说，虽然不同哲学在思想路径、理论重心、表现形态等方面各异其趣，但是其中都凝聚着人们对于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的觉悟。
在此意义上，中西马三种哲学形态，虽然内容与形式有着重大区别，但它们都是不同民族文化立足于其生活世界和生命经验，对生活意义、生命价值与理想生活的自我理解，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中西马哲学在其异质性与差别性之中的共同性与相通性，也正是有了这种共同性和相通性，才使得三者的对话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否则三者就只能是封闭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的独白。
哲学对于价值信念的表达与宗教神学等有着重大不同，它是以一种理性的、反思意识的方式来展开和呈现这种价值信念及其内容的，这种价值信念及其内容凝聚在中西马哲学家所创作和留下的哲学著作与思想文本中。
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不是非理性的、只可通过个人的精神信仰来体证的神秘之物，而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
毫无疑问，价值信念不是知识，不是现成的工具性物品，因此，它总是带有“终极关怀”的性质，但这种“终极关怀”是哲学家发挥意识能动性，以理性反思的方式所获致的，而且这种思考所获得的成果被哲学家用语言文字的方式“对象化”到了经典文本中，成为向他人敞开的、可供他人阅读、阐释和理解的精神世界。
这就意味着，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不是纯粹私人的隐秘体验和“价值直觉”的对象，后者由于不具有公共性与开放性，所以它是封闭和排他的，“独白性”而不可对话性构成了其根本特质。
与之不同，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凝聚在中西马哲学家用语言所表述的文本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言：
“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能够被理解的东西，就是达乎语言的东西，“语言是那种根本上沟通一切世界打交道方式的东西”，»因此，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是开放的，是能够被理解的。
这一特点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价值信念层面对话的匮乏：
中西马哲学对话的重大缺失
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是哲学对话的深层维度，同时也是最为困难和艰难的维度。
这一点是由哲学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如同以其他方式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一样，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质。
首先，它具有“终极性”。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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