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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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萨斯基娅·萨森

2012-12-3014:

30:

03　　来源：

《国际城市规划》（京）2011年2期第11～18，66页

　　【内容提要】本文总结了世纪末城市社会学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这些挑战来自于主要的宏观社会发展趋势与它们特有的空间模式的交织。

城市和大都市区是这些宏观社会趋势物质化的战略性场所，因此成为研究的对象。

这些趋势包括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的涌现，跨国和跨地区动态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逐渐加强。

对于城市及其理论和研究来说，每一种趋势都有着特定的发展条件、内容和结果。

城市是这些趋势以独特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场所，而这种相互作用几乎是不可能在其他环境中发生的。

因而，正如当初城市在社会学的起源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城市再次成为研究宏观社会趋势演变的重要窗口。

城市社会学能否应对这些挑战，能否再次为理解这些宏观转型提供一些有力的分析工具？

　　Thearticleexaminessomeofthemajorchallengesfacingurbansociologyatcentury'sendgivenitstraditionsandlineages.Thesechallengesariseoutoftheintersectionofmajormacrosocialtrendsandtheirparticularspatialpatterns.Thecityandthemetropolitanregionemergeasoneofthestrategicsiteswherethesemacrosocialtrendsmaterializeandhencecanbeconstitutedasanobjectofstudy.Amongthesetrendsareglobalizationandtherise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theintensifyingoftransnationalandtranslocaldynamics,andthestrengtheningpresenceandvoiceofspecifictypesofsocio-culturaldiversity.Eachoneofthesetrendshasitsownspecificconditionalities,contentsandconsequencesforcities,andfortheoryandresearch.Citiesarealsositeswhereeachofthesetrendsinteractswiththeothersindistinct,oftencomplexmanners,inawaytheydonotinjustaboutanyothersetting.Thecityemergesonceagainasastrategiclensforthestudyofmajormacrosocialtransformationsasitwasintheoriginsofsociology.Canurbansociologyaddressthesechallengesandinsodoingonceagainproducesomeoftheanalytictoolsforunderstandingthebroadertransformation?

　　【关键词】全球化/信息通信/跨国主义/烙印/中心性globalization/telecommunication/transnationalism/inscription/centrality

　　【英文标题】NewFrontiersFacingUrbanSociologyattheMillennium

　　【作者简介】萨斯基娅·萨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成员。

　　【译者】朱力/杨逸/孙志涛

　　朱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杨逸，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一直以来，城市就是探讨社会和社会学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关键领域。

通过一篇文章来总结20世纪所形成的海量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

但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显著的变化。

在本世纪①的前半叶，对于城市的研究处于社会学的中心地位。

之后，城市社会学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视角，并为其提供重要的分析方法——逐渐丧失。

但在世纪末的今天，我想指出的是，城市再一次成为理解那些重构社会秩序的新趋势的关键领域。

那么，城市社会学能否把握这个关键节点，再次作出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从而为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更大的社会变革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工具？

　　在这个世纪末，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社会学领域的早期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一些古老议题却对于理解当今社会的某些关键性问题重新显现出前景和战略价值。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当以全球化和信息通信为代表的主导力量似乎表明地点和地方具体情况不再重要的时候，重新认识地点的重要性以及着手民族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

当然，旧的分析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应邀在此时刻写这样一篇关于城市社会学的文章，使得作者能够有机会循着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发展轨迹来前瞻性地思考城市社会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不是总结过去的成就。

本文希望借此审视当今城市中那些对于理论和经验分析带来挑战的主要发展条件。

由于关注特定的问题，本文难免挂一漏万。

文章致力于探求那些需要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新前沿。

　　学科发展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宏观社会发展趋势和它们特殊的空间模式的交织。

城市和大都市区是这些宏观社会趋势物质化的战略性场所，因此成为研究的对象。

这些趋势包括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跨国和跨地区动态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逐渐加强。

对于城市及其理论和研究来说，每一种趋势都有着特定的发展条件、内容和结果。

城市是这些趋势以独特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场所，而这种相互作用几乎是不可能在其他环境中发生的。

这三种趋势是当前社会实际变化中最新的内容，对此，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城市社会学需要较之从前予以更加广泛地关注。

截至目前，发展最为完善并且研究得最多的领域是社会文化多样性，因为它适合盛行于城市社会学领域的微观社会研究。

在这个领域，我关注那些与其他两种趋势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而对于其他两方面的趋势，尽管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城市社会学却鲜有涉及。

　　当然，这些趋势并不涵盖社会状况的全貌。

相反的，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可能仍是循着旧有的、我们熟悉的趋势发展。

这也是为何城市社会学的很多传统和经典的研究方向依旧是学科的核心。

此外，城市社会学并没有很好地致力于上述三方面趋势的特征及结果的重要原因是：

在城市层面研究这些问题所需的最新数据难以获得。

然而，尽管这三种趋势只是诸多城市发展面貌的一部分，且并不局限于城市，但它们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描绘出城市发展的状况，也自然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

为思考千禧年到来之际城市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仔细审视这些关键性的趋势是必然之举。

　　概念性的要素

　　在这个世纪末，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是重构社会、经济、政治和个体的主导力量。

它们对城市的影响显著表现在：

全球化和信息通信造就了超越城市边界的，分散且跨国家和跨区域的网络；新的文化多样性大多根植于新的主观性及叙述。

但这并不是城市社会学通常关注的对象。

如果一个人希望继续运用传统的城市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那他就必须考虑这些趋势的某些方面。

尽管社会学领域不乏大量卓越的研究（如Abu-Lughod，1999；Allenetal.，1999；Castells，1989；Rodriguez&Feagin，1986；Gottdiener，1985；Lash&Urry,1994；King，1990；Zukin，1991；Fainstein&Judd，1999；这里只引用了很少一部分），但总体而言，其理论化是滞后的。

经济地理（如Knox&Taylor,1995；Short&Kim，1999）和文化研究（如Palumbo-Liu，1999；Watson&Bridges，1999）在这方面倒是颇有进展。

　　“根植性的国家主义”（embeddedstatism）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Taylor,1996；Brenner,1998），它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论化是一个障碍。

在有关的直白或隐含的假设当中，例如民族国家是社会进程的容器，以及国家是研究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合适尺度等说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的确，这些假设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对象，但是，它们却对厘清社会学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伴随全球化和大量跨国过程而生的其他情况毫无帮助，也无法借此发展出必要的研究技术。

此外，尽管它们描述了世界许多地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状况，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分解（unbundling）。

这种分解也导致需要为上述的假设引入额外的条件。

这里特别有趣的是国家领土和国家之间暗含的一致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某种暗示，即国家与非国家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状态。

如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出现部分地分解②。

例如，我曾探讨过（Sassen，1996：

chs1and2）当前全球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内的过程事实上并不必然是国家内部的过程。

相反，国家的（企业、资本、文化）可能会逐渐落位在国家领土之外，如在国外或在数字空间中。

这种发生在国家领土内的全球化或非国家化过程的地方化，以及发生在国家领土之外的国家化过程的地方化，削弱了以国家和非国家二分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框架。

　　这种国家领土与国家之间的部分地分解对于我们进行城市的分析和理论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那些经历着全球化和信息通讯交锋的大城市来说。

城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管是在早期的著作（Lefebvre，1974）还是在新近的研究中（Brenner,1998）。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空间及传统等级体系的分解的确值得高度关注。

大城市可以被看作是多样化过程密集交织的节点。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这样的过程在全球尺度下展开。

而在这个跨城市的发展中，城市成为一个领域的和等级的要素③。

然而这并不是说把城市看成是一个有界限的单元，而是说应该把城市看作是一个跨界过程的网络上的节点。

进一步来说，这类城市不能被简单地置于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层级体系当中，它们属于全球空间的一部分，直接参与全球化的过程，逾越了国家层面。

有些城市很久之前就具备这种能力，但今天这种状况变得相当复杂，可以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因此，将关注点放在城市尺度的理论和研究上，或许可以超越“根植性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并且捕捉到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空间尺度变化，从而结出累累硕果。

　　除了克服“根植性的国家主义”理论障碍之外，挑战还来自于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跨国、跨地方的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地方的价值。

这一领域里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学术传统是欧内斯特·布格斯（ErnestBurgess）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所开创的旧社会生态分析学派，以及帕克和沃思所开展的工作（Parketal.，1967；Duncan，1959；Abbot，1999；Smith，1995）。

或许大家会质疑他们的方法在重新认识地方的价值方面是否特别有用。

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认为城市地理是由政治经济和移民决定的。

路易斯·沃思（LouisWirth）关注地理学中的种族而非阶层分析。

而他们的学生比如哈维·佐尔博（HarveyZorbaugh），则诉诸田野工作，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老师们在城市地理学阐述方面的冲突。

他们在芝加哥做了许多详尽的研究来绘制分区，并假设所划定的多样性“自然地区”之间存在着功能互补性④。

　　我认为详尽的田野调查在捕捉城市环境的许多新状况方面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其中包括了本文所关注的主要趋势所带来的有关变化。

但是，功能互补的假定又把我们带回到城市是一个有边界的空间这一认识上，而不是将城市看作是一个场所或者一个层级，多重的跨界活动在这里交叉互动并产生出特有的社会空间形式。

通过城市社会学的旧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技术，地方价值的重新认识只能得到部分实现。

我的确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回归芝加哥学派所代表的研究城市地区的深度以及对详细描绘的致力。

杜内尔（Duneier，1999），布洛维（Burawoy，1991）等学者进行的人类学研究都是非常好的例子，他们针对不同的假设运用了很多研究方法。

　　上述这些仅仅是重新认识地方价值的诸多挑战之一。

世界上的大城市都是全球化的多样进程呈现出具体的、地方化的形式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化的形式也恰恰说明了什么是全球化。

重新认识地方的价值意味着重新认识地方景观的多样性表征。

而当今的大城市已经俨然成为整个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个体交互作用的战略性场所（Abu-Lughod，1994；Watson&Bridges，1999；Yuval-Davis，1999；Clark&Hoffman-Martinot，1998；Allenetal.，1999）。

它是新诉求物质化并呈现出具体形式的场所（Kempen&Ozuekren，1998；King，1996；Klopp，1998；Brewer,1998；Boboetal.，1986）。

国家层面权力的丧失为次国家层面的权力和政治的新形式提供了可能（Allen，1999；Jessop，1999）。

进一步说，一旦国家作为社会过程和权力的容器被打破（Taylor,1995；Sachar,1990；IndianaJournal，1996），就为跨国界的连系着次国家空间的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可能。

城市在这一新地理格局中占据首要地位。

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看到以及如何看待体现于这些城市中的跨国政治的新类型（Sassen，1998：

chap.1and10）。

　　比如说人口迁移就是这样一种体现。

借此，新的跨国政治经济和跨地方的家庭战略得以构建（Portes，1995；Bhachu，1985；Mahler，1995；Hondagneu-Sotelo，1994；Boyd，1989；Georges，1990）。

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一些大城市，因为大多数移民无论是在美国、日本或是西欧都集聚在这样的大城市，当然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的一种基本构成，尽管它还未被全球经济的主流叙述所承认和分析（Sassen，1998：

PartOne；Skeldon，1997；Jacobson，1998）。

　　这种状况包含着一种跨越国界的统合能力，但同时也使城市内部冲突更尖锐。

全球资本和移民劳动力是跨国行动主体的两种主要形式，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属性，彼此之间在城市内部也会有所冲突（Bonillaetal.，1998；Sassen，1991，1998：

chap.1）。

研究这些问题需要在方法上避开传统的对政治精英、地方团体政治、社区联合会、移民社区等的研究视角。

依据这些传统的研究视角，城市社会学已经将城市和大都市区的政治景观研究得较为充分了。

在接下来的三节中，我将就某几个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全球化和信息化：

对未来城市中心性的影响

　　城市的概念是复杂而模糊的，带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见Parketal.，1967）。

而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或许就是“中心性”（centrality），这是历史赋予和造就的城市属性之一。

这一属性与城市的边界和具体的城市没有太多关系。

这些部分地是经验性问题：

每个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边界形态和内容构成。

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面对强大的促进区域、国家甚至全球尺度的地理分散和系统整合的新组织形式和技术，中心性得以持续的条件是什么（Graham&Marvin，1996；Castells，1989；Castells&Hall，1994；Brotchietal.，1995）？

从历史上看，中心性常常体现在一些中心（central）城市。

但新条件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心性的重新组织：

今天的中心城市仅仅是中心性的一种表达形式。

如今从新的跨国城市网络到电子空间，都成为了构建中心性的重要空间。

　　另一个我认为对于思考城市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关乎我们已经建立起的对城市及其与全球经济和新技术的关系的叙述（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见Hannerz，1992；Appadurai，1996；Featherstone，1990；Sassen，1998：

Chap.1and10）。

对于发达城市经济的未来，占据主流地位的讨论是认为城市已经丧失了对于经济部门的引领价值。

而我们则需要对这一观点给予检讨，因为全球经济和新技术发展的某些例证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我将在本文后面的两节中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从更为理论化的层面上看，某些权力特性使城市具有了战略性。

权力需要历史性地具体看待从而克服其概念的抽象，它一直在被积极地生产和再生产着。

城市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聚焦于权力的地方维度（Logan&Molotch，1987；Porter1965；Nakhaie，1997；Clark&Hoffman-Martinot，1998；Domhoff,1991；Zweigenhaft&Domhoff,1999），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除了这类方法，当今权力结构生产的一个方面与经济权力的新形式以及某些形式的权利从公共政治领域向私人经济领域的重新配置有关（Sassen，1991，1996；Allen，1999）。

这带来了关于中心性的建成环境和建筑的问题，它们代表了权力的不同类型。

权力是否有其空间的关联？

权力是否有其空间的要素（moment）？

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可以具体阐述为：

在所有权和控制权趋向集中的强劲趋势下，当前的经济系统是否呈现出一种缺乏物质集聚点的空间经济？

我认为，如果缺失了权力维度的思考，对城市未来的讨论将很难进行。

　　在一定程度上，那些高度发达世界中的主要城市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我所讨论的这一过程，或者说最适合进行探索。

然而，这些过程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Santosetal.，1994；Cohenetal.，1996；Knox&Taylor,1995；Sassen，2000），但它们常常隐匿在巨型城市中（Dogan&Kasarda，1988；Cohenetal.，1996）：

纯粹是人口规模和空间蔓延产生了它们自己的规模体系。

尽管规模和蔓延或许不会改变我所描述的权力平衡，但它们确实改变了某些属性的分量和我们对它们的认知。

　　解读中心性的一种途径是关注于城市层面之上的更大的动力而不是停留在城市层面。

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地理格局中同时包含着分散和集聚的动力，后者只是在近些年来才获得了足够的关注（Knox&Taylor,1995；Stren，1996；Castells，1989；Sassen，1991；Gravestijn，1998）。

大部分学术研究，关注的都是分散的模式（例如Bonacichetal.，1994；Sklair，1991）。

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活动在都市区、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大规模分散的趋势，催生了对于高层管理和控制运行的集中化的新需求。

比如，截止到1997年，全球范围共有50万个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布在本国领土之外。

作为企业整体运营组成部分的子公司和分部的大量存在，对总部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简言之，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引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对于中心功能的扩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为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散是在控制力、所有权和利润持续集中条件下进行的（Sassen，1991）。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进入了我们的研究系统。

城市再次获取了战略性的地位，因为它们是生产这些功能的场所。

国家和全球的市场以及全球化的组织需要中心地来组织它们全球化的部署。

金融业和高端公司服务业提供了全球经济体系运行和管理所必需的服务。

城市是提供这类服务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对那些最具创新性、投机性和国际性的服务部门⑤。

此外，信息技术的领军企业需要巨量的硬件设施，其中包括设施高度集聚的战略节点。

在此，我们需要将全球化的传输/通讯能力和它们所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区别开来。

最后，即使是最为发达的信息技术业也有一个生产过程，尽管其产品是高度流动的，但由于资源组合的要求，其生产过程也依赖于特定的场所。

一些专业研究文献已经对高端信息业的高度流动性产品进行了研究，但对那些包含高端专业人员，一般职员和手工劳动者在内的实际工作过程却没有给予关注。

　　此外，当我们开始审视更广泛的动力以探究地方化的模式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跨国城市系统进行一些至少是初步的观察和总结。

金融及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全球扩展，飞速增长的国际投资引致的对于跨国服务网络的需求，政府对国际经济活动调控能力的减弱以及相应的与城市紧密相关的其他机构的地位的上升，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系列跨国城市网络的存在。

目前，研究所依赖的数据仍然不够全面；最理想的一组数据分析是由泰勒和他的同事整理和研究的（GlobalizationandWorldCitiesStudyGroupandNetwork，1998；Meyer,1991；Smith&Timberlake，2000；各种网络类型见Sassen，2000）。

但是，这一领域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

很大程度上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商务中心的重要性都依赖于它们的跨国网络。

我一直认为，没有孤立存在的世界城市。

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城市和以往的帝国时代的首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主要国际商务中心形成的网络构建了新的地理中心性。

在全球层面，最具影响力的新地理中心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和商务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悉尼和香港。

但现在，曼谷、首尔、台北、圣保罗、墨西哥城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这些城市之间的交流密度，特别是通过金融市场、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交流密度，增长迅猛，城市的重要地位等级也显著提升。

这导致在同一国家内，战略性资源和活动在这些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

这对城市体系在国土领域整合中的作用产生了影响。

尽管后者的状况还未完全显现，但最近十年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国土领域内的加速破碎化。

当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成为新的日益加强的全球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时，国家的城市体系开始部分地分解。

　　现在，我们无法再简单地根据城市中心的总部塔楼和公司文化来考量国际商务和金融中心。

主要城市的国际性特征不仅仅依赖于通讯基础设施和外国公司的数量，它还取决于就业者和其他人员所存在的多样性的文化环境。

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极为丰富的（King，1990；Zukin，1991；Ruggiero&South，1997；Skillington，1998；Dawson，1999；McDowell，1997）。

今天的主要城市一定程度上是后殖民主义的空间，同时也承载着后殖民话语形成的条件。

对我而言，这是这类城市的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将在后面两节来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