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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1、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内涵及其决定因素
1.1经济增长内涵
西蒙·库兹涅兹（Kuznets）：
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它给本国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商品的能力的持续上升。
这种不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
”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六个特征:
（1）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率都高,且人均产出增长率更高;
（2）全要素增长率高且增长快;（3）经济结构变革迅速;（4）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迅速变革;（5）国际经济扩张迅速;（6）经济增长在世界扩张进程中不平衡。
尼古拉斯·卡尔多（尼古拉斯·卡尔多，1958）将经济增长中所显现出来的事实概括为:
（1）总产出和人均产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递增率持续增长;
（2）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3）资本利润率保持不变,明显高于实际利率,至少在大多数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4）保持稳定的资本系数;（5）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高度相关;（6）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和总产出长期增长率存在差异。
陈秀山，张可云[1]：
一国或一个区域内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它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量。
聂华林等，区域增长是指区域内社会财富的增长或者经济产出的增长，通常体现在一些具体的统计指标上，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
总之，经济增长应该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产出或财富的持续增加，可表现在国内内生产总值、人均产出增长率、全要素增长率等方面。
1.2经济发展的内涵
托达罗（M·P·Todaro）：
给出了三个核心指标:
满足基本需求；人的自物尊重；自我决策的自由。
“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是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
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
第一,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数量,并扩大他们的分配;第二,提高生活水平。
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第三,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
”
赛尔斯（Seers）：
列出了三个要素:
即温饱、工作和社会公正。
诺伦（D.Nohelen）等：
建议运用增长、劳动、平等与公正、参与、不依附与独立五个指标衡量发展。
其中，增长：
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与饥饿的前提。
劳动：
劳动可以使被利用的资源得到利用，可以使得人们有可能摆脱贫困，并增加社会的总需求。
劳动还使人获得了自我实现的机会。
平等与公正：
是对增长从质量方面的必要矫正，涉及到收入和福利的分配。
参与：
表达了自主与尊重人权。
不依附与独立：
是针对强者对弱者政治上的强制和经济上的摆布。
瑟尔沃（2001）：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均衡、持续和协调的发展。
一般认为发展概念的提出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的。
发展意味着变化,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常常遵循一个很有次序的序列,在国家之间显示出共同的特征。
阿德曼（Adelmari）和莫里斯（Morris）：
提出了包含40个变量的指标体系。
在经济方面,包括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大小、二元结构的特点、城市化的程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率、总投资率、物质资本增加程度、对外贸易结构等变量。
阿玛迪亚.森（A.Sen）：
强调发展应该以人为核心。
总的来说，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满足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
“满足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是说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是指不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而且包括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与自然的和谐。
“可持续”指不仅只满足当代的发展，还要照顾到后代的发展，是一种长久的健康的发展。
1.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区别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与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这两个概念的辨别，西方经济学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认为两个词可以相互替代。
如L.G.Reynolds[2]认为，“除了已计算出来的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结构变化外，人们还可以给发展一个特殊的意义，它表示在增长导向下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
然而，历史资料表明，传统定义上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化是紧密联系的…….体制现代化也可以看成是持久增长的伴生物或附属产品，两者都来源于政治领导……由于这些理由，我们把增长和发展视为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两个名词。
”
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
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的含义更广。
这是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主张。
如B.Herrick和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认为增长与发展在经济著作中有时作为同义词使用，偶尔这样使用是可以接受的，却会引起混乱，这两个词有不同的意义。
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
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指和以前相比产出的种类有所不同以及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
D.H.Perkins等人认为，经济增长是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或人均量的上升。
而经济发展则具有较多的含义。
它除了人均收入上升外，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
E.E.Hagen[3]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的增加。
经济发展一词有两层意义，一是指低收入国家中的经济增长加上物质利益分配的改善。
另一层是指增长的综合效应，即计划的与非计划的效应以及有益、有害或中性的效应。
指产品种类、生产方法、就业格局、人口增长率、对外贸易及城市化等。
C.Zuvekas也认为“经济学家一般用经济增长一词指一国在一时期中产口和劳务的实际产出的增长，或者更恰当地说，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
经济发展是一个含义更广的词，一些经济学家将它定义为增长伴随着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
”
纵览各位名家的观点，作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两个概念要加以区别。
他们的区别在于：
（1）经济增长的内涵较小，且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是一个既注重数重又注重质量的概念。
（2）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即，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但有经济增长不一定有经济发展。
（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一定是一致的。
存在有增长而无发展，或出现“无发展的增长的情况。
”
（4）经济增长包括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则更高,不但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更要重视经济与社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4]。
1.4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决定因素
14.1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从经济增长理论流派的观点划分：
对外贸易、资本决定论。
以早期的重商主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
亚当斯密注重人口、资本、贸易分工。
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两个条件：
一是专业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是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引起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的增加。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国民财富的增长要受到资源与技术条件的限制，但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利用外部条件进增长。
李嘉图与亚当斯密一样，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
此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注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如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Harrod-DomarGrowthModel）。
这个模式得出结论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技术进步论：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索洛（Solow）、阿罗（Arrow）和保罗·罗默（Romer,P·M·）,它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
其中索洛（Solow）观点中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亦称“外生技术进步论”;阿罗和保罗·罗默则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内生化,提出“内生技术进步论”。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的林毅夫等[5]。
制度决定论：
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以往经济学的分析忽略了交易费用的存在,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创新,而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是产权的界定与变化,认为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通过推行制度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此外，持“制度决定论”观点的经济学家还有主要有霍尔和琼斯（Hall&Jones）、埃斯莫格卢及其合作者（Acemoglu，Johnson&Robinson）、罗迪克及其合作者（Rodrik,Subramanian&Trebbi）等。
分工和专业化：
杨小凯、博兰德等人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帕西内蒂（LoLoPasinetti）、罗斯托、罗宾逊、塞尔昆、库兹涅茨（S·KuznetS）和钱纳里（H·Chenery）等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认为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地理决定论：
他们认为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跨国间人均收人水平的较大差异。
地理因素对经济活动和收人水平的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农业生产率、疾病环境和人类健康、运输成本及拥有或靠近自然资源（包括水、矿产资源等）的影响上，间接效应则体现在对拓展国际贸易和对国内制度的质量的影响上，一国如果属于内陆国家而且不采取开放的贸易政策，将极大地限制该国主要的经济市场的能力，阻碍其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因而降低该国的生产效率。
支持者主要有戴蒙德（Dimond）、萨克斯（Sachs）等。
历史因素：
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产生的一个经济学流派。
以李斯特（F.List）、W.G.F.Rosher为代表，认为要注重不同国家的性质和经济的发展阶段。
主张国家干预和实行保护政策。
人口决定论。
认为增长的人口是一国幸福的表现，但继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
马尔萨斯为代表。
教育、创新论。
马歇尔与熊彼得。
马歇尔十分强调通过教育以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熊彼得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对现存经济关系的格局的一种突破。
这种突破力量来自企业家的“创新”。
经济结构论。
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肯有结构上的特点，如刚性、滞后、低供求弹性等等，这些结构上的特点会影响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的增长是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如果从多因素的角度去看经济增长，可以从经济增长的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因素来划分[1]：
（Y=F（Q1，D1））：
从供给（Q1）方面来看，取决于生产要素劳动L，资本K和土地Q等的数量和质量。
从需求（D1）方面看，取决于私人或公共消费需求（C），私人和公共投资（I）需求，出口（F）等。
其它方面：
包括技术进步、空间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体系、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形态等。
1.4.2经济发展决定因素
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除了上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影响人类全面发展的因素：
人的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总入学率、就业、基本社会保障、城乡居民收入比、职业保障、升迁机会等。
（2）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因素：
工业污染程度、二氧化碳排放量、森林覆盖率、社会安全度、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演变与发展
按时间和内容上划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增长理论。
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形式上看，古典增长理论是一个尚未形成模型的阶段，而现代增长理论是模型化的开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等[6]。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批判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而演化增长理论则重新建立新的理论基础。
2.1古典增长理论
关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理论时代。
可以说整个古典经济都是在重商主义对经济的研究基础上，并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
它虽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经济增长始终是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指出真正的国民财富不是积累的贵金属，而是本国能够生产的物质产品，并由此转向本国物质产品生产领域去寻找增加一国国民财富的源泉。
斯密阐述了经济增长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认为增加劳动者的数目、增加资本投入、加强分工和改良机器以提高生产率是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其中,斯密特别推崇分工和专业化,并且认为资本积累是产生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这一重要概念。
根据这一规律，他得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认为增加积累是扩大生产的必须选择。
此外，他在发展和修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提出分配理论[7]。
马尔萨斯：
认为增长的人口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繁荣的表现；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人口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
得出的结论为，随着人口的快整增长，农业的收益递减规律和消费不足会引起经济停滞。
马尔萨斯为人口快速增长的当今世界敲响了警钟。
在李嘉图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主流经济学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而把多数精力放到了研究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上。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
2.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边际主义经济学均衡观念的危机以及20世纪30年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迫使主流经济学放弃其充分就业均衡的教条，重新重视宏观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的分析。
特别是“凯恩斯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中形成了宏观经济学学科，使主流经济学突破了一百年中单纯研究价值理论、分配论与资源配置论的问题的局限。
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随着这场“革命”而产生的。
2.2.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现代增长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
这样细分的依据在于主要内容上的差异和传统的观念：
哈罗德多马模型提供了一个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起点。
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了一个长期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图将新古典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它们被统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对技术进步率、人口增长等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外生变量作出内生的解释。
（1）哈罗德--多马模型（1930-1940）:
对凯恩斯的增长理论进行了一般化，动学化。
该模型代表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
他们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以及I=S的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
但是，由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均衡不稳定，其均衡路径因而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
模型中强调对投资与储蓄关系的分析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最终得出了经济增长总是与剧烈波动相伴随行、经济持续增长难以持续的悲观结论。
（2）新古典增长理论：
，solow（1956）发表了《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论文》的论文，同年斯旺也发表了内容类似的论文，开始创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成为经济研究历史上的里程碑。
它成功地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
拉拇齐（F.Ramsey）和斯旺（T.Swan）等。
他们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一些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如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作用的结果。
在外生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增长，而不会发生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停滞。
此外，新古典模型被广泛应于各国区域经济增长分析中，一些学者还试图将空间因素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如理查森把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标准增长方程式，提出了一个融合空间维的区域增长模型[8]。
（3）新增长模型：
新增长理论兴起于80年代后期，其基本思想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说明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路径。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
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市场结构路径。
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困境。
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
一类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
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研究思路，其一是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主流研究思路。
他们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弟增，进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
其二是以琼斯、雷贝洛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思路，着重在经济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用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
上述两类增长模型都有明确的政策内涵，认为政府应实施减税、补贴、降低关税壁垒等措施以鼓励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类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的经济增长的各类模型。
代表人物有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贝克尔、杨小凯等人的专业化加深型增长模型。
罗默等人的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的不断出现，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经济的核心部门，新知识的出现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降低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实现。
格罗斯曼等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现有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
贝克尔、杨小凯等人的专业化加深型增长模型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深化主要表现为个人的专业化程度以不断提高。
这些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2.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评述
哈罗德-多马模型：
首先，哈罗德多马的研究恢复了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的传统，他们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就业的研究对于以后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将资本和劳动就业作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依靠的两大要素，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
其次，克服了凯恩斯理论只从需求方解释经济现象，只运用短期分析而忽视对经济变动长期趋势研究的局限,拓展了凯恩斯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分析工具。
第三，从理论内容而言,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就业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并注意到三个中心问题:
充分就业情况下稳态增长的可能性;充分就业情况下稳态增长不大可能;有保证增长率的不稳定（海韦尔·G·琼斯,1999）。
第四，模型中有4个外生给定的参数：
资本---产出比、储蓄率、技术进步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以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将这四个外生比率内生化而进行的。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主要有:
首先,该模型建立在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的基础上,并以此来分析长期增长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模型的“存在性问题”和“稳定性问题”困扰着该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正如琼斯指出,虽然充分就业情况下存在稳态增长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可能性是极小的。
而经济增长一旦偏离了均衡增长途径,经济活动不仅不能自我纠正,而且还会产生更大的偏离[9]（索洛,1956）。
新古典理论：
新古典模型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新古典模型认为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不仅取决于改变储蓄率,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变资本---产出比率来实现。
第二,该模型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是利润率下降,工资上升。
第三,该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
该理论的主要局限:
第一,技术进步被视为产量增长减去要素投入增长的余值,却没有能够提出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未能突破外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
第二,该理论认为“政策无关性”,即经济的自我运行最终使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从而忽视了市场的失灵和政府的作用。
第三,模型假定资本-产量比率可以根据储蓄率水平任意调整,认为在任何时期储蓄都全部转化为投资,这在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
新增长理论：
贡献在于：
（1）考察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
放弃了新古典中外生技术进步的假定，揭示了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分析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8]。
（2）为“知识经济”这一提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政策借鉴价值[10]。
（3）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内涵，如认为政府税收、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等。
新经济增长理论缺陷:
（1）该理论假设条件过于严格,无法解决总量生产函数的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仍是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总量分析框架,因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仍旧存在。
（2）该理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各种理论的集合体，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一种理认模型，全面揭示和概括不同的内生增长机制，整合现有的互有歧义的增长模型。
（3）忽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制度视为外生、已知或给定的常量[8]。
2.2.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的演进[11]
经济模型中的变量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内生变量的数值由模型本身决定，而外生变量的数值对该模型来说是预先给定的。
虽然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增长模型却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模型中有四个主要的外生参数：
资本—产出比率v（资本增量与产出增量之比）、储蓄率s、劳动率增长率n（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速度p（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使用这此外生变量，哈罗德和多马证明了经济增长率将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即s/v=n+p。
但是该模型不具有均衡的稳定性，原因是“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要求s/v=n+p，但由于四者都是外生的，能出现这种相等的情况极为偶然。
于是，现代经济理论便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开始了内生化的探索。
资本—产出比率的内生化理论：
索洛—斯旺模型。
它使给定人们掌握的技术水平下的资本---产出比和劳动生产率变成了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
而这样一种外生变量的内生化是消除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长期均衡增长的“刀刃”性质[11]。
另外，模型还改变了人们掌握的技术（生产率）的变化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表现形式。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人们掌握的技术增进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索洛模型开始，在生产函数中有了一个代表人们掌握技术的自变量A（或人力资本H）。
索洛的“平稳增长状态”（即稳态）也成为后来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中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沿着三个大的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是给索洛模型补充跨期最优化的消费决策分析，其主要功能是将储蓄占最终产品的比率（储蓄率）的决定内生化；第二个方向是将生产率的变化内生化，设计专门的模型来解释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因素如何发生变化；第三个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很少，它是将人口的增长率内生化，设计专门的模型来产明人口的增长率如何决定。
储蓄率内生化模型：
依据在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中决策的个人最优时间范围的考虑，可以把模型分为“无限期界模型”和“世代交叠模型”。
“无限期界模型”以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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