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扩张与生态决定论大卫阿诺论环境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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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扩张与生态决定论大卫阿诺论环境史
欧洲扩张与生态决定论：
大卫阿诺论环境史
大卫．阿诺是研究英国殖民印度史的重要学者，近年来他的印度殖民医学史研究更是受到医学史学界高度的重视。
他运用傅科的权力概念以及义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分析殖民医学，将这个领域的研究讨论带到新的理论高度。
然而，较少为人所知的是阿诺对环境史的研究也下了不少功夫。
在一九九五年他就与「底层人民研究」这个学术团体的另一位学者古哈合编了一本有关印度次大陆环境史的重要论文集《自然、文化与帝国主义》。
九六年更出版了《自然的问题：
环境、文化与欧洲的扩张》一书，全面检讨目前环境史的史学现况[1]。
阿诺着作中讨论的环境史议题非常广泛，涉及学派也众多，包括年监学派关於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长时程影响的研究、汤恩比史学对环境的看法、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地理学、马尔萨斯学派关於历史人口学的讨论、美国开拓史所引发的史学争辩以及环境主义者的「绿史」等等，在此无法一一讨论。
像阿诺这样一位殖民医学史的学者会去从事环境史的研究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两个领域有许多相关与重叠的议题。
。
一方面，殖民医学的主要课题之一，是要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所面对的医疗保健问题。
来自温带的殖民者认为，殖民地陌生的风土环境以及热带气候，是影响他们健康的主要因素。
因此殖民医学不只对殖民地所谓的「风土疾病」作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发展出一套殖民主义的环境论述。
任何殖民医学史的研究者，都会触及到这套环境论述所引发的各种议题。
另一方面，近年来有关疾病的「生物史」或「生态史」的研究，在医学史，尤其是殖民医学史的研究领域，产生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着作，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与争议性的议题。
这方面的研究是殖民医学史学者所不能不面对的。
本文就将讨论的主题放在阿诺对於医学史相关的环境史议题的讨论，特别是他对「生态决定论」史观的批判。
阿诺认为西方历史上的环境思想至少可区分出三种基本立场。
「环境决定论」的立场认为地理、气候乃至各种天灾决定了当地人类社会的营生方式、文化型态、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
另一种则是阿诺所谓的「可能论」，此一立场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在某些面向与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而且随着文明的日益进步，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小。
第三种立场可说从第二种立场衍生出来的，它反过来强调人类社会对环境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例如近年来各类环境论述所讨论的不再是环境对人类社会起的决定作用，而是人类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开发与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与影响。
阿诺指出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历史久远，而且打从一开始就和医学关系密切。
它至少可追溯至扥依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artes）的古希腊医学典籍《空气、水、地方》（Airs,Waters,Places）。
此书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讨论气候、土壤、水质等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养生之道。
後半段则讨论欧洲与亚洲在环境上与种族上的差异。
该书作者认为环境决定了人的体质与心性，亚洲气候温暖物产丰饶，当地人不用努力就可以舒服过日子，因此亚洲人懒惰、无法吃苦耐劳、也缺乏创造力与勇气。
相反的，欧洲较为寒冷与贫脊的环境，使得欧洲人心性坚韧、能吃苦耐劳、手工精巧、思想敏锐而且英勇善战。
《空气、水、地方》这个说法成为日後西方环境决定论思想与种族主义理论的重要源头，对後世影响非常深远。
这种思想在孟德斯鸠（CharlesSecondat,BarondeMontesquieu）於一七四八年出版的《法意》（L’espritdeslois）一书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书中孟德斯鸠认为亚洲国家的暴政体制，是当地极端的气候所造成的产物。
孟德斯鸠这套想法直接影响了许多後世的西方思想家对亚洲国家的论述，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乃至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亚细亚生产模式」的概念，都接踵其遗绪。
在欧洲殖民扩张的时代，当欧洲人在讨论为什麽「热带气候」会有害欧洲人的健康、以及为其帝国主义行径寻找理由时，就经常引用这套环境论述来宣扬欧洲人的优越性以及殖民活动的正当性。
到了十九世纪，这套思想更与生物学的演化论以及种族主义结合，用环境来解释种族的差异，再以种族差异来解释不同人类社会与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而评比各种族以及其道德与文化的高下，而欧洲人则被视为是最优秀的种族。
各种极端的环境决定论、生物决定论也应运而生。
环境决定论一方面在西方医学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近年来它也对医学史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医学史的领域，阿诺主要讨论批判的对象，是麦尼尔（WilliamHMcNeill）的《瘟疫与人》以及克罗斯比的《哥伦布的交流》与《生态帝国主义》[1]等疾病生物史的名着。
在阿诺看来，这些着作都预设了一套生态决定论的历史观点，尤其在克罗斯比对於欧洲殖民新世界的历史解释中，这套史观展现的最为清楚而强烈。
为何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十六世纪能打败在数量上远占优势的印地安人，让阿兹特克与印加这两个大帝国屈膝，进而征服了整个美洲？
这段历史的合理解释一直是个让史家疑惑的问题。
此外，为何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後，美洲原住民的数量就急剧减少，也是个引起历史人口学很大兴趣的问题。
过去的解释不外乎西班牙人的军队较精良、其铁铸武器与枪炮远胜印地安人的原始武器、再加上印地安人从没见过马，因此印地安人部队在面对西班牙骑兵时惊慌失措，以前者虽然人数众多，却抵挡不住西班牙「征服者」的冲锋陷阵，终以一败涂地收场。
印地安人的人口之所以大幅减少，则是因为西班牙征服者横徵暴敛、以残酷手段奴役印地安人、强迫他们於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在矿场、丛林与农场中工作，而造成了大批印地安人贫病而死。
有些西班牙人还嗜杀成性，动不动就胡滥屠杀印地安人，灭族惨剧层出不穷。
如此林林总总的残酷作为，导致了美洲印地安人人口的急剧减少。
克罗斯比对上述解释不以为然，他认为欧洲的殖民者能够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其实不在於科技进步、武器精良或军队训练有素，而是得到疾病之助。
他的命题其实很简单：
「除了澳洲原住民之外，美洲印地安人或许是和其他人类隔绝最久的人，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使得印地安人对从旧世界传来的疾病缺乏免疫力，「在旧世界原本就致命的疾病，来到新世界後更是有效地杀人；在旧世界没有造成大害的疾病，到了新世界却变成了杀手」。
天花、麻疹、肺结核伤寒与流行性感冒这些在旧世界相当寻常的疾病，首度登陆美洲这个「处女地」之後，都变成了导致大量印地安人死亡的重大疾病。
最近疾病史学者库克在《生而注定要死：
疾病与新世界的征服》一书中估计，墨西哥中部在1519年的人口高达一千五百万，但是在与欧洲人接触一个世纪之後，人口就掉到只剩一百五十万。
这种人口减少的速度实在惊人。
而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美洲其他地方。
对疾病生态史学者来说，光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杀与暴虐不仁的统治，并不足以解释这样的人口衰退。
他们认为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才是造成这个惨剧的主因。
但为什麽是欧洲的疾病杀死美洲的印地安人，而不是美洲的疾病杀死欧洲的殖民者？
除了美洲印地安人长期隔离於世界其他的人群及其疾病之外，克罗斯比认为当印地安人的祖先从西伯利亚穿越白令海峡前往美洲时，寒冷的气候使得许多的病菌无法生存，也就没能跟着一起移民到美洲；此外，艰苦的迁徙过程也使得许多原本有病的人死去，他们身上的病菌当然也就没有跟来。
在适者生存的淘汰下，这些最健康印地安人来到了美洲这个疾病相对少的环境代代生养之後，他们的後代对许多疾病也就没有免疫力了。
近来学者提出的另一个解释则是：
旧世界发达的农业文化，使得当地人群频繁的暴露於由家畜传染到人身上的疾病，从而对这些疾病发展出免疫力。
相反的，新世界的印地安人由於可供驯养的动物物种少，从未暴露於这些人畜共通疾病之下，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发展出免疫力。
不管用哪个假说来解释新、旧世界住民免疫力的差异，生态决定论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观点是：
生物的、环境的因素是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差异的主因，也是欧洲崛起并殖民世界其他区域等世界史重大事件的决定性因素。
换言之，生物地理因素、生态环境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对於人类历史提出这样一种环境决定论的生物史解释，在学界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与批评。
其中一个主要的批评是政治上与道德上的批评，认为这种学说是在正当化过去欧洲的帝国主义行为，把殖民主义说成是「自然的发展」、是「生物学的现象」；换言之，这样的历史是把宰制给自然化了。
阿诺对生态决定论的历史也提出这样的批判。
他认为克罗斯比的着作将「人类蓄意企图的结果」染上了「生物学上必然」的色彩。
「『生态帝国主义』抛弃了孟德斯鸠与希波克拉底的旧环境决定论，取而代之以一种新的、更具侵略性的、殖民的环境主义」。
阿诺指责克罗斯比是「和征服者的军队一起前进，而没时间理会那些自然的失败者。
」他甚至批评克罗斯比是那种「把欧洲扩张等同於种族差异与白种人必然优越性的科学传统与史学传统的传人」。
不过光是这样的政治批评在学术上当然无法服人。
库克就抱怨说，过去由於宗教冲突和帝国主义利益竞逐而与西班牙不合的新教国家，一向致力於夸大扭曲有关西班牙人凌虐印地安人的传闻，以此作为己方的政治宣传，从而让他们夺取西班牙殖民地的行动师出有名。
这些宣传所造成的刻板印象，已使得历史真相难以澄清；而一九六零年代以降，西方学界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把研究焦点放在殖民主义的压榨剥削，更使得许多学者「像传教士般狂热地」把西班牙的残暴统治视为美洲原住民人口剧减的主因，而无视於疾病所扮演的更重要角色。
因此就整个论辩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在学理上与历史证据上对生态决定论史观提出令人信服的批评。
阿诺对生态决定论史观的另一个主要批评，在於检讨史料是否能支持这样的推论。
例如麦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推断说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起源於中国云南，然後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与征讨而传播到欧洲。
阿诺认为麦尼尔的推论具有高度臆测的性质，学者可以可以有许多的质疑，也能提出其他的合理解释。
例如「鼠疫真的是从中国云南被带到欧洲的吗？
或是在十四世纪时中亚的老鼠就已经带有鼠疫病菌了？
」「会不会是气候的变迁，导致带有鼠疫的老鼠由它们原本的居留地迁徙出走，而使得人类与它们接触的机会大为增加，而非人为因素造成的？
」。
「中国在一三三零与一三四零年代大批死於疫病的人，是死於鼠疫吗？
还是死於其他传染病？
」「鼠疫是经由中亚而传抵黑海的？
还是从印度或中东某些感染地点爆发？
」。
至於克罗斯比所讨论的现代初期的美洲，其流传的史料，比起欧洲黑死病的史料，更是来得远为稀少。
1520年在墨西哥爆发的「天花大流行」，是克罗斯比全书论证重要的例子之一，另一位历史学者布鲁克斯仔细地重新检查克罗斯比所使用的史料，结果发现它们非常的不可靠。
这些记载的主要来源是摩托利纳的《新西班牙的印地安人的历史》，布鲁克斯发现这位作者不只立场严重偏袒西班牙，而且还把印地安人的命运比拟为旧约圣经中受上帝瘟疫惩罚的埃及人。
布鲁克斯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战争才是造成当地人口剧减的主因，而非天花。
阿诺质疑疾病生态史研究的史料是否充分，以及这些史家就史料所进行的推论是否周延。
在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上，有些医学史学者基於知识论的考量，基本上就反对用现代的疾病范畴与疾病知识来解释过去的疾病史。
例如英国医学史学者康宁汉，就反对以现代的「鼠疫」概念来解释中世纪的「瘟疫」、「黑死病」。
他认为利用现代疾病概念来理解过去的疾病史，造成了对过去医学与过去疾病观的严重扭曲。
这里涉及到一个知识论上的难题，康宁汉说：
「对於某个病症到底是不是鼠疫的怀疑，只能靠细菌学方法来确定；换言之，只有实验室才能决定它是不是鼠疫」。
对现代医学而言，要知道一个病人得的是不是鼠疫，唯一能够真正进行确认的方法是靠实验室的细菌学检验；换言之，细菌学的到来改变了了「瘟疫」的「身分」。
现代所谓的「鼠疫」是由实验室来界定的，到头来唯一能决定一个疾病是不是鼠疫的办法，就是诉诸实验室的细菌学检验。
既然中世纪的医师或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去对中世纪记载的「瘟疫」做细菌学的检验，那也没有可能去确认史料所载的疾病是不是现代医学界定下的「鼠疫」，因此历史学者就不能把「鼠疫」这个现代的「疾病身分」套到中世纪「黑死病」的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用现代的鼠疫概念来谈论古代的黑死病基本上是非历史的、是时空错乱的。
康宁汉这样的立场当然与疾病生物史的基本出发点完全抵触，而这样的史学主张在学界也引起些辩论与反对意见。
不过阿诺并不是从这样一种知识论的立场来批判生态决定论的疾病史。
相反地，阿诺本人并不排斥用现代的疾病范畴来探讨实验医学到来之前的疾病史。
例如他也揣测一八五零年代於印度发生的「柏德望热病」极有可能是疟疾[10]。
在他另一本讨论饥荒的着作当中，阿诺虽然反对用「气候」这个单一因素来解释饥荒的发生，但是他也警告反气候决定论的学者不要「过度贬低气候因素」。
阿诺指出现在我们对应付气候的威胁有较高的自信，结果却容易低估了气候因素对於「技术与经济资源较不发达」的时代与社会的农业所带来的冲击[11]。
因此阿诺并不是要否认自然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他所反对的是只诉诸单一因素的化约论解释。
他认为克罗斯比太倾向将历史事件归咎於「单一一组力量，过度的把一切归因於生物因素、而过於忽视人为的行动」，因而把欧洲的扩张视为是「生物地理学的事实」。
阿诺举出不少殖民史的史实，来反驳这样的单面向解释。
阿诺不否认疾病对美洲人口的剧减有重要影响，然而其他人为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班牙人对印地安人的残酷压迫早被许多史料与研究所证实。
中世纪欧洲在黑死病肆虐之後还能够调养生息，让人口恢复，但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虐剥削却使得美洲原住民没有这样的机会。
克罗斯比把欧洲人征服新世界描述得像是个生物学过程，但阿诺指出社会与文化因素在这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492年不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西班牙也在此时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驱逐出格拉那达」。
西班牙人这时的自信、好战精神以及奉上帝之名征讨异教徒的信念，都大大影响他们在美洲的作为。
克罗斯比谈到欧洲物种的「生态帝国主义」对美洲生态的重大冲击，但阿诺指出，「当时的西班牙对畜牧业之倚重，在欧洲是相当独特的」。
他们把西班牙本土的畜牧方式转移到美洲後，对美洲的生态以及对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的农业生活型态造成巨大的伤害。
忽略这些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与特定的历史，使得「『生态帝国主义』像是对欧洲扩张的一种奇怪地单面向与欧洲中心的解读」。
克罗斯比将欧洲的扩张归因於生物因素：
「将原住民扫荡殆尽的是病菌，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残暴不仁…」。
阿诺认为这种说法不只有帮殖民者洗脱道德责任之嫌，在史学上也站不住脚。
欧洲人的免疫力在非洲与印度并没有占到什麽生物学上的优势，反而当地的疾病对欧洲人的杀伤十分惨重。
但欧洲人还是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殖民地与巨大的庄园，雇用当地人与奴役非洲人来充当劳工与佣兵，并使用医学、土木工程与科技来促进他们的殖民事业。
因此生态因素无法充分解释欧洲的扩张，克罗斯比的说法把太多人为的结果归因於生物的因素。
此外，美洲的生态改变也不只是由欧洲人带来的细菌与物种的自然力量所驱动的。
以北美洲为例，欧洲对木材与皮毛的大量需求，就给当地的生态带来巨大的改变。
就以对野生动物的杀戮为例，1742年约克堡一地就出口了十三万张水獭皮与九千张貂皮，但是到了一八二、三零年代北美的皮草贸易就因为动物迹近被补猎殆尽而不得不中止。
这样的贸易对美洲生态之冲击不可谓不大。
同样的，在十七世纪现在的美国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为森林覆盖，到了一九二零年这比例只剩一半。
据估计有三亿英亩的森林被砍伐殆尽。
这样的改变不是由欧洲物种与病菌的生物因素所造成的，而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与消费文化促成的。
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生态变迁，更是欧洲扩张过程中人为因素改变自然环境的典型例子。
从十七世纪中开始，欧洲人开始引进甘蔗在此地建立蔗糖庄园。
大规模的蔗糖耕作改变了加勒比海群岛的生态系统，而为了因应农场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欧洲人由非洲大量迁徙黑奴到西印度群岛，结果也把黄热病与恶性疟疾等非洲疾病也一齐引进。
当早期欧洲移民来到西印度群岛时，并没有认为这是个「不健康的区域」，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西印度群岛却变成了对欧洲人最致命的「热带」地区之一。
针对克罗斯比等人的生态决定论历史，阿诺反过来说：
我们同样也可以宣称「是经济，而不是生物，决定了美洲在被征服之後的环境史」。
阿诺在一篇讨论印度洋区域的疾病史的论文中，呈现出对比於生态决定论的另一种疾病史研究[12]。
和跨大西洋的交流的状况大为不同的是，欧洲人初到达印度洋地区时，并没有对该区的疾病生态带来太大的冲击。
欧洲人带来的病菌对他们的殖民事业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是该地区原本就有的疾病对欧洲殖民者造成很大的困扰。
然而这并不表示在印度洋区域，疾病在殖民帝国历史中没有扮演相当的角色；相反的，疾病对帝国扩张计划造成的阻挠，迫使殖民者付出巨大的心力、施行了各种保健措施与政策，而成为型塑该区域殖民历程的一个重大因素。
另一方面，霍乱、天花、梅毒、肺结核等疾病在印度洋区域的横行，虽然没有像欧洲殖民美洲时那样造成戏剧性的影响，但也对遭受殖民的当地人造成相当的伤害痛苦。
然而，阿诺所重视的不只是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是两者的互动。
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在1750年之前疾病对该区历史发展的影响相当有限，但之後随着欧洲殖民的扩张与深化，与当地的环境与住民互动更加地频繁密切，加上各种开发行为与经济活动的大幅增加，疾病在该区也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
在文中阿诺讨论了欧洲殖民事业所建设的铁路、开发的蒸气轮船航线、乃至水利措施，如何影响了霍乱、鼠疫与疟疾在这个区域的传播。
其中尤以霍乱由印度传播到欧洲所造成的严重疫情与恐慌，是最为戏剧性而广为人知的历史例子。
相较於克罗斯比与麦尼尔之强调殖民者新引进的疾病对当地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阿诺反问：
「在被引进之後，疾病为何能够生存下来乃至生生不息？
」，他认为这可能是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这点而言「社会与环境条件、营养不良、贫穷与饥荒的盛行、缺乏适当的卫生与医疗措施，可能都要比所谓的『处女地』解释要来得更重要」。
麦尼尔和年监学派历史学家勒‧华‧拉度里认为，在黑死病与发现新大陆之後，「疾病统一了全球」[13]。
对此阿诺也提出质疑，他认为在殖民国与被殖民国之间、已开发国家与被开发国家之间，由於医疗资源与公共卫生设施的差距扩大，加上现代医学的介入与检疫措施，十九世纪後期以降的发展其实是「疾病的隔离」，而使得某些疾病被局限在贫穷的国家。
我们见到的不是疾病在全球的分布趋向均质化，相反的，在已开发国家与为开发国家之间疾病分布的区隔越来越严明。
由阿诺的着作与他对环境史的批判性检讨可以看出，对他而言生物决定论史观对於欧洲殖民扩张的解释是片面而过度简化的，遗漏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史学家必须对疾病、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历史提出周延的分析，将自然与人为的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
对史家而言这既是追求历史知识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上与道德上的责任。
[1]DavidArnoldandRamachandraGuha（eds.）,Nature,CultureandImperialism:
EssaysontheEnvironmentalHistoryofSouthAsia（Delhi:
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DavidArnold,。
TheProblemofNature:
Environment,CultureandEuropeanExpansion（Oxford:
Blackwell,1996）。
关於这一议题的殖民医学史学术着作甚多，可参见PhilipD.Curtin,TheImageofAfrica:
BritishIdeasandAction,1780-1850（Madison:
Univ.ofWisconsinPress,1964）;MarkHarrison,ClimatesandConstitutions:
Health,Race,MedicineandBritishImperialisminIndia,1600-1850（NewDelhi:
OxfordUniv.Press,1999）.
关於疾病生态史与生物史的介绍，可参见KennethF.Kiple,“TheEcologyofDisease”inW.F.BynumandRoyPorter（eds.）,CompanionEncyclopediaoftheHistoryofMedicine（London:
Routledge,1993）,
WilliamH.McNeill,PlaguesandPeoples；AlfredW.Crosby,Jr.,TheColumbianExchange:
BiologicalandCulturalConsquenceof1492（Westport,Connecticut:
GreenwoodPress,1972）;idem,EcologicalImperialism:
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Cambridge:
CambridgeUniv.Press,1986）.
NobleDavidCook,BorntoDie:
DiseaseandNewWorldConquest,1492-1650（Cambridge:
CambridgeUniv.Press,1998）,
对於此一学说深入浅出的陈述可参见戴蒙，《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史学界最近对於戴蒙、麦尼耳和克罗斯比的「枪炮与病菌理论」的批评性检讨，可见诸於GeorgeRaudzens（ed.）,Technology,DiseaseandColonialConquests,SixteenthtoEighteenthCenturies:
EssaysReappraisingtheGunsandGermsTheories（Leiden:
Brill,2001）.
最近有医学学者使用遗传学、人口学、流行病学与电脑模拟的研究方法，对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提出新的解释，他们认为过去认为黑死病就是鼠疫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黑死病是由一种类似依波拉病毒的滤过性病毒所引起的。
参见SusanScottandC.J.Duncan,BiologyofPlagues:
EvidencefromHistoricalPopulatio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有关黑死病的疾病生物史解释，恐怕还没盖棺论定。
AndrewCunningham,“Transformingplague:
thelaboratoryandtheidentityofinfectiousdisease”inAndrewCunninghamandPerryWilliams（eds.）,TheLaboratoryRevolutioninMedicine（Cambridge:
CambridgeUniv.Press,1992）,,on
[10]DavidArnold,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inColonialIndia（Cambridge:
CambridgeUniv.Press,2000）,
[11]DavidArnold,Famine:
SocialCrisisandHistoricalChange（Oxford:
Blackwell,1988）,pp27-34.
[12]DavidArnold,“TheIndianOceanasaDiseaseZone,1500-1950”,SouthAsia,vol.14,（1991）,
[13]麦尼尔，《瘟疫与人》，第三章；EmmanuelLeRoyLadurie,“AConcept:
TheUnificationoftheGlobebyDisease”inTheMindandMethodoftheHistorian（Brighto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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