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同构互动清华大学出版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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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同构互动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应了解和掌握以下内容：
1．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2．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3．文化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4．文化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
5．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文化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翼，是社会系统的两大子系统。
文化经济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精神和知识作为财富之源的特殊存在方式。
探究文化与经济的一般关系，既是研究文化经济学的前提，也是展开关于文化经济问题理论思考的基础。
第一节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同构、互动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社会运动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要素，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一切发展形态的生成基础。
文化和经济的人类学起源是一个共同发生的历史过程，在其内在结构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虽然在整个人类史的发展过程中，自从文化与经济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开始在一个恒定的轨道上运行以后，文化与经济的任何变动都会给对方的生命运动带来更大的变动。
作用与反作用及其合作用，共同构成了文化与经济的最一般关系。
一、文化、经济与文化经济
什么是文化？
这是研究文化经济必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给文化下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人统计过，大约有二三百种之多。
在这里，我们不去引经据典详加考察，而只是给出我们关于文化的定义：
文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包括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两个方面。
物质的存在就是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精神的存在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于建立起来的信仰系统、知识系统及其符号与意义的表达系统和关于它们的文化产品的生产系统。
在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文化”是指从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使用工具以来创造物的总称，即所谓“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文化”具有“文明”的含义，“新”“旧”标志着人类进化的“文明程度”。
由于这些创造物历史地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因此，由这些生态共同构成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便把人与动物相区别，这就是文化。
由于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决定了劳动成果——创造物的价值，而这一价值的实现性程度又是和人的“有意识”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的，因此是否有意识，以及有意识到什么程度也就直接决定了有意识的劳动所生产创造出来的“产物”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文化的差异是因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异；而生存方式的差异又直接规定于人的生存地点与空间的差异，即所谓环境的差异。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因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和差异是生存在不同空间范围里的人对于宇宙和世界不同把握的一个结果，并且以生存方式系统来表现这种结果。
因此，人的生存方式与一般的物的生存方式构成的另一个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人的生存方式中包含着人的“为什么如此地生活”的理解与判断，这是所有人的生存方式的依据。
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就是“天人合一”的结果。
这就是世界观、宇宙观和价值观。
当一种人群和另一种人群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活时，文化作为建筑于其上的特性便形成和表现出来了。
在今天，所谓“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就是这种存在方式的一种运动形态和运动方式及其价值生存的必然表现，不到人类消亡的那一刻，这种运动方式便不会消失。
文化融合是文化冲突的解决机制，新的融合又产生新的冲突，不断冲突又不断融合，推动了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没有这样一种矛盾与运动，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的文化。
这也是人的、文化的存在方式。
关于经济的理解也同样是如此。
中国古代所谓“经邦济世”。
相对于文化而言，经济是属于物质层面上的人类社会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
因此，所谓经济是这样的一种体系——人类社会为解决人类生存而从事的所有的物质行为及其成果系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来的社会交易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就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的过程系统，包括生产、消费、流通与供给。
在此之外的都属于非物质经济领域。
文化经济是介于文化和经济活动之间的概念。
它是以经济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非物质的生活需求的第三系统。
因此，文化经济是对应于非文化经济而言的。
正如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一样，文化经济是对应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而言的，即相对于非文化经济而言的。
如果我们从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这一基本逻辑出发，那么，精神及其一切精神成果的表现与存在方式，并且由此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存在形态和方式相区别的、同时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与元素的社会存在，我们便称之为文化经济。
之所以把这一类社会存在称之为文化经济，因为关于这一类成果的生产、消费、流通与供给，也都发生和一般的物质产品同样的成本和交易，也都会建立以货币为单位的统计系统及文化统计；从这个意义出发，文化经济有直接文化经济与间接文化经济之分。
所谓直接文化经济，是指关于文化生产、消费与服务本身直接产生和发生的投入产出效益；所谓间接文化经济，是指由文化而延伸和带动出来的一般物质商品的生产、消费与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益，例如中国的春节带动的“年货经济”。
这种由文化习俗产生的物质商品生产和消费的投入产出效益，不属于科学的文化经济学范畴。
因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与行为都是文化的，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去认识和思考文化经济和研究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也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以文化商品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文化经济的表现形式与存在方式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存在方式，并且以此相区别。
文化经济作为文化的经济活动的过程系统，是由一系列富有生命特征的文化的社会生态要素组成的。
包括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配、文化交换、文化流通、文化商品、文化市场、文化成本、文化资本、文化服务等，正是这一系列的完整构成，形成了文化经济生命运动完整的表现形态体系。
在这其中的任何一种表现形态的缺席，都不可能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的存在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
它既可以精神经济的形态来表现，例如版权经济、艺术经济，也可以物质经济的形态来表现，例如票房经济、图书码洋等，还可以服务经济的形态来表现，例如艺术表演、文化创意与策划、文化咨询、文化经纪代理等。
而虚拟文化经济——网络文化经济——正在成长为文化经济的一种崭新形态而带动文化经济的变革。
因此，相比较于其他的经济表现方式来说，文化经济的表现形式都有着更为丰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为人们所未认识的领域。
文化经济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还是经济形态，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领域里发生与存在的，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地理学印记。
因此，文化经济既能以不同的时间方式存在，也能以不同的空间方式存在。
以时间的方式存在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经济的历史性，例如文化遗产经济，以空间的方式存在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经济的区域性，例如乡村文化经济和城市文化经济等。
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文化经济存在的时空性，也称之为历史地理性。
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经济就不仅表现和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历史年轮，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经济还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所涉及的一系列社会历史信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而不同空间内的文化经济则集中反映了一定文化经济区域的文化特性，不同区域间的文化特性以文化经济的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获得自己存在的全部合理性与合法性。
三、文化与经济关系性运动的规律：
共生、同构与互动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支配和影响着历史运动。
这是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般理解。
然而，从文化和经济的发生来看，经济与文化本来并不具有这种关系。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
”作为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在这里，劳动具有特别的、重要的决定其他一切方面的意义。
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它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塑造，而人则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
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直接使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有意识的生产活动，也是人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性。
这种目的性不仅使人的活动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过程，而且使得这种有意义的过程的结果也是有意义的。
因此，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哪怕是一块最粗笨的石头，它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存在。
正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存在，才使得它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
说它是“经济的”，因为它以直接的物质形态的改变满足人类为自身生命存在的物质需要，而任何对于这一过程结果的储存，都是可以形成财富的；说它是“文化的”，因为它承载着人类对于生命对象的理解和思考，记载着思想、意识甚或情感的过程，是精神对于物质所曾经达到的一种理解和把握的文明高度的象征。
因此，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也都是文化活动，都具有文化意义，同时也就使得文化本身从它一开始就内蕴着经济的因子，而经济也内蕴着文化因子。
今天，人们对早期人类社会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把握，并不是它们所留下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所有的考古史证明：
“没有一只猿手曾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对新、旧石器文化时代的划分，其依据就是人类打制石器所达到的精致度和丰富度。
因为正是这样的石刀，开始了人类创造自己生命形态的文明史，而人类对“任何物种的尺度”的把握的思维的历史过程、形式美的认识，进而引发的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生动展开和飞跃的全部信息，也就记载其中了。
今天的人类是凭借着它们来解读、认识和了解自己历史的。
因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和经济作为人的生命行为和生命力存在方式和过程系统和体现，统一地存在于同一对象之中。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了一种原初形态的文化经济共同体，即文化经济一体化。
这样，经济就不仅是财富运行的过程，而且是人以文化促动物质形态的改造和应用的过程，即在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同时，赋予经济发展以内在动因，推动了对象的发展。
而文化在作为经济的内在因素的同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就表现为以共同体或一体化为特征的互动关系。
离开了这样一种关系性存在，文化和经济作为属人的存在形态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价值和根据。
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另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后才出现的。
由于人类一切为生存和发展而发生的经济行为都具有文化的意义和意味，它们也就都是文化行为。
文化在经济中的存在，不仅存在于人的行为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人以劳动将自己对象化了的物质财富之中。
因此，在这一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经济结构，都是人类文化生长的物质表现形态——物质文明，这种文明形态的每一次提升，都是当代意义上的文化形态第一提升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示的经济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所要回答的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而以精神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人类文化行为——精神的行为，则是在这同一生长过程中文明表现的另一种形态——精神文明。
这一文明形态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全面展示了人在进行物质文明创造过程中的思想、意识、感情及精神世界体系。
正是这种浸透于物质对象之中，又通过物质对象的存在形式的深刻变动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和形态系统的存在，把人与动物世界本质地区别开来了。
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在生长过程中，文化和经济的演进的同步性，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质的规定性上呈现出一种力的同构关系：
农耕文化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工业文化只能是以蒸汽机革命为代表的大工业经济的产物。
同样，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又必然给经济结构的革命以历史趋势的指引。
这种力的同构关系决定了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即一定的经济结构必然有存在其中或建立其上的文化结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定的文化结构又必然地以其特殊的形态——知识和心理结构，以及由这两者构成的全部意义系统——生动地表现经济结构全部的丰富性，并随着经济结构的运动变化而发生与之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
经济结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结果。
这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动力学依据。
正是由于这种同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力学运动，才使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生长出文化因子——一种关于存在意义的心理学指向，不断地向文化领域全方位地交叉拓展，致使大经济现象中的文化含量日益突出，在大经济的层面上形成广泛的经济的文化现象，一切以人为本，文化附加值构成了一般商品重要的价值成分，不仅形成了文化化的商品产业群，而且出现了诸如技术美学和人类工程学这样关于技术人文的科学研究系统和学科群；才使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在大文化的层次上形成了广泛的文化的经济现象，“买椟还珠”，精神消费的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这是文化与经济的历史学，是文化与经济在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律。
第二节文化增长与经济增长
“文化增长”是在现代文化经济背景下的一个文化概念和经济概念。
它既是关于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当代转变的一个描述，因而是综合性很强的集合概念，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一、文化增长与文化运动、文化发展
文化增长是文化运动的一种形态，它是以量的方式表现和反映文化运动所达到的一种积累形态和程度的文化体现。
文化增长作为文化生命存在的过程系统有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
但是，只有当文化的生命运动表现为文化发展时，文化的生命运动才能有机地转化成一种生产形态，并且以新的动力形态来推动文化的新的生命运动。
一般来说，文化增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
精神产品形态和物质产品形态。
文化增长的精神产品形态，往往以文化产品的数量增长为标志，例如年出版图书品种、数量和码洋，年拍摄电影数量与票房等；文化增长的物质产品形态，则往往以文化基础设施的数量增长为标志，例如图书馆、博物馆的数量等。
文化运动除了表现为文化增长外，还表现为文化政策、文化思潮、文化环境、文化生态、文化变迁、文化交流、文化竞争等广泛的内容。
当然更包括一种有组织和有一定时间长度的社会文化活动，例如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义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
通常意义上的“文化运动”概念的使用，往往是指比较具体形态的急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
例如欧洲的启蒙运动等。
文化发展是指文化运动的文明进步。
文化增长是以量的方式来衡量的，GDP就是一种衡量标准；文化发展是以质的标准来衡量的，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对文化发展所达到的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它是以影响力和吸引力为标准的。
增长可以说同质重复，而发展则一定是不同质的递进。
有增长而无发展是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提出来的重要命题。
文化经济的GDP增长只有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运动的文明进步，并且这种进步是一种能够为人类社会所共享的成果，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标志。
文化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文化存在状态的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而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不断实现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文化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
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是文化运动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
所谓增长方式，是指为了提高产量而采取的手段与形式。
粗放式和集约式就是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
前者往往表现为劳动密集型，通过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劳动实现资本的增长与积累；后者主要表现为技术密集型，通过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实现资本的增长和积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化服务业的扩张就属于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简单的文化增长。
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属于简单劳动的重复劳动，因其缺乏技术含量或含量很低而在文化上没有实现有效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的“创意经济”，则因其劳动特别强调和突出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而发展成为对工业化实行文化改造的主要形态，劳动成果的技术含量和创新程度集中表现在“创意”所实现和达到的艺术和审美的高度因而获得了比简单劳动更高的价值体现——货币价格，主要表现为量的扩张。
而发展方式则主要体现为质的提升，主要是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步。
相对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大规模机械复制为主要手段的生产方式就属于发展方式的社会革命。
所谓有增长而无发展，就是指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质的区别。
因为就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言，单纯地追求增长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可能置社会公德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不顾，造成文化环境的极度污染与文化资源的极度破坏，而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必将导致增长的极限而使得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难以为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方式的价值观。
相对于物质经济的发展来说，文化经济属于知识型和集约型经济，主要体现在它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低消耗与低污染关系上。
粗放型与集约型的发展方式主要的还是以物与物的工业文明为基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则主要是以人与物的生态和谐为追求目标，以可持续为价值观。
发展方式则不仅要考虑到增长的目的，而且还要追求发展手段的科学。
文化增长也有发展方式问题。
文化增长的发展方式所涉及的都是对文化以及文化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文化增长的发展方式要有助于推进文化经济结构的优化，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在这里，文化投入方式的优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
就文化本体论意义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增长首先是对人类在精神层次上所获得的一种历史整体性提升的过程趋势及所达到的文明高度的描述，而这种增长无论是就自身的物化成果所创造的价值，还是就它通过对人力资源素质的整体提升后转变为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都是对生产力主体的结构性革命，它都是可以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数量的增长。
这就使文化增长本身在意义上具有双重属性。
文化经济总量增长与文化力水平密切相关，是指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递升过程中所反映的数量比例关系。
这种数量关系反映的是文化经济增长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由这种数量的比例关系所揭示的文化经济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文化经济专门统计指标。
仅以上海为例，1996年上海文化产业总产值为281.80亿元人民币，1997年为353.21亿元，1998年为378.60亿元，增加值分别是：
1996年为123.10亿元，1997年为148.82亿元，1998年为158.97亿元，增加率分别是：
1996年为43.70%，1997年为42.40%，1998年为42.0%。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是：
1996年为4.20%，1997年为4.40%，1998年为4.30%，由于上海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都以9%以上的增长率在增长，文化产业所反映的文化经济在GDP增长中的数量比例就处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增长位置上，它成为上海国民经济重要的新的增长点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接近60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两倍；澳大利亚文化产业年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美国则早在1993年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版权业产值就达2 38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
正是这种数量关系，以及由这种数量关系的运动所表现的文化增长在经济增长中比例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作为知识价值存在形态的文化的经济价值被人们普遍地发现了。
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社会普遍地加大了对文化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1997年美国制定了《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突出强调美国以“信息为依托的经济”战略，出版、电影、音像录制、有线电视节目分销等当代文化产业的核心成分全部包括在内；1997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芬兰，成立文化产业委员会，1999年发布《文化产业的最终报告》，2000年在芬兰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的框架性合作计划启动。
中国也在2001年3月批准的第十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中，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明确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这就使以知识经济的扩张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当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注重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投入，而对知识和技术等文化要素和文化力量的投入对生产的影响，一般认为是外在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络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源泉；与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于1979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知识的增长和运用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的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
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而这反过来又可以增进知识的积累。
知识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在几乎不增加额外投资的情况下反复利用，以减轻资金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
这就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代转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模型，即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投资和就业的增加，而是靠技术和知识的投入。
而文化经济无论是作为技术样式的存在（数字艺术），还是作为知识形态的存在，正是这个意义上显示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附加值被普遍看作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投资回报的重要手段。
文化经济成为衡量新经济增长形态的重要指标体系之一。
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的转化，也就历史地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当代形态和当代趋势。
同经济增长一样，文化增长是属于社会运动过程中的自我发育现象，即一定社会、一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综合国力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括经济和文化的总量增长在内而体现出来的。
当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西方有关综合国力研究的各种理论中，无论是美国学者克莱因的“国力议程”，还是日本企划厅提出的测量综合国力的“三大要素”，也无论是主张按具体要素来区分，还是按实力的形态来区分，文化作为体现“战略意图”、“国家意志”和“国民意志”的“精神要素”和“软实力”，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系统。
因此，增强综合国力，不仅要大力加强经济实力，而且要提高和发展文化力，要加大文化增长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速度和力度。
文化增长，既同原有的文化传统、文化积累和文化经济基础有关，也同经济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有关；既同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等经济总量增长有关，也与一定时期的文化经济政策有关。
研究文化增长，必须综合地考察相关的各种因素。
我国和其他国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增长与经济总量的增长基本上呈同步增长的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当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大多在50左右；人均在5 000～8 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大多在30左右。
用于文化消费可供支配的收入的增加，必然带动和刺激文化消费品的供给，从而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
因此，经济增长水平决定了文化投资总量的水平，经济总量的增长制约着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
经济增长或曰经济总量的增长，是指国民财富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增强。
文化增长或曰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是指一国综合文化国力的增长，它包括文化设施建设规模、文化产业生产能力、文化消费水平以及其他文化力的发展水平。
在这里，无论是文化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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