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教育规模.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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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教育规模与教育经济收益率,什么是规模经济？

什么是规模不经济？

规模经济指随着生产能力扩大,导致生产的单位成本下降,收益上升的发展过程。

规模经济是生产组织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揭示了生产规模和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产品、数量增减和产品单位成本高低之间的关系。

规模不经济是指随着规模的扩大,边际效益在下降,甚至会跌破零变成负值的现象。

对于一个生产厂商而言，如果产量扩大一倍，而厂商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低于一倍，则称厂商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如果产量增加一倍，而成本的增加大于一倍，则生产存在着规模不经济。

汽车业是技术和资金密集的一个规模经济性非常强的产业。

生产规模不经济更是造成汽车成本降低不下来的主要原因。

一个教育单位不管其产出量是多少，在一定的产出量的限度之内，总有一部分固定的投资量（如校舍、设备的折旧和维修费等）。

当产出量为零时，由于这笔固定的投入量的存在，平均投入量不可能是零，而是一个正值。

当产出量从零开始逐渐增加时，平均投入量将因产出量的逐渐增加而递减，直到平均投入量降到最低点。

当产出量增加到一定限度之后，如果产出量再增加，固定的投入量就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必须随之增加，这样，平均投入量也会递增。

因此，一个教育单位的规模既不宜过小，也不宜过大，而应当适度。

教育单位的规模小于适度规模，意味着它的平均投入量（即总投入量与产出量之比）不可能达到它可能达到的最低点，从而它的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是较差的；教育单位的规模大于适度规模，意味着它的平均投入量超过了它已经达到的最低点，从而它的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也是较差的。

研究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掌握教育单位平均投入量的变动规律，对于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育部门的决策者应当尽可能使各个教育单位达到适当规模，使各个教育单位平均投入量达到最低点，以便使每一单位的投入有更大的产出量。

学校适度规模能使该学校的平均投入量达到量低点时所具有的规模，即能使该学校的智力投资经济效果达到最佳值时的规模。

教育规模类型与对策,一、规模过小成长型,规模过小的弊端：

不能充分发挥资源的效用，如教室、仪器、教师等。

单位学生成本偏高，二是，资源不能获得适当的运用。

如教学不易分工、教师兼课过多，致使负担过重且业务难以专精，三是，因人力、物力有限，不易安排适当教育机会，如课程、活动的安排都难免捉襟见肘。

此类学校的优点：

师生接触机会多，如能妥善运用，可提高教育效果和质量。

策略：

研究人口增长，了解未来学校入学供应量采取逐步扩展方式，机动调整班级、系科人数在人数未达到增班之前，不可多建教室，及大量投入固定资产,二、规模过小成长型,策略:

一是，沟通邻近学区或乡镇入学人数。

利用学区再划分法，将规模过大型学校与规模过小萎缩型学校所在社区或乡镇的学生划入此一类学校。

二是，若有可能的话，逐渐淘汰此类学校，划入其他学区，或与其他规模过小型学校合并。

三是，如有特殊需要应维持此类学校，政府应特别补助经费，否则此类学校永远无法维持一定教育水准。

三、规模过小萎缩型,往往已有投资折旧，不仅教学效果不佳，且士气低落，从而易形成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环境。

原因:

社区学龄儿童减少，人口逐渐外移，学校管理不善或系科不切合需要，学校供应人数渐减。

策略：

考虑逐渐将其废除。

方式：

可在自然折旧程序中，配合学区规划逐步进行，也可采用一次性迁移，将已有学生编入邻近或相同系科的学校。

四、规模适度成长型,优点：

一是单位学生成本最低，二是教师授课科目减少，可以发挥专长，学校可提供的教学科目增多，教学能保持一定水准。

策略：

如果能发展成两所规模适度型学校，应先维持一个规模过大型学校，尽量利用已有投资，减少不必要的固定投资，等到时机成熟再设立分校，或另设一所独立学校。

切忌在成为规模过大型学校时，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否则，一旦分出学生成立分校或独立学校后，造成许多固定资产废弃不用。

其二，如果不可能发展成两所规模适度型学校，必须维持一个规模过大型的学校时，宜及时增加固定投资，增班分组。

但如果超过规模适度型的学生人数，可分出部分学生到其他学校而仍维持规模适度为宜。

五、规模适度稳定型,属于理想状态。

策略：

建立合理的内部资源分配指标。

六、规模适度萎缩型,由于未来学生人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其单位学生平均成本提高是必然的现象。

策略：

尽量维持。

不足的学生人数可由邻近学校或相似系科转入，以维持适度规模。

如果因学生供应量太小或教学质量太差而难以维持下去，也可考虑废除并入他校。

七、规模过大成长型,规模过大易造成人际关系疏远和行政僵化等弊端。

策略：

维持现有规模不再扩大经预测未来学生供应量较大，可考虑“一分为二”，即设立分校或另设独立学校，此时应注意已有的固定投资的充分运用，不必再作投资固定建筑或设备的打算，以免造成分校后固定资产的浪费。

八、规模过大稳定型,除生均成本略高，教师素质，师生比例，教师负担等都接近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人际关系疏远和行政僵化之弊端不会恶化。

策略：

制订合理的内部资源分配标准，尽量使单位学生成本降至最低，二是开辟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免行政与师生教学活动脱节，例如聘请辅导教师，从事学生生活指导，增加教师与学生接触机会。

九、规模过大萎缩型,策略：

减少固定投资，如教室的数量、长期预测未来学生供应量。

其次，应注意某些“超龄”的固定资产可有计划地淘汰，因学校规模趋于缩小，也无须再添置更多的新资源。

采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城镇住户中抽样调查的数据，运用高级统计学中的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高等教育预期收益和私人成本对高中毕业生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的影响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

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求学者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求学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收入越高，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而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对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的影响是负的，即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提高，会负面地影响求学者上大学的可能性。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1）中国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私人教育成本的提高而下降，但总体而言是弱弹性。

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是0.56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能够支持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体中下降的比例为0.562%.,

（2）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在当前的私人教育成本水平下，10%最高收入户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为0.330，10%最低收入户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为0.738.这表明，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同样的幅度，对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

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对私人教育成本的变化越敏感。

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变化对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户的影响是最高收入户的两倍多。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没有满足的有效需求，若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考虑，学费在当前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时，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同时，城镇居民高等教育私人需求对私人成本的弱弹性表明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有着一定潜力的付费能力.因此，在公共财政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加大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到较高的水平。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和学费水平的提高还要兼顾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

如果学费水平提高过快，而学生资助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上，由于较低收入阶层对高等教育私人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较高收入阶层，那么学费水平的提高对较低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入学可能性的影响要大于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

因此，学费水平提高的幅度，要兼顾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

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占人均GDP的比例、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是关于学费水平提高幅度的值得考虑的方案。

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存在四大规律,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展速度大大加快，有教育界人士感言，20002004年连续30%的扩招率标志着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否适当？

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况如何？

我国研究生扩招应该把握何种节奏？

日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研究生扩招状况与日本类似。

专家建议，我国可参照英国模式，照顾各方面变量谨慎扩展研究生教育规模。

发达国家研究生也曾大幅扩招中国统计摘要2001年统计公报显示，19952001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由5.1万人扩大到17万人，增长2.3倍，年均增长22.2%。

另有统计数字表明，19801998年，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两倍，研究生人数则增长了8倍。

教育部官员也曾公开表示，2003年以后，研究生规模连续三年以30%的速度增加，2005年全国在校研究生人数将突破100万人。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房欲飞提供的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研究生发展的资料显示，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迅速扩大研究生规模。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农业社会时期，主要进行本科教育。

20世纪初，美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1940年美国授予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数达到近2.8万名，比1900年增加了14倍。

1958年后，美国迎来了研究生教育的第二个发展高潮。

1960年，全美国在校研究生总数为35万人，1970年达到了90万人，研究生教育已在许多大学里占据主导地位。

一战后，英国研究生人数有了较快增长，从1950年开始，英国研究生人数飞速增长，1951年，注册研究生人数只有11327人，仅占本科生数的16.7%，到1980年，注册研究生数已达100826人，占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20.5%。

此后，研究生教育进入稳定发展及调整时期。

在日本，二战后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加快。

据统计，1965年在校硕士生比1960年增加了1倍，1975年又比1965年增加了1倍多，达到3.4万人。

1990年以后，日本研究生教育发展更加迅速。

1990年，在校研究生为9万人，1996年则达到16.4万人，6年间增加7.4万人。

教育部:

2007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取得新的进展,公报指出，到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3022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5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8.5%，“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49%，其中男女童净入学率分别为99.46%和99.52%，女童高于男童0.06个百分点。

同时，小学教职工和专任教师略有增加，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继续提高。

（“两基”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

）公报说，由于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初中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略有减少，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和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继续提高。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80.48%,比上年提高4.78个百分点。

同时，我国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进一步发展。

在园幼儿数、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数均有增加。

特殊教育学校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都比上年有所增加。

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67.11%和64.88%。

公报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较快，毛入学率，比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所，比上年增加139所。

招生810.02万人，比上年增加62.2万人；在校生1987.01万人，比上年增加177.12万人。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稳步发展。

200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21所。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908所，比上年增加41所，成人高等学校413所，比上年减少31所。

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740所，高职（专科）院校1168所。

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95个，其中高等学校479个，科研机构316个。

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

200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

全国招收研究生41.86万人，比上年增加2.07万人，增长5.20%；其中博士生5.80万人，硕士生36.06万人。

在学研究生119.50万人,比上年增加9.03万人,增长8.17%；其中博士生22.25万人，硕士生97.25万人。

毕业研究生31.18万人,比上年增加5.59万人，增长21.84%；其中博士生4.14万人,硕士生27.04万人。

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565.92万人，比上年增加19.87万人；在校生1884.90万人，比上年增加146.06万人,增长8.4%；毕业生447.79万人,比上年增加70.32万人,增长18.63%。

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191.11万人，在校生524.16万人,毕业生176.44万人。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956.27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54.23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和分校点）本科、高职（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由上年的8148人提高到8571人。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97.45万人，比上年增加10.19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16.83万人，比上年增加9.23万人。

生师比为17.281。

成人高等学校教职工13.63万人,比上年减少0.37万人；其中专任教师8.02万人，比上年减少0.12万人。

成人培训与扫盲教育,2007年，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252.89万人次，当年已结业412.61万人次；接受各种非学历中等教育的学生达5554.84万人次，当年已结业6810.82万人次。

全国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7.89万所；教职工52.80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6.38万人。

成人初等学校1.60万所，比上年增加0.15万所；毕业生133.48万人，比上年增加22.55万人；在校生122.11万人，比上年增加24.40万人。

教职工2.29万人，比上年减少0.2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17万人，比上年减少0.07万人。

200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95.78万人，比上年减少68.83万人;另有103.76万人正在参加扫盲学习,比上年减少63.70万人。

扫盲教育教职工7.23万人，比上年减少1.01万人。

其中专任教师2.79万人，比上年减少0.10万人。

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持续发展。

2007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9.52万所（不含民办培训机构2.23万所），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达2583.50万人。

其中：

民办幼儿园77616所，在园儿童868.75万人；民办普通小学5798所，在校生448.79万人；民办普通初中4482所,在校生412.55万人；民办职业初中6所，在校生2250人；民办普通高中3101所,在校生245.96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958所，在校生257.54万人，另有非学历教育学生29.34万人；民办高校297所，在校生163.07万人，其中本科生21.12万人，专科生141.94万人，另有其他形式教育的学生22.36万人；独立学院318所，在校生186.62万人，其中本科生165.68万人，专科生20.94万人，另有其他形式教育的学生0.87万人；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906所，各类注册学生87.34万人。

另外，还有民办培训机构22322所，884.68万人次接受了培训。

我国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类型及其规模宏观分析,1.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民办普通高校统计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体系中，公办高校是主体，成人高校、民办高校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不包括独立学院）数量都明显增长，成人高校数量则呈现逐年减少趋势。

（见表1）其中，成人高等学校包括干部管理学院、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农民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教育学院。

从东、中、西部地区公办高校、民办高校数数量逐年增长的趋势看，不同区域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增长速度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排列的态势，这既反映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原有的区域间高等学校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同时，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公办高校数、成人高校数、民办高校数三者的比例呈现出梯度结构：

东部地区为5.94:

1.63:

1，中部地区为9.41:

2.49:

1，西部地区为9.51:

2.49:

1。

显然，公办高校仍旧是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主体，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同时，东中西部地区民办高校数量增长明显，在整个高等学校体系结构中的比例已明显提高，东部地区民办高校占整个区域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大于中西部地区。

2.各类学历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规模比较,东、中、西地区除成人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数有所变化外，普通高校（民办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据未统计）与网络教育机构本专科在校生规模逐年增长，特别是网络教育机构本专科在校生数的迅速增长，既体现了国家发展远程教育形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战略举措的效果，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日趋多样的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接受程度在逐年提高。

（见表2）其中，高等教育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数包括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数、普通高等学校函授部夜大学在校生数。

可以看出，较之东、中、西部地区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逐年增大，成人高等教育规模在逐年下降（2005年有小幅度回升）。

与公立高校居于高等学校的主体一致，现阶段公办高校仍然是满足社会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主要途径，民办高校参与满足高等教育需求的程度在逐年提高。

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网络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网络本专科在校生数增长迅速，而且东部地区网络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并已经超过了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

二、东、中、西部地区各类高等学校数量与规模的分类分析,1.东、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增长分析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均呈现增长趋势，但地区间办学规模的差距在扩大，增长率则逐年下降。

中西部地区的增速相对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的总体办学规模的差距呈小幅缩小的趋势，有利于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逐步走向均衡。

（见表3）,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地区发展速度不一样。

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为4.02:

2.73:

1，到了2005年，在校生规模变为2.91:

2.23:

1。

说明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独立学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东部地区发展最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平缓。

说明东部地区独立学院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大于中西部地区。

试办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国家单一办学、政府单一投入的格局，丰富了已经形成的多种形式办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

表中数据表明，我国非学历高等教育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非学历教育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较中西部地区更大。

非学历高等教育带有明显的时效性、职业性和区域性，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成人学历教育的有力补充。

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

“巨型学校”是指中小学在校生人数超过3000，班级总数高于60个的超大规模学校。

巨型学校的问题表现在：

一是容易出现过度负债经营，二是存在规模不经济问题，三是导致新的学校发展不均衡。

治理巨型学校是一项系统工程：

观念层面需要重新认识学校组织的使命和作用；决策层面要出台相关政策来限定学校规模；执行层面应拆分巨型学校，积极稳妥地解决学校规模超大的问题。

中小学规模一旦超大，学校性质和管理方式就会发生变化。

由此引发的后果之一就是学校组织目标的模糊、逆转、倒置，学校规模效益也随之下降。

小型学校，学生学得更多，纪律问题更少，领导更起作用，教师更有职业责任感，师生更易于相互了解，人与人之间也更易结成共同体。

我国中小学的学生数应该维持如下规模：

完全中学为900-1500人，初级中学为900-1200人，小学为810-1080人。

巨型学校的成因一般来说，巨型学校多是利用当地实验小学、示范初中、示范高中等名牌学校资源而扩建、改建或新建起来的。

作为地方上的教育“老大”，名牌学校为何热衷于规模办学、集团化办学呢？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通常认为主因是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多年前就合班并校成为了一所拥有3000名学生、67个教学班的巨型学校。

有人在总结这所学校的发展经验时认为，优质教育需求是推动翠微小学实施规模办学的“第一动力”，“社会需求是规模办学的真正出发点。

”,我国高中教育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扩大学校规模，增大重点高中或名牌高中的容量，实行规模办学，将会成为一种潮流。

”还有人说得更直白：

“规模办学是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办学策略。

”可问题在于，规模办学、巨型学校真是满足社会优质教育需求的有效措施吗？

要满足广大学生家长的优质教育需求，就必须实行规模办学，就必须建设巨型学校吗？

舍此就无它途吗？

名校逐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扩大办学规模实现的，正是这种逐利行为，加速了巨型学校的形成和发展。

不少地方名校对规模办学、集团化办学积极性很高，一个重要的驱力就是由此可以收取择校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各种费用，这样做直接破坏了升学考试制度的公平竞争原则。

名校逐利的另一驱力来自于扩建、改建和新建可以为那些所谓的重点学校不公正地占用有限的国家财政拨款提供机会。

名校扩建、改建或新建，既为政府重点扶持重点校提供了借口，又满足了重点校不合理地套取国家财政拨款的内在欲求。

由此，巨型学校就应运而生、因势而发了。

教育经济效益,教育经济效益是指教育领域内劳动耗费同教育所得到的经济报酬在数量上的对比。

或者通俗地说，把社会向教育的投资，和依赖这种投资所得到的国民收入加以比较，所的的国民收入抵偿教育投资的余额。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

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

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

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

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

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

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

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

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