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往需要的民族符号人类学考察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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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WorldHeritage，CulturalLandscapeofHongheHaniRiceTerraceiswitnessingremarkablechangesintheaspectofsocialinteractions.Publicsignsprovidelocalinformationforoutsidersandworkasimportantsymbolsofculturalcommunicationbetweendifferentpeople.Thetourismtriggeredrequestscontainsthreelevels：
thelandscapegaze，thecaptureofmeaningofMinzusymbolsfromdailylife，andtherealizationofculturalunderstanding.Theoreticalanalysisandculturalinterpretationofproblemsonthepublicsignsfigureoutthebasisoftheconstructionofnewcommunicationcommunity.Itliesinmakingnewrulesthatrespectallgroupshabitsforculturalinformationtransferring.Fromintuitivetoabstractiveforms，sharedmeaningsdependonlogicrestorationthroughdetaileddialogicpracticesandotherapproaches.
Keywords：
Minzusymbols；
thecommunicationcommunity；
thepublicsigns；
globalization；
theWorldHeritage
全球意识使得不同社会、文化和地区的人们内心涌动着巨大的交往欲望。
在这样的情景中，进行适切交往的途径也显得多元化了。
除了语言交流，其他身体活动和符号活动也能协助与他人、他物进行互动。
人们通过动态互动，进行符号、信息、物品和服务的交往，在其中达成理解，呈现社会结构，确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从而建立和传播共享的价值和知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景区标牌的错误表述
公共标识综合运用语言文字、标志、图片等多种元素，为使用者提供着大量的当地信息。
从社会交往的视角出发，基本可以将公共标识的大量设立视为某地区业已展开新的自我表达路径的表现，公共标识的设立目的在于为不同人群进行文化沟通和社会交往搭建公共平台。
换言之，公共标识本身，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开启对外开放、文化交流道路的一种重要的符号和标记。
2015年1月，在元阳哈尼梯田进行调查期间，笔者发现这个新晋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的景区制作了大量公共标识牌。
根据内容，标识牌大致可分为安全警示类、温馨提示类、介绍解释类、路标地图类、功能展示类。
景区周边，不仅酒店、旅馆、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就连超市、食品批发店、金银首饰商店，甚至麻将机商店、铝合金门窗工作坊都制作了中英文双语的店名标识牌。
仔细阅读，可以看到大量的标识牌存在着表达的不顺畅或谬误。
对标识内容准确性的判定，似乎出于主观。
同一块标识牌上，对同一景点的中英文介绍，梯田面积数额竟相去100公顷，这样的差错让人费解。
表达问题几乎遍布哈尼梯田景区，“罗生门”式的阐释很难应对这类广泛存在的现象。
大量的访谈和调查表明：
不论是作为景区管理者的SBYY公司，还是在当地经营客栈、旅馆、商店的当地人和外地人，亦或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都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中外游客的不断来访，非常需要制作中外文标识牌。
为向国家旅游局申办AAAA级景区，SBYY公司仅在多语种标识牌这一项指标上即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公司前期投入了1.3亿元用于景区改造提升，其中最新一批公共设施（标识牌类）其合同标的价约为两百万人民币。
。
箐口民俗村入口处，树立着两块标识牌，一块是整个村子的概况介绍，一块是对“寨神林”的介绍。
在2015年1月以及7月两次共计30天的观察中，不论是进村前或是游村后，认真阅读这两块标识牌内容的游客不超过总数的10%。
出于实验的需要，一些标识牌的照片会被展示给随机挑选的游客，此时大家才留意到标识牌上的表达问题，游客们补充说类似的问题到处都有，在元阳发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
中国游客以及大多数外国游客指出既然要做标识牌，还是应该尽量做到最好，“让世界更好了解元阳”；
部分外国游客表示能够包容这种问题，毕竟梯田景观实在太美了，标识牌上的表达问题对他们的旅行影响并不太大。
政府/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其实很多人反映过标识牌上的表达存在问题，但“目前一时间改不了”“早晚得改过来”。
生活在当地的普通村民，对每天都能见到、路过的标识牌通常没往心里去，对标识牌上的内容既不十分关心、也几乎没有印象。
在箐口民俗村以及大渔塘民俗村，能发现多次制作的标识牌轨迹，自这里进行旅游开发以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元阳县文体局、旅游局以及梯田景区管理方等多个部门都牵头主持过标识牌建设工程对这些标识牌，英语国家游客表示很多指示内容令人匪夷所思、不明就里，而非英语国家游客还告诉我们在他们的国家类似的问题也很常见。
游客对标识的理解存在不通畅，如在观景台边树立警示牌，“不争不抢，文明拍照”本是为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秩序拍照，标识牌上对应的英语译文为“Theindisputablerob，civilizedphotograph”，这使得英国游客Grantsan询问我是否是因为这个地区有抢劫行为。
。
基于如此规模的社会各界的努力，针对标识牌大范围出现表达问题的现实，有必要对其中存在的深层原因进行学理追踪和文化阐释。
既然要制作标识牌，为何会出现那么多“问题”，而人们何以对这些表达不以为然？
如果标识牌的问题没有太多影响游客对当地的印象和理解，那么人们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理解和交往？
民族志在完成对社会话语进行阐释的同时，也需要尽力抢救话语并将其固定下来。
面对标识上的这些相对“固定”的社会话语，我们有了做进一步追问的理由。
对标识牌进行整理和调查，有助于交往面向的社会关系分析，亦利于社会交往变迁的挖掘以及本土观点的记录。
二、交往的可能：
以凝视为起点
哀牢山区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经过千百年来的劳动创造开拓了梯田。
要在全球竞争中“开出一条前行之道”，需要使自己最终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激起人们的欲望[1]。
哈尼梯田的文化景观属性，天然地满足着这一诉求。
2013年6月，“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文化景观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文化景观，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
哈尼梯田似乎在向游客展示着这样一条重要的信息――快来看看吧！
这里有不一样的东西，否则怎么能称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呢？
看到上千级梯田依山形而建，观者常会联想前人开天辟地的艰辛和坚韧；
遇见雨雾风起云涌，观者能够体会庄稼播种收获的不易和珍贵。
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以旅游形式为主的文化消费浪潮席卷着诸多地区。
在此背景中，全世界的旅游者几乎都把“他者”的景观文化看做符号系统[2]31。
通常情况下，景观勾连一定的价值和信息，意义透过凝视（gaze）被传递。
旅游者看到的事物都由符号组成，它们都表示着其他事物。
在旅游者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3]。
人们对某一特定景观进行凝视的过程中，景观以符号形式刺激凝视的行为主体，当地的诸多信息，通过景观流向观者并使意义得以生成中外学界对景观凝视的研究，集中在本世纪头十年。
从大都市的规划到小村落的设计，从迪士尼乐园到新德里街头，从因纽特人的海狸到马赛人的服装再到泰国南部消逝的部落，越来越多的材料被挖掘分析。
“凝视是景观走向标准化和商品化的核心元素，迫使旅游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符号化构建。
”参见刘丹萍：
《旅游凝视：
从福柯到厄里》，载《旅游学刊》2007年第6期，第91-95页。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现代旅游是由一系列现代性进程和特征所催生的……旅游通过环境和空间的变化，使得个体从‘连续性’中暂时摆脱出来，获得了某种新东西。
”参见周宪：
《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11-119页。
“凝视代表着不对等权力关系，因此应该走向对话。
”参见胡海霞：
《凝视，还是对话？
――对游客凝视理论的反思》，载《旅游学刊》2010年第10期，第72-76页。
凝视对时空的特殊要求，使得“制造”（producing）、“再现”（representation）成为研究热词。
“旅游凝视”是一个多利益主体参与互动的复杂系统，并非单向。
参见吴茂英：
评述与展望》，载《旅游学刊》2012年第3期，第107-112页。
只不过，发展到后来，景观符号可能过于揣测迎合观者的需求而变味，也可能急于抒发坚持本族观点而强势在旅游者众多视觉体验的交融结合中，原本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族群文化以片段式、符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参见孙九霞：
《族群文化的移植：
“旅游者凝视”视角下的解读》，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4期，第37-42页。
旅游“符号化”作为一种危机，已经覆盖到旅游体验、规划设计和旅游产品等方面，其附带的负面影响是游客和社区的交流表层化，建议旅游“符号化”走向“符号”的旅游。
参见杨振之，邹积艺：
《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对旅游及旅游开发的符号学审视》，载《旅游学刊》2006年第5期，第75-79页。
超真实的异族风味，成了部落观光魅力的主要来源，族群符号成了道具。
参见[台]依?
n?
洹げ┮琳芘?
：
《反思部落文化意象》，载《台湾立?
蟆?
2012年6月12日。
单向凝视已经满足不了游客，社会交往、文化交流是上升后的需要。
只不过，上升后的需求依然是以凝视的需求为起点的。
随着文明的进步，彼此交往、深入了解成为不同人群的共同意愿。
旅游者对当地的民族文化进行解读和体验，当地人无意的展演也许会成为文化理解的契机与突破口，但这有需要旅游者拥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在视觉感受中捕捉微妙信息。
在访谈中，西班牙女孩ELS展示了手机里的一组照片，想要问清楚照片里那些统一穿着青黑色服装的妇女到底在做什么，当时她只听到那些妇女嘴里正整齐吟诵着什么。
当得知这是一群参加丧事的哈尼族妇女时（她们很可能是在为逝者祈祷），ELS并没有吃惊，甚至表现出一种印证了猜测的满足感。
ELS在梯田里独立行动了两天，即使没有人为她解说，她以其切身体验和用心观察捕捉到哈尼族文化中的某种感觉。
她在这一次旅行的过程中，景观欣赏的需求已经明显转向了交流对话、文化理解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传递面临着遗失的难题，因此，人们倾向于选择高度符号化的方式进行交往。
在民族符号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可能会做出相差不多的举措。
如果一个民族群体没有民族标志，他们会为了加强民族群体的区别性特征而创建民族标志[4]。
“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群”呼声强烈，但是，最能够代表“我们”的到底是什么，这又需要人们进行磋商、达成共识。
在实施原住民族委员会“活力部落”计划时，台湾嘎色闹部落的“原住民”几经讨论，最终选择蜻蜓作为部落符号[5]，这一重要元素便贯穿于部落故事墙的设计和制作之中。
世界遗产的光环，让哈尼梯田迎来四方宾客；
如若要使劳作在梯田之上的村民在这其中寻求更多发展机遇，则需要展开更长时段的认知和实践。
进入哈尼梯田景区大门，会看到一个图腾广场，广场中心高耸着一颗巨大的图腾石柱，四周树有水牛、螺蛳、青蛙、鲤鱼、螃蟹等形象的石雕。
“图腾柱”这一异质性的文化符号，被用以搭建桥梁，使当地民族文化得以进入主流社会[6]。
“留住游客”成为元阳从官方到民间的统一认识，水田里的泥鳅捕捉、火塘边的家宴品尝、实景舞台上的哈尼古歌欣赏，成为梯田旅游体验的新项目。
“视觉至上论”逐渐遭到严厉批评，在此背景下，触觉、嗅觉、味觉、听觉、视觉多元一体，形成新的多感官结构。
民族文化旅游业未来的发展动向，开始越来越多刺激游客的感官，提供多种多样的传递信息和理解文化的渠道，从而保障深层次的交往和交流。
三、交往的实践：
符号与生活世界的交织
作为“符号的动物”，人类发明、运用各种符号，创造文化。
谈及符号，很难绕开语言，因为通过语言的研究可以探索人们的思考和行动。
狭义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人类学则将语言本身视为活动。
“语言既是反映事物的一种方式也是作用于事物的一种方式”，这种两面性反映了语言的“概念”意义成分以及“人际”意义成分[7]。
语言既是一种文化资源，又是一种社会实践。
作为符号的语言，不仅可以用来表达和传递信息，可以作为思考和分析工具，而且还可以用来划界并形成区隔。
基于指示、警示和阐释等服务游客的需要，标识牌的出发点是善意且理性的。
当然，标识牌的制作也是离不开语言符号的。
哈尼梯田的标识牌看似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却不断见证着人们的符号与生活世界的不断交织。
访谈中，售卖本地酿制土酒的批发零售店L店主表示，他的店里没有外国人来买酒，但是他看到大家都做中英双语的店名标识牌，所以他也做。
一个利用自家楼房经营客栈的当地哈尼族Z大哥说，他家“偶尔有老外来住”，所以“要搞一个有英语的牌子”在他制作牌子的工坊，工作人员说自己并不懂英语，他们大多是上网用机器翻译做的。
还有很多类似那位哈尼族大哥的情形，尽管他们不懂外语，但实际的交往需要催促他制作中外双语（甚至多语）的店名标识牌。
可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发现“搞一个有外语的牌子”其实还远远不够，下一步需要确定“牌子上说的正是我的本意”，再往后，可能还存在“名字和牌子样式都要吸引人”之类的问题。
每天路过而不去留意标识牌的村民、L老板、Z大哥以及公司分别代表了几种情况：
一种是暂未感受也并未关注与“我类”之外的他者进行文字交往的需要，一种是由外在的“行业规则”影响、开始意识到文字交往的重要性，一种是不但感受到了交往的迫切需要、还开始主动制作标识牌，还有一种是由内而外认识到指示系统作为交往之有效补充的不可或缺。
对于最后一类来说，系统性、科学性、艺术性的综合考量正被日益纳入到标识牌的符号化制作中，对于他们来说，标识牌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公共标识类型的符号，可能会轻易地且极大程度地受限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其他因素；
这使得在设置标识的工作过程中，形式往往僭越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标识信息设立者忘却了根本出发点成为标识功能发挥不畅的主要原因。
SBYY公司的高级管理者F先生说，公司在制作最新一批标识牌时，即已考虑到今后还有申请成为5A景区的计划，所以标识牌的设置已经按照最高标准进行配套查阅有关规定，4A景区的标识牌应该“造型有特色，与景观环境相协调。
标识牌和景物介绍牌设置合理”，5A景区的标识牌应该“造型特色突出，艺术感和文化气息浓厚，能烘托总体环境。
标识牌和景物介绍牌设置合理”。
参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官网，http：
//www.cnta.gov.cn/html/2008-6/2008-6-27-20-31-36-5.html.。
将哈尼梯田里新增的标识牌同以往各批标识牌进行比较，新的标识牌总体设计是统一的，既考虑了其艺术性、文化性，又兼顾了其经久耐用度只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在最新一批标识牌上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将CHINA刻写作OHINA，比如将“请留足下情”译作“Pleaseleaveme”。
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3月的补充调查中，我们发现为了节约成本，旅游地图是公司的员工自己制作的；
而新的标识牌设置好后，英语翻译也只是由公司学过英语的员工进行检查，日语、法语等译文则是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就只能听之任之。
所幸，具体场景和语境下的交往，可以使不同文化持有者能超越语言文化的界限，实现彼此间最大限度的理解。
在哈尼梯田景区的农耕用具陈列室里，就有几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尖角锄是哈尼族耕田种地常用的生产用具，但标识牌称其为“sharpcornershoe”。
尖角本来是指锄头的两个角是尖的，但译文却将“角”解释为“角落”。
长条谷船是用来收割稻谷用的竹席，标识牌称其为“longvalleyship”，这里稻谷的谷显然被理解为山谷的谷。
缺乏实物或者图片的勾连，译者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自己的常用义来翻译。
实物的展示，使得标识牌的表达谬误不会过多误导观者。
若能了解和掌握对方的文化规则，在具体的场景中交流交往就能成功。
哈尼梯田景区最新一批标识牌的制作工程启动于三年前，负责人是WFWF，雕塑师，33岁，2005年毕业于云南某艺术院校，自小的爱好引导着他选择了雕塑专业。
WF曾负责为多依树景点设计?
t望台并安装护栏。
结合景点的地形，采用全木制架构，仿造梯田的走势，设计并全手工制作了多达十级的?
t望台。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世界遗产评审工作人员非常喜欢”这个作品，所以SBYY公司决定将最新这批公共设施标识牌的全手工制作工程交由他来完成。
自幼喜欢根据神话传说进行创作的WF，在工作中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在设计和制作中尽量凸显当地文化要素。
一开始，他就对SBYY公司logo（商标）上的蟹、蛙、鱼、鸡四种形象有着特别兴趣，他想弄清楚这些动物究竟有没有别的深层含义。
与几个村子的摩批打过交道“摩批”是哈尼族的宗教人士，负责主持村里一些祭祀活动，能够唱诵哈尼古歌。
，他才知道这四种动物分别代表了哈尼文化中的几种重要的神祉由于需要在标识牌上显示公司信息，WF开始考虑将公司的logo融到标识牌的雕塑中去。
最后，他决定将logo上的四个动物形象进行线条处理，用树脂雕刻好镶嵌在标识牌的左上角。
自三年前启动这项工程以来，他的团队前后共完成了大大小小三千块标识牌的全手工雕刻。
工作人员几经变化――最开始是“请当地会这个手艺的师傅”来完成标识牌上文字内容的雕刻，但后来发现他们很难适应需要雕刻内容的字体，于是WF就找了一些愿意加入这项工作的当地哈尼族、彝族妇女，教她们如何完成刻写。
至于标识牌外形的塑形，特别是那些仿真树纹和树皮肌理，就只能靠WF和他的朋友等专业人士来制作了。
这用皮尔士的指号理论来阐释再合适不过。
皮尔士的指号关系分为象似（icon）、标指（index）、象征（symbol）三种。
象似指号与其所指有自然联系，重在相似关系；
标指指号依赖于具体语境，重在连续关系、逻辑关系；
象征指号则突出约定俗成。
指号理论的关键即标指性（indexicality）。
标指性具有物感，但总要指向他者。
好比泥地里的大象脚印，虽然人们看到的只是脚印，但它指向的是有大象经过这里的事实。
如果说外来者对某一社区的直观印象类似于象似指号，对这一社区民族文化的准确表述类似于象征指号。
那么，掌握每一种文化事项与符号的由来、厘清能指与所指的逻辑关系便相当于标指性的恢复。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资源被看作是可以再生产的文化资本[8]。
哈尼族的文化符号先被解构再被建构，公司借商业化处理将之推广，雕塑师借艺术化升华将之再现。
公司、标识牌设计制作者都并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在行动，他们对哈尼民族符号进行“改造”的过程都离不开当地人。
以WF的工程为例。
雕塑师、标识牌上的图案和文字、哈尼文化中的神灵、普通的哈尼妇女，所有这些人与物，由于完成“标识牌制作”这一事项的共同目标，实现了充分的互动。
出于艺术创造的需要，WF走访了很多当地文化精英，去熟悉哈尼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中的重要符号，了解它们为何如此重要，亦即去把握标指性（可以通俗理解为“中间环节”）。
这些知识最终帮助他对哈尼族的文化符号进行生活化的还原，继而很好地进行艺术提取，实现符号的再生产。
一种特定符号如何在某一人群的历史和生活中逐渐具备了某些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这本身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认知的。
有时，这种认知的构成甚至还要求进行身临其境的、面对面的交流。
随着交往的持续推进，新的情况正在发生。
交往实践立足于语言又最终超越语言，符号与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
不同群体间的理解，都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实践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四、交往的结果：
新型交往共同体这里并非“交往共同体”概念的首创，自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被介绍至国内学术界，文学、传播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已经多有涉猎，“交往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等大批概念得以命名。
新型交往共同体的提出，是通过加工已有概念，命名以解蔽，表述的便利益于研究的推进。
人们结成共同体，是为了克服我与他者关系中的焦虑，以求得对话中的尊严和价值，实现对自我的超越[9]。
共同体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
在“地球村”（globalvillage），便捷的交通运输使得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域的限制，“流动的自由迅速成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2]2。
现代社会流动性加剧，信息传输技术高速发展，共同体意涵中的共同地域逐渐失去约束力。
人群对共同体的归属，不再仅限于地缘认同。
“EmptyMeetingGrounds”（空无的汇聚地）预示着人类或已发展出某种新型共同体[10]。
人群的流动速度、旅游开发的深度、全球化的卷入程度、交往层面的广度等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一个社区由过去的“小型/熟人社会”逐步过渡到当前的“大型/陌生人社会”，这种新形势是新型交流共同体得以构成的社会背景。
持不同文化的人群进行频繁的交往，一方面促成了新型共同体的成立，另一方面也呼吁规则与意义的共享。
现代意义的共同体承认并彰显共同体成员的差异性[11]。
由于对景观符号的意义解读充满了弹性，当地政府与居民、运营商、旅游者等多方主体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对相关符号改造进行意义博弈在所难免。
因此，催化了共享意义的产生、共享规则的形成[12]。
世界遗产地那独特的差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往。
源源不断的“陌生人”活动在新型社区的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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