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魂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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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魂志》

《冤魂志》

《冤魂志》-

作品概述

《冤魂志》作为一部“释氏辅教之书”，宣扬佛家思想和教化是其主旨。

围绕这一中心，《冤魂志》在内容上重点突出因果报应说，主要描述了因诸般恶行而遭受的报应，用以强调佛教冤报论信而有征。

颜之推本人命运多舛，“一生而三化”，经历了诸多家国变故和人生磨难。

心态的微妙变化，家族学佛的传统，使得颜之推一方面自觉地著书为佛教服务，推行教化；在另一方面，又寻求佛教中积极的一面,使之与儒家传统思想相融合。

志怪小说插图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

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

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

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

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还冤记》，志怪小说集。

颜之推著。

实际上它在最早的著录中，称为《冤魂志》,宋以后改称《还冤志》，后代始通称为《还冤记》，可见此书的题名一再改变。

敦煌写本伯3126号抄录冤魂索报故事十五条，末题「冥报记」。

此《冥报记》显然不是唐代唐临的《冥报记》，而是颜之推《还冤记》。

然而,《还冤记》原本并不是题为《还冤记》，其题名一再改变，故亦不可遽谓此书较早并无《冥报记》的题名。

《还冤记》的故事次序。

今本《还冤记》，较早者如《汉魏丛书》本及《宝颜堂秘笈》本等，皆后世依据《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所辑者，未必尽合原书之旧。

持敦煌本以校各条故事的次序，与今本相去甚远，敦煌本既抄於唐代，距原书著成时代不远，当更接近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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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颍川有个姓庾的，宋孝建年间得病死去，但心口还温热，一夜没有殡葬，忽然苏醒过来。

他说刚死之后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来绑了他，赶着他来到一座大城，城的门楼很高，防卫很森严。

他被带到一个大厅前，一起被带来的人不少。

只见堂上朝南坐着一个大官，周围有好几百名侍从，都称那位大官为府君。

府君手拿着笔，查点被带来的人。

点到庾某时，府君说，“这个人阳寿未到期。

”就催人放庾某还阳。

一个人走上台阶带庾某出去，来到城门前，告诉把守城门的门官赶快派人把庾某送回阳间。

门官却说，“我得回府君那儿查一查，查明白了才能放他。

”这时城门外有个女子，年纪有十五六岁，长得端庄秀丽，对庾某说，“你有幸能够生还，但门官却卡住不放你，这是向你要东西哩。

”庾某说，“我被抓来时身上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带，拿什么给他啊?

”女子就下左臂上戴的叁只金镯子扔给庾某说：

“就把这给门官吧。

”庾某问女子姓什么，女子说姓张，家在茅渚住，昨天因为得了霍乱病死的。

庾某说，“我死前曾准备了五千钱，是准备买棺木的，如果我能复生，一定用这钱还报你。

”女子说，“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门官面前为难。

金镯子是我私房的东西，就不麻烦你到我家去还了。

”庾某把叁个金镯子给了门官，门官就接受了，也不再说复查的事，立刻派人把庾某送出城来。

庾某和那女子告别，女子长叹一声哭泣起来，庾某就恍恍然地苏醒了。

后来他到茅渚去寻找，果然有个张家的少女得病后刚刚死去。

《冤魂志》校注

羊聃，字彭祖，是晋朝庐江的太守。

其人性情粗暴，依仗和皇上有姻亲的关係，非常放纵，只要有极小的怨恨，就立即将对方杀害。

征西大将军把羊聃全部的罪状禀报了朝廷。

右司马上书说羊聃枉杀了简良等共二百九十多人，应判死刑，但考虑到他是皇亲国戚特请示是否赦罪。

显宗最开始下诏说：

“应下狱叫他自尽。

”羊聃的外甥女山太妃一再哀求皇上赦免羊聃的死罪，显宗驾不住太妃哀求，不得已只将羊聃废去爵位贬为平民。

羊聃被贬为平民后，庆幸逃过一死。

可不久，羊聃就得了重病，一天眼前突然看见被他杀害的简良等人向他讨命说：

“我们的冤屈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现在就来抓你到黄泉去”。

第二天羊聃就死了。

羊聃虽得皇上赦免逃过死刑，可是却逃不过善恶报应，还是难逃一死。

北齐张和思，审理狱中囚犯时，一定要使犯人遭受枷锁刑具的惩罚。

囚犯痛苦到了极点。

每当看到他，就吓得胆破魂飞。

给他起外号叫活罗剎。

张和思的妻子前后生了男女四人，临产前都闷绝得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着，手脚都有肉链子束缚着，连着肉拘繫着一起落地。

后来张和思因为犯法被杖刑打死。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依仗郎中孙尚容的力量，押送进贡的金钱去京都。

送去五千贯，每贯裡另收叁百文作路费。

百姓怨恨叹息，哭天号地。

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风，沉了船，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

为了赔偿，家裡的财产田园全部卖光，被解除了官职，落到无处求生的下场。

这就是他横徵暴敛的报应。

后周宣帝时后宫裡禁忌很严，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谈论说话，还分别设置了监督官，记录罪过。

左皇后下边有一个婢女因为伸懒腰打嗬欠流出眼泪，因此被揭发，说她心中有所不满，于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诏书令人讯问拷打她。

开始击打她的头部，皇帝就头痛，再次打她，还是这样。

于是皇帝发怒说，这是个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断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

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宫，病情逐渐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骑马，就坐着车回来了。

杀那个婢女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像人的形状，当时认为是血，随即将那地方冲刷乾净，不久又像先前一样，就这样一连几回的出现，官吏挖去了那个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夜之后又同以前一样。

这样过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疮烂而死。

等到停床的时候，许多床脚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

只有这个婢女所睡的床，能够移动，于是就用它充当灵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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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

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

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

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

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

此后，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

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

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

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

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

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思想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

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

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

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

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

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

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

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

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

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

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

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

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

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

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

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

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

“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

”《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

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

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

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

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

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

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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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

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

”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

后投奔北齐，历20年，累官至黄门侍郎。

颜之推

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

公元581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

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

叹息“三为亡国之人”。

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等。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

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

颜之推任官四朝。

公元548年，发生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

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

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

他结合自己从小学的家庭教育和切身经历，写了一本《颜氏家训》（420年—581年），主张早教。

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学习。

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

“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

”周作人对颜之推和《颜氏家训》极为佩服，《夜读抄》里写了一篇《颜氏家训》读书笔记。

《钦定四库全书》杂家类有颜氏家训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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