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00高级英语课文翻译(全中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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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洛威茨把摇滚乐的舞台视为某种辩论的论坛，一个各种思想交锋的场所。
他把它看作是一个美国社会努力为自己的感情及信仰不断重新进行解释的地方。
他说：
“重新解释是一项只有青年人才能执行的任务。
只有他们才把创造与夸张、理性与运动、言语与声音、音乐与政治融为一体。
”
作曲兼演唱家托德•伦德格伦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
“摇滚乐与其说是一种音乐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
就连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也并非是一种伟大的音乐力量，他只不过是体现了50年代青少年那种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毫无疑问，普雷斯利震惊了美国的成人世界。
报纸写社论攻击他，电视网也禁止播他，但也许埃尔维斯证实了霍洛威茨和伦德格伦的看法。
当他通过电视上埃德•沙利文的星期日晚间的综艺节目出现在千百万人面前时，就引起了某种辩论。
多数年纪大的观众眉头紧皱，而大多数年轻观众则报以掌声欢迎。
摇滚乐评论家们说，从埃尔维斯到艾利丝，许多歌星帮助我们的社会解说其信仰与态度。
鲍勃•狄伦触动了对现状不满的神经，他唱到民权、核散落物以及孤独。
他唱到变革和老一代人的迷茫，他在歌声中唱道：
“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你不知道是什么事，对吗，琼斯先生？
其他人也加入了这场辩论。
霍洛威茨说，甲壳虫乐队以幽默的方式，或许还借助麻醉品的力量来倡导和平与虔诚。
傲慢无理、打架斗殴的滚石乐队成员要求革命。
杰斐逊飞机乐队的歌曲“我们能够联合”和“志愿者”（有一场革命）则是激进青年的更进一步的两项声明。
但政治并不是60年代强硬派摇滚乐所辩论的惟一主题，始终作为任何音乐永恒组成部分的情感也是一个重要题目。
詹妮丝•乔普林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悲哀。
甲壳虫乐队揭示出爱与恨之间的一系列的感情。
以后又出现了“乐队”乐队把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所表达的较为传统的观念与强硬派摇滚乐较为激进的“都市”观念结合在一起。
霍洛威茨认为这一成分的乡村音乐帮助听众表达了一种“摆脱这一切”，“重返过去时光”的强烈愿望。
当前最能说明霍洛威茨看法的例子之一就是约翰•丹佛，他最著名的歌曲《阳光照在我肩上》、《高高的落基山》和《乡间小路》把民间摇滚乐的音乐灵魂与力量结合了起来，而歌词则赞美了“往日美好时光”的朴素的欢乐。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摇滚乐音乐家们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反映出我们借以认识并形成属于自己的感情与信念。
我们以什么来回报他们呢？
当然是掌声和赞美。
在1972年的一次全国民意测验中，10％的男高中生和30％以上的女高中生都说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超级摇滚歌星。
此外我们给他们金钱，商业杂志《福布斯》认为，“当今成为百万富翁的捷径是当摇滚歌星。
今天的英雄们——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告诉我们，他们很喜欢所得到的报偿。
“我暗自嘲笑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成为金娃娃。
”演唱这支歌曲的是“文化英雄”艾利丝•库珀。
可是，仍然存在着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他是文化英雄？
他，或者当今任何其他走红的摇滚歌星能告诉我们些什么有关他们的歌迷的事情？
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有些什么了解？
现在怎样，过去如何，将来又将向何处去？
Lesson2青年人的选择
在毕业前不久，斯坦福大学四年级主席吉姆•宾司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他的一些不安。
他写道：
“与其他任何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看待成人世界时抱有更大的疑虑……同时越来越倾向于全盘否定成人世界。
很明显，他的话代表了许多同龄人的看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倾听过许多年轻人的谈话，他们有的还在大学读书，有的已经毕业，他们对于成人的世界同样感到不安。
大致来说，他们的态度可归纳如下：
“这个世界乱糟糟的，到处充满了不平等、贫困和战争。
对此该负责的大概应是那些管理这个世界的成年人吧。
如果他们不能做得比这些更好，他们又能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
这样的教导，我们根本不需要。
我觉得这些结论合情合理，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对成长中的一代人来说，相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完美（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是这样），而是应该如何去应付它。
尽管这个社会严酷而不合情理，但它毕竟是我们惟一拥有的世界。
因此，选择一个办法去应付这个社会是刚刚步入成年的年轻人必须作出的第一个决定，这通常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根据我的发现，他们的基本选择只有四种：
1）脱离传统社会
这是最古老的方法之一，任何年龄的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也无论是否使用迷幻剂都可以采用。
那些认为这个世界残酷、复杂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人通常会选择这个办法。
实质上，这是一种寄生式的生活方式，采取此策略的人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寄生于这个他们蔑视的社会，并且拒绝对这个社会承担责任。
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此很厌恶——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很不光彩。
但对于那些卑微、懒惰又缺乏自尊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可行的最可以忍受的选择了。
2）逃避现实社会
这个策略早在远古就有先例。
自文明诞生以来，就有人企图逃避文明社会，希望寻求一种更为朴素、更富田园风情、更为宁静的生活。
与那些脱离传统社会的人不同，这些人不是寄生者。
他们愿意自食其力，愿意为社会作出贡献，可是他们就是不喜欢这个文明世界的环境。
确地说，不喜欢这充满丑恶和紧张的大都市。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无法大规模地进行实践。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地球上，高尚的野蛮人和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色已越来越少；
除了两极地区以外已经没有未开发的土地了。
少数富有的乡绅还可以逃避现实去过田园生活——但总的说来，迁移的潮流是向相反的方向流动。
3）策划革命
在对民主进程单调乏味的运作方式毫无耐心或相信只有武力才能改变基本社会制度的那些人中，这一策略颇受欢迎。
它吸引了每一代年轻人中那些更为活跃和更具理想主义的人。
对他们来说，这种策略具有浪漫的吸引力，通常以某位魅力非凡且令人振奋的人物为其象征。
这一策略简单明了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既然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那就让我们砸碎它，在它的废墟上面建一个更好的社会。
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些是革命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得相当满足。
这部分人其实是那些革命并未成功的人，他们可以继续兴高采烈地策划大屠杀，直至老态龙钟。
另外一些人年纪轻轻就死了，死在监狱里或街垒旁。
但最不幸的是那些革命成功的人。
他们极度失望，看到他们推翻的权力机构又被新机构所替代，而新机构依旧是那样冷酷，那样毫无生机。
当然，我并不是说革命一无所成。
一些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确实将事情变得越来越好。
我只是想说革命无论成败，那些策划革命的革命者们都注定要失望。
因为胜利的曙光无论如何也不会照耀在他们梦想中的那个摆脱了人类一切卑劣的灿烂的新世界上。
相反，它照在了一个熟悉的平庸的地方，这个地方仍旧需要食品杂货和污水排放。
无论贴着什么样的政治标签，革命后的国家都不是由激进的浪漫主义者来治理，而是由市场营销、卫生工程和管理官僚机构的专家来治理。
对一些决心改造社会，但同时又希望能找到一种比武装革命更可行的方法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4）循序渐进，逐步改变社会
乍一看，这一途径毫无吸引力。
它缺乏魅力，并且见效很慢。
它依靠劝说和民主决策这些令人恼火且不可靠的方法来实现。
它需要耐心，可我们却总是缺乏耐心。
它惟一的好处是有时这方法行得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比其他的任何策略都更有可能制止世界上的某些恶行。
至少历史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也发现世界乱得一团糟。
几乎所有地方的经济机构都已崩溃，在美国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
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
当时作为校报编辑，对这些我曾经猛烈地抗议过，像今天的学生积极分子一样。
与此同时，我们这一代人渐渐发现改造世界有点像在亚平宁山区打仗一样。
你刚刚占领一条山脉，另一条山脉又在前方隐现。
当20世纪30年代的大问题刚刚勉强得到控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富足社会中出现的崭新问题，如种族平等，保证城市环境适于居住，应付各种陌生伪装下的战争等等。
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发现了人口爆炸这一问题。
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这艘载人小飞船上的乘客数目大约每40年翻一倍。
只要地球上的人口持续地按这个可怕的速度增长，其他所有问题都将无法解决。
我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拥挤，景色会变得更加杂乱，空气和水也会变得愈发肮脏。
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会不断恶化。
如果过多的人必须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食物份额和生存空间而争斗的话，战争的升级看来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吉姆•宾司这代人要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过去的事实证明，处理这项艰巨任务完全可采用以前解决困难问外时使用的方法——从实际效果出发，一点一滴，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来完成。
Lesson3使用暴力
他们是我的新病人，我所知道的只有名字，奥尔逊。
请您尽快赶来，我女儿病得很重。
当我到达时，孩子的母亲迎接了我，这是一位看上去惊恐不安的妇人，衣着整洁却一脸忧伤的神色她只是说，这位就是医生吗？
然后带我进了屋。
在后面，她又说到，请你一定要原谅我们，医生，我们让她呆在厨房里，那儿暖和，这里有时很潮湿。
在厨房的桌子旁边，这个孩子穿得严严实实的，坐在她父亲的腿上。
他父亲试图站起来，但我向他示意不用麻烦，然后我脱下外套开始检查。
我能够觉察出他们都很紧张，而且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通常不会提供太多的情况，而是等着我告诉他们病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在我身上花3美元。
这个孩子用她那冷漠而镇定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纹丝不动，内心似乎很平静。
这是一个非常惹人喜爱的小东西，外表长得象小牛一样结实。
但是她的脸发红，而且呼吸急促，我知道她在发着高烧。
她长着一头漂亮浓密的金发，就像刊登在广告插页上和周日报纸图片版上的那些孩子一样。
她发烧已经3天了，她父亲开口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太太给她吃了一些药，你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可这些药根本不管用，而且，附近有很多人都生了病，所以我们想请您最好给她检查一下，然后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
像医生们经常做的那样，我问了个问题，想以此来猜测一下病症所在。
父母两人一起回答说，没有……没有，她说她的嗓子不疼。
你嗓子疼吗？
母亲又问了一下孩子。
女孩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而她的目光却一直没有从我的脸上移开。
你看过她的嗓子了吗？
我想看，孩子的母亲说，但看不见。
这个月碰巧她上学的那个学校已经有好几例白喉病。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说出这件事，但很显然，我们心里都想到了。
好了，我说，我们先看看嗓子吧。
我以医生特有的职业方式微笑着，叫着孩子的名字。
我说，来吧，玛蒂尔达，张开嘴，让我看一下你的嗓子。
没有任何反应。
哦，来吧，我劝道，张大你的嘴，让我看看。
看，我说着把两只手伸开，我的手里没有东西，张大嘴，让我看看。
他是一个多好的人，她的母亲插话道。
你看他对你多好呀，来，听话。
他不会伤害你的。
听到这里我狠狠地咬了咬牙，要是他们没用“伤害”这个词，我也许能做点什么，但是我没有着急或恼怒，而是慢声细语地说着话，一边再次靠近这个孩子。
我刚将椅子拉近一点，突然，她像猫一样双手本能地朝我的两眼抓去，我差一点被她抓到。
好在她只是打掉了我的眼镜，虽然眼镜没有碎，但已落到了离我几英尺远的厨房地板上。
父母两人都非常尴尬，充满歉意，你这个坏孩子，母亲一边说，一边抓着她，并摇晃着她的一只手，你看看你做的事。
这么一个好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打断了她的话，请不要再在她面前说我是一个好人。
我来是看看她的嗓子，也许她患了白喉，而且很可能会死于这种病。
但这一切她都不在乎，看这儿，我对女孩说，我们想看看你的嗓子，你不小了，应该明白我说的话，你是自己张开嘴呢，还是我们帮你张开？
她仍然一动不动，甚至连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她的呼吸却越来越急促。
接着一场战役开始了，我不得不这样做。
由于她的自我保护，我必须检查一下她的嗓子。
可是我首先告诉家长这完全取决于他们。
我说明了其危险性，但同时提出只要他们承担责任我就不会坚持做这次喉咙检查。
如果你不按大夫说的去做，你就要去医院了，母亲严厉地警告她。
是吗？
我只好暗自笑了笑。
毕竟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野蛮的小东西，但却看不起这对父母。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越来越难堪，被摧垮了，直至精疲力竭。
而这个女孩由于恐惧，她对我的抗拒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块头很大，然而事实上他面对着的是他的女儿，由于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和担心伤到她，他每次在我几乎就要成功了的关键时刻放开了她，我真恨不得杀了他。
可是，因为又担心她真会患上白喉，尽管他自己就快昏到了，他又告诉我继续，继续，而她的母亲在我们的身后走来走去，忧愁万分地抖着双手。
把她放在你的大腿上，我命令道，抓住她的两个手腕。
然而他刚一动手，女孩就尖叫了一声。
别这样，你会弄疼我的．放开我的手，放手，我告诉你。
接着她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尖叫，住手！
住手！
你会弄死我的！
你觉得她受得了吗？
医生！
她母亲说。
你出去，丈夫对他的妻子说，你想让她死于白喉吗？
来吧，抓住她，我说道。
接着我用左手掰住女孩的头，并试图将木制的压舌板伸进她的嘴里。
她紧咬着牙绝望地反抗着！
而此时我也变得狂怒了——对一个孩子。
我试图让自己不要发脾气，但却做不到，我知道怎样去检查她的嗓子。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当我终于把木制的压舌板伸到最后一排牙齿的后面时，她张开了嘴，然而只是一瞬间，我还来不及看她又把嘴闭上了，没等我把它取出来，她的臼齿已经紧紧咬住了压舌板，并把压舌板咬成了碎片。
你不害臊吗？
妈妈朝她大声训斥道。
你在大夫面前这样不觉得害臊吗？
给我拿一把平柄的勺子什么的，我对母亲说。
我们还要接着做下去。
孩子的嘴已经流血了。
她的舌头破了，还在歇斯底里地大叫着。
也许我应该停下来，过一个多小时再回来无疑这样会好一些。
但我已经看到至少两个孩子因为这种情况而被疏忽了，躺在床上死去，我感到我必须现在进行诊断，否则就再没有机会了。
然而最糟糕的是，我也失去了理智，我本可以在盛怒之下将女孩的嘴扒开来享受其中的快乐，向她发起进攻真是一件乐事，我的脸也因此而发热。
在这种时候，谁都会叮咛自己，无论这个可恶的小鬼做出任何愚蠢的举动，也要违背她的意愿来保护她。
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其他孩子，同时这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事实也确是如此。
然而由于释放体内能量的欲望而产生的一种盲目的无法控制的狂怒和一种成年人的羞耻感，使我一直坚持到最后。
在最后失去理性的“战斗”中，我控制了女孩的脖子和下巴，我强行将沉重的银勺从她的牙后面伸到嗓子直到她作呕。
果然，两个扁桃体上有着一层膜状物。
她勇敢地反抗就是为了不让我发现她的这个秘密，她至少隐瞒了3天嗓子疼，并对父母撒谎，都是为了逃避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她真的狂怒了，在这以前她一直处于守势，但是现在她开始进攻了。
Lesson4自己选择死亡方式
制定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已经到了不能再回避的地步。
在世界上某个较小的国家里，安乐死被医疗机构普遍接受，每年都有数千例公开实施。
而在某个世界大国，安乐死虽然经常受到医疗机构的公开谴责，每年却以数倍于此的次数秘密实施，且从未公之于众。
但是，在上述那个国家有医生因为实施安乐死而在监狱里服刑呢？
是在小国荷兰。
荷兰制定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能有效的管理它。
那位荷兰的医生违反了他国家的规定。
有关安乐死的问题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绝不仅出现在美国这个禁止安乐死的大国。
目前美国正再次展开有关安乐死的辩论
美国医学会会刊1月份发表了一封非同寻常的来信。
一位医生在信中宣称自己按照病人的意愿，杀死了一位身患癌症的20岁女孩，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辩论，而这场辩论将轰轰烈烈地持续到秋季，那时加利福尼亚州可能会就一项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进行投票表决。
这封信可能是为了起到引发争议的效果，内容并不可信。
是作者自己在信中声称他（或她）第一次与那位得了癌症的病人见面，听到病人说出5个字——让我去死吧——然后杀了她。
即使是极端的安乐死支持者也不赞成这种情况下采取如此做法。
然而，医疗上出现的可怕事件如洪水猛兽一般，并不比安乐死的情况更好。
它们无疑会在英美以及其他国家中继续施肆虐，几乎成了令人恐怖的常规。
一些医生私下透露他们有时会故意杀死病人，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令人担忧。
多数医生说他们知道其他医生也有同样的行为，但是因为即使在病人乞求他们的时候，医生也几乎不能和病人公开讨论安乐死，因此医生往往倾向于仅在要死的人处于垂危昏迷之际而无法表达是否同意安乐死时，才结束其生命。
由于自愿要求安乐死收到禁止，就只能由医生自行做出决定了，病人会在夜间收到药物注射而非自愿地离开人世。
这是不使安乐死公开的代价。
如果所有形式的安乐死都是错误的，那就应该统统列入禁止之列。
可情况果真如此吗？
许多人都认为依靠医学技术来延续生命带给人的痛苦是令人悲哀、可憎可恶的，完全不顾人的尊严，因此被动的安乐死——让病人自行死亡——被人们普遍接受。
美国大多数州都有关于“活遗嘱”的法规，为医生提供保护。
如果医生没有尽力救助曾声明不想延续生命的病人，不会为此受到起诉。
主动的安乐死——杀死病人——却依然争论颇多。
将人杀死与让人死亡之间的界限还能维持多久呢？
正因未履行某种职责受到处罚一样，人也可能因干了某事而不受责难。
让我们从道德伦理著作中举例说明。
假定一个人会从某个孩子的死亡中获益，当这个孩子在浴缸中撞伤头部而失去知觉时，那个人视而不见，任其溺水身亡。
虽然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做，但他并不能因此就开脱罪责。
同样，再假设为了缩短而不是延长死亡到来的时间，医生终止某种治疗是无可指责的做法，那么如果这位医生使用足够的镇痛剂使病人死亡，他就一定大错特错吗？
这位医生采取了某种行动，而不是未尽到某种职责，这会使他有罪吗？
许多医生一直为解除病人临终前的痛苦而奋斗着。
他们认为在病人请求安乐死时，根本无法截然区分被动与主动的安乐死。
他们赞成医生杀死病人的理由是：
医生的职责之一就是使病人免遭痛苦，这是医生所做的全部事情，而杀死病人则是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
这个观点并不新颖。
当希波克拉底为医生制定信条的时候，曾明确禁止安乐死，而多数其他希腊医生和思想家都不赞成这一禁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有人认为死亡的时间是上帝安排的，任何人不得缩短他人的生命，然而假如一位病人的人生观使其接受安乐死，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其他人还要用不同的宗教观念去干预其死亡呢？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有关安乐死的法律体系允许医生在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垂死病人的请求实施安乐死，就可能为杀人首开先例，从而危害社会。
这个问题取决于社会。
当年荷兰医生英勇无比地顶住了压力，拒绝参加使安乐死声名狼藉的纳粹用人体进行医学实验的暴行，这恐怕不是巧合。
这些医生对个人自由坚定不移的尊重使他们没有杀害渴望活下去的健康人。
今天正是同样精神又使他们去帮助不愿活下去的垂危病人。
与之相反，西德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使任何形式的安乐死合法化。
由于历史的阴影反对安乐死的力量异常强大，在那些近年来自由意志的传统未受任何干预的国家里，为自愿安乐死制定有限规定并不会使人们产生太多的恐惧。
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情况更加糟糕。
Lesson5宁为黑人不为女子
我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黑人妇女，这使我不同凡响。
国会中还有九位黑人议员和十位妇女议员，但我是第一位同时克服两个不利因素的人。
在这两种不利因素中，是个女人比是个黑人更糟。
如果我说做黑人比做妇女更糟糕，也许没有人会对我的说法提出质疑。
为什么呢？
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
说美国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对于几乎所有男人——还有大多数女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
许多年以来，多数人看不到社会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
当黑人终于通过静坐示威、联合抵制和自由乘车游行的方式以示抗议，来提及这问题时，他们觉得简直难以置信。
“谁，我们？
”他们委屈的问道。
“我们歧视黑人”对美国白人来说，这是漫长而痛苦的再教育的开始。
他们，包括那些自以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白人——还需要许多年才能发现并消除他们实际上都持有的种族主义态度。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的困难有多大？
我确信这将会是一场更持久的斗争。
部分问题在于比起黑人来美国妇女被洗脑的程度更深，且更满足与她们次等公民的角色。
我来解释一下。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除了最后的那六年，其余那些年干活的是我，我干的是所有无聊琐碎但对竞选胜负至关重要的工作——可得到好处的却是男人，这几乎就是政界妇女一直以来的命运。
在美国政界，大部分的工作仍然是由妇女来做——大约300万志愿者。
她们中任何人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有幸当选为区或县的副主席，这是一个隔离却平等的职位，是给那些多年来一直忠实从事装信封和组织牌局工作的妇女的奖赏。
在这种职位上，她可以享受公费出差去参加加州或全国性的会议或代表大会，在这些场合她的作用就是和她单位的男主席投一样的票。
1963年，当我企图摆脱这一角色代表布鲁克林的贝德富锡——斯图维桑特参加竞选纽约州众议院的席位，遇到极大的阻力。
从竞选一开始，我就要面对他们毫不掩饰的对女性的敌意。
但是在四年以后，当我竞选国会议员时，性别问题才成了一个主要争端。
我所在的党派的党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如何阻止我参加竞选。
我的对手，著名的人权运动领袖詹姆士法默竭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男子汉气概的黑人形象：
他坐着带有扩音器的卡车在附近的地区巡回，车上载满留着非洲发式，、穿颜色花哨的宽袍和蓄胡子的年轻人。
电视台记者对我不屑一顾，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而对此我和我的竞选经纪人韦斯利？
麦克唐纳？
霍尔德却很清楚。
在我们这个区内，登记参加投票选举的人中男女比例是1:
2.5，而且这些妇女是有组织的——是教师家长协会、教会社团、牌局俱乐部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性团体的成员。
我去找她们寻求帮助。
法默先生到现在仍然不知道他是如何被击败的。
当一位聪明的年轻女大学生开始找工作时，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会打字吗？
”在这个问题背后是一整部妇女受歧视的历史。
为什么被看成是秘书而不是管理者？
为什么被看成是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而不是律师？
因为她们被认为是不一样的，低人一等的。
快乐的家庭主妇和心满意足的黑鬼都是由歧视产生的典型人物。
妇女甚至还没有达到黑人所达到的象征性的平等水平。
最高法院中没有妇女，只有两名妇女曾担任内阁的职位，但现在一个也没有。
只有两位妇女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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