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情系新中国航空工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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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情系新中国航空工业
周恩来情系新中国航空工业
中南海西花厅两次重要会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战飞机来夺取制空权。
可是，当时国内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
于是，尽快创建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这两次重要会议决定了中国航空工业后来的命运。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
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以及争取苏联援助问题。
会议通报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战场形势：
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志愿军后续部队、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等均受阻，形势非常严峻。
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空军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自己的飞机来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
经过连续几番紧张热烈的讨论，最后周恩来作会议总结。
他强调指出：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
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
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亿多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
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
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
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
”周恩来的总结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会议最后还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成员的代表团赴苏，与苏联谈判援助中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
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还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细致地嘱咐：
“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
规模要搞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
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
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
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
”
接着，周恩来又与何长工商谈了在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
临别时，何长工风趣地问周恩来：
“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
”
周恩来笑了笑说：
“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
为了使航空工业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进而落实周恩来确定的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方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顾问一起研究制订了一个方案，其主要内容为：
计划用5至8年时间，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15比斯（后改为米格-17埃夫）。
该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不久，周恩来便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的问题。
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讨论，认为该计划基本可行。
最后，周恩来在会议总结时，对有关落实工作的细节问题作出指示。
他说：
“我同意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年产3600架飞机了。
但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
关于明年底订货问题，和在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还要先给苏联发个电报，请他们给予考虑。
”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时，周恩来明确答复：
“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
至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等问题，由富春同志办理。
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差不多够了，我准备拿出60亿斤。
另外，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也是需要的。
”
会后，将讨论修改的新方案上报中央和军委。
不久，毛泽东就批准了这一方案。
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情况
1951年元旦刚过，何长工就率领代表团乘一架伊尔-12飞机前往莫斯科，执行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特殊使命。
在北京西郊机场临登机前，前来送行的陈云对何长工说：
“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
”意即中财委要着手筹措一大笔外汇，支持建设航空工业。
何长工紧握陈云的手非常自信地说：
“那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然后，他转身登机，在机舱门口与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1月8日，中苏正式开始谈判。
苏方参加谈判的是以维辛斯基为首的，包括外贸部副部长柯瓦利、航空工业总设计院院长波依索夫以及国防部、航空工业部的代表在内的7人谈判委员会。
谈判由维辛斯基领导，日常谈判由柯瓦利主持。
由于中国代表团事先同维辛斯基经过沟通，并取得了“战前”的胜利，所以正式谈判开始后，就直接进入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正题。
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明确，那就是积极赞成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
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先计划准备谈的要不要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而是直接洽谈怎样援助中国及援助什么的问题。
在后续的谈判中，主要是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围绕着这些问题，中苏双方又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
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方的方针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先搞飞机修理，后搞飞机制造。
按照这个方针，苏联的援建项目不仅仅要考虑修理的问题，而且要从长计划，并考虑将来的制造问题。
因此，中方要求苏联在帮助建厂时，就要在整体布局上做通盘考虑，同时还要为将来的飞机制造做好准备。
但是，由于苏联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方的这个“两步走”方针很不理解。
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搞自己的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只要向苏联订货就行了。
这次谈判只谈修理问题，至于制造问题，以后再说。
面对这一僵局，中方代表团一再解释和说明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毫不妥协，据理力争。
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赢得了苏方理解。
最后达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的协议，并决定待协议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8名顾问和100名专家来中国帮助援建工作。
关于修理的规模问题。
这个问题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由苏联帮助中方修理发动机2000台、飞机5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米格-15、图-2轰炸机、雅克-11、雅克-18和拉-9、拉-11等），以解决抗美援朝战场急需；建设规模确定为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初步先改扩建6个军工厂。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又适时提出请苏联派一列修理列车来华的建议。
这种列车也叫列车工厂，有35至40节车皮，工作人员在车上食宿。
车上安装有车床、实验设备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台，并带有较齐全的零部件，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中小规模修理。
这种修理列车是当时抗美援朝急需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机动修理厂，前线哪个机场有受损的飞机，修理列车就直接开到那里进行抢修，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修理战斗机的效率。
援建中国的工厂在哪里设计，这个问题争论最激烈。
苏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在莫斯科设计，然后把图纸送到中国施工。
代表团对他们的这一提议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进行选点、水文地质勘探，设计才能进行，这是常识性问题。
因此，代表团始终坚持既然在中国施工，就应该在中国设计。
并反复强调，在莫斯科搞设计难以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不符合实际，必然又要修改，这就给施工带来很多人为的困难，中方总不能每天坐飞机往来北京―莫斯科之间吧！
那样既费时，又误事，造成大量的浪费。
既然苏联愿意真诚地帮助中国，那么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意愿来帮助中国。
为赢得苏方的支持，代表团分别向苏方代表作了许多解释工作。
在后续的谈判中，中方的意见终于赢得了苏方多数代表赞成。
最后双方议定，由苏联派20名专家到中国搞设计。
它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代表团赴苏谈判期间，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展情况。
他对代表团能够赢得苏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的谈判成果表示满意，但还是感到建设的规模偏大。
尤其是当他得知代表团未经请示国内就向苏方订购了一批设备后，立即电告代表团：
“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作最后肯定，显较急躁。
既然已定，除望争取的订单内确为我们急需者外，只好先订草案，回国后，经审核批准再正式签字，如何，盼告。
”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他不仅考虑到当时购买这批设备国家的支付能力，更担心买回并不急需的设备而造成浪费。
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出批评，而是以“显较急躁”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代表团成员深受感动。
随后，代表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有关项目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只选留一部分急需的设备。
经过18天的努力，谈判终于获得成功，与苏联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
当天上午，苏方人员就将《协定》草案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听苏方人员说，斯大林中午没顾得上休息就开始审批，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审批完了。
斯大林在批示中写道：
“谈成的草案要不断修正、补充。
一定要支持中国兄弟办航空工业，中国的基础薄弱，我们要全力帮助。
”
2月19日，何长工与苏方代表草签了《协定》。
代表团回国之前，维辛斯基为代表团举行宴会送行。
这位老朋友感慨地举起酒杯，由衷地祝贺这次苏中谈判圆满成功！
代表团也为中苏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气氛非常热烈友好。
这时，维辛斯基特意走到何长工的身边幽默地说：
“何同志，你下次再来时，希望你带两个飞行团在莫斯科红场降落！
”
何长工会心地一笑说：
“也许带三个团来！
”在场所有的人都被他俩幽默的对话逗笑了。
1951年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柯瓦利代表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修理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
这项协定包括援建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专家、顾问，总金额为3000万卢布。
这次赴苏谈判最大的成果，就是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这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试制成功
1951年6月29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决定，空军将“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正式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
同日，中国第一个歼击机研制基地―――沈阳飞机制造厂（代号“112厂”）诞生了。
随后，周恩来主持研究事关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他所作出的主要决策、确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有力措施，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这一时期，作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的112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厂由修理到制造的转变。
1956年7月19日，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
北国盛夏的清晨，依然凉爽宜人。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中0101”号，在完成全部地面试验检测后直接进入试飞阶段。
担负这次首飞任务的试飞员是从空军选调来的吴克明。
他虽年仅26岁，却是一名具有显赫战功的老飞行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战斗起飞达数百次，直接参加空战10余次，曾先后击落美国空军最先进的F-86战斗机两架。
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不仅练就了吴克明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作风，同时还使他的飞行技术经过战斗洗礼更加精湛。
吴克明领受试飞任务书后，像往常一样带好飞行装具，径直向那架已经做好飞行准备的“中0101”飞机走去。
此刻，这架银白色的战鹰在晨晖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夺目。
吴克明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看着全是中文标识的开关和仪表，不由得感叹道：
“这才是我们的飞机！
”他按程序对座舱设备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启动了发动机。
紧接着，他便开始做地面滑行试验。
飞机在高速滑行时，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纵性，这更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
当他确认一切就绪时，便把飞机滑向起飞线待命。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吴克明驾着“中0101”号呼啸腾空，紧接着跃升、俯冲、盘旋、通场……当预定的试飞课目完成后，吴克明便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按时返航。
最后，当他把“中0101”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后，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112厂举行了隆重的验收签字仪式，并把该型飞机命名为“56式”飞机（后在全国飞机统一编号时改称为歼-5飞机），同时批准成批生产。
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
“国营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飞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
”
9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抓住转机加速发展第二代先进战机
1961年初，苏联政府准备卖给印度尼西亚一批米格-21歼击机，并与中国政府协商，要求通过中国将这批飞机转到印度尼西亚去。
苏联领导人也想借此机会缓和一下日益恶化的两国关系，便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向周恩来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
如果中国需要，苏联也同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歼击机。
不久，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飞机的制造权，希望中方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
听完汇报，周恩来当即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出：
“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
毛泽东听完情况汇报后说：
“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
随后，中国派出以刘亚楼为团长，丁仲、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飞机事宜。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与引进米格-17和米格-19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友好，虽然两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没受到多大影响。
尤其是民间交往还很密切，中国总是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而苏联人民也愿意真诚地帮助中国搞建设，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
所以，前几次技术引进都进行得比较顺利。
可是，眼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导致两党关系破裂，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因而这次谈判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中方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
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
刘亚楼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
“我们不看飞机，不看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
！
”
在这种情况下，苏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了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由于这次谈判是在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自始至终受到周恩来的关注。
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并就此事向国内汇报。
对此，周恩来专门请示了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
“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
周恩来立即回电指示：
“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
派顾问则不能答应。
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既坚决又果断，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
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
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于取得谈判成功。
1961年3月30日，双方达成协议，并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但中方不同意苏联再派专家来中国。
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气愤地说：
“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
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
1962年10月2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飞机，定名为“62式”飞机（1964年11月4日，全国统一飞机型号时改为歼-7型飞机），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飞机生产计划。
歼-7飞机结构复杂，共有2万多个零部件，近200项新结构、新工艺和新材料。
尽管如此，飞机设计人员和有关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和攻克难关，自行编写全机工艺规程1.8万多份，自行设计和制造工艺装备2.16万套、各种实验设备177项。
新一代战机的引进和试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62年6月，周恩来前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并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企业领导干部会议。
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并着重研究了新机试制问题。
1963年9月，歼-6飞机试制成功。
这是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情况下完全由中国自己试制的，标志着中国已进入独立自主仿制超声速歼击机的新阶段。
从此，中国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行研制开发的道路，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超声速作战飞机的国家之一。
在歼-6飞机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之后，中国又把目标瞄向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二代战机。
1965年11月28日，国产歼-7飞机（0002号）总装完毕，随后转到试飞站进行试飞前的各项地面测试。
1966年1月17日，中国制造的第一架歼-7飞机由试飞员葛文墉首飞成功。
力排极左错误思想的干扰破坏
在“大跃进”运动和极左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航空工业遭受严重挫折。
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
特别是试制的“东风-103”和“东风-102”两种飞机都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引起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1960年5月10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
这次《军委常委会议纪要》指出：
“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的缺点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
” 为了挽回“大跃进”运动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机部于1962年6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
紧接着，国防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两次会议周恩来都参加了，并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周恩来重点作了五点指示：
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
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
6月13日，周恩来在参加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之后，专程来到112厂视察。
在视察过程中，周恩来深入总装车间现场，关切地询问新型飞机试制的进展情况。
总工程师高方启向周恩来详尽汇报了工厂整体生产情况。
周恩来还特别关注试制新型飞机所需的原材料和成品件的供应状况，并询问能不能供应得上。
当他得知绘制歼-6飞机模线用的钢板是进口冷轧板时，立即转身对秘书说：
“给鞍钢打个电话，问一问他们能不能生产。
”周恩来希望生产歼-6飞机的材料和器材全部立足于国内，以免将来受制于人。
下午5点多钟，天下起了小雨，但是他仍然坚持步行到机械加工车间视察。
当工作人员上前给周恩来打伞时，他连连摆手说：
“还有那么多人没打伞，也别给我打伞了。
”
经过视察了解，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指出：
“当前计划调整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四句话，只有退够才能更好地前进。
”他在讲话中还指出：
“尖端要有，也要加紧搞常规武器。
”并讲：
“过去由于高指标产生过矛盾，现在就不能再订高指标。
”
这两次会议之后，航空工业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整风运动和质量整顿工作，并很快纠正了偏差，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取得新的成效。
“文革”期间，航空工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这一阶段，航空工业系统企业领导班子基本瘫痪，许多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被撤销，质量管理制度废弛，生产和科研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航空产品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量问题。
周恩来对航空工业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非常痛心。
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尽最大可能避免和挽回“文革”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
1969年4月12日，针对航空工业产品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空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开会。
他在会上严肃指出：
“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
410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
报告了没有？
你们为什么不敢抓？
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
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
”航空工业部门的领导解释说：
“现在有的工厂正在逐步恢复检验制度。
”周恩来听后越发生气地说：
“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该马上恢复。
你们应当下命令！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不是废弛。
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
”
周恩来在抓航空产品质量问题上，历来是坚持原则、旗帜鲜明的。
不久，“文革”导致航空产品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全面暴露，尤其是歼-6飞机更为严重，工厂先后积压了572架飞机。
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能出厂，飞机厂变成了“养机场”，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援外飞机。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焦急。
仅在1971年底，前后连续6次针对歼-6飞机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
1972年12月11日，周恩来接到空军某师发生的一起事故报告后，给叶剑英、李德生写信说：
“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
请告空司，对歼-6分两批援外的40架和31架，再派人（会同沈阳112厂）赶赴现场（浪头、和田），移交前进行必要试飞，然后再请对方也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方能移交。
如不合格，必须调换，不能马虎。
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
”随后，周恩来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航空工业部派人到工厂实地检查，看究竟有多少已生产的歼-6飞机能符合援外的质量标准，并要求一定要保证援外飞机的质量。
他同时指出：
“不合格的飞机在国内使用也成问题，必须对此作出结论。
”
面对航空工业的现状，周恩来非常忧虑。
12月18日7时，周恩来看了浪头现场检查组发回的电报后，立即批示：
“歼-6飞机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17.5%。
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吗？
！
”
随后，周恩来又委托叶剑英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在讲话中质问：
“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
”同时强调要求：
“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
”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把常规武器搞好，要精益求精。
还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
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12月26日下午5时，周恩来在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人的陪同下，在军委会议室接见了与会代表。
周恩来严肃地说：
“你们相互自我批评就好。
我们自己生产500多架飞机，人家说我们是第三空军大国。
飞机事故这么多，我们怎么向党交代？
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
”
叶剑英补充说：
“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精益求精’的要求，回去一定要抓好质量，首先要抓好设计、工艺、材料这三大方面。
”
在接见即将结束时，周恩来鼓励大家说：
“我们要使国防工业赶上去，三机部力量很强，人的因素第一，积极努力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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