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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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分析

我国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分析

一、绪论

“恶搞”指滑稽模仿及其引伸发挥,对历史上或现实中的各种思想、人物、事件、作品等进行趣味化、颠覆化、反传统的解释,演绎或改塑的行为[]。

恶搞一词起源于日本，原词“KUSO”意即“粪便”，是通过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事件重新演绎、重新解释或重新安排命运，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

当今社会中的青年人都在疯狂找乐中：

PS图片、创作搞笑文学、制作传播Flash或DV短片等等，恶搞已经是一种全球娱乐。

恶搞其实就是对于各种表现元素———图形、语言、色彩、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等的拼贴、剪辑以及把所有相关或者不相关元素的有序无序的组合，利用蒙太奇手法给人造成一种荒诞的、戏剧性的、意想不到的视听感受，进而触动受众心中的某根神经达到共鸣，它们表现的是一种荒诞的、黑色幽默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

让人们在开心一笑的同时感受到作者的思想和看法，而这种表现形式使得受众心理在不设防的状况下接受信息，在娱乐的同时感悟思想，传达比较到位，而且记忆力比较持久。

巴赫金曾说过：

“艺术观察的新形式，是经过若干世纪缓慢形成的，而某一时代只是为了这新形式的最后成熟和实现，创造出最适宜的条件。

”他在研究狂欢文化时就指出：

任何艺术体裁和艺术形式都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

影视恶搞现象当然也不应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以往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先例。

一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广阔的历史探索。

影视恶搞这种新的表达现象出现就其含义而言，也应该有长时间的积累和一个历史的过程。

在影视作品中“恶搞”的现象也不是突然出现的，人们往往也是由于在社会上广泛存在着一些恶搞的思想，当人们开始在对别人的图片涂鸦的时候，当人们在狂欢节上反常和完全自我的表演时，实际上这些行为已经具有影视恶搞的性质，这种恶搞性质的例子当然还很多。

而在影视作品中的恶搞行为能让此想法表现得比较容易且形象而已。

这个历史过程是结合了新的影视科学技术和传播方式，是对此现象的一种发展和创新，这样也成为一个文化发展过程。

影视作品中所展现的影视恶搞现象，就更多的结合了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像《武林外传》、《龙门客栈》等。

主流文化的淡化，调侃、戏拟与反讽，碎片性、零散化与拼贴艺术等等特征在这里展现了出来，而就本身这些后现代的文化特征又是在一个长时间积累和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

本文通过对影视恶搞的系统研究发现，它展现的是社会现实状况，还揭示了当下中国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种种弊端，对这些弊端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为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也越来越显示出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

二、我国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分类

“恶搞”文化中许多信息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直接表达和描述,常常表现为一些由琐碎日常生活细节所编织的生活流或是俏皮的流行语,它以感性文化的形式实现了对现实生活零距离的复制,给予人们最近距离的文化消费。

而影视恶搞,即指在主题内容、情节设计上具有恶搞性质的影视作品。

那么，从恶搞的隐蔽性的不同，影视恶搞则可以分为“显性恶搞”与“隐性恶搞”；而根据恶搞的目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娱乐恶搞”与“广告恶搞”。

（一）显性恶搞与隐性恶搞

首先，根据恶搞的隐蔽性不同,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可以分为“显性恶搞”与“隐性恶搞”[]。

前者如《大话西游》、《武林外传》、《大电影之数百亿》、《大电影2.0之两个傻瓜的荒唐事》等,其恶搞手段停留在表面的表演、台词、对白等,能为观众直接感受到,所以称之为“显性恶搞”。

还有一些未挂恶搞之名但却行恶搞之实,的确具有恶搞效果的影视作品,属于“隐性恶搞”之类,其中以戏说类电视剧作品最为突出。

像电视剧《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至尊红颜》、《传奇皇帝朱元璋》、《蝶舞天涯》、新版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等。

这些电视剧在原有故事和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所谓根据市场和观众的需求而设计的主题、情节以及其它内容,但由于与历史、与原作在思想境界、艺术水平上相差较远,与大众原有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产生较大的冲突,从而使其具有了强烈的恶搞效果。

如新版电视剧《林海雪原》给原本“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杨子荣新增了不少情感戏成分,如与槐花的不明不白的感情,如因小白鸽而与少剑波产生冲突等,使英雄人物形象增添了不少感情污点,受到了不少观众指责与批评。

如新版《杨乃武与小白菜》将小白菜塑造成了“潘金莲”:

潘金莲看上了武松,被拒绝,小白菜想和杨乃武谈恋爱遭到杨乃武姐姐的坚决反对；西门庆看上潘金莲,就和卖茶的王婆合谋半逼半求地和她偷情,小白菜则是被知府家的少爷刘子和看上,被迷奸后也爱上他,而且刘子和身边也有个出坏主意的,是药铺掌柜；小白菜的丈夫跟武大郎一样其貌不扬、老实巴交,发现妻子偷情后,都死在了一碗药上,等等。

这些情节上的硬伤显然是对“老版”的一种恶搞,不但无法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而且网民们对其大加诟病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在一些电视节目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恶搞现象,虽然不太泛滥,但也有逐渐蔓延之势。

（二）娱乐恶搞与广告恶搞

在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因为恶搞目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娱乐恶搞”与“广告恶搞”。

“娱乐恶搞”常常出现在喜剧中，由于影视作品的基调是喜剧，也就决定了呈现给受众的应该是开心，搞笑的画面，也就离不开恶搞现象。

如冯小刚的喜剧片《非诚勿扰2》中，影片在开场时原本那段戏是秦奋和笑笑共同的好友李香山和她的妻子的离婚仪式，但是被创作者近乎以“结婚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广告恶搞”则是广告以恶搞的形式植入影视作品中，使广告更能让受众在无形中接受，形成主观意识去唤起对品牌的记忆，更好的达到其宣传和传播的目的。

企业做恶搞广告的本意是让其不像广告，隐藏于载体之中，但根据广告要素进行分析它具有广告的本质特征：

它有明确的广告主（如，电影的某品牌产品赞助商），清晰的广告目的（如，展示新产品功能或提高品牌知名度），具体的广告内容（如，品牌名称或产品功能展示），较为明确的广告受众（如，电影观众），而且要支付一定费用给传播载体[]。

这些都与普通广告别无二致。

恶搞广告与普通广告相比并不直接唤起受众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也不试图向受众讲述完整的广告情节，更排斥普通广告所采用的夸张手法。

它所追求的是那些在屏幕上一晃而过的恶搞广告镜头，能够唤起受众大脑中所残存的有关某一产品和品牌的信息，加深受众对品牌的印象，以便受众在面临消费决策时给予必要的提示。

另一方面，恶搞广告也希望影视作品表现出的美感和情感发生“移情”效应，使受众的认识从影片“嫁接”到现实的产品和品牌中去。

三、我国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表现形式

人们在影视传播这个媒介中可以获得消遣和娱乐，可以把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和不满转移到这里面，在这里获得满足，产生注意力转移的效用；在这里通过影视的表现替代人和人之间的表现，抒发情感，获得交流。

通过对媒体信息的利用，获得人际关系的效用；通过这个媒介内容还可以了解自我，确认自我观念、发现真实，取得自我确认效用；通过媒介知晓信息，了解变化的环境监测效用。

从影视文化的发展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把影视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结合了起来，从而导致了影视文化向日常生活化的转变，也就促成了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影视现象。

从影视传播的角度出发，其表现有以下四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对影视作品中的场景画面进行恶搞。

影视作品的场景以恶搞的形式出现在画面当中,这种传播方式较为隐蔽,影视剧中的场景以恶搞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中,而不需要影视作品中的人物用语言来进行表现。

在影视剧中,影片的内容,通过对场景画面进行恶搞,以此来加强消费者对的认知和记忆。

如情景电视剧《武林外传》中一个比赛的场景:

无双和小郭进行才艺比赛，这一段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将当今娱乐圈综艺节目的精华都运用得淋漓尽致，超凡脱俗。

你可以看到幸运52，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影子出现在比赛的场景中，如果你看过幸运52以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综艺节目，你会马上在头脑中浮现出来，在《武林外传》中以恶搞的形式呈献给广大的电视观众。

第二种形式是对影视作品中的台词进行恶搞。

在影视作品中的恶搞形式以恶搞台词最为普遍，恶搞现象以台词的形式出现在人物的对白或主持词中,而在这种形式中，广告恶搞也是最多的，让受众听到人物对白时便能自主的想到其产品的广告内容，这样在影视剧中的广告植入既不生硬，又能更好的让受众去接受，形成一种主流意识，主观的去联想到产品广告，而不是直接强制的植入广告，让受众去接受，让观众产生反感等情绪。

如电影《阿甘正传》中,汤姆·汉克斯则对他的听众讲:

“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是可以喝‘彭泉’牌饮料。

”再如电影《没完没了》中“路易十三”的那场戏:

大伟喝醉了,抱着“路易十三”连睡觉都不放,大伟的哥们看他喝多了,问道:

“大伟想吐吗?

”大伟抱着酒瓶说:

“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十三,路易的。

”这段对白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还巧妙地为“路易十三”这种酒做了宣传。

2006年元旦开始播出的《武林外传》是电视剧将恶搞进行到底并获得大多数年轻人追捧的一部经典之作,该剧以戏谑的手法揭示了所谓的“武林”的内幕,并且将综艺节目、选秀模式、广告词、经典台词等一网打尽,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搞笑”效果。

如剧中的“鸟牌皂角粉,洗出一代好掌门！

”、“唉,菜又炒糊了,这还让人怎么干啊?

还在用铁锅炒菜吗?

快用唐门不粘锅,各大兵器店均有销售。

用唐门不粘锅炒菜，你好我也好。

”、“年纪大了，骨质疏松，身体提醒你，缺钙啦！

白驼山壮骨粉，背诵欧阳锋独家秘方，专为武林人研制。

”等广告台词，这些都是以恶搞的形式出现在影视剧中，既能让受众在娱乐、开心的心情下观看影视剧，又能非常巧妙的接受产品的广告植入，这是一个双赢的效果，这也成为长达80集电视剧让观众不觉得厌烦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种形式是对影视作品中的道具进行恶搞。

信息常常以剧中人物经常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影视作品中的道具来进行恶搞,同影视作品中的台词恶搞一样，这种恶搞形式更适用于广告恶搞，通过对道具的恶搞，来强调宣传某一产品,即产品间接作为角色的道具或用具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借助角色来衬托出产品的特色、性能等。

通俗地说,影视剧中的人物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可以成为进行恶搞的道具。

如，在《武林外传》中，“唉,菜又炒糊了,这还让人怎么干啊?

还在用铁锅炒菜吗?

快用唐门不粘锅,各大兵器店均有销售。

用唐门不粘锅炒菜，你好我也好。

”这句话是从李大嘴中说出，而这里面恶搞的正是李大嘴炒菜所用的锅，这不仅仅是前文中的台词恶搞，其中也涵盖了道具恶搞，这样的影视效果以及广告效果会更加的让受众自然而然的去接受，在幽默中接受。

第四种是对影视作品中的音乐进行恶搞。

在影视作品中，还有一种恶搞的形式便是对影视剧中的音乐进行恶搞，打破一些传统的认知，给人一种新奇的体验，让受众感觉到耳目一新，更好的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增加影视作品的趣味性，让受众更乐于接受。

这种恶搞经常出现在喜剧片当中，如前文中提到的冯小刚的喜剧片《非诚勿扰2》中，影片在开场时原本那段戏是秦奋和笑笑共同的好友李香山和她的妻子的离婚仪式，但是被创作者近乎以“结婚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影片中的背景音乐也是结婚仪式才有的结婚进行曲，两者之间在传统的认知上，呗消解在让人忍俊不禁的恶搞和幽默里了。

四、我国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成因

为什么恶搞能成为一种风气？

恶搞文化在现今社会如此的流行离不开传媒利益的驱动、社会受众的多种心理、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传播技术条件的成熟。

因为这些原因，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才得以产生与发展，恶搞离不开这些原因。

下面我们对影视作品中“恶搞”文化得以流行做一些具体分析。

（一）传媒利益驱动

市场经济理念下的“眼球经济”的媒介需求,即传媒利益驱动是“恶搞”流行的另一原因[]。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市场的驱动使得争夺“眼球”成为媒体的一致追求,反映在媒介经营中就是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收听（视）率以及网络的点击率成为媒介效益的晴雨表,因为它们是广告主投放广告的最重要参考系数。

因此,网络媒体不可避免地会选择那些能吸引“眼球”的信息加以传播,因为它们能提高网页的点击率。

而“恶搞”文化以其特有的搞笑反讽、幽默诙谐在网上有着广大的受众基础,这对网站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恶搞”文化的异军突起、恶搞作品的不断涌现、对“恶搞”文化的激烈讨论都为网络的后续点击率提供了很好的话题议程,备受网络媒介青睐。

（二）迎合受众心理

娱乐狂欢心理是媒体恶搞最初始，也是最浅层的原因。

这种原因的形成有其深广的社会、文化渊源。

恶搞文化体现出了审美意识的多元性，各阶层的人都能把自己的审美意识和语言特色表现出来。

观众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作品，典雅的，诙谐的，优美的，粗俗的，甚至还有不文明不健康的；看到各式各样的文本，听到各式各样的言语。

当所有这些风格、文本和个体化、行业化的语言得以同时展现，个人要求个性解放，希望摧毁一切、创造一切、共享一切，而不愿再遵从传统权威的指引。

所以可以说这儿就是一种“‘集市’模式”，是一个狂欢节广场。

人们都有狂欢的精神，都有追求快乐的欲望，希望从各种各样的狂欢仪式中获得快感的最大满足。

约翰·费斯克指出“大众的快乐可以看作是双重的——一种是符号的保障的快乐，一种是解放的快乐。

”恶搞文化体现的就是一种解放的快乐，它所带有的狂欢特色与大众的游戏狂欢心理情结相契合，是大众集体狂欢的一种彰显。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指出，“狂欢状态是人出于最高形式的自我肯定需要的产物。

”也就是说大众都有一种狂欢的心理情结，这种情结是他们实现自我的一种心理补偿。

这种强大的娱乐功能极大地满足了身心俱疲的现代人缓解心理压力的内在需求，使人们在笑声中排泄掉负面情绪，保持精神系统的动态平衡，与现实形成新的认同，从而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当代社会公众对休闲娱乐的渴望与需要是“恶搞”流行的社会心理原因。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发泄的渠道和路径,并且渴望自己的行动得到关注和认同。

“恶搞”文化以影像的直接、浅显使人们能毫不费力地消费它并从中获得愉悦感,使公众的休闲和娱乐渴望轻松地得到满足。

正是影像的生产能力逐步增强，影像接触的密度加大，它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和人群，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影视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影视与人们渐渐接近了，人们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日常生活以自己的审美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就出现了影视作品的后现代表现恶搞现象。

（三）符合社会文化大环境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

后现代文化具有后现代结构、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共生、否定权威等典型特征,恶搞文化与后现代理论所倡导的思想不谋而合,其选材的“碎片化”表现形式的“无厘头”、作品风格的“荒诞化”都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恶搞”文化体现了“无厘头”文化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反讽社会的自由精神,具有强烈的草根性、现实性和幽默感。

“恶搞”之所以能成为当下的“流行时尚”,是因为人们在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里,需要一种调味剂来求得自我的平衡,而“恶搞”文化提供的是态度与价值的多元化,人们可以任意地加以选择。

“恶搞”现象其实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社会文化引导存在一些问题。

在现代社会,除了主流文化,还有亚文化；有主流思想、主流意见,还有另类思想、另类意见。

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加。

我国的开放环境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使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意识形态多元化,彰显了坚持价值主导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然而时下却存在价值观多元化,高雅文化缺位,理想信念教育苍白无力的现象,主导价值观的舆论引导不力。

（四）依赖传播技术条件

传播技术和渠道的变革为恶搞的广泛流行提供了条件和手段。

从传播技术上看,“恶搞”文化流行是依赖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影视作品为“恶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

借助技术而创造的图文世界,其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是纯文字作品所无法表述和给予的,图像的逼真和特殊的视觉效果更能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和视觉美感追求。

从传播渠道上看,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能展示个性化的一面,人的创造力、想像力和幽默感被激发了出来。

而影视传播的互动性、无疆界性则将这种自由的精神在最大范围内加以传播,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传播效果。

五、我国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影响

我国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突出表现在时间短、原创性强，以国内中文作品为主，以娱乐和讽刺为主要目的，带有明显的时代潮流感和民间特色；语言运用灵活，贴近普通民众，以中文为基础、以流行文化为背景，能够很容易地建立共同的意义空间、与受众进行良好的沟通，多出现方言性语言及当代流行语等语言类型，使用方言、性语言及流行语等类型语言，可以使作品中的恶搞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增强作品的沟通力和影响力。

这些特征反映出恶搞现象在内容上所具有的传播优势:

较短的时间可以方便受众快速地接受和传递；不可否认，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恶搞都存在消费主义的倾向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恶搞文化的盛行正是因为恶搞能够满足年轻一代反传统反权威的草根文化特质,所以为广大青少年群体所喜闻乐见。

恶搞文化与后现代理论所倡导的思想不谋而合,其选材的碎片化、表现形式的无厘头、作品风格的荒诞化都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一）我国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正面影响

1.强大的娱乐功能

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广为传播，主要就是源于其创意搞笑，源于其强大的创意娱乐效用，以及人们追求快乐的心态。

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的文化，使年青一代更倾向于在娱乐中生长，其俏皮的话语方式有异于老一辈受传统规范拘束的严肃的话语方式。

而外在压力之大，更是迫使他们找到一种最便捷、不同于传统的话语方式进行释放。

绝大部分年轻人都是以一种很健康、无恶意的方式进行“恶搞”，且作品中充满智慧和创新，这种轻松幽默的形式，恰恰可以让人们放松在现实生活中积聚的疲惫并反映了年轻一代特有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现方式。

因此，凸显娱乐效用、释放压力便是他们在影视作品中进行“恶搞”的直接目的。

恶搞文化的娱乐性，不是指媒体中娱乐信息的比例大，而是指一个特定信息传播中娱乐的因素、娱乐性的表现手法增多。

而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其传播广泛的特点，使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我们正在置身于一个消费型的时代，而精神消费的最高形式就是娱乐。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也不断加大，闲暇时的人们希望接受富有趣味性的信息。

通过影视使他们遇上让他们开怀大笑的“恶搞”作品时，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通过欣赏，“恶搞”作品，消除在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无形中也推动了“恶搞”的发展和壮大。

借助影视这种大众传播方式，“恶搞”得到了广泛传播。

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是“恶搞”盛行的大背景。

它利用解构、反讽、模仿等表现手法表达，从自娱自乐到广泛传播后的大众娱乐，凸显的就是其强大的娱乐功能。

我们时代的恶搞创作，充分发挥了影视传播优势和娱乐精神，把以往深藏内心的戏谑和小圈子内的调侃推广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涵盖了文本、影像和声音，动用各种技术手段实现着解构与娱乐，好的恶搞拼的是创意，坏的恶搞拼的是恶毒。

2.现代社会压力疏解的安全阀

在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中，受众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有巨大压力，却缺少发泄的渠道，压力最后转化为压抑的情绪，影视中的恶搞提供了宣泄社会性情绪的通道，成为减压的阀门。

无论是制造者还是共享者，影视中的恶搞提供给他们减压的方式和减压的养料。

大众的自我可以在影视作品得到共鸣，让自己的感情在影视作品中得到疏解以及发泄，同时恶搞的喜剧性也能让受众的情绪得到改善，使阅听者会心一笑，起了释放社会情绪，缓解社会压力的作用，用社会学的术语，就是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功能，有利于社会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卫东认为，这种恶搞作品的流行也与中国社会的特点有不可割舍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市民社会不发达的社会，改革之前城市居民的交往，是围绕着单位转的，人被束缚在体制内，交往半径有限，而且当时社会同质化严重，人们的生活缺乏变化，缺乏多样性，也缺乏娱乐。

而即便是当前，中国社会也缺乏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能同时满足人们闲暇需求的一种物质的存在，而影视作品中的恶搞现象的出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3.企业商业信息的“二次传播”

这种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中的广告恶搞，影视作品中广告恶搞产生的缘由及其发展是由于广告的传播效果对于企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企业的广告意识越来越强，很多企业不惜花费大量成本加大广告的投放量。

面对大众媒体的强大压力，受众每天都要主动或被动地接收形形色色广告的狂轰滥炸。

广告信息一定程度上对受众起了正确的导向作用，然而，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虚假广告、低劣广告越来越多，有的广告制作粗制滥造，观众极易对广告产生视觉疲劳，对广告的信任度下降，抵触和排斥心理也越来越强，广告的投放效果也因此降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营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广告的恶搞广告诞生了，在一个广告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只有改变广告的营销策略，才能取得更好地传播效果。

而这种以恶搞形式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隐性广告日趋火爆，原因还在于，对于受众来说，广告毕竟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媒体内容本身，受众会有意地过滤广告信息。

把商业信息与影视内容结合于一体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也就是企业商业信息的“二次传播”，这种广告的“二次传播”让受众在幽默和搞笑中不知不觉接受影视所传达的信息，唤起对产品广告的残留记忆，主观意识的去想起比传统广告的强制灌输更加的具有影响力。

恶搞广告的巧妙运用带来的无限商机使众多企业把眼光投向了这种新的广告形式，恶搞广告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告传播形式，从一出现就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并以其独特的传播形式和显著的传播效果成为广告界的新宠。

恶搞广告之所以成为众多广告商争相追逐的对象，除了出于对其低成本、高收益的商业价值考虑之外，更看重的是它理想的传播效果。

（二）我国影视作品中恶搞现象的负面影响

1.对革命传统教育和优秀文化的颠覆，造成文化危机。

在开放自由的大气候影响下，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为寻求新刺激，以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区别于正统的、主流的声音、搞笑和无厘头的风格，使得解构、反讽成了恶搞文化的特征之一，影视作品成了他们展示民间智慧的舞台，是真正的快乐大本营，影视传播的流行和技术的普及，使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都面临随时被恶搞的命运。

有些恶搞一族似乎不满足于追求单纯的娱乐，而逐渐把矛头指向社会主流文化以及时事敏感地带，恶搞意识形态，以至作品的创作丧失了文化底线。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角色被扭曲，最让人愤怒的是，连雷锋都成了被“恶搞”的对象，肆意编造了所谓的“雷锋的20条死因”，如：

“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出事故死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手、“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

“大饭锅成立了!

”……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号召民众学习的榜样，成了人们闲谈中取笑的对象，甚至连中共领袖有时也成了人们在恶搞中的“开心果”。

总之，从视频到文本，从人物到事件，从流行歌曲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甚至公众英雄人物等等，都难逃被“恶搞”的命运。

作为拿经典的革命题材影片，《闪闪的红星》影响了几代人，其历史内容和创作的态度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这些红色经典本身就是对我党我军革命历史的真实反映，弘扬的是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是关于正义、理想、信念和勇敢品质的深刻表达，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意识。

而《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历史名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对名著、名片、名剧的“恶搞”，实质上就是对革命传统教育和优秀文化的颠覆，不仅伤害了作者和相关创作人员，而且也伤害了对红色经典怀有深厚感情的观众和对名著喜爱的读者，更会误导青少年。

《晾望》新闻周刊也报道说，其实“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