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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安康
中国十座宜居小城
本刊编辑部
“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实则背后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与其说是对实然的一种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一种期望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
“一是为了治病，一是为了写书。
”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余世存说。
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
“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
”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9000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
“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
“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
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
近两年的大理生活，他最大的变化是“去北京化”，“对人生的态度更纯正了”。
“以前以为离京就会感到‘失重’，现在一点这想法都没有了，北京的生活对我再没有吸引力，我完全可以接受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小城市长期定居。
”虽然最近他因为出书及家庭变化的原因再度回到北京，但再次离开北京几乎是必然的。
余世存还接触到长住大理的一批外国人，“他们比我还穷，在他们国家就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但是他们活得比我要舒展、要快乐。
”按余世存的描述，他自己比房东要穷，但他比房东活得要快乐。
回归小城
逃离北上广，逃离大都市，来到二线城市、中小城市，似乎已形成一股小小的潮流。
这不仅存在于文化人、名流、有钱人之中——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修养身心，闭关创作，或者享受生活；也存在于为生存打拼的年轻人和城市白领中——为了调节身心，也为了寻找创业和工作机会。
两个月前，28岁的倪静（化名）刚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打算回老家四川自贡生活。
“北京的生活太不接地气，供房也太累。
”倪静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跑的是最高法、最高检的线。
这个领域高得有点虚无飘渺，与她的兴趣、生活没有任何交集。
她不喜欢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活节奏太快，城市太大，“朋友见个面都要提前一个星期约”。
北京的生活让倪静有“螺丝钉的感觉”，朋友虽多，却多属浅尝辄止，她对北京没有感情。
节奏慢，离父母近，这是倪静喜欢小城自贡的地方，这种环境也有利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兴趣。
倪静的想法得到了老公的支持。
她先生是位大学教师，家乡在浙江台州，两人计划在两边老家各住一段时间。
倪静毕业于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北京的知名媒体工作，回自贡后，有什么好的工作呢？
“我完全可以接受像《自贡日报》这样的单位，”倪静说，“我能接受自己‘往低处走’。
”生活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在世俗的眼光与大一统的思维习惯中，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往高处爬才算成功，完全忽略个人的幸福感受，多数过得不幸福。
一项名为“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在开展调查的10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深圳、浙江4个地区家庭幸福指数均在合格线以下。
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另据某杂志与网站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
目前，“逃离北上广”已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而且相当部分城市白领已经付诸行动。
“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这是一个趋势。
王志纲举例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东京办了奥运会，跟现在的中国很像。
当时东京也跟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很像，日本几乎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就是去东京，东京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后来，伴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一部分人迁出了东京，有许多人在东京上班，但家在两三百公里外，东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城市带，在东京两小时车程内，聚集了四五千万人口。
在欧洲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只有8%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88%的人生活在人口不到50万的中小城市。
“大城市立足不容易。
一个人在大城市可能算不了什么，在中小城市就是一条龙了，还是作为人才引进。
”王志纲举例说，他以前在广州工作的一些下属，后来到陕西发展，开始在西安，再到延安、汉中、榆林这些二三线城市，发展得相当不错。
“如果他们到了北上广，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这叫深度竞争，优胜劣汰。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家庭比较稳固，他们在大城市比较自卑，但他们在二三线城市算是人才，老丈人以他们为荣。
他们发展的空间可能不如北上广，但在一线城市有很多弊端，什么压力、精神、健康、夫妻感情啊，种种问题都出现了。
”
“伴随着交通的发达，特别是高速列车、高速公路的建设，形成城市网、城市群，加上网络的发达、汽车时代的到来，可以让小城市分摊很多的机会。
”王志纲说，像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小镇，就跟广州的祈福新村（广州一个有10万左右人口的社区）这么大，但聚集了上万的金融人才，他们就在酒吧里聊天、工作，既免去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之忧，又不影响工作。
另一个例子是伦敦，“在英国很多有作为的人，住在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一两百公里甚至四五百公里的地方”。
王志纲说，住在市区的要么是所谓的超级暴发户，就像俄罗斯、中国的那些富豪，要么就是超级穷人，比如乞丐。
小城的局限
“北京与自贡肯定有很大不同和差距，但现在已经好了很多。
”倪静说。
比如自贡没有好的书店，但现在什么都可以在网上买，不过就没办法要看演出了。
另外，小城市人际关系紧密，这增进了亲密感，但也会减少一些个人隐私，“大城市里，一个姑娘30岁没出嫁没人管你，在自贡这种地方就是天大的事了。
”
余世存在肯定年轻人应该有勇气去小地方发展的同时，也承认当前小城市在就业机会、公共设施、政府服务、官员素质、文化环境、法制、市场健全方面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
这造成中小城市，特别是内地的中小城市无法吸引年轻人。
“地方越来越空洞化，留不住人才。
”他说，“二三线城市只是创业（包括文化人创造产品）、休闲的地方（包括养老），年轻人需要都市生活的洗礼、培训，都市化和现代性过程是必由之路。
”
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
“欧美国家基本上在七八十年前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目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基本消失。
”王志纲说。
在他看来，这是欧美中小城市、乡村有吸引力的一个根本原因。
像瑞士人非常喜欢住在乡村，不愿往日内瓦这样的大城市跑，根本不像中国，凡是有点知识文化的都想到北京、上海、广州。
很多年轻人也住在乡村，从小生活在镇上，小学中学，读技校，大学都不上，要么当滑雪教练，要么做滑具店的管理员，或为游客提供其他服务。
“我问过那边二三十个年轻人，他们从来没出过欧洲，过得很愉快，美国许多小城也是这样，很多青年一辈子都呆在家乡。
”
在王志纲看来，宜业与宜居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城市工作机会不多，它终究也会不“宜居”。
“在美国，人们不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大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教育水平、医疗保障、工作机会、公共服务都相差无几，不像中国两者间的差别那么大。
”曾在夏威夷大学求学两年的高嵩说，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的中学，在夏威夷这样一个海外小州中，却是全美最好的中学之一，很能说明问题。
在选择城市发展方面，高嵩把自己的经历称为“报复性消费”。
33岁那年，也就是2003年前，他基本上没离开过贵阳，他在贵阳出生、成长、小学、中学、大学，还工作了12年……在贵阳当地媒体是风云人物，生活优渥。
但接下来7年，他居住的城市分别经历了上海、檀香山、广州、北京……经历出国留学和几次变换工作，高嵩目前因为工作原因又回到了贵阳，但有很大一块业务在北京，时常往北京跑。
他坦言在精神上更亲近北京，朋友也多在北京，不过交通与网络的便利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使得在哪个城市生活已不那么重要。
“唯一不同可能是我与朋友面对面的机会少了。
但实际上，你在同一个城市见面的机会也没想象的那么多。
”
两个城市当然有很大差别。
贵阳城市小，节奏慢，更宜居一些。
但在高嵩眼中，贵阳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染上了大城市的毛病，人口越来越多，汽车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
一部分人离开了，更多的人也许会进来。
有论者认为，尽管未来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
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
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有时候，终究无处可逃。
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但实则背后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中国，它尤其体现在一个大的制度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
大城市、特别是少数几个一线城市享受了过多的政策优惠、财富与对人才的关照，而中小城市则普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一个健康的城市发展格局并未形成。
《南方人物周刊》盘点的国内这十大宜居中小城市——丹东、扬州、台中、威海、伊宁、潮州、泉州、大理、安康、嘉兴，散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而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与其说是对实然的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期望。
云南省束河古镇王效
大理世内与世外的双向走廊
特约撰稿雷平阳
入选理由：
存在于苍山上的两个极——世外和世内，既是大理的生活常识，也是大理的政治传统。
山水静，人烟静，寺庙就是终点，古城和村庄建在终点上，人们生活在终点上。
在大理，一切都是庆生的、乐生的
崇圣寺扩建以前，从洱海的东岸往西看，崇圣寺三塔像苍山的门庭，洱海则是水做的广场。
我始终觉得，人工建筑包括寺庙、纪念碑和坟墓，都不是神住的地方，而是一种近神的场域。
对我来说，1998年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年头，我曾两次爬上苍山的顶峰。
一方面，想知道崇圣寺三塔的门内，雪峰、云朵和杜鹃花之间，是否存在着无止无休的自然之神的集会；另一方面，我想在那个时段我所迷恋的所谓高处，走走，独处几天。
在途经金庸小说中写到的韦小宝“归隐处”，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一座几十丈高的石壁，周围长满了繁茂的乔木杜鹃。
在白色的雾海中，这些杜鹃花年年开放，年年都不为人知地，让清风把花粉吹送给冰冷的石壁。
为此，那座石壁，犹如红尘，被花粉浸润得像天地间最大的一块黄龙玉……
从石壁处往上走，不远处就是苍山蜿蜒的峰脊。
找块石头坐下，往北望，苍山的北坡，乔木很少，杜鹃的根蔓在地表上，像累累白骨，向上爬行着。
可是，往洱海方向看，雾海中的杜鹃船正驶向人间，那人世间半截腰身埋在土中的大理古城，仿佛一个渡口。
它时而被阳光照亮，辉煌灿烂，时而隐身在苍山的阴影中，像个城中的隐士。
这种存在于苍山上的两个极——世外和世内，既是大理的生活常识，也是大理的政治传统。
大理古城中已经找不到大理国的宫殿了，也许就在周边的田野上，那些宫殿曾经存在。
它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可这一个又一个的段皇帝，往往都是左手拿着刀剑，征讨四方，右手握着佛经，息心崇圣。
他们中的多数，都会在某天从皇位上主动走下，穿起袈裟，没身苍山……
我没在苍山上遇到段皇帝和韦小宝，只遇上了感通寺的担当和尚，他有一首诗名叫《读骚》：
“山僧戒饮性偏豪，解愤还须借浊醪；好置一杯于座右，伴余佯醉读《离骚》。
”读骚不能无酒，山僧又戒饮，只能置酒在案，佯醉而骚。
段皇帝和担当，都是和尚，也都是皇帝，如果从文化与生活的根性上来讲，他们在过去的伟大的时光中，已经给今天的大理居民定下了灵肉双重世界的言行基调。
所以，登苍山，我没有找到世外桃源，找到的是一个世内桃源。
大理在世内，不在世外。
段皇帝走得再远，据说他的继任者抚栏而眺，也能看见他所住寺庙的琉璃瓦、白塔和香烟。
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丽江、红河、版纳，有的民族，他们落脚的地方，本已像天国，但他们仍然相信“魂路图”，即人之生乃是为了死。
死后，灵魂都必须带着生的荣耀，沿着祖先的来路，返回遥远的北方故里。
在大理，一切都是庆生的、乐生的。
现在生活在昆明的大理女作家钱映紫，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重复她父亲一生生活于大理的经验：
“城大了，人就小了；城小了，人就大了！
”她的父亲，一个建筑工程师，不求城大，活于大理小城，直至仙逝。
而这位父亲所求的“大人”，又并非段皇帝那种大，此大，在担当和尚那儿，是从猪狗的粪渣上发现诗意，在平民百姓那儿，只要爱花，就可以用夜壶和痰盂栽种各种花草，摆满庭院。
人们为前来剿灭自己而阵亡的唐军将领建庙，也常常将自己身边活着的优秀分子立为“本主”。
读圣贤书，拜佛，工山水，练书法，善清谈。
不管外人开价多少钱，临街或僻静处的祖屋，很少有人出售。
每年的清明节，到祖先的坟上，拜山神地神，祭祖之后，浩浩荡荡的子孙就在坟边，吃肉喝酒，其乐一如一场无忧无虑的野游。
我的经验中，云南众多的旅游胜地，很多地方都以宣传、奇思妙想的概念炒作吸引游客，只有大理，不亢不卑，来的人都是自己想来，自己来了，有的人来了就不走了。
所谓“洋人街”，无非是一堆洋人，前前后后地路过这地方，又前前后后放下背包，停下脚步，住了下来。
耶稣在的地方一时半会到不了，姑且将肉身安顿在此山水之间，在此曾两度立国的天边息壤。
小国静，山水静，人烟静，皆因这儿的段皇帝的脚下，从来也不修筑通往中原和罗马的大道，寺庙就是终点，国家建在终点上，古城和村庄建在终点上，人们生活在终点上。
在人民路的酒吧里吃酒，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是那个谪边状元杨升庵，视山水为牢狱，我是酒囊，不知有过去或明天，不知有诗要写，有命要活；在感通寺吃茶，身边松林多云雨，草木叫春，煎水的伙计，吹着口哨，调子是《大悲咒》，转身去了里屋，里面藏着相好……
在一首名叫《裸体》的诗歌中，我曾经写过，2000年的某夜，在大理古城的街上，我曾看见3个不知来自哪个省的女孩，脱掉裙裾，赤身裸体，在月光下，在清风中，自由地行走或舞蹈。
她们甚至无视我的存在，我与之交谈，也没有半点羞涩，让我觉得生活在了伊甸园，而我平常所居住的世界，退到了伊甸园之外的野外。
3个外省女孩，到了大理，立地成佛，道成肉身。
12年了，我再没有去爬过苍山。
有一次与评论家朱霄华一起去大理，在巍山的乡下，见过一痤小寺，庙堂里立了3尊圣像，左边是耶稣，右边是释迦牟尼，中间是关羽。
我们没说什么，相视一笑。
另一次，与沉河和庞培两位诗人去大理，在双廊镇，我说大理是世内与世外的双向走廊，他们笑笑。
当晚，我们坐在洱海边看星斗，一夜无语。
次日，与庞培在洱海裸泳，我被呛了一口，水是甜的。
潮州：
太平路牌坊街，一位骑单车的老伯拿出手机拍照（宋金峪）
潮州一座很潮的古城
特约撰稿雷铎
入选理由：
汉族当中，有自己语言、全套独立风俗乃至全套文化符号的，如今只存在于潮汕地区。
潮州文化是精细的，有着可以媲美日本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夫，而半甜半苦，则是潮州深入骨髓的特质
潮州，一座很潮的小城。
我很佩服宜春，据说他们的广告语是“一座‘叫春’的城市”，潮州不春，勉强套用，就叫了这个题目。
但也似乎不勉强，潮州，的确很“潮”。
一、潮州是潮州人的故国；
二、在北回归线上，三季如春，很宜人；
三、很潮流。
只说一和三。
中国有56个民族，有人说潮州人是“第57个民族”，因为汉族当中，有自己语言、全套独立风俗乃至全套文化符号的，只存在于潮州（潮汕地区）。
作家王朔跟我说过，上世纪80年代他到潮汕，想做些买卖，不料那感觉“和到了异域没什么区别”；再早一点，1950年代，林彪统帅的四野从东北打到潮汕，南下军官被潮州美女迷住了，许多人复员、转业、离退休以后，不回北方老家，而在潮州“叶落归根”，但几十年下来，他们还是没有学会说这里的“少数民族”语言。
潮州人最引以为骄傲的一句广告语，是“地球上凡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
潮州人散落在这个星球上每个有华人的角落，和宁波人、温州人，乃至犹太人、吉普赛人一样著名，上善若水，到处流动。
潮人在海外有钱得出名，最有钱的首推李嘉诚，而最有才的首推国学大师饶宗颐，这二位都是正宗的潮州城里人。
再说说潮州人的“潮流”：
上世纪80年代，你在潮州街上走，清一色的带国徽的“凤凰”自行车（最贵的）；90年代，则是清一色的“大白鲨”摩托；2000年以后，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凌志轿车。
这是一种虚荣，当然，也是一种考究。
还是上个世纪的事：
1969年，黄永胜、吴法宪的太太为了拍林彪的马屁，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选妃子”，他们跑遍中国，发现潮州女孩穿着最入时，气质最淑女，人也漂亮（广州军区歌舞团的女演员，十之六七来自潮汕地区），他们最后在街上发现一个骑自行车的绝色美女，跟踪了半天，等那女孩下车，才发现她的腿有点瘸，只好叹一口气作罢。
我曾经筹备过一本《中国美女地形图》，关于潮州，引用的依据俗语是：
“到粤不到潮，白白走一遭。
”
一座龙凤媾合的小城
“媾合”这个词似乎不太好听，植物学上叫“接粉”，动物学上叫“交配”，网络用语叫“合体”。
“媾合”其实极雅，比如，天人合一就叫“媾合”：
和谐地达到天衣无缝、一阴一阳互补结合，是之谓也。
潮州古城简称凤城，城市有凤山，更大的风水山则是因出茶叶而名闻天下的凤凰山，潮州的市花是凤凰花（定市花的时候汕头管辖潮州，所以凤凰花现在是汕头的市花）。
那么，“龙凤配”的龙是谁？
龙是华夏。
据考，龙最早的雏形是蛇：
神蛇，主要来自黄帝部落，即北方汉族的发祥地；凤最早的雏形是野鸡：
一种最漂亮而高贵的鸟，学名叫“雉”，雉凤的图腾主要来自炎帝部落，即南方汉族的发祥地。
龙凤配谓之“炎黄”。
人种学专家研究潮州人的DNA配方，发现潮州人七成属于北方汉族血统，三成属于与马来人关系密切的南方百越民族的血统。
潮州人的祖先多数是唐宋时期因为北方战乱或饥荒，从黄河流域经河南、湖北，在福建停留后再沿海岸线南下，在潮汕大地定居的。
潮州至今保留着许多北方汉族最正宗的文化因子，例如汉族古语言古音韵之学——在古体诗和对联中最为关键的平仄和古韵，现代汉语已经很难体现，用潮州话来念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潮州的风俗极好玩，南北兼容。
比如已经被批准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歌舞”、“布马舞”，都源自北方。
而最热闹、最好看的，是每年八乡六里的游神赛会。
这是比春节更热闹更隆重的节目，游神的乡里，万人空巷，两三天内炮竹震耳，鼓乐喧天，人声鼎沸，香烟缭绕。
化装游行的队伍里面，最有趣的是少女乐队：
少女们全都浓妆繁佩、眼戴墨镜。
为什么要戴墨镜？
据说是来源于上世纪华侨从东南亚和赤道海邦带回来的风俗：
那里天气太热，有身份的男女喜欢戴墨镜，久而久之，在潮汕就相演成俗。
印度哲学教授奥修说，日本是一个“把一切变成庆祝的民族”，在中国，潮人也是“把一切变成庆祝的族群”。
追根寻源，这许许多多的节日，一半源自中原古俗，一些源自百越古风，还有一小些则源自潮州侨民侨居带回的异邦风情。
一座感伤怀旧的小城
潮州可能是中国最怀旧的小城之一，有几分陶醉又有几分伤感。
小城里有一条石牌坊古街，那些牌坊解放后全打碎了，现在环环相扣的一二十座石牌楼是新修的，但上面的“状元”、“榜眼”、探花”之类的匾额，夸张地诉说着“海滨邹鲁”的历史江湖地位。
潮州人最怀念的古人叫韩愈。
当年，韩刺史反对皇帝在京城大费国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八千里路迢遥过来，只当了8个月的地方首脑，却为潮州人留下了永不消失的怀念，潮州的江山，也为这个河南人改了姓氏，江叫“韩江”，山叫“韩山”，韩江上的千年古桥，则用韩愈的侄子韩湘子命名。
潮州人还怀念另一个古人，叫“宋帝昺”。
严格说来，昺不是宋朝真正的皇帝，因为他丢了江山才跑到潮州海边来，但也许因为他是潮州大地上开天辟地以来来过的最大的“官”，所以潮州人对宋帝昺感情也格外深厚：
南澳岛上有皇宋官兵饮人饮马的“宋井”遗物，凤凰山上则有据说是宋帝昺丢弃的拐杖落地生根后长成的“宋茶”，那棵古茶树至今仍是凤凰单枞中的“茶王”。
名驰天下的潮州菜中最有名的，则是宋帝昺落难时在山民家吃的番薯叶做的汤羹——因为救君有功，这道汤羹被命名为“护国菜”。
被贬的韩愈，落难的宋帝，成了潮州人最宝贵的记忆。
潮州古八景，也怀旧得伤感：
凤凰时雨、北阁佛灯、西湖鱼筏、鳄渡（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秋风……无不透着濛濛的伤感。
即便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也能看见淡淡忧伤的人们静静品茶，别处已难一见的人力三轮车，车夫敲着老式车铃，滑行般穿梭于坊间，充满怀旧感，像极了上世纪初的老电影。
把风俗变成庆祝是欢愉的，把历史变成凭吊是伤感的。
欢愉太甜，甜只上脸；伤感微苦，苦会人心。
“一阴一阳之谓道”，半甜半苦，这就是潮州深入骨髓的特质。
一座餐可色秀的小城
秀色可餐，反着读，是“餐可色秀”：
一切吃的东西，都可以美美地秀上一番。
这个词形容的，便是以精细闻名的潮菜了。
其实，潮州不独潮菜精细，潮州的一切都是精细的，有着可以媲美日本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夫：
“潮州厝，皇宫起”（潮州房子，有皇家气息）；潮州木雕，要贴金箔上金漆（据说清朝每次紫禁城修葺，都要从潮州调木匠）；潮绣，要堆金线堆银线，讲究得不得了；潮州石雕，以细到比筷子更小比牙签略粗的圆雕透雕著称，代表了中国石雕最精细的工艺；潮州工夫茶，其繁复程序连日本茶道也要拱手称臣……这些都不细说，单说“餐可色秀”。
潮菜讲究五个字：
色、香、味、形、名；讲究五搭配：
菜、饭（粥）、点、酱、茶；讲究五颜色：
红、黄、黑、白、青；讲究五美味：
咸、甜、苦、酸、涩；讲究五制法：
煎、炒、氽、炸、蒸……潮菜的烹饪工艺和餐桌礼仪，可谓一言难尽。
作家金敬迈对潮菜情有独钟，他说：
我试过，一颗潮州牛肉丸，摔到地上弹跳28次才停下来。
能把牛肉丸做成“乒乓球”的，不就是“优秀民族”么？
泉州：
香火旺盛的泉州安溪清水祖师庙。
清水祖师信仰传扬两岸，每年都有大量台湾、东南亚信众返回泉州祭拜（商华鸽）
泉州寻宝之城
特约撰稿蔡崇达
入选理由：
泉州沉淀太多层岁月，而且它们都还活着，这座城市，因而就像个藏宝之城。
你永远不知道，在泉州，下一刻，你将邂逅到的，是哪一个朝代，甚至哪一个国家的哪一块碎片
小时候生病了，外婆会在家里点上沉香，拿着家家户户都有的“圣杯”（占卜的工具），向八仙桌上的神灵问一通，蘸点香灰冲水喝。
如果没能好，第二天，母亲会带着我，顺着那石头铺就的小巷一路走一路买贡品，走到巷尾这一片区的镇境神（主管这一片区的神灵）庙宇，朝神灵磕几个头，要几张符纸回家冲水喝。
或许是精神暗示的作用，一般小病都会在这两次祭拜中消失，真遇到大病了，才会去求更大的庙宇（通常每个镇有一个），或到祠堂求祖宗的帮忙。
同时，医生也会叫过来——不过医生被认为是鬼神的助手。
我以前就一直怀疑，我的老家，是按照鬼神的逻辑滋长的。
无论泉州城，还是每个小镇、每个村，基本都是这样的格局：
一个祠堂，一座庙宇，中间一条街道，街道旁延展开万千灯火。
事实上，泉州古城的格局就是“东西两座塔，南北一条街”，塔是开元寺的两座塔，街的两边，一边接衙门一边接祠堂——信仰的观照下，世俗的生活，两边接着的，是生的规矩和死的秩序，这就是我理解中的泉州。
一
太多人以为到过厦门就了解了闽南，并简单地认为，闽南就是难懂到有点“异国风情”的闽南语，以及鼓浪屿的华丽别墅。
其实，我一直以为鼓浪屿只是闽南的一袭霓裳，泉州才藏着闽南真正的魂灵。
厦门的兴起源于近代华侨的聚居和外国通商拉动，闽南最早的聚居地还是泉州。
泉州居民大都来自几次中原战乱，士大夫家族的衣冠南渡——就是带着最华丽的衣裳和最高雅的传统，躲到当时这片蛮荒之地。
因着地理的偏远和武夷山脉的隔离，这里残留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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