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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
重组的形式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南帆
摘要：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
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
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
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关键词：
历史话语；文学话语；社会；人生
一、话语的压抑与冲动
按照最为通俗的观点，“历史”可以解释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正如约翰·H.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
‘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
”
（1）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
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
“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权衡的要素显现于时间之轴；“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权衡的要素显现于话语组织层面。
当然，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
“话语”是一个时髦同时又歧义丛生的概念。
罗兰·巴特曾经简洁地指出，话语的组织超出了句子的范围，并且，“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
”
（2）相对地说，托多罗夫解释得详细一些：
“……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
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
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
”重要的是，托多罗夫指出了关键的一点：
“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
”（3）他们不约地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相对于句子内部稳定、坚固同时又高度抽象的“语法”，外部的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有力地介入话语的组织，影响、干预乃至决定各种类型的话语构造、生产机制和等级。
话语不是语言学内部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社会交流、认知的定型框架。
这表明话语从抽象的语言学跨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按照福柯的观念，无孔不入的权力终于掌管了话语的诸多环节。
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历史话语远非语言对于过往事实的单纯记录，历史的书写通常与权力机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历史话语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官修历史与私家修史之别，哪些人物有资格载入史册，哪些历史事件必须隐讳、回避或者篡改，历史记录或者评价出现了分歧如何处理，哪一个类别的专门史只能由指定的作者涉足，什么是正统的历史话语修辞风格，如此等等。
换言之，权力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完整地转换为话语组织的各种规则。
罗兰·巴特对于历史话语的分析间接表明，（4）人们之所以可能辨识相对于历史话语的文学话语，显然因为另一套相异的话语规则——文学话语对于作者、故事情节、人物以及修辞风格无不设置了另外的指标体系。
后者证明的是文学与权力机制的关系。
我愿意重申的一个事实是，不存在“本质主义”的历史话语或者文学话语。
首先，二者共同来自漫长的历史演变，彼此之间的疆界时刻改变；其次，二者的历史演变包含了复杂的相互参照、相互权衡与相互比较。
之所以考察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异同，二者的相邻位置无疑是首要原因。
相对于数学话语、哲学话语或者政治话语，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最为接近，甚至拥有共同的根系，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文史不分”。
二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此消彼长，左右啮合。
因此，剥离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不得不涉入二者之间渐进式的相互对抗；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对抗终于因为文学话语的现代性建构而逐渐清晰、稳定。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各司其职的时刻到来了。
返回“文史不分”的命题，人们可以从远古搜集到大量二者混沌一体的话语标本。
鲁迅不仅称赞《史记》乃“史家之绝唱”，同时譬喻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表述之中的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不分轩轾。
尽管如此，许多证据似乎显明，历史话语很快成熟，并且长期担任主宰性话语类型；文学话语毋宁说来自后续的分裂、派生和逐渐完善。
孔子的《论语》之中，“文学”的语义远非现今的文学话语。
当时的文学范本是《诗经》，“诗”在诸多古代典籍之中即是文学的代表，《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公认是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第一个著名的文学命题。
《论语》简要地概括了诗的“兴、观、群、怨”，文学话语的初级形态无法启发更为复杂的理论阐述。
然而，这时历史话语已经遥遥领先；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他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更像是俯首充当历史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5）
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专供统治阶级阅读（6），统治者希图从历史之中收集统治术的参考资料，正如《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所显示的那样。
可以推测，统治阶级的垂青肯定是历史话语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
用钱穆的话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
”（7）汉代的目录著作《七略》之中，史籍尚且附于“六艺”的《春秋》之后；到了《隋书·经籍志》，“史部”已经确立——大规模的历史话语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类型。
如果说，古代诗赋的作者身份庞杂，那么，史官的设置保证了历史话语的职业化生产。
这显然是历史话语迅速繁衍的重要条件。
延续至《四库全书总目》，历史话语已经阵容庞大，名目繁多，拥有十五个类别，例如正史类，编年史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如此等等。
史官的设置显示了政治权力体系对于历史话语的鼎力扶持，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体系设计的自我监督镜像。
史官无畏地记录帝王的言行举止，迫使帝王不得不收敛种种恶行丑闻，力图保存一个勤勉而清廉的形象。
刘知几的《史通》阐述了史官设置的意义：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如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千古，不出庭户，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8）由于历史记载内部潜藏的评价系统，历史话语逐渐超出繁琐的“起居注”而指向更高的意图：
激浊扬清，颁布规矩，或者用司马迁的话说，可以“当一王之法。
”这时，历史话语是具体记载与普遍哲理之间的统一，各种个别的案例强烈地隐含了训诫后人的意义。
所以，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
他在《文史通义》之中开宗明义地断言：
“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9）无论如何，政治权力体系拥有的特殊能量赋予历史话语的特殊繁荣。
尽管历史话语的意义、效力以及叙述模式愈来愈明朗，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另一些话语冲动的顽强存在，例如文学话语。
文学话语的不同追求曾经引起历史话语的若干不满，刘知几对于华美言辞的贬抑之意溢于言表——《史通》指出：
“昔尼父有言：
‘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10）然而，即使历史话语的强势和普遍崇拜形成巨大的压抑，文学话语的冲动从未熄灭。
《诗经》、《七略》之中的《诗赋略》或者《后汉书》之中的《文苑列传》以及四库全书之中的集部，文学话语始终不绝如缕。
当然，现代意义上文学话语的定型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之初，现代性制造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终于成就了文学话语建构之中关键的一步。
2、二、历史话语的特征
相当长的时间里，多数人津津乐道的是历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大无畏性格。
一个政治权力体系设立的位置居然发出了叛逆的声音，这种戏剧性的话题通常令人兴奋。
联系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依附性，史官的气节和舍身忘我的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历史话语能不能坦率地说出真相？
这种话题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相形之下，另一种话题未曾赢得足够的兴趣——历史话语拥有哪些不可替代的特征？
首先，历史话语的一个内在矛盾是——个别事实与普遍规律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历史著作记载了一个又一个具体事件，千姿百态，不可重复。
然而，历史学家的信心总会在某些时刻遭到一个事实的挑战：
无论如何，历史著作记载的内容远远少于遗漏的部分。
以历史话语覆盖过去发生的一切不啻于老鼠追赶大象。
因此，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记载某些事件而放弃了另一些事件？
多数时候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记载的个别事件隐藏了某种超出个别的意义。
这些事件或者组织在一个前后相继的脉络之中，或者与某种重大的价值发生联系。
总之，¡°个别事实的单纯描述¡ ¡不配称为历史概念¡±，亨利希¡¤李凯尔特的这个观点是富于代表性的：
¡°历史仅应表述‘本质性的东西’，这是能为每个人所断然承认的。
¡±（11）尽管如此，历史话语的¡°本质¡±辨识可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科林伍德说过，历史是¡°一场即席演出的戏¡±，历史展示之前并不存在上帝写成的剧本，这个剧本先验地规定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同时，历史没有骨骼，没有哪些多余的细节可以删除，历史内部的所有要素同等重要，（12）无论是子曰诗云、刺绣女红、山川草木还是达官贵人或者蝼蚁一般的草民。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基本的坐标体系，那么，人们如何判断——历史的¡°本质¡±究竟隐藏在一场血腥的政变之中，还是隐藏在一个茶杯里？
当然，对于许多历史学家说来，历史话语的聚焦点即是政治权力，历史学家对于国家、王朝、帝王家族以及各种争权夺利的历史事件几乎拥有天然的兴趣。
他们心目中，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与帝王将相的决策、征战产生的历史贡献率大相径庭。
政治权力是组织国家政权、确立社会模式的轴心。
中国之所以拥有煌煌二十五史，每一部历史著作的诞生无不因为政治权力的改朝换代。
所以，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之中说过：
¡°时代的划分往往以统治者的更替、王朝的征服为界¡±，¡°当历史上不再有国王时，人们就以政府为线索，好在政府也是会倒台的，于是革命就成了历史分期的标志。
¡±¡°帝国、国王或政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自有其潜在的吸引力，它们具有某种威望，这与长期以来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
¡±（13）当国王象征了政治权力的时候，当政治权力象征了民族国家的时候，历史话语似乎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民族意识的主题。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历史话语时常逾越政治权力的覆盖区域而表露出远为广泛的兴趣。
无论是¡°存在即合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还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诸如此类的命题无不显示出历史话语背后种种活跃的视域。
一个意味深长的倾向是，历史话语的关注范围逐渐摆脱了单纯的政治权力而扩大至整个社会。
这种演变形成了双重性质：
首先，历史学家不再狭隘地以国家为主角，不再局限于政治权力直接制造的各种事件，例如战争、政变、王位争夺、大臣之间派系倾轧，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居高临下地控制国家和社会时所具有的宏观、开阔与综合性仍然牢固地存留于历史话语内部，成为一个显眼的特征。
阿诺尔德¡¤托因比曾经表示，他最为得意的论点之一就是：
¡°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以理解的领域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关于社会的任意分割的片断¡±——托因比甚至不愿意认可国家对于社会的分割。
（14）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可以引申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这种观念不谋而合。
他提出的历史定义之一是¡°人类社会之庚续活动：
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
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
¡±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
¡°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
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
¡±（15）可以认为，历史话语的诸多特征无不可以追溯至这个结论。
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锁定整个社会，历史学家的考察必须预留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并且清理大型的因果关系脉络。
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能卷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话语时常架构起巨大的跨度。
这即是所谓的¡°宏大叙事¡±。
许多局部故事或者历史的瞬间必须置于¡°宏大叙事¡±提供的广阔图景之中承前启后地定位、编码，继而解释包含的各种意义，或者证明某些普遍存在的规律。
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和¡°总体史¡±所强调的宗旨。
历史学家的视域必须接纳较大的周期，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评价年鉴学派骨干成员布罗代尔的工作时说：
¡°长期所揭示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存在，能够超越和抵制政治的动荡。
正因为如此，必须建立结构的历史。
¡±历史话语不可¡°过分拘泥于事件过程，过分拘泥于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日常决策活动，因而忽略了说明包含这些事件和决策在内的较大的周期或‘事态’。
¡±在他看来，结构和¡°事态¡±是历史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舞台，个人如同演员一般来去匆匆，但是，舞台长存不已。
（16）一个¡°长时段¡±形成的巨大舞台之中，某种稳定的构造和性质缓缓浮现的时候，许多无关宏旨的局部作为多余的边角料遭到了遗弃。
某些时候，这些边角料甚至被视为一种干扰，一种遮蔽总体图景的障碍。
历史话语之中，大规模事件或者某种普遍的模式远比各种细节准确。
据说，伏尔泰对于历史细节深为排斥。
他说：
¡°让细节见鬼去吧！
后人会把它们全都抛开。
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一种寄生虫。
¡±（17）总之，历史话语热衷于描述整个社会的时候，细节的自足意义被粗暴地剥夺了。
那么，如何解释历史著作之中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许多人立即想到了史马迁的《史记》。
从孔子、廉颇与蔺相如到那些英气逼人的刺客，这些历史人物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许多时候，他们的生动形象与各种独一无二的细节紧密相联。
项羽的性格怎么能与¡°学万人敌¡±或者¡°彼可取而代也¡±的口吻分得开呢？
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人们怎么想象荆轲的豪迈呢？
然而，尽管历史话语可以如此地精细，历史学家仍然不会盘旋于个别的人物性格而是指向了更大的主题。
历史学家擅长记载的是这些人物的传奇性英雄事迹。
不管是坚定的信念、崇高的道德还是钢铁般的意志，历史话语关注的是这些性格如何汇聚到夺取或者捍卫江山社稷的重大行动之中，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伟业；换言之，这些传奇性英雄事迹即是历史事件的主体，相对地说，历史著作没有兴趣完整地展示性格，以及造就这种性格的环境。
母亲的慈爱眼神，父亲打喷嚏时发出的响亮声音，居住的街区里树木葱葱郁郁，主人公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沉湎于长长的沉思¡ ¡通常，历史话语对于这些琐碎的日常景象不屑一顾。
如果生动的细节没有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之中打下烙印，那么，这种或者那种独一无二的性格又有多少意义？
所以，梁启超认为，历史话语选中的英雄必须担任历史的精神主角——他所使用的概念是¡°历史的人格者¡±。
¡°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
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他举例表明，如果不存在某些精神主角，历史多少会改变运行的轨道：
¡°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 ¡其局面当如何？
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顗，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如何？
¡±无论是梁启超所区分的¡°首出的人格者¡±还是¡°群众的人格者¡±，重要的是，¡°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
¡±梁启超相信，¡°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
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可以略睹矣。
¡±（18）
对于许多历史学家说来，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延续至今的传统。
没有人可以否认个人的独特性格，否认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个人的自由空间不可能不接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历史话语的职责是描述这种历史条件的存在，描述个人被抛入的历史环境具有何种基本结构，同时，个人如何或多或少地撼动这种基本结构；历史学家没有兴趣聚焦于个人的种种活动。
¡°在传统历史著作中发挥中心作用的个人也是一种‘抽象’，就像一个群体概念一样，同样是思维的产物¡±，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引用另一个历史学家的话说，这种人物是¡°概念的统一体，而不是感性的统一体。
¡±（19）
因此，钱穆对于历史人物的观点或许可以视为一个恰当的总结：
¡°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
¡±他对于历史人物的界定是：
¡°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
¡±当然，这种影响不仅显现为事业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杰出人格形成的历史表率。
（20）然而，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迟早将意识到，历史话语谈论整个社会的时候，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隐而不彰。
无论是将政治权力、帝王将相、国家还是所谓的¡°社会规律¡±视为社会的重心，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始终找不到位置。
他们哪里去了？
哪一种话语愿意为之代言？
三、居高临下的历史话语
现在可以重新正视这个问题了：
历史话语不断地察觉某种异质的不驯冲动，这种冲动甚至对于历史话语的正统位置产生了持续的威胁。
历史话语采用的策略通常是，竭力利用强大的阐释机制再度把各种异质的冲动收编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直至这种阐释学丧失了控制能力而衰竭、破裂。
历史话语对于¡°美文¡±的反感几乎始终如一。
义理、考据、词章之中，¡°词章¡±仿佛带有原罪的意味。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情结。
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观念到¡°辞达而已矣¡±之说，文采不仅被视为语言的过剩，同时还强烈地隐含了文过饰非的意味。
换一句话说，文采常常是对于¡°真实¡±的冒犯。
当¡°真实¡±被奉为文明的公认价值准则之后，文采的巧妙再现成为一种危险的功能。
有趣的是，历史话语常常专横地垄断¡°真实¡±的名义，从而把文采的华而不实判给文学。
刘知几的《史通》曾经在这个意义上分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种历史记载¡°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然而，由于汉代赋体繁盛，流风所及，诸多文人投身于浮夸的风尚，言辞矫饰，¡°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遭受这种风格侵蚀的历史著作¡°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一旦¡°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所以，刘知几反复叮咛历史话语远离文采的诱惑：
¡°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
¡±（21）章学诚曾经自负地认为，《文史通义》的见识超过了《史通》，但是，二者对于文采的贬抑如出一辙。
¡°文贵明道¡±是章学诚的一贯主张，¡°文，虚器也；道，实指也。
¡±因此，¡°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
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
¡±显然，历史话语必须成为模范：
¡°史所贵者义也¡±，文采的争奇斗艳无异于舍本逐末。
章学诚看来，这种观念是¡°史德¡±的组成部分。
（22）当然，即使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编纂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
柏拉图心目中的修辞学犹如一门精致的骗术（24），人们的顾虑仍然是利用花言巧语涂改真相。
历史话语把语言奉为主角，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罗兰¡¤巴特认为，历史话语无法触及¡°现实¡±而仅仅赋予现实某种¡°意义¡±，（25）海登¡¤怀特更为大胆地论证，历史著作的深层结构是诗学的语言学（26）——这些观念毋宁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产物。
至少在刘知几或者章学诚这些人心目中，诗赋通常被视为¡°美文¡±的标本。
如果说，¡°文贵明道¡±的口号并不能迫使诗赋绝迹，那么，平平仄仄、象征或者隐喻的合法证书至少必须由历史话语颁发。
可以从许多文学史资料之中发现，古代批评家曾经不懈地将诗歌召回历史话语，企图在《春秋》、《左传》或者《史记》金交椅背后安放诗歌的席位。
《毛诗序》力图根据《诗经》证明，诗歌内部存在历史演变的征兆：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
¡±（27）无论是把《关雎》解读为¡°后妃之德¡±还是在楚辞之中设置香草美人或者虬龙鸾凤的所指，这业已形成一种批评传统：
诗歌被形容为一幅政治故事的象征图谱。
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之中解释说：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28）杜甫曾经被尊为¡°诗史¡±，理由是¡°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29）作为一种荣誉，¡°诗史¡±之称隐含了诗歌与历史话语的主从等级。
《史通》之中，刘知几理直气壮地把诗当成了历史资料记录：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辞。
¡±（30）时至如今，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质疑这些结论——诗歌决不会由于征用各种历史资料而成为历史话语；古代批评家之所以遵从这种解读方案，历史话语的优越感无疑是首要原因。
历代的典籍收罗了各种话语类型，从魔幻的神话、直率的民歌到缜密的论辩。
《史通¡¤杂述》曾经把诸多趣闻轶事的记录纳入历史话语的辅佐；虽然¡°言皆琐碎，事必丛残¡±，但是仍然可资正史参考——“杂述¡±显然相对于¡°正史¡±而言。
这些记录多为说部的内容，充当了小说的前身；然而，即使考察这些记录如何酝酿成为小说，历史话语仍然如同一个幽灵往来游荡。
¡°饰小说以干县令¡±——“小说¡±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庄子那里即已确定了卑微的身份。
无论是¡°残丛小语¡±还是¡°街谈巷语¡±，后继的论述始终把各种杂碎的记录视为有别于¡°大言¡±的拾遗补阙。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承认¡°小说¡±具有特殊的价值：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31）所谓的¡°小道¡±，可以视为相对于¡°义理¡±之大道的小常识；所谓的¡°小说¡±，还可以是相对于¡°正史¡±的¡°稗史¡±——“稗¡±乃微小琐碎之义。
许多时候，¡°小说¡±与¡°稗史¡±同义，文学批评曾经反复论证¡°稗史亦史¡±（32）。
因此，¡°小说者，正史之余也¡±（33）——当然同时是¡°正史¡±的补充。
另一方面，一些通俗的历史演义小说列入¡°史部¡±书目，充当历史的通俗读本，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文学话语对于历史话语的臣服。
这形成了小说与历史话语的相互纠缠。
例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的参照文本即是《史记》：
¡°《水浒》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
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34）无独有偶，毛宗岗分析《三国演义》时似乎如法炮制：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35）有趣的是，张竹坡考察《金瓶梅》时又一次不约而同地提到《史记》：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
¡±（36）这些批评家心目中，历史话语始终充当了小说的范本。
即使夸耀小说引人入胜的长处，历史话语仍然是强大的竞争对手。
吴沃尧在《月月小说序》之中表示：
¡°是故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
¡ ¡旧史之繁重，读之固不易矣；而新辑教科书，又适嫌其略。
吾于是欲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焉。
¡±（37）他期待小说显现的成效是：
¡°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
小说附正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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