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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望
百年回望
一百年很长,整整一个世纪; 一百年很短,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仅是一小段。
2005年,中国“雕塑百年展”在上海登场。
这无疑是中国当代雕塑的盛事,是近一百年来中国雕塑界最全面的一次集中展示。
展览分为三大组成部分:
“世纪经典”、“开放之履”和“走向未来”。
参展艺术家一百多人,自刘开渠始,到2005年的应届毕业生,时间横跨两个世纪,四代艺术家。
作品风格从写实一脉涓涓细流,而今具像抽象、前卫观念洋洋大观,堪称是波澜壮阔,令人真有大江东去之浩叹!
俗语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老人是一家人的源头,是沧桑和历史,是厚重的感觉,是一个凝聚和连接的核心。
也许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反抗自己的父亲,叛逆和离家出走。
但如今我们已经成长起来,而他们却正在老去。
于是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耐心和别有兴味地倾听他们的回忆,那些已经被风霜吹淡的故事。
他们也曾经是热血的反抗者和建设者。
我们的情感就有了家一样的归依,我们的行走就有了路一样的家乡和远方。
中国近现代雕塑之始大约应从王静远(1884-1970)、江小鹣(1894-1939)、陈锡钧(1896-1950)等人算起,但真正的代表人物是1900年出生的李金发和1904年出生的刘开渠。
李金发到法国是1919年,就读巴黎美院学雕塑是1921年,回国是1925年。
1928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创建,林风眠任校长,李金发任雕刻教授。
刘开渠赴法是1928年,1933年回国,9月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
饮水思源,中国近现代雕塑的历史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李金发和刘开渠是个性非常不同的两个类型――前者出生于华侨之家,性格敏感、悲观抑郁,除雕塑外,更以中国象征派、颓废派乃至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而著称,晚年客居美国,1976年病逝于纽约;后者则是普通农民的孩子,温厚笃实,是雕塑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和长者,建国后曾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历任杭州市市长、浙江美院院长、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等,1993年病逝于北京。
与他们同时代或稍后还有滑田友(1901-1986)、程曼叔(1903-1961)、郑可(1905-1987)、曾竹韶(1908-)、萧传玖(1914-1968)等人――除萧传玖先生外,皆留学法国,其中数人出自巴黎美院布歇工作室。
彼时正值法国现代主义风起云涌,巴黎更是整个现代艺术的中心,毕加索、马蒂斯、布朗库西等人都已登场亮相,但他们与徐悲鸿一样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古典写实主义。
这是一个值得一问的问题。
其中应该有着时代和思想意识的共同根源。
国家兴亡之际,文以载道,救亡图存,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曾竹韶先生至今推崇的依然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而对于现代主义的精神哲学诉求,还没有形成理解和共鸣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
他们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雕塑史的第一代人:
以留法为基本学统,多数曾经任教于国立杭州艺专。
从世界雕塑的立场看,他们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属于西方古典主义;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他们的艺术是保守的;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他们是全盘西化的;从中国雕塑的立场看,他们是开拓和革新的;从纯形式的立场看,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从国家民族的立场看,他们是有责任、有勇气、有行动、有人格的一代知识精英。
第一代人名单:
王静远、江小鹣、陈锡钧、梁竹亭、李金发、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萧传玖、程曼叔、郑可、周轻鼎、王临乙、张充仁、王子云、王朝闻等。
《日日夜夜》张得蒂
《汉女》田世信
这些人在1949年以前的作品如今已经难以寻找。
此次展览,没有李金发的作品应该是一个较大的遗憾。
但有刘开渠的“纪念碑局部”、曾竹韶的《孙中山》、王朝闻的《刘胡兰》等作品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
建国以后,以20世纪50年代留学前苏联和中央美院的毕业生为主构成了中国雕塑百年的第二代人。
写实人物是这一代人基本的创作方式。
法国古典主义和苏联现实主义两重严格的写实训练,培养了他们塑造人物形象的深湛功力。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沿着这个方向,他们的作品呈现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表现主义的艺术风格。
张得蒂的《达娃》、张德华的《鲁迅》、曹春生的《谭嗣同》、王克庆的《闻一多》、潘鹤的《艰苦岁月》、《开荒牛》等可以视为其中的经典。
这次展览,《闻一多》、《开荒牛》赫然在场,曹春生、程允贤、叶毓山、张得蒂等人也都有力作参加,唯张德华先生因猝然离世不久,未能送来代表作品,是“世纪经典”的又一遗憾。
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是如今已经年逾古稀而依然精神矍铄的钱绍武先生。
先生家学渊源,横贯中西,集苏式素描、中国书法、雕塑史论、创作实践于一身,已成一以贯之、通透无碍之大家气象。
除《李大钊》外,此次参展的《曹雪芹》亦是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
集体创作是这一代人特有的一种创作方式。
从农展馆到纪念堂,他们的才华和激情被一个特殊的时代所点燃和消耗。
那种状态也许是令人难忘的,以至于程允贤先生在去世之前曾经再一次组织了超大规模的全国性创作组,试图重温那种火热的记忆。
当然这些作品是不可能运来参展的。
但必须提到的是四川美院集体创作的《收租院》。
无论是其“超级写实”的塑造方式,还是它在那个时代的特定主题,以及它后来被蔡国强借用时引发的争议,它都应该出现在展览中。
这是第三个遗憾。
《开荒牛》潘鹤
刘焕章先生是这代人中的一个另类。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之外,1980年代初他蹬着三轮车往那个小院中拉石头的背影,曾经成为我们的先驱。
他的趣味是简洁整体的形式感和对材质本身的感受。
田世信先生是一个更为深远的人物。
他深入到贵州的少数民族中,那种曾经令高更沉醉于塔希堤的东西――原始、神秘、宗教和生命的气息,使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强烈地凸显出来。
但这一次参展的作品是四个仕女俑一样的木雕。
其汉初黄老之学的精神氛围,好象是从浓烈的宗教般的生命追寻中,退出或是上升到一种超然恬淡的境界。
最后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包泡。
他几乎可以看作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之间唯一的枢纽。
由于间隔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两代人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
只有他从第二代人中一直延伸下来:
1980年他参加“星星”,是唯一的职业雕塑家;随后他创作了“青蛙”和“猫头鹰”,还有一些很小的铸铜躯干,是国内最早理解布朗库西的“形”和材质意义的作品;后来又做过类近阿尔曼或塞萨尔的东西,这应该符合他的愤青情结;他还搞过非常民族主义或国粹主义的曲阳乌托邦和非常前卫地回归自然的怀柔乌托邦。
尽管都失败了――他的时代、知识背景和思想方式决定了他的局限――但他是唯一一个冲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代人,他是雕塑界一个应该受到我们尊重的老战士。
这次展览没有他的作品参展应该是第四个遗憾。
这次展览的“世纪经典”部分是由曾成钢先生负责的。
他竭尽所能筹集了如上两代人的三十余件作品参展。
尽管由于一些无法克服的原因而留下些许遗憾,但它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历史和来源。
我们搞雕塑的人,大多可以从那里找到我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第三代人是文革后的一代,以恢复高考后各美术院校雕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主体。
这一代人已经在过去的20年中成长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中坚力量。
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感知、摹仿、嫁接、移植、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过程。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西方的艺术形式、价值体系、精神冲动和哲学思考在那时就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
我们真正是如饥似渴:
萨特和弗洛伊德,朦胧诗、意识流和荒诞剧,高更、凡高、蒙克、毕加索和康定斯基,布朗库西、亨利?
摩尔、贾科梅蒂和劳生柏格……于是美术方面就有了“星星”、“85新潮”、“厦门达达”和“89现代艺术大展”。
但整体来说雕塑界的反应相对缓慢和滞后,而且非常有限。
立体主义颠覆并重建表象的冲动我们没有,未来主义崇拜力量和速度的冲动我们也没有,构成主义的冲动我们更没有。
那种结构的、理性与秩序的本体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非常薄弱。
大概只有河洛、周易的象数一脉在汉代和程朱理学在宋代曾经有过相应的求索。
整体来看,现代主义形而上冲动的理性一翼,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雕塑界没有引起强烈的共鸣。
从我们的法苏泥塑课堂出发,最直接的发展方向是沿着罗丹、布德尔和马约尔到达布朗库西,然后越过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直接接上战后的亨利?
摩尔、贾科梅蒂和后期的阿尔普。
形的意识开始从写实具像的塑造中逐渐独立出来。
但相对油画方面的异常活跃,一直到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雕塑都处于非常边缘的状态。
充气的图腾、黑屋子和电话亭,以当时的概念几乎没有被列入雕塑的范畴。
孙振华先生的出现对当代中国雕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他之前中国的雕塑理论著述可谓寥若晨星。
他是国内最早研究雕塑的博士之一,《生命?
神氏?
时空》是第一本具有理论建构意义的著作。
这种理论上的高度使他对中国当代雕塑状态有一种整体性的观察和思考,并以一种历史性的视野和出发点,保持着积极介入和推动中国雕塑发展的前倾姿态。
1992年由他和曾成钢、杨奇瑞共同发起的“第一回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标志着中国现代雕塑的历史正式拉开了序幕。
隋建国的《地罡》、傅中望的《榫卯-龙骨》和张永见的《正午》处于最突前的位置。
吕品昌、李秀勤、展望、姜杰、史金淞、王中、李象群、施慧、陈妍音、孟庆祝、魏华等一大批后来在雕塑界占有重要地位的雕塑家,也都在那一次展览中开始亮相。
时隔8年以后,已经出任深圳雕塑院院长的孙振华与时任中国美院雕塑系主任的曾成钢再度合作,在2000年推出以“冲突与选择”为主题的“第二回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
与第一回相比较,这次展览呈现出更强的观念性和当代性。
参展艺术家的年龄跨度更大,创作的方式更为自由和自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