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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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

一、行业史与市场史的交汇：

同业公会研究的新取向

不论是从组织关联上，还是在学术路径上，同业公会的研究都得益于行会史、商会史研究的直接推动，许多重要议题也是在相关问题域内展开。

同业公会的时段延伸与组织下移，反过来亦推动行会史、商会史走向精细化。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行业档案的广泛发掘，同业公会研究在宏观制度及行业、市场层面都有所突破，成为行业经济史与市场制度史的交汇点。

[4]

（1）行会史与商会史路径下的起兴

民国时期兴起的工商同业公会是传统行会（同业会馆、公所）的延续和转型，也是跨行业商会的基层组织和团体会员。

这三者的学术史脉络并非一致，但颇具相关性。

相较之下，行会史起步最早。

在1949年前，在华西人如玛高温（D．J．Maegowan）、马士士（H．B．Morse）等对之有初步研究，仁井田陞、根岸佶、清水盛光等日本学者也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学者全汉昇对行会起源及至近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有系统论述，李森堡、骆清华等则对正值发展中的同业公会实务有所讨论。

不过，当时的行会研究基本未与同业公会同列，问题也缺乏交叉。

到1949年后至80年代相当长的时期内，行会史主要围绕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就行会是否阻碍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争论。

到1990年代，晚清民初的行会重建与转型问题成为研究重点。

不少学者认为会馆、公所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冲击，面临解体和重组，而同业公会正是其组织继承者，二者间的比较研究受到关注。

彭泽益、唐力行、邱澎生、王翔、彭南生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5]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不断发展的事实也吸引着学者们的眼光，一些原研究行会史的学者顺流而下，对之进行持续地学术关注。

[6]行会研究与同业公会研究的对接，使近代的行业组织史趋于完整。

商会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其目的是在于以团体、阶层、群体的方式，来打破已经僵化的阶级史观。

相较于资产阶级的抽象定义，商会史以“商人”视角来代替“资本家”视角，强调多维度的方式来展现商人群体的社会及经济活动。

上海、天津、苏州等地丰富的商会档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史料支撑。

商会组建本是仿效西方制度，以此沟通官商，但在晚清建立之后，就发现绕不开中国沿传已久的行会组织-会馆、公所。

在晚清民初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商会”一边不断吸收“旧行会”为团体会员，一边试图改造其落后性。

到1918年，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推动会馆、公所改造为同业公会，商会与有力焉。

正因如此，在关于商会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商会与行会关系是首先面临的话题。

商会史研究的主力如徐鼎新、虞和平、马敏、朱英等人，都对此问题有所论述。

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随着同业公会的普遍设立，公会也成为商会最为主要的会员形式－团体会员。

在后续关于商会史和同业公会史的研究中，二者往往被视为关系紧密的组织系统或组织网络。

[7]在商会档案之中，同业公会的资料也极为丰富。

正是基于这一史实，朱英、吴景平等学者都强调要加强同业公会研究，并直接推动关于同业公会制度、银行公会等研究主题的开展。

到2000年前后，一些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也是受到商会史研究的引导和启发，选择以同业公会作为选题，为此后这一领域的长足进步奠定基础。

由行会史、商会史的路径而兴起的同业公会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视野还是在问题意识上，都深受影响。

在这一脉络下，同业公会与行会的关系得到厘清，对商会的组织基础作用也受到重视。

在与行会、商会的比较研究中，同业公会的资产阶级同业组织、行业自治组织的性质得到大多学者认同，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肯定。

同时，由于商会史研究更为注重商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角色，同业公会的相应表现也受到关注。

这些都是同业公会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

但是，同业公会作为在民国时期普遍设立的行业组织，行业经济特性是其最重要的属性。

它既具有一般商人团体的共性，也有不同的行业个性。

如果单纯只从行会史和商会史的路径来“上下打量”，可能多或少“遮掩”了同业公会的特质和行业之间的差异。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在组织制度研究方面。

研究组织与团体，组织本身及制度建构是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

较为明显的是，早期的许多研究基于法律制度、章程规条及组织结构来进行问题解释对，公会实务与人事关注不足，容易从结构－功能或国家－社会的角度得出似曾相识的结论。

在行会、同业公会与商会的比较之中，也容易满足于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或传统性作为其问题中心。

较之定性分析，笔者认为“过程”和“实务”分析能够推动讨论的深入。

其二是同业公会研究偏离经济的中心主题。

商会史因是在资产阶级研究的背景之下兴起的，同时商会作为跨行业的商人群体代言者，其活动中心不仅在于经济，更在政治及社会层面有着广泛的作为。

同业公会的职能当然也是全方位的，但本质上还是基于维护行业利益而存在。

已有研究虽对公会经济职能有所讨论，但还不够细致，缺乏动态描述。

其三是同业公会的行业特质揭示不够。

在行会史的研究中，主要是摘取不同行业记载或碑刻的综合研究，史料零碎，很难见到对同一行业行会一以贯之的研究。

行会制度的整体概貌虽然勾画出来，但与所属行业发展的具体关系却不甚了了。

在商会的视野中，同业公会常被视为次级组织、基层组织，其活动均是在商会统筹之下展开，公会也为支持商会而存在。

真实的情况是同业公会也有其独立的利益诉求。

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下，不同行业的进程及反应也是不同的。

如何深入行业，揭示行业的差异性，显然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种隐藏的困惑有些是行会史、商会史研究本身也存在的，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推动商会史走向整体史研究，或走出“商会”的商会史，强化同业公会研究也是题中之义。

换而言之，同业公会研究，既需要发挥已有优势，吸取行会史与商会史研究之长，同时更要专注于行业特质的发掘，弥补现有的缺陷。

（2）制度变迁与组织网络主题的延续

自2004年至2012年间，经学者努力，大量沉睡的公会档案被发掘出来，更多行业个案得到剖析，所论问题也更趋深入。

按成果数量及类型来分析，从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著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大要。

在期刊论文方面，撰写发表直接以近代同业公会为题的期刊论文有50篇左右，在数量上有较快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以同业公会为题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为数可观。

初步估计，数量近20篇，以同业公会为专题的博士论文约6篇。

既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也有法制史及中共党史学科的，显示出这一新兴学术主题的吸引力。

依学术机构划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东华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位列前茅。

在著作方面，朱英、彭南生、魏文享、李柏槐等对同业公会制度的综合研究[8]，郑成林、王晶、张天政、张徐乐等关于上海银行公会，张玮关于上海绸缎业公会的行业性研究，都是同业公会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

[9]就选题而言，在这一时期的前三四年间，对同业公会的宏观制度及组织网络较受重视，可视为基础和归纳性的研究。

最近几年，学术兴趣则明显集中于行业个案研究，可视为细化和深入。

作为近代新兴之行业组织，同业公会之存在系以共同利益、会员认同及法律认可为前提，其目的是通过行业层级的整合与治理，保证行业之利益。

因此，由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名实之变的背后，实是行业管理方式的制度转型。

一些学者或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或结合同业公会的政治、法律及市场定位，来讨论同业公会制度建立的路径。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方面，学者们注意到社会及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

彭南生认为，传统行会以内在性的制度变迁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需要。

[10]魏文享认为同业公会兴起是政府与企业的双重选择，晚清民初结社环境与同业意识的增强为公会成立奠定社会基础。

[11]朱英等合著的《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考察了自近代及至当代中国行业组织的变迁史。

[12]在同业公会的制度构建中，政府的政治及法律规定直接涉及到其在社会及市场系统中的角色定位。

樊卫国将近代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和商会等作为非政府组织，认为这些组织发挥着民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和社会控制功用。

[13]魏文享认为政府管理存在规范、授权与管理的多重效应，同业公会具有中间组织的政治与经济特性。

[14]张强认为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是上海银行公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15]行业组织的形态与市场转型、商业传统及政治社会因素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与基于同业公会在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定位不同，同业公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也受到学者关注。

学者们放弃较早主要着眼于文本的判断，注重从实践与史料出发来讨论问题。

同业公会是“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现代性”因素固为其主流方向，但会馆、公所时期的惯行旧风却不易立时去除，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朱英撰文指出，同业公会之中存在新旧杂陈的过渡特色。

同业公会容易倾向于以垄断方式和依赖政府保护同业利益。

[16]李柏槐认为，成都地区的同业公会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合体。

[17]

在同业公会职能研究方面，政治、社会与经济议题均受到关注。

魏文享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承担着双重的政治角色，既有合作政治，也有自主诉求。

[18]毕艳峰提出，利益集团属性是同业公会的根本属性，同业公会参与政治之目的在于谋求自身利益，但集体行动中也存在商号背离集体公共行动寻求私利的状况。

[19]一些研究也涉及到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及同业教育问题，肯定其有助于增强组织凝聚力，体现同业公会的社会责任。

[20]但总体上，新近同业公会研究中对经济职能的关注明显增强。

在数量丰富的行业个案研究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时段之经济政策、市场秩序、行业兴衰、商事习惯，成为讨论的重点，后文对此再加分析。

在同业公会的内部组织研究上，朱英、陈争平、魏文享、李柏槐等都在不同程度肯定同业公会在行业整合及商人群体整合方面的重要作用。

[21]同业公会的行业整合，表面看来是组织机构的设立与沟通，但背后其实是市场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

应莉雅以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网络理论来讨论商会的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的关系，同业公会是商会网络在行业层面建构的依托点。

[22]张玮认为,上海绸段业同业公会可为会员提供区分信誉的制度化渠道，但是个体间正式契约的互动完全建立和维持声誉,因此商人还借助社会身份及近关系网络是对正式契约提供互动的必要支持。

[23]在此基础上，评估同业公会的集体行为及个体的社会活动，当更加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实情。

在其它商人组织方面，冯筱才、朱英对商民协会及与商会关系有深入探讨。

[24]樊卫国对上海的同业公会与工会、帮会关系，华商公会外商群体、消费者群体的关系分析，体现出广泛的利益关联性。

[25]彭南生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研究表明，在商会之外，小商人也在"合纵连横"的多向平台。

[26]商人组织的分群与结社，不仅受政治及法律的影响，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市场关系也是深层因素。

归根到底，同业公会是为行业商人市场生存与发展服务的，这一点与行会并没有根本不同。

基于历史时序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判断固有其必要，但就当时的商人与企业来说，更需要通过同业公会的制度与组织，在复杂社会经济环境中应变求生，组织与制度是否实用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3）行业案例与经济导向的凸显

笔者粗略统计，在近十年间，同业公会研究涉及到的行业类别达到三十余个，较此前有明显增加。

其中，既有传统的丝绸、丝织、典当、钱庄等行业，也有银行、旅业、糖业、国际贸易业、广播业、百货业等新兴的行业。

就工商比例看，涉及商业行业较多，工业行业较少。

在区域空间上，也有扩大。

早期的同业公会研究多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地，不少学者批评研究的空间范围狭小，影响到整体判断。

就这一时期的情况看，上海仍是众所瞩目的中心，但样本选择也明显多样化。

天津、汉口、北京、成都、重庆、济南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工商业发达之地有更多讨论。

广西桂林、梧州，新疆、贵州等地也有所关注。

在时段方面，在较早的商会、同业公会研究中，晚清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是研究重点，对于抗战时期及以后、1949年至1956年期间的研究较为欠缺。

在这一阶段同业公会研究中，晚清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仍是研究重点，但对抗战时期及解放初期的讨论则有明显增强。

在传统行业方面，丝绸业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行业，其行业公所亦具有悠久历史。

王翔、魏文享、毛燕武等曾撰文讨论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组织演进状况。

[27]在2003年后，丝绸业仍继续得到学者关注。

陶水木、林素萍以杭州市档案馆藏的丝绸档案为基础，对丝织工业同业公会、电机丝织厂工业同业公会、绸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侯丽华对抗战后苏州丝绸业公会的研究，张玮对上海绸段业商人及同业公会问题的研究，郑小灿等对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绸业公会创立商业承兑汇票活动的研究，都注意将公会组织与行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28]典当业是较为古老的行业，在近代亦面临变局。

杨现华、李维庆在对近代杭州等地典当业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同业公会的角色问题。

[29]

在近代金融业方面，钱庄业同业公会和银行业同业公会是关注的焦点。

钱庄作为本土金融机构，在近代面临生存挑战，有不少学者结合钱业公会进行讨论。

[30]较为集中者，是上海和汉口的钱业公会。

吴景平、邹晓昇、张徐乐、李燕等研究了上海钱业公会组织变迁及经济活动。

[31]陶水木、杜询诚、魏忠等讨论了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业内习惯等问题。

[32]刘俊峰讨论了汉口钱业公会在稳定市场方面的作用。

[33]这一时期银行公会成为最具典型性的行业组织，王晶、张天政、张徐乐、郑成林等人的研究主题与时段相互补充，正好建构起上海银行公会的变迁史。

此外，还有吴晶晶对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的研究，万立明对20世纪30年代银行公会与票据立法问题的研究。

[34]张晓辉对广州银钱业的研究，胡建敏对杭州银行公会的研究，刘志英、杨朋辉对抗战前重庆银行业公会的研究，都值得关注。

[35]与银行业及公会研究直接相关的银行学会、《银行周报》也得到发掘。

[36]

近代出版业的同业公会在行业管理尤其是版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功用。

邓咏秋、王小宝、严明丹、唐婧的研究既涉及到20世纪前半期出版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建构，更侧重对同业公会与版权纠纷问题进行研究。

[37]旅业、糖业、国际贸易业、广播业、百货业等行业同业公会过去关注较少，不少学者结合行业经济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

近代的旅业同业公会多由旅社、饭店、客栈共同组成。

龚敏、杨庆武、黎霞分明撰文对同业公会进行研究。

[38]高红霞的研究表明，在糖业同业公会之中，还存在各乡帮式的会馆公所，闽商和粤商会馆为其核心。

[39]此外，如王明亮对建国初期的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的讨论，刘章对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及行业组织的讨论，王琳对沦陷时期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物资统制行为的分析，都有助拓深相关行业经济的研究。

[40]

一些新兴工业行业的同业公会也受到关注。

徐涛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资料，对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41]张胜平认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是较为成熟的现代化资产阶级同业团体。

[42]王静则对天津的航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

[43]在营造业方面，王琨在对上海营造业群体的研究之中，就营造工业同业公会与行业发展问题有所讨论。

[44]在近代新兴的制药工业方面，彭善民对民国时期上海制药同业公会的组织变迁与功能进行了讨论。

[45]吴娟讨论的则是1946-1953年间商业性的新药同业公会的组织沿革及行业治理状况。

[46]

一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过去因为史料不足，讨论较少。

现在，学者们从同业公会档案中，发现了这些生活化的行业史。

在服装方面，陈万丰曾对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有过介绍。

翟梅宇的硕士论文则专题讨论了上海的时装业同业公会的行业作用。

[47]宋涛的硕士论文讨论了近代上海的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的情况。

[48]咖啡馆是近代都市消费及西式生活的重要象征。

陈文文认为上海咖啡馆业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公会规范各咖啡馆的营业、协调咖啡馆之间的矛盾。

[49]壅业（粪业）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王芳芳讨论了苏州雍业公所成立的原因过程及在推动苏州城市卫生体系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

[50]

宏观制度及组织研究往往较为注重共性的讨论，而同业公会的差异性更多与行业联结。

同时，同业公会是分行业而存在的，在各省市档案馆中，也存有丰富的行业档案史料。

行业个案的研究中，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导向。

不论是组织或制度化的讨论，还是公会的经济活动，都与行业经济本身的发展紧密相关。

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同业公会研究中体现出由行会史、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的回归与转移。

具体来说，这一回归包括视角转移和问题取向两个层面。

在视角层面，同业公会不仅要立足于商人团体的一般意义来讨论其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也关注于其行业属性，将公会研究与行业经济与市场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走出常规化组织史的研究范畴。

在问题层面，新近研究将公会研究与行业经济发展史结合，关注同业公会的集体行动对于行业经济发展的意义，关注同一制度形态下的不同表现，关注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公会角色，拓展了问题的纵深度。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之中，民间性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同业公会又重新出现。

[51]官方的工商联，也将“民间商会”的标牌悬挂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不失为一种回归，其背后的真正因素，正是市场。

二、行业与市场视域下的同业公会研究

同业公会建立在会员行业认同及政府法律许可基础之上，其宗旨在于“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之弊害”。

在市场运行的宏观系统中，政府、公会和企业，各有其分工和目标。

但此种地位，究竟如何发挥，如何实现，却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过程”关注，才能观察到经济理性的运行脉络。

在行业史和市场史的角度来看，同业公会在行业的市场规则、市场秩序及行业自治等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体经济理性。

（1）商事习惯与行业业规

自会馆、公所时期，许多行业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商事习惯，或称行规和业规。

在行会史研究中，往往批评这些行规是封建性的和落后的，但其中情形并不能一概而论。

在前近代中国，国家商法不全，业规对各行业的规范经营及守信经营来说亦有积极作用。

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往往和业规的执行度相结合，成为区域市场的重要约束力量。

在同业公会时期，商事习惯或同业业规仍然发挥作用，且在政府法令和同业公议中不断调适，其合法来源及权威属性也在变化中，成文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

无论如何，业规的制订与执行都与商人团体密不可分。

商会重视商事裁判与商事公断，同业公会的营业规章与业内自治，国家商事立法与民间习惯之互动，都体现经济理性与市场权力的复杂关系。

商人团体与商事习惯变迁的关系涉及到对这一问题的总体判断。

邱澎生在对苏州商会与商事习惯的系列研究中指出：

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的发展进程中，商人团体不仅促成有效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创新，更在地方司法实务上以公产立案模式得到政府支持。

在市场的运行中，以公所为主所制定的行业习惯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人情诸因素则有利于增强信任机制。

[52]李学兰认为，在制度形态方面，商人团体经历从立案公产制度到自治性法人团体的演化；在制度运作层面，商人团体习惯法经历从非实定性规范到系统化规则的演化；在价值观念方面，商人团体习惯法经历从感性教化到理性契约约束的演化。

[53]彭南生认为会馆、公所通过刻石立碑来确认其社会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并以此增强行会权威及约束违规行为。

[54]这揭示，商事习惯虽非国家立法，却具有契约的性质。

同业公会立足于同业公益，是制订及执行规则的重要主体。

近代商事习惯逐步向成文业规转化，国家力量明显介入。

朱英、魏文享讨论了1930年上海商人团体与政府间的行规讨论案，同业公会要求政府支持非会员亦得遵守业规，政府借此要求整顿行规。

由此导致的重整行规运动使行业习惯获得国家法令的支持，但同时政府介入也使传统的行业自治权有所削弱。

[55]樊卫国将上海同业组织史划为传统会所的“共同体化”阶段、同业公会“社会化”普遍发展阶段和“国家化”整合规范阶段三个时期。

从共同体化的独立行法制裁，社会化的市场式罚款制约，到国家化的依法处置，同业公会的行业自治权在不断向国家行政与法律让渡。

[56]王雪梅也认为行业习惯的力量呈减弱的趋势。

[57]周执前在对苏州行会习惯法的研究中则认为国家法与行会法是相互配合与补充的。

[58]围绕业规问题的讨论表明，同业公会自治权的合法性基础由原来单纯内部授权，到需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并因市场开放性加强，约束力有所下降。

但二者之间并非不可相容，公会要向国家“借力”，国家也需增强法律的可行性。

业规的具体内容及效力如何呢？

陈正卿等认为同业公会业规有利于社会经济有序运行，也有利于维护商业诚信。

[59]张忠民分析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新立的业规中，定价、营业和处罚是最为核心的条款。

作者认为，业规是公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价值体现，业规也受到政府的干预，“政府的公权力已经开始向原先完全由民间工商业界自主的领域延伸，并且成为凌驾于其上的行政力量”。

[60]基于国家商法与民间业规相互渗透的趋势，单纯认为双方对立、此强彼弱的观点并不全面。

近代各业的业规其实是在动态调整的，国家法规和行业市场是其重要的参照点。

因行业的经营方式与整合力度不同，业规的执行情况各有差异。

杜恂诚重点研究了钱业的习惯法问题。

他认为，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体现了“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

习惯法的本质是维护钱业信用，降低交易成本。

申汇、洋厘与银拆等核心业务均由公会确定交易规则。

[61]在近代银行业方面，上海银行业自1920年订立业规后曾三次修订。

刘平认为，银行业的业规补充了银行监管立法之不足。

[62]李维庆认为，典业行业组织经历由会馆向同业公会的转变，公会承担着公议行规、调解行内纠纷及道德教化的内治职能。

[63]同业公会制定业规，有益于行业共同利益。

李柏槐认为成都的同业公会在同业经营资格、交易市场、同业牙行、学徒教育、调解行业纠纷等方面都履行其行业管理职责。

[64]龚敏认为上海旅馆业公会在建立营业规则、强化住宿管理，配合政府管理和促进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65]翟玉梅认为上海时装业同业公会制定了具体而严格的行业规范,有利于稳定劳资关系、避免行业内恶性竞争、维护行业整体利益。

[66]

行业业规，是行业自治的行为标准。

新的业规，与旧的习惯如何调适，与政府法律体系如何互动，都是极其关键的问题。

这一阶段学界对于业规的制订、效力及其运作的集中讨论，有助于加深对现代政府经济管理权与行业自治权关系的认识。

（2）同业公会与市场秩序

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市场秩序是指不同市场主体之交易行为所形成之客观结果及状态，其程度受市场信息、市场规则、市场主体、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市场秩序需要内生规则及外部环境。

良好的市场秩序，既符合竞争、自由、公平原则，也符合同业大多数从业者之长远利益的。

同业公会作为市场主体集体理性的契约组织，在市场秩序、市场环境方面究竟如何作为，受到广泛关注。

同业公会在价格变动方面的集体行动，主要体现于市场议价及价格管制两个方面。

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以市场议价为主。

高红霞认为糖商业最重要的活动是以茶会方式进行行市议价和商业交易，这并非可简单等同于行业垄断，而是市场化定价的体现。

[67]侯宣杰认为广西的同业公会致力于平抑物价、稳定金融，统一度量衡，规范交易规则，打击走私售假等活动有助于城镇经济发展。

[68]价格管制主要体现在抗战及抗战后的内战时期。

彭善民认为上海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在调控同业价格、争取原料配额、提升制药水准等方面发挥正面作用[69]。

吴娟认为1946-1949年间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的主要活动体现在管理市场价格、实施药品与外汇配售等方面。

[70]上海旅商业同业公会为配合政府实行限价,在行业内成立了房价评议委员会,评议价格成本和市场行情。

[71]这些研究体现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价格变动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