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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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原载：
《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
《晋书》卷三七《宗室传》史臣曰：
“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
”又，同书卷五九“传序”曰：
“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国维城。
……洎乎周室，粲然可观。
封建亲贤，并为列国。
……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阴，遂乃三叶而亡。
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磐石，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
”这里都指出西晋立国后“革魏余弊”，封建宗室。
窃国之人，当然最明白其中利害。
司马氏祖孙三代谋篡曹魏于中央，从未受到地方曹氏宗室诸王的任何抵抗，在他们看来，这是曹魏立国之道的最严重的失误，故司马炎初一建国，便很快分封宗室。
《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
”那么，曹魏是如何苛禁宗室诸王的？
为何要这样做呢？
本文就此略作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曹魏苛禁宗室的主要措施
曹魏宗室之分封，最早可追溯到建安中后期。
当时曹魏虽未正式立国，但随着曹操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他开始致力于篡汉，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借汉献帝之名策封诸子。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
“（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
”裴松之注引《魏书》又载：
“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
”此后，曹操诸子陆续受封或徙封。
不过，当时曹操毕竟尚未建国，故亦谈不上什么严格意上的宗室制度与政策。
黄初元年（220），曹丕正式建立曹魏王朝。
曹丕初一称帝，便立即下令封侯的诸弟皆离开京师，徙就封国。
黄初三年三月乙丑，魏文帝改封其子、弟为王，诏曰：
“立齐公睿为平原王，帝弟鄢陵侯彰十一人皆为王。
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
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
……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
”[1]应该说这是曹魏国家的正式分封之举，此后宗室人物仍续有策封之诏。
但是，曹魏虽有分封之名，但制度很不完善，变动无常，《三国志·魏书·彭城王据传》载黄初五年魏文帝诏曰：
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
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
据改封定陶县。
[2]
查考其他诸王皆于黄初五年降为县王[3]。
太和六年（232），魏明帝又恢复旧制，改封诸侯王，以郡为国。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
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
《诗》不云乎，“怀德惟宁，宗子惟城。
”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
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
魏明帝也承认曹魏“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
”明帝依制将诸王由县王重提升为郡王，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良。
明帝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儒家典制的要求，诸王地位有所提高，生活有所保障，对文帝的一些过激之举有所纠正。
不过，总的看来，明帝仍基本上因袭了乃父的陈策，曹魏一代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合乎儒家“大义”的宗室政策，“未有定制”。
根据有关文献认载，曹魏一代虽有分封宗室之名，却无封建之实，对诸王防范极严，对此，旧史家多有论述。
如陈寿《三国志》卷二○“评”曰：
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
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裴松之注引《袁子》亦有相同的评论：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
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
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
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志。
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
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
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由上述两段概括性的论述，可见曹魏一代对宗室诸侯王的压制是极为严厉的。
下面结合具体史实，对此进一步加以考论。
（一）曹魏之分封为“虚封”
所谓“虚封”，是指诸侯王仅有爵位名号，但实际上在其封国内并无领兵、领民等军政权力。
依照传统的儒家分封之道，诸侯王不仅有辖区内的治民、理财权，还可以征辟王国的属官，调遣一定数量的军队。
周代的典制自不必说，即使西汉初分封同姓王时仍依此制。
这就是所谓的“实封”。
但曹魏之分封诸侯并不依旧制，前引“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正是就此而言的，确实是“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在这种“虚封”制度下，曹魏诸王公不仅不能参与军国大政，而且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保障。
从曹植的许多文章中都可看出诸王的生活窘状，如《迁都赋序》中便抱怨“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在《社颂序》中说：
“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
……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
”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又说：
“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
”曹植的这一类怨愤之辞甚多，可见其生活之窘迫。
当然，由于曹植早年与魏文帝争太子位，文帝尤痛恨之，故惩之尤甚。
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其他诸王也大体如此。
因此，在名义上曹魏诸王虽有封国、封户，但实际上诸王并不能直接领民、征赋。
至于领兵权，对曹魏诸王来说，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上引《袁子》所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确是实情。
这样的王国“军队”与其说用来镇服地方、拱卫中央的，还不如说是附会典制、装饰门面的。
当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监禁诸王。
正因为如此，连这样的军队，朝廷还要经常调遣、征用，特别是其中的丁壮，征发殆尽。
对此，曹植在上魏明帝《谏取诸国士息表》中明确指出：
臣初受封策书曰：
“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
”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距。
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
而名为东藩，使屏翰皇室，臣窃自羞矣！
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
伏以为三军益损，不复赖此。
……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
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第，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
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
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寇，粗可以警小盗。
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锄秽草，驱护鸟雀。
[4]
由此可见，曹植虽有藩王之名，实际上初封时仅有军队150人，且皆为老弱。
至明帝时剩下行将朽木者五六十人。
原有“士子”五百人，但前后三次征调已尽，王国内真正可用者“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
即便如此，明帝仍要下令征调。
《三国志·曹植传》明言：
“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其数不过二百人。
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
”由此可以说，曹魏诸王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兵权。
（二）曹魏诸王封土屡徙
曹魏王朝不仅对诸侯王采取不能领民、领兵的“虚封”之制，而且频繁徙封。
曹魏宗室迁转之频，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罕有其比的。
现据《三国志》卷一九、二○所载诸王徙封的史实，对此略作说明。
曹彰，曹丕弟，建安二十一年始封鄢陵侯，曹丕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会京师，暴薨。
其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县”；太和六年，“复改封任城国”；青龙三年，“削县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济南”。
曹植，曹丕弟，建安十六年始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曹丕得王位，“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受污陷，贬爵安乡侯；不久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立为鄄城王；黄初四年，徙封为雍丘王；明帝太和元年，徙封浚仪；太和二年，复还雍丘；太和三年，徙封东阿；太和六年，“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
”曹丕父子对曹植监控尤严，黄初、太和年间几乎年年改封、徙地。
对这种非人的待遇，曹植内心深处是极为不满的，他在《迁都赋序》中说：
“余初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未将适于东阿。
号则六易，居实三迁。
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又如中山王曹衮，他于建安二十一年始封平乡侯，第二年改为东乡侯、赞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进位北海王，四年改封赞王；黄初末徙封濮阳，太和二年就国，太和六年又改封中山王。
曹衮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以谨重几为曹丕父子树为楷模，但依然徙封不断，其它诸王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
因此，由上述三例，足见曹魏宗室居无定所的狼狈之状。
前引《袁子》所谓“位号靡定，大小岁易”，确是实情。
曹魏王朝之所以对宗室诸王采取频繁的迁徙政策，其目的是防止诸侯长期居住一地，与地方势力交结。
而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诸侯王的精神不断受到摧残和折磨，而且他们的徙封之地，往往条件很差，几年中便徙封一次，一切都难以经营，甚至连最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徙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流放，一些人在不停的迁转中消耗掉了锐气与生命。
《三国志·曹植传》便说：
“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其他诸王虽没有曹植这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怨愤之情，但他们也大多郁郁寡欢，心气难平。
（三）诸王“无朝聘之仪”，严禁交结
曹丕得位，把宗室诸王公皆赶到封地，目的是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
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不允许诸王定期朝会。
《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
魏制，藩王不得朝觐。
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
《通鉴》卷七二也载：
“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
”可见这一制度是曹丕明确下来的，魏明帝也说：
“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
”[5]此制使诸王完全与世隔绝，不要说参与军政，甚至连起码的人伦亲情也不能满足。
因此，长期的封地生活，使他们倍受情感上的折磨。
曹植太和五年所上《求通亲亲表》，对此有非常真切的表达：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
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
……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时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
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
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
魏明帝收到此表后，也颇觉乃父此举有违人伦，诏报曰：
“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
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
已敕有司，如王所述。
”[6]这里明帝为曹丕开脱，说“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是那些跟风的“下吏”矫枉过正所至。
这并非事实。
他在太和五年颁布的准允诸侯“通亲”、“朝聘”的诏书中说：
“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
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朝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
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
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
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
”[7]
魏明帝虽然允许“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但不意味着对诸王的监督放松了。
其实，明帝时诸王朝会虽略缓其思亲之苦，但其实际地位与待遇并无多大改善，而且没有真正改变限制诸王朝谨的制度，准允朝谨只是特许。
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在这种特许的朝觐期间，对诸王仍有诸多限制，动辄便遭削封之惩。
如中山王衮，《三国志》本传载：
“初，衮来朝，犯京都禁。
青龙元年，有司奏衮。
诏曰：
‘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
’有司固执。
诏削县二，户七百五十。
衮忧惧，戒敕官属愈谨。
”衮犯何禁呢？
据注引《魏书》：
“王乃来朝，犯交通京师之禁”。
同时受惩的还楚王彪，《三国志》本传载：
“初，彪来朝，犯禁，青龙元年，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三，户千五百。
”这些王侯长期在外，难得返京，难免会见亲属故旧，但稍有不慎，便会犯“交通之禁”。
又据任城王楷、彭城王据本传，他们皆因遣人至“中尚方作禁物”，各“削县二千户”。
明帝此举，意在警示诸侯，让他们小心行事。
据《三国志·赵王曹干传》，干于“青龙二年，交通宾客，为有司所奏”，明帝下诏诫诲之曰：
“……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戴捷咸伏其辜。
近者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有司举奏，朕裁削县。
今有司以曹纂、王乔等因九族时节，集会王家，或非其时，皆违禁防。
”曹魏宗室中的不少人物文化修养甚高，他们长期不能交结士人，精神上极为苦闷，对此，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
“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
”故在朝觐期间，有人与士人交往，但明帝是绝对不允许的。
由此可见，明帝对诸王的监督并未放松，所谓朝会也只是依照文帝“若有诏得诣京都”的旧制[8]，并无根本改观。
（四）禁锢诸王，严禁任职
《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泰始元年“诏除魏宗室禁锢，罢部曲将及长吏纳质任。
”胡三省注曰：
“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锢不得仕进，今除之。
”这里说的是晋统治者废除曹魏禁锢诸侯的政策，可见在禁锢政策下，曹魏宗室是不能任职的，将他们完全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
对此，正始年间曹冏的上书中说得很清楚：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拨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
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
[9]
前引《袁子》称曹魏宗室“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说得也是这种情况。
曹冏上书在正始三年，此时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势力已经崛起，渐呈取代曹魏之势，故冏之上书，实为亡羊补牢之举，当然看得真切。
不过，在此之前，曹魏宗室中已有人看到了压制诸王的危害性，其中有些人还是很有才能并愿意报效国家的。
如曹丕弟曹彰，是一个难得的英武之才，曹操在世时便命其为将，北定代郡乌桓之叛，又以其为越骑将军，镇守关中。
以曹彰之威望、才能，自然非曹真、曹休可比，以他居外镇守，可为国家柱石，司马懿要想染指曹魏军权，恐怕一时难以得逞。
但黄初四年彰朝谨，暴薨，实际上是曹丕将他害死的[10]。
彰之死，是曹魏王朝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曹植也想为国效力，他在一首《杂诗》中坦言：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但文帝时非但不得重用，甚至屡有生命之虞，幸得母卞太后相佑得免。
明帝时，生存状况略有改善，他便一再上书求用，《三国志》本传载“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
”他在《求通亲亲表》中说：
“臣伏自惟省，岂无刀锥之用。
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他在太和二年所上《求自试表》中表达得更为明白：
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
……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
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其’之讥。
……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廨恩。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
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
……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他在太和五年所上之《陈审举表》中又表达了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愿望：
“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
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曹植之一片爱国热诚，可谓情深意切。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六中论此曰：
“（植）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
……植自料才武犹不后于（曹）真、（曹）休，故恳恳求试，诚不忍为秦、越之视也。
”但魏明帝对曹植之屡屡上书求试，并未重视，仅下一“优诏”安抚之。
正如元代史家胡三省所指出：
“植求自试，而但以优诏答之，终疑之也。
”[11]确实，明帝比之乃父，虽对诸王的监控有所缓和，生活上有所照顾，但仍怀有疑虑，未予任用。
如太和六年明帝准允诸王朝会，“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
既还，怅然绝望。
”[12]曹植一生无所用，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如此，其他诸王的境遇、心态也莫不如此。
（五）诸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
前引《袁子》称曹魏“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验之史实，确不为虚。
当时设有专门监督诸侯王的官职。
据《三国志·魏志·中山王衮传》，监官中有“文学防辅”。
查《晋书·百官志》，王官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而无“防辅”字样，可见这是魏之特制。
胡三省指出：
“防辅者，言防其为非而辅之以正也。
……（晋）防辅不书者，魏氏防制藩国过差，晋武帝惩其失而不置也。
”[13]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引潘眉曰：
“魏制，诸王在国，禁防严密，朝廷特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此文学防辅是也。
”又有“监国谒者”。
胡三省指出：
“时禁切藩侯，使谒者监其国。
”[14]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曹植传》按曰：
汉代侯国无谒者，“此监国谒者，当为魏文帝特置之官，……其希旨上奏固所宜然。
”除了专门的“防辅吏”、“监官”之外，王国所在的地方官员也负有监督之责。
这些监官职爵虽不高，但直接受命朝廷，专事监督、揭发诸侯王，甚至希旨枉奏，捏造罪名，以打击诸王。
这尤以曹植之事为典型。
据《三国志》植本传，“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
’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
”当时急欲置植于死地，故灌均受命枉奏。
其实污陷者绝非灌均一人，清人周寿昌在《三国志注证遗》卷二中便指出：
“时希指者，岂止灌均一人？
特均其最著者耳。
观后诏取黄初中诸奏植罪状语可见。
”当时的监官自述其职能说：
“受诏察公举错，有过当奏”[15]。
因此，诸王的一举一动，朝廷都了解的很清楚，诸王可谓动辄受咎，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在黄初六年的一篇令文中说：
“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
……反旋在国，楗门退归，形景相守，出入二载。
机等吹毛求疵，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
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
然卒归不能有病于孤者，信心足以贯于神明也。
”[16]他在《写灌均上事令》中则表示：
“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坐隅。
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
”[17]其拘谨自谦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严厉的监控之下，诸王在封地之生活确实“禁防壅隔，同于囹圄”。
难怪朱熹师生谈话时说：
“魏陵逼诸侯甚，每令人监之，不得朝谨并亲知往来。
曹丕待宗室如此。
”[18]
二、曹魏宗室、朝臣对苛禁王侯政策弊害的反思
在中国古代的“上古”、“中古”之世，对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统治者而言，他们用人不外有两种主要途径：
用亲或用贤。
所谓“用亲”，主要是指宗室子弟，有时也包括外戚；“用贤”则指任用各类贤良人才。
从君主专制的统治体制而言，也主要有两种：
分封制与郡县制。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三代时期，尤其是周代行分封之制，而秦汉以降，则主要行郡县制，但仍兼行分封。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宗室”条中指出亲、贤参用乃治国之长久之道，不可偏废，汉、唐二朝之所以国祚较长，正得益于此。
他说：
“汉唐之制，皆以宗室、庶姓参用。
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
……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
”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始皇行法家之道，绝对独裁专制，二世而亡。
至于曹魏，名义上虽行分封，但实际上是绝对专制，与秦朝相似。
曹魏采用这样的宗室政策，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曹魏奠基于曹操，而操以“赘阉遗丑”之寒门出身崛起于军阀混战之世，力行法术之治。
陈寿在《三国志》曹操本纪的评语中说：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关于曹操之行法术及其与儒学世族的冲突，古今史家论之已详，无须赘言。
曹丕、曹睿父子相继立国，虽在多方面协调与儒学世族的关系，但就其统治思想的核心而言依然是法术之治。
文帝不仅苛禁宗室，而且下诏严禁外戚干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19]东晋孙盛便认为文帝此诏“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
”[20]明帝“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21]，深受曹操的影响，“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22]，当时便有朝臣称其“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23]魏行法术之治，自然便不会因循周代分封之制。
因此，追寻曹魏之苛禁诸王政策的根源，当与曹操确立的法术之治有很大的关系。
曹睿训诫诸王时便很自然地援引曹操为据：
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敬之治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
夫岂以薄骨肉哉？
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
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诸侯不朝之令。
[24]
由此可说，曹魏苛禁诸侯政策始于曹操，根本原因在于法术之治，这与秦朝政治有相似之处。
不过，虽说曹魏苛禁诸侯有其必然的思想根源，但这一政策执行的如此严厉，则有其具体的原因。
曹操生前，他对诸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不仅让诸子各言其志，而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用其所长。
曹操在一封令文中曾明确的说：
“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孝慈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
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
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25]显然，曹操是想诸子并用的。
验之史实，曹操确有这方面的安排。
如建安二十三任命诸子中最为骁勇的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率军平息代郡乌桓的反叛。
此役结束，曹操急召彰至长安，以彰行越骑将军，留守长安，这便将关中的方面重任托付给了曹彰。
但曹操的诸子有才“必用之”的想法未能全面落实。
曹丕初登王位便立即将诸弟全部赶往封地，并厉行禁锢之策，甚至谋害曹彰、曹植，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便是曹操在继嗣问题上长期议而不决，曹丕虽以年长而具有名份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地位并不巩固，几为曹植取代，而曹彰在争嗣斗争中则倾向曹植。
因此，曹丕对诸弟及宗室心怀忌恨，愤愤难平。
这种心态决定了他对诸侯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
魏明帝对宗室虽在表面上有所礼遇，但本质上并未改变拘禁之策。
曹魏一代苛禁诸侯的政策，就其后果而言，虽然在表面摧残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曹丕父子的统治，但从其长时间的效果看，则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
因为在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曹丕父子排斥同宗，这使得曹魏统治者在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中显得十分孤立。
儒学世族作为东汉中后期占有历史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汉魏之际一度受到军阀混战的冲击，但他们根深蒂固，在曹丕立国时便确定了“九品官人之法”，为其日后的复起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中枢权力方面，曹丕死前，以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共同辅政，真、休为远房宗室，群、懿乃世族之代表，特别是司马懿有计略，参掌兵权，渐成朝臣之首望，明帝之世，他凭藉西御诸葛、北灭公孙等功勋，其声名已无人可及。
在中枢权力方面，曹丕为强化皇权，改秘书省为中书省，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魏书檄诏喻多出自二人之手，二人“遂掌机密”，明帝时“尤见宠信”，得以把持曹魏中枢要害数十年之久，史称“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又称“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
”[26]考之史实，明帝时有不少重大决策实际上是由他们做出的，甚至作为朝臣之首的“三公”人选也皆由他们决定。
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毗为人鲠直，不善阿谀，其子敞谏曰：
“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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