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评析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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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评析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
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
——评析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
摘要：
《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阐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如何支持开放、协同、横向规模化的物联网体系运营，以此为基础人类社会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可能性。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本文着重考察了：
里夫金对生产方式演变的研究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联网控制权竞争体现出的公众反新自由主义过度商品化斗争的性质；物联网时代的合作制经营能否实现经济民主最终完成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本文认为，尽管里夫金分析了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所需的配套制度变革，以及当前协同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对抗，但忽略了这场生产方式革命背后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从而使物联网技术能否摆脱资本主义对其的应用处于了不确定的局面。
作者：
李怡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一、引言杰里米·里夫金先生新著《零边际成本社会》是一部值得经济学研究者充分关注的作品。
相比较近年来其他关注物联网、3D打印等新型技术范式的作品，里夫金系统阐述了物联网平台的应用使得生产组织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并称之为“协同主义”。
在协同主义社会里：
生产资料随处可得，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购买劳动力和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雇佣劳动得到解放；产品生产不再以利润为导向，对使用价值的关注超越对交换价值的关注；甚至，人们可以超越拜物教式的货币形式实现劳动时间的直接交换。
显然，这些条件已经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制、雇佣劳动，以利润为导向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
该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
与此同时，3D打印和绿色能源技术的发展会宣告物质不再稀缺，不仅主流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行为模式将会彻底改变；合作制生产作为零边际成本社会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将超越主流经济学处理各类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时在市场与政府间的武断二分。
这也意味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将彻底改写现行的经济理论。
当然，里夫金先生的研究和预言也极易被冠之以技术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帽子。
他对于物联网技术平台能够脱离资本主义对其的应用，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共享模式正逐步去除人类的物质主义倾向代之以“同感意识”，都抱有看似过度的乐观。
作者本人显然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协同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官僚体系同时是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的，甘地式的发动群众在家里或社区进行“大众化生产”才是协同共享时代的典型生产组织方式。
然而，《零边际成本社会》依然是一部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深入解读的作品。
首先，里夫金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是以技术史演变为基础的，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作对照解读，有助于读者正确把握和评价里夫金的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其次，当前资本主义与协同主义就物联网平台的掌控和使用方式展开的斗争，应被视为公众反对新自由主义年代过度商品化的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反剥削斗争，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物联网技术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的应用；第三，物联网通信/能源矩阵意味着民主、合作的生产组织将比资本主义的垂直整合模式具有更高效率，这是否支持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通过经济民主和劳动解放，逐渐实现向无阶级社会的自然演进；第四，里夫金的研究有助于打破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为发展中国家在物联网时代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零边际成本社会》的逻辑与主要观点我们首先需要对“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概念做一个解释。
里夫金先生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所能推动的技术进步会在大多数生产领域引向零边际成本的结果，但是资本谋求利润的动机会使其建立垄断，以避免零边际成本这一“自然结果”对利润的侵蚀。
于是作者发问，为什么不能是建立新的经济模式而是选择“垄断”呢？
如果有人认为利润下降会损坏社会的创新能力，最终削减大众福利，那么新的经济模式索性打破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活动，转而以共享价值的满足帮助人们获得同样甚至更高的福利。
物联网平台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零边际成本社会》全书的核心逻辑是极为凝练的——正如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范式宣告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规模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合作共享作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
里夫金运用“通信/能源矩阵”这一概念总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演变的技术基础。
第一阶段：
中世纪后期市场经济的兴起依托于印刷术、风力和水力组成的通信/能源矩阵。
印刷革命提升了人们的读写能力，为商贸活动中提供了更客观、准确的描述方式，促成了复杂商业合同与信用的形成；能源方面，水磨多由庄园主投资和掌控，新出现的分散的“平民风车”则使市民阶层有能力冲破掌握在封建主手中的动能；公路与水路运输的改进加快了交易速度，使远距离贸易成为可能。
第二阶段：
18世纪末至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是以蒸汽印刷和蒸汽机车为代表的燃煤蒸汽技术。
蒸汽印刷速度快、价格低大大提高了欧美工人的文化普及率，为更复杂的生产和经营经营做好了准备，火车则缩短了一切商业活动的空间距离和事务处理时间。
至此，“我们今天所言的资本主义才应运而生”。
需要注意的是，铁路和蒸汽印刷所需的高额投资催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效率提升需要以集中管理的方式将剧增的生产与流通环节进行整合，从而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
第三阶段，19世纪末电话、石油、内燃机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综合体。
石油开采、提炼、销售过程的复杂链条，以及在大规模汽车制造中出现的分散式生产活动，又一次推进了集权式管理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以把握行业整体运营；电话的应用则使得企业可以实时、有效地监控规模更大的垂直整合业务。
综合而言，里夫金认为，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使得经济集聚、集权式管理成为了最有效率的结果。
第四阶段，由互联网、绿色能源网、开放物流系统组成的物联网新型通信/能源矩阵产生效率的原理则截然不同。
网民在互联网上以几近免费的方式制作和分享各类知识与文化产品，极大压缩了传统出版行业的利润空间；正在发展的3D打印技术采用共享式的软件和就地取材的各类可再生材料，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由资本掌控的生产过程的奥秘，里夫金称之为“制造业的民主化”。
能源网络中，所有用电设备都将安装连接到物联网的传感器和软件，反映电力的实时使用信息，帮助公众对电力使用情况进行编程优化。
人们还可以在家中和工作场所不断生产可再生资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共享绿色电力。
物流互联网要求打破传统私营物流管理造成的效率损失，以美国为例，所有仓库都被连接在开放供应网络中，企业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以最高效的路线发货。
随着3D打印技术的进步，企业还可以将产品的代码传到当地的3D打印机上，直接打印出货品并交货。
物联网连接了智能网络中的所有机器、企业、住户与车辆，持续不断地收集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信息并为这些活动提供实时数据，最大可能的优化生产过程与分销路线，从而提升热力学效率和生产率。
总之，不同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将生产引向垄断和集中，物联网平台创造的是点对点平等接入的产消者，使用的是分散的随处可见的可再生产能源，其规模扩张的方向也是横向而非纵向的。
正如公共广场上的节日庆典，是参加者的内容提供赋予了活动以意义。
物联网的效率发挥正在于集体创造组成了协同共享的各种经济机会，合作可以取代交易满足人类的各项需求。
那么，实现协同主义社会的路径到底如何呢？
除了物联网技术平台的直接支持以外，里夫金还提出了这样一些关键的条件：
充分挖掘物联网的协作本质，要求对相应基础设施的投资由社会资本控制，而不是继续被盈利性资本把持；要求对公共资源的管理由公众协议完成，而不是被商业资本以专利的方式圈占。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类合作社组织成为了最适宜的制度安排，既能筹集到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源，又能以自我管理的共享模式保证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是互惠而非盈利的。
最后，里夫金做出了人类意识将在新经济模式下产生巨变的预期——互联网所具有的分布式、协作的本质正在提升人们的同感意识和生物圈意识，很多年轻人已打破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综合征，超越所有权观念，形成产品和服务的共享网络，提升物品使用效率、减少浪费，此举在进一步压缩传统零售商利润的同时，为协同共享经济的扩张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如果说蒸汽机将人类从封建束缚中解救出来，使人类在资本主市场经济中追求自身利益，物联网则把人类对市场经济的追求提升到了对协同共享的非物质共同利益的追求的高度。
”这段概括极易让人联系起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名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尽管里夫金先生认为马克思对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能源结构演变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本人也较少直接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概念，但其描绘的协同主义经济画面着实是对“商品拜物教”、“私人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全面超越，由此“生产和积累过剩”，“环境危机”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顽疾都将被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人类进化过程中技术演变的强烈关注，使得其思想经常被做片段式的解读，并被错误地当作“技术决定论者”；而里夫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与演变的分析同样是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对照分析将帮助我们更客观地评价里夫金所预期的这场协同主义革命的科学性。
三、技术演进、阶级关系与制度变革后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引述多来自《序言》中经典的高度概括性的段落，并将其进一步凝练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然而，简单的决定论观点事实上无视了马克思对历史变迁性质的辩证分析。
通过引述《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的文字——“工艺学（technology）会揭示（reveal）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哈维强调马克思的用语是“揭示”而非“决定”，尽管马克思对技术研究给予了很多关注，但是不能就此将技术当作人类社会演化的引导主体，否则马克思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
把一种元素看成所有其他元素的决定者，这在社会学理论中是危险的，不论是技术决定论、环境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理想主义、劳动过程决定论等都具有同样的误导作用。
辩证式的、非因果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才是技术史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
里夫金的研究特别突出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经济转型都出现在人类发现新能源并建立新型通信媒介之时”，其“附属的科技平台不但成为基础设施，也决定了组织运营经济的方式”。
当然，他也关注到了为资本主义扩张奠定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运动，并将新教改革形象地称为“上帝让位于市场”，资本主义行为人的力量由此得到了释放。
但是，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中，里夫金的确缺少对相应的阶级关系演变的关注。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笔下以“协作”为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化路径显示的是，即使没有分工和技术变革，已经产生的雇佣劳动关系帮助资本所有者同时支配更多人的劳动，就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团队生产率水平，站在了当时生产力的前沿。
其革命意义在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变为“资本的内在生产力”，这彻底改变了生产组织的核心以及后来技术变革的控制权和方向。
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一篇经典文献中，布伦纳索性指出，资本逐利和竞争可以带来创新与积累，但是这一机制只能在相应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形成，因而阶级结构的历史转型，才是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中心。
这解释了为什么可以在欠发达国家轻易地复制资本主义的贸易条件和技术水平，但是在这些国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时，他们对剩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依然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难以形成对相对剩余价值的长期追逐，结果是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的观点大致可与布伦纳形成呼应，“当每次技术革命登上历史舞台时，社会—制度框架需要改变，以适应并促进在技术—经济领域发生的转型。
”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制度变迁的能力和愿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与观念。
上世纪末，关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分散化、灵活化、协作性的特点与福特制集权式、标准化、科层制的差异就引起过学界的讨论。
在《光阴似箭》一书中，弗里曼和卢桑曾提及“据记载，技术的性质决定了调节体制的概貌和特征……大规模生产技术必然无情地导致一种与具有层级技术结构的大型企业的管理体制相类似的集权调节体制。
恰恰相反，信息通讯技术群集则往往被认为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具有低限度中央控制的自我调节的网络。
”但是他们将这称为一种“互联网乌托邦式的观点”，甚至是政客为推动新自由主义哲学，刻意为网络赋予的自由精神和民主价值。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在信息通讯技术早期，人们关注中小企业在进行创新和创造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到2000年互联网市场的发展却又预示着再次走向大公司对新进入者的兼并和对多种专业细分市场的控制与垄断。
故而弗里曼和卢桑认为“一种普适性技术的确对政府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产生影响。
可是，‘影响’不同于‘决定’……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中出现何种类型的社会，取决于对立的社会群体和政治势力的力量和计划，而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本身。
”因此，走出“技术决定论”，分析物联网时代生产方式革命所需要的制度协同配合显得尤为有意义。
“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转型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它还渗透到政治领域甚至意识形态领域，并进而影响技术革命的潜力据以展开的方向。
”教育制度、知识产权体制、安全法、贸易规则等共同形塑了我们最后所能看到的“信息社会”的制度基础。
《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提到的几个典型案例表明里夫金先生同时也注意到了物联网时代配套性制度变革的重要性。
首先，有关于教育制度问题。
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洞察相类似，里夫金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教学模式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教室变成了一个微缩工厂，学生像机器一样接受教育。
他们习惯于听从命令，反复学习，并强调有效率的执行力。
但是协同主义时代，通过把学习环境扩展到公众共享空间，学生们认识到，协作是高度社会化生产的核心和灵魂，人类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同感能力和成为更大团体的一份子的渴望。
但是需要对此保持冷静的是，当前各大学积极提供免费网络课程，更多的是源于将学生吸引到传统创收教育中的期望，以及快速圈占网络教育空间的同行竞争意识。
尽管里夫金先生对慕课时代的全面到来抱有很强的乐观，却没有充分说明到底如何破除传统教育产业中的执念。
倒不如说技术革命创造了教育制度及其所宣讲的意识形态转变的可能性，而后者的彻底变革将决定技术到底如何被使用的思想环境。
其次，有关于专利、知识产权和垄断法规的建设。
政府是否允许对基因授予专利决定了原本属于生物体共同所有的“公有物”是否会被盈利性企业变为可在市场中开发、收益和出售的商品，这也最终决定了我们能否享受基因测序成本趋近于零提供的低成本医疗服务。
与此同时，利润至上的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尝试封存来自共享空间的用户数据，要么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增值服务，要么向第三方出售相关信息。
在没有成熟的网络反垄断法的情况下，仿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景重现，互联网上的功能分区正在被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寡头企业所垄断，如google这样针对个人需求提供全面服务的搜索引擎与过往的电力公司一样正在形成“自然的垄断”。
里夫金关注到的上述现象，也曾在伊本·莫格勒的“网络共产党宣言”中被呈现：
数码社会各种文化消费品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人们有机会超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商品交易规则，在文化创造者中建立起真正自由的经济活动形式。
但是这与资产阶级的财产信条存在冲突，保护“思想所有权”的主张要求压制技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国家的力量被用于禁止自由创造。
再者，有关于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问题。
物联网效率依靠嵌入万物的“传感器”，它们将精准记录所有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以及万物的运动状态，在依靠精妙的数据分析最小化浪费最大化热效率的同时，我们也将成为“透明人”。
当然，里夫金先生认为“透明”并不可怕，人类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制度才出现了分隔，而年轻一代的偏好恰恰是减少个人隐私并随时在社交媒体上与世界分享自身的状态。
不过他也注意到，透明时代的到来，不仅需要彻底的意识形态变迁，也需要完整的法规建设明确个人数据的使用规范。
今天，在经济活动的组织尚未突破资本主义盈利目标的状态下，我们的行为正越来越多的被商业用途所记录。
例如，大多数社交和新闻媒体都会在醒目位置给出商品推介，商品类型则是根据用户在购物网站的浏览记录或者在搜索引擎中留下的痕迹。
综上，里夫金先生将技术系统演变作为了社会变革最核心的解释变量，不同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他几乎从未将阶级关系变革作为历史的推动力，这将导致下文所述其研究中的局限。
但是，我们也不应武断的将里夫金先生归为技术决定论者，他关注到了技术本身的非中立性，决定技术如何被使用的制度环境将塑造最终我们所能看到的生产方式。
里夫金先生清楚地看到，“当前输电公司、建筑行业、IT部门等都正在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变革，力求在“新兴的、结合了市场和共享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那么我们到底如何能在一个高度资本化和集中化生产体系中，展开足够有力的斗争，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协同的、点对点的、横向扩张的通信能源革命，毕竟这场革命是以削弱资本主义为目的的。
里夫金先生着力阐述了当前资本主义与协同主义在争夺物联网控制权上的对抗，并为超越资本主义对物联网体系的应用提供了组织基础——合作制生产与管理。
四、反公共资源商品化的斗争里夫金在书中提及20世纪80年代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浪潮使很多国家的政府变为了空壳，社会共有事业被转至私营领域，公民集体权利被剥夺。
私有化和商业开发急剧提升了极少数人的生活标准，却是以牺牲生物圈本身为代价的。
面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帮凶作用，人们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和政府监管通常都鼓励地球的商业化”。
对此，应当有社会组织将“共享”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组织模式，以夺回经济平衡。
里夫金曾引述了这样的观点“公共权益共享是比政府和市场更基础的东西。
它拥有广阔的覆盖范围，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遗产，在使用它时，我们通常无须缴纳费用。
大气和海洋，语言文化，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宝库，和平与宁静，生命的遗传基因，这些是公共权益共享的各个方面。
”里夫金先生关注到的上述现象，正是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典型特征。
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和长期困扰其的积累过剩，意味着它必须不断发掘新的商品形式，为过剩资本找到新的循环空间和盈利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万物商品化运动不仅造成了大量公共权利被私有化，提升了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使劳资间的相对权力和收入分配格局向资本倾斜；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逻辑进一步扩张，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结果是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空前的威胁。
当劳动力和自然空间的过度商品化威胁到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正常质量时，社会力量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向运动来对抗资本扩张对人与自然生存权利的侵蚀，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法规来维持这些“生产条件”的长期存续，以协调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利益。
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解决环境危机的主张无异于隔靴搔痒，除非以全新的生产方式替代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和利润为目标行为逻辑。
如今来自开放网络的共享信息，也在不断地被资本尝试垄断和商品化，用于各类盈利目的。
有学者提醒人们“不要相信企图把我们大家可共享并可从中平等获利的东西拿走、并把它交给对其独占并获利的任何人。
”因而，反物联网平台的资本主义应用本身是公众反对新自由主义将万物商品化待价而沽的一种抗争。
对大众有利的一点是，在互联网管理中，第一次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方参与的模式。
在过往有关于全球治理事务的谈判中，公民社会仅仅是观察员身份。
但是，现在凭借新媒体进行点对点生产的从业者和参与者很多是来自公民社会，这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强的谈判能力，面对大型互联网公司控制公共资源宝藏并将其用于商业用途的做法，协同主义的支持者要积极促成“公共设施的反垄断法规”，不能重走“社会共享资源公司化”的老路。
对此，大卫·哈维所提出的联合那些分散在地球上不同的社区受环境恶化影响的弱势群体，形成反资本主义斗争共同体的主张，与里夫金发动第三方力量把物联网时代共享资源掌控在大众手中并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相呼应的。
五、合作制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物联网时代的协同主义意味着“共同拥有和集体管理”，它将打破资本主义对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和商业化运用，在开放式、协同式的物流网络中，协同主义本身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人类社会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组织经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
在对于公共资源保护和公共品供给的大量实地研究中，她提出，面对人类所处的多样的复杂的经济情境，政府与市场作为组织协调经济活动的两大主体这一简单二分并不奏效。
她要将创造性还给在特定公共空间中进行生产活动的当事人。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田野研究和实地调查，奥斯特罗姆发现公地的使用者将会通过“低成本”的交流与谈判，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彼此的使用和再生产行为做出合理的规制与监督。
建立对他人的信任，且形成与正在使用的生态系统相适合的制度准则，是解决公共空间管理最重要的问题。
参与者之间民主化的共同协定是使共享可行的黏合剂，持续的协作与反馈不断造就社会信任的纽带，使得集体长期有效的运行。
左大培教授曾感叹奥氏的理论正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
既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演进路径意味着集体所有、合作制生产将是最适宜的生产组织安排，那么，共享主义时代合作制生产的兴起能否被视为一场经济民主化的运动，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超越？
布鲁诺·约萨（BrunoJossa）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研究合作制生产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代表性学者,在他看来，合作制企业中，资本不再被用于奴役劳动，商品也不再是外在于工人的客体，而是工人集体选择的产物，这就在事实上消灭了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关系。
技术发展趋势支持自治型企业处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随着合作制企业的数量逐渐大于资本主义企业，将会上演一场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式民主革命，而这种演变符合马克思对于合作制生产历史重任的终极期待——通过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实现劳动的真正解放。
然而，合作制在多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是长期被轻视的。
约萨（Jossa）曾归纳过合作制被轻视或误读的原因，对照物联网时代经济生活的典型特征，历史上合作制内在的难以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也有望得以攻克。
第一，在历史上合作制生产只较少且不完整地出现过，从未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生产方式。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自身较少再关注合作制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起合作运动开始遭遇困境。
作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将一场不成功的运动视为建立共产主义的适宜工具。
对此，约萨认为，合作制生产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将合作制定性为资本主义的，抑或将其视为立即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在过去都大大抑制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热情。
然而，物联网时代我们的处境有所不同：
基础设施修建、规模扩展和内容提供都更多依靠社会资本和共享管理来完成，网络共享系统支持的是深度的合作，这为合作制成为主导生产方式提供了自然的技术基础。
第二，合作制的创造者是谁？
很多人认为，合作制能够诞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是要基于国家的扶植。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期望过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府可以帮助工人废除剥削。
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是已经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无产阶级。
合作制的价值仅在于它们必须是工人的独立创造。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对工人本身有能力形成合作，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达成共识。
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为争夺物联网平台的控制权，公众自发的协同主义运动正在与资本主义展开斗争，当合作制取代资本主义工厂体系成为主流生产方式，就将打破资本所掌控的经济权力，并建立经济民主。
第三，合作制能否摆脱生产者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能否摆脱资本积累的律令？
如果工人自治的企业同样是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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