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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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
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来源：
一财网 发布时间：
2010-06-18
关键词：
农民工进城;陆铭;
陆铭：
在上海谈农民工的输入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其实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以及针对农民工输入的未来的讨论，其焦点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
中央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是强调将未来户籍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小城镇，而大城市则需要考虑其承载力。
我的破题也将从这里破，我们是否应该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这个最发达、收入最高、就业机会最充分的城市——上海。
接下来我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1.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2.农民工进城时进什么样的城，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这里涉及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大城市发展的关系），是进东部还是内地中西部3.农民怎样进城（包括方式、路径以及受到的制度上的障碍）。
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
我认为其基本原因在于提高收入。
中国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即同时存在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部门。
那么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伴随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的现象？
因为农业部门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而农业的性质决定在土地在生产要素中作为一种投入品，其投入数量是很难改变的（拓荒或者填海对土地数量的增加影响并不大）。
在土地给定的情况，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必然是过剩的。
在城市经济中，土地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工业和服务业，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而且其增长是无限的。
这就决定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是农业劳动力通过结构转换进入城市并以此提高自己收入的唯一途径。
现在很多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仍然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在农业劳动力占有整个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况下实现的。
尽管我们现在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对三农重视不够，所以要反哺，要重视三农，这是对的。
但加强投入并不意味着这是农业劳动力致富的根本出路。
农民进城能够提高收入的另一个原因，除了既有的发展经济中的二元结构，决定只有城市才能提高收入这一基本道理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即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指，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机制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而且其提高幅度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
我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的立论，根据新经济地理学（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的总结，城市规模经济的来源主要有三：
即分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学习（learning）。
分享指，经济发展中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发展中总是存在固定的投资，如果规模越大，那么初始的固定投资就越被平摊。
在城市发展里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有这样的性质。
例如投资建厂需要平整土地，提供基本水电，建造厂房，如果生成规模越大，那初始投资就被摊薄。
从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来讲，上海地铁线路不断增加，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地铁总长度最长的城市。
为什么我们建这么多地铁？
其一是因为十多年前我们没有钱，另一原因在于现在上海的人口规模，分摊了地铁的建设成本。
当地铁达到这样的密度（城市市中心500米内必有地铁站），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人们很少开车，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发展也更加便利。
匹配既出现在生成部门，也出现在消费部门。
从消费部门来说，生活在上海，只要你有钱，天南海北的菜，都能吃到。
比如复旦周围就存在墨西哥菜。
但如果生活在中小城市，就不一定能吃到墨西哥菜，即使有开墨西哥菜餐馆的老板，也不敢单一做墨西哥菜，而选择做些混合的东西，这样就会导致不专业。
因此最高品质的服务，一定在最大规模的城市，因为每个生产者可以专业化，可以与消费者品味的多样性匹配。
陆铭：
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生活在大城市呢？
因为他（她）可以找到最地道的、最正宗的——我刚才举例是关于吃饭的——消费品。
你可以想象在其他很多方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而且，人还有一个天性，就是喜新厌旧。
天天吃同一种菜，你肯定会吃腻的。
但是生活在大城市里面，你可以去换（着吃），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有这样的便利！
而且，你看啊，最先进的、最高端的文化活动——像最近的世博会——是放在上海来搞的，你想如果放在一个中等城市，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下去以后，来参观的人都不够多，你怎么Cover（弥补）掉这个成本呢！
这也是规模经济和匹配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那么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大量的公司，比如，我们现在大城市所提的所谓总部经济，为什么要把总部放到上海啊？
因为它能找到最专业的人才，当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力供给就会体现出多样性和专业化。
所以，公司在开总部的时候，尽管上海地价高，劳动力成本也高，你还会把总部放在上海。
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的企业，它是小企业的时候，在浙江，等企业长大了，总部就搬到上海来了。
现在我们有些中小城市也在喊，我们要打造总部经济，你想想看，你要是开企业，怎么会把总部放在中小城市呢！
这就是经济规律。
那么，我刚才讲第三个方面是Learning（学习），Learning里面又有两个小的道理。
你去看一个现象，现在，我们都说大学生找工作很难。
的确，大学生找工作很难，但是，你问问大学生，“他毕业后找工作想找到哪”，大家还是想找到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几个少数大城市。
为什么？
你甚至告诉他（她），“你毕业后在大城市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块（元），房租都要花掉一千块（元）”，他（她）还是要留在大城市，为什么？
因为在大城市，他（她）预期到自己的收入增长的很快。
所以，他（她）的决策从整个一生的收入来考虑的。
那么，为什么大城市收入增长会比较快呢？
你问大学生，大学生会告诉你“因为机会多”。
什么叫机会多啊？
因为你收入增长了，你可以找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你可以找不同的学习机会，你可以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和技能，所以，你收入增长的就快！
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呢？
这在我们经济学中，就称之为“干中学”，用英文来讲呢，就是“LearningbyDoing”。
因为市场规模大了以后呢，做业务的机会就增加了。
我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不是经济学专业的话，接下来听这个故事，就会更加明显了。
有一次，我给一些来自国外的MBA上课，那个班是美国的一个学校办的。
那天，主办的这个班的人——他是台湾人——来接我，然后在路上——上海大吗，花了一个小时——我们就在聊天。
他说，他的姐姐学中医的，原来在台北，后来她到上海来学中医了，读了一个博士，现在留在上海了，做中医。
她说，我在上海做针灸，一天可以做三十个，在台北，一天只能做三个我当然在上海呆着。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大家知道，越是现代服务业，很多行业，凡是知识密集型的、技能密集型行业，都是有LearningbyDoing的机制，就是都有“干中学”的机制。
就是经验很重要，你做的越多，你就越一流。
所以，针灸这种行业，包括像我们做教授这种行业也是，你讲的越多，就讲的越好，你针灸扎的越多，就扎的越好。
那么，这种行业的技能水平，也就是专业化的程度，就跟与市场规模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由于这三个机制呢，就会导致越是大城市，人们的收入越高，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的也可能是越快。
那么，可能大家要问：
你刚才讲的这三个机制，特别是第三个机制，好像跟农民进城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农民，相对来讲，在劳动力群体中是教育程度、技能水平比较低的，他（她）怎么也会到这个城市里来呢？
我刚才举例子，举的都是知识密集型的（04：
35），其实，你想想，对于农民工来讲，他到城市也有学习效应。
你想，他进城来打工，他到理发店去，他到餐馆里去当服务生，他有没有学习效应啊？
也有啊，道理一样的。
另外啊，就算他从事的行业与学习效应没有关系，他也会间接的从这个城市的规模效应中获益。
你想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同样一个做家政服务的，他是到上海来做家政服务呢，还是到一个中小城市做家政服务呢？
由于在大城市的人的收入水平比较高，他对于这种特定服务的需求——哪怕是对这种特定服务的需求是偏低的——就会高。
那么，需求高了，这个特定行业的收入也会相应提高。
所以，这一现象在我们经济学中就叫做“外溢效应”。
就是，本身有一些偏低技能的行业，本身就是它的学习效应并不是很强，但是它会受到那些需要技能的、需要知识的行业的高收入的外溢的影响。
所以，对农民来讲，他进城的出路，首先也是考虑要进大城市。
因为这里收入更高，机会更多。
那么，与此同时，当他们离开农村，离开农业，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时候，大家知道，对农村部门也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到，农业发展受制于的一个最重要生产要素——瓶颈要素——实际上就是土地。
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出，人均土地的拥有量就会增加，农业就会走向规模经济。
当我们讲到规模经济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批评：
你们讲的这个规模经济啊，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很多都是丘陵地带、山区，所以，大型的收割机、播种机没法开的，所以，哪有规模经济啊！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农业只能是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
这个不对的！
我们不要把规模经济简简单单的理解为大型收割机、大型播种机的使用。
这方面，胡老师是专家，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
我到重庆去调研，我调研了一些生产柑橘的企业，有非常深的体会。
大家知道，柑橘啊，因为是水果啊，重庆是全世界范围内——它的土壤最适合种柑橘的地方之一。
我发现，它也在搞规模经济啊！
它的规模经济不是体现在大型的农机械，而是体现在种子、管理、服务、桔子橘园里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就是这些方面也会有规模经济。
只有当农民转出的时候，剩余的农民才可以在拥有更多的人均资源——特别是土地——的情况下，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收入。
这就是我要讲的农民要进城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讨论农民要进城的第二个原因。
刚才我讲的是收入，第二个原因在那里呢？
其实，就是为公共服务。
中国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一个特征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大量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是在地方财政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财政对地方公共品的投入比重实际上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在发达的地方，因为财政是可以自给的，所以，公共品的提供是以地方财政为主。
那么，这就造成中国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均等。
到了大城市以后，农民工可以分享这种服务。
那么，现在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一部分是与户籍挂钩的，比如说，教育和医疗，但是，仍然有很多公共服务无法与户籍挂钩，比如说，地铁、城市的绿地、绿化。
所以呢，在大城市里，由于公共服务的分享，也可以提高生活的质量。
这个呢，我简单讲讲，就不仔细分析了。
那么，第三个角度来谈为什么农民要进城呢？
我就要针对现在认识上存在的、我认为是误区的一些地方，也是大家现在讨论到农民工未来出路和中国城市化路径的时候经常会举出来的一些——我认为有误区的一些论证。
我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很多人认为，“改善农民生活，就要靠新农村建设”。
对于这个问题、这个观点的反驳，我是这样看的：
新农村建设要搞，因为过去我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太不够了，所以，要加大投入，特别是当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出农村的时候，农村在养老、医疗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这方面，的确有缺失。
所以，中央财政要加大投入，我认为这是对的。
但是，根据前面我讲的那些经济学道理，这不是解决农业劳动力的根本出路。
农业劳动力的根本出路，还是要进城，要通过城市的发展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通过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解决农业的问题。
由于相关的道理，我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就经常用来阻碍农民工进城的说法是：
“农民工现在进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看房子这么贵，不用说农民了，就连普通白领都买不起房。
”这件事情，不是说没有办法了，也不是说农民不要进城的道理。
因为中国今天的现状与很多具体的政策的失误有关系，是与公共政策的缺失有关系。
比如说，为什么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的管理如此之严？
为什么这种严格的程度是在东部，特别是在大城市，显得尤其的严？
（土地供给管理）越严，大家越是预期房价要上涨，于是房价涨的就越快。
与此同时，政府在土地在转让过程中获得的大量财政收入，有没有投入相应的住房的提供？
如果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能够投入相应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当然，这里插一句，我个人不太赞成提供经济适用房，应该提供公租房，市场价的公租房，或者是低于市场价的廉租房。
如果政府土地财政大量的投入这种租赁房的话，那么，买房子的需求就会相应的下来，房价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如果今天的许多公共服务不是跟户籍挂钩，特别是不是跟户籍的落户的地地方挂钩的话，比如说，教育，上小学、中学、幼儿园，搞个按片划分，你租房是没有用的，并且是把户籍落入你买的那个房子里的时候，你才能就近入学。
这些因素都是推高房价的。
再加上今天所实施的廉租房的制度，其实是不能被外地人所享有的，哪怕你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十年了，其实你已经是上海认了，只要你没有上海户籍，你就不能分享这个廉租房的服务。
是因为这些原因，农民工在进城这个问题上才遇到很大的障碍。
所以，一旦到结婚的时候，就觉得在城市里呆不下去了，就要回家。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民在农村里面所拥有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市场机制来客观评价其市场价值的。
如果存在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充分体现其价值，当农民工进城时，如果他决定这辈子我不再回农村了，就可以把这个宅基地得到的价值在城市里面安居——哪怕是买个小房子也好，租个房子也好。
我讲所有这些话的意思是说：
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到农民，才使得他们进城的成本如此之高。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解决这些政策上的障碍，而不是就以此为借口说：
农民不让进城。
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而且凭直觉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每年新增人口都在20－30万之间，这样庞大的人口进来，上海当前已经如此拥挤，污染又严重”。
大家想一想啊！
城市发展过程中，没有尽善尽美的。
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在城市发展、收入水平上升过程中，居然没有拥挤问题，居然没有污染问题。
只有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是拥挤了、污染了，再通过一定的政策去缓解拥挤问题、污染问题，而且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人越来越多了，就造路、造地铁。
当然，交通拥堵缓解了，人就又进来了，所以拥堵问题在大城市是难以得到彻底解决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看到上海现在马路上开车都不堵车了，那你就更进来了吗！
陆铭：
污染问题也是这样，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来解决污染问题。
恰恰相反，有的时候当人口规模增加之后，反而有利于控制城市污染问题。
因为在生活上，人多了，地铁发展起来了，大家不开车或者少开车了，或者说至少进城市的市中心，少开了车了。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世界上越大的城市，他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就越高。
服务业比重占的高，那么所谓绿色工作，即有利于环保的服务业里面的工作的比例，也相应会上升。
而这类工作的比例一旦上升，该城市的环境就得到保护了。
所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方面，的确在工业化阶段可能是恶化的。
但随着交通基础设置的改善和服务业结构的发展，环境恶化就可以得到缓解。
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特别像东京这样城市，污染并不一定是最严重的，东京非常干净。
所以这些问题都不必然和城市规模的增加是一个简单的叠加关系。
并不一定城市越大，环境就越污染，交通就越拥堵。
第四个认识上的误区，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制定农业政策的官员经常讲的一句话，那就是“土地是社会保障”。
土地是社会保障，是在政策出问题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有的一个选择。
如果当农民进城以后，在城市里面获得就业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的话，那他们为何还要拿土地当社会保障呢？
所以，是制度出了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有很多人还认为，土地是社会保障，农民是不能失去土地的。
相应的一个推论就是，土地是不能作为一个资产来抵押的。
直到今天，在农村里面，土地不能被抵押的政策还没有得到突破，土地的使用权也不能当作一个抵押品。
我曾针对这个问题与农民探讨过他们的想法。
我到农村去调研，我问农民，你们现在觉得土地是应该可以抵押的，但是中央高层认为如果这样，你们把土地抵押之后就流离失所了，没有社会保障，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吗？
但是农民回答说，城里人也可能做生意做输，导致没地方住，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拿他们买的房子去抵押呢？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我们都把农民都当作智力有问题的人了，以为他们都不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资产，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资产，大大方方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去管理呢？
即便农民真在管理这个资产的能力上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去建设这个能力而不是像现在是通过制度、政策的扭曲来表明，农民不能拥有这个资产。
我认为今天这个政策的潜台词恐怕不是农民不懂得管理自己的资产，而是政府不愿意让农民拥有这样的资产。
据我所知，很多地方政府在做农民的工作的时候，都会说：
“你要注意啊，你不是土地的主人啊！
”所以，大家在报纸杂志上经常看到的那些流行的说法，恐怕都不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甚至是个借口。
第五个问题，很多人说，农民大量进城，城市失业就会很严重。
各位想想，是城市失业严重，还是农村失业严重？
是大城市失业严重，还是中小城市失业严重？
就算是城市有失业问题，我们把农民工限制在城市之外了，城市失业问题就解决了吗？
我们一到春节，农民工大量回家了。
城市里面没有人送牛奶了，没有人送报纸杂志了。
但是城市的失业率也没有下降。
农民现在在城市干的活不是替代了城市人的就业，他们和现有城市人现有的就业岗位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
接下来，我想讲我特别想讲的两个观点了，也是现在很流行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很多人认为在我们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了。
这个名词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刘易斯拐点在经济学中指的是，当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后，会有一个时点的到来。
就是农业劳动供给会出现短缺。
短缺之后工资会上涨，从而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同时会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很多知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我们国家从2004年出现农民工短缺（最近又有一波新的农民工短缺），同时农民工工资也在上涨。
这些现象，和刘易斯拐点的现象非常吻合，所以刘易斯拐点到来了。
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列举一不符合刘易斯拐点的些事实。
反过来说，今天看起来符合刘易斯拐点的一些现象，可能不是真正的刘易斯拐点的表象。
我们首先来看发展经济理论。
在发展经济理论里面当经济从二元走向一元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种经济的转变可以在工业化水平超过90%，而城市化水平只达到45%到47%的环境中进行吗？
？
刘易斯讲过吗？
第二个现象，从发展经济学理论里面，我们可以推论出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乡收入的差距是扩大的这样的结论吗？
第三个现象，在城市内部，有实践研究发现，有户籍的劳动力和没户籍的劳动力，他们收入的差距，也是在扩大的。
这一条，在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能推的出来吗？
第四，不仅收入差距在扩大。
在城市里面受过同样教育水平的人中间，有城市户籍和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他们的收入差距也是在扩大的。
这一条，在刘易斯的理论中说过吗？
很多人并不去细想今天的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只是简单就拍脑袋说这两个现象和理论蛮相符的，便推断刘易斯拐点出来了。
所以中国下面将要面临的情况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快没竞争力了。
最近我们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之后，又出现了民工荒。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农村做一些调研，就可以发现我们今天的民工荒，主要是技工荒。
技工荒怎么出现的？
是对高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导致的。
而今天中国出现了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
产业升级所改变路径和方向，已经领先于我们今天劳动力技术水平的结构了。
所以产业越升级，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越少。
一方面，这种需求下降，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短缺了。
另一方面，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导致供给量大，而需求相对又在萎缩。
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结果将是，工资会往下走的，或者至少是有一个往下的压力。
一方面，城市里面经济结构对于普工——也就是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在往降低。
当然，这是相对的降低而非绝对。
他们相应的福利待遇，城市无法解决。
另一方面，我们在内地搞新农村建设，农业的比较收入在提高（尽管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对的）再加上最近这四万亿投资下去导致兴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地方在造路。
最近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我，湖南最近动工的高速公路里程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
所以大量的内地农民工在造路。
追根溯源，所谓民工荒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导致的：
一方面内地需求在上升，农业的相对比较收益在提高，而城市里面的产业结构导致对于普工的需求在下降。
所以，看上去是民工荒了。
我曾经委托一个重庆市的政府官员到农村里面去调研。
他去调查走访一些常年在外工作的农民工，问他们为什么现在不到沿海城市去了？
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到沿海城市去，要么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待遇也很差。
就像我刚才讲的。
并不是没有劳动力，是这些民工的技术和沿海城市高端化的技术已经脱节了。
或者，就是他找到的工作待遇太差，他无法生存所以也来不了。
因此我们今天是产业结构出了问题，而不是出现了民工荒，或者说现在的民工荒并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民工荒。
再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户籍改革到底应该从中小城市开始还是大城市开始。
这个问题我想不用我来回答，农民工就会来回答。
有的农民工写文章的时候说，你们中央制定农业政策的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不能听听我们的意见？
你们一天到晚让我们到中小城镇去，但你有没有问过我的就业在哪里？
根据我前面讲的经济规律，农民工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收入为了好的工作岗位。
你让他们去中小城市，他们就会问你，我的收入的提高我的工作都在大城市，我为什么要在中小城市呆着？
他们是可以到中小城市到户籍落下来，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的工作也在中小城市。
往往是，他把户籍落在中小城市然后最后工作还是到大城市来。
所以今天解决户籍的出路，是首先解决中小城市的户籍，还是解决大城市的户籍？
今天上海这样的城市，在它1900万常住人口里，没有户籍的已经超过27%.如果上海再不在这样的问题上解放思想，按照今天这样的制度——就是大学毕业硕士生都不一定能拿到上海户籍这样的制度下，上海常住人口中，没有户籍的很快就会超过一半。
你们去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城市？
当我们在世博会上强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时候，如果一个城市，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我刚才讲的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都跟另外的少部分人不一样的时候，你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所以政府如果在想要解决农民工的福利问题，在很多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要先问问农民工是怎么想的。
农民工要进什么样的城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农民工要进什么样的城。
这一点就像我刚才最后讲到的，你从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就知道了。
农民工进城首先考虑的大城市，不是说中小城市他们不考虑，但是从份额上来看，往大城市去的人多，由于收入高，就业岗位多。
那其次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在哪里？
现在很多人抱有这样的思维，只要加大对中小城镇的投资，机会就来了。
这是错误的。
越是要发展中小城镇，越是要先把大城市发展好，中小城镇才能有机会发展。
如果大城市不发展好，中小城镇是没机会发展的。
你不要看你去迁两个厂过去。
厂在那里造出的产品谁来消费？
企业投资它考虑什么？
它考虑要接近消费市场。
虽然在地理上，它会要把厂安排在中小城镇。
那是因为它看到，在要落户的小城镇的边上，有一个大城镇。
所以在地理上，可以足够靠近它的消费品市场，从而节省运输和物流的成本。
同时，中小城镇用地和劳动力价格又会偏低。
只有在这时候，企业会把厂安在中小城镇。
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律就是如此。
以纽约为例，纽约以前也搞制造业，后来制造业成本增高，劳动力成本增高，土地也越来越贵。
所以纽约开始把产业往外迁，但是都没有迁很远。
直到现在，在纽约周围的一些中小城镇，还有服装业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纽约是全世界的时装之都。
所以在它周围制造的一些服装的销售、发布，都在纽约。
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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