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策小论文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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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策小论文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
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冷战塑造的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瓦解，世界进人美国“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代。
新世纪以来，由“9·11”事件引发，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人两场至今仍难以收场的战争，美国实力下降。
2008年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大规模的金融风暴，美国软、硬实力遭受进一步打击，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世界政治开始摆脱后冷战格局，加速向更加均衡的多极世界前进。
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及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导致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人衰退，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深受影响，其效应亦不断向国际政治领域扩散，国际体系受到剧烈冲击，国际政治格局酝酿大的变化与调整，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美国实力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一超优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力形成较大冲击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开始衰退，至2009年第三季度触底回升，经历了17个月的衰退期，失业率一度高达10%，美国实体经济及国民士气均受到严重打击金融危机还加剧了美国的财政赤字。
据美国财政部报告2009财年美国预算赤字达1.42万亿美元，而预计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进一步上升至1.5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11%，创下美国财政赤字新纪录。
高额预算赤字意味着美国面临爆发财政危机的潜在风险，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当今希腊面临的财政危机就是美国的前车之鉴。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甚至担忧美国会因此突然转向衰落他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称，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衰落与财政危机相关，因此美国走向衰落的警钟已经拉响。
他尤其强调，物质因素并非导致帝国危机的关键，关键是人们对帝国前景的预期，言下之意美国民众对美国未来前景的信心不足。
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当被问到21世纪是更多地属于美国还是中国时，在经济方面，40%的受访者选择美国，41%的受访者选择中国，基本上不相上下;但在全球事务方面，受访者则更倾向于中国，43%的受访者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只有38%选择了美国。
金融危机还对美国软实力构成巨大冲击美式发展模式光环不再，自由主义的道义优越感丧失。
美孤立主义情绪上升，新重商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美作为自由贸易及全球化代言人形象受损。
美国在地区及全球性事务中的号召力下降，其海外干预能力受损。
金融危机加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
2007年，美国GDP总量以137，532.57亿美元居世界各国之首，中国以28，792.26亿美元排名第4，印度以8，941.42亿美元处于第12位，美国GDP总量分别是中印两国的近5倍和巧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GDP差距缩至3.3倍，印美差距缩至11倍;2009年中美GDP差距进一步缩至2.9倍，印美差距仍维持在11倍左右。
但是，美国“一超”优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美国在西方世界的绝对优势地位。
2008年，美国GDP总量14.2万亿美元，高于日、德、法、英四国之和。
2009年美国GDP增长率降至一2.5%，而欧元区和日本分别降至一4%和-5.3%，降幅远大于美国，考虑到欧、日人口下降及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国在西方将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新兴大国与美国实力差距相对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巨大。
2008年美国人均国民收人为47580美元，而中、印分别为2940美元和1070美元。
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地位没有动摇。
2008年美国以6070亿美元的军费总额高居第一，占世界总额的42%，超过位列其后14个国家军费支出的总和。
支撑美国“一超”地位的其他实力要素所受影响不大，如技术及制度创新能力、教育水平及人才培养能力、移民政策及人口更新能力，这些因素将使美国具备较强的自我修复及调整能力。
（二）中国实力地位上升，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动的显著因素
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使这一势头更加明显。
2001年中国CDP总量1159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排在美、日、德、英、法五国之后。
2005年，中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
2008年，中国GDP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3位。
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1%，居世界之首，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2009年世界各发达国家普遍转人负增长，而中国仍然维持了8.7%的经济增长率，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50%，中国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引擎。
中国还在制造业、对外贸易、外汇储备等多项指标中位居世界前列。
首先，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中国的家电产品生产在世界上处于压倒性的领先地位，2008年包括洗衣机、冰箱等37类家电产品的世界产量为17.35亿件，其中77%来自中国;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1379万辆，高居世界第一。
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的报告，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的制造业所提供的附加价值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6%下降到17%，中国的制造业所提供的附加价值则从6%上升到17%。
美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正在被中国所替代。
该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占世界制造业的31%，而美国只有10%。
[3j其次，中国已进人世界贸易大国行列。
2009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其中出口总值达到12016.7亿美元，虽比2008年下降了16%，但仍超越德国的1170训乙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最后，中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在2006年2月底达到8536.72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飘升至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相当于G7的1.93倍。
另外，截至2009年12月，中国仍持有总值8948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成为美国大规模经济救助计划的最大“供血”来源。
（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
金融危机使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实力受损，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下降，相映衬的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呈现群体性崛起势头，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上升。
据世界银行预测，发达国家GDP在2009年将总体下跌2.9%，而发展中国家GDP将维持2.1%的增长，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好于发达国家。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实力地位显著上升。
在世行2008年各国GDP排名中，金砖四国排名均有大幅提升。
同2007年相比，中国从第4名提升到第3，巴西从第10提升到第8，俄罗斯从第11提升到第9，印度由第13位升至第12位，金砖四国已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行列。
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增长将继续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美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到2025年中、印将同美国一道成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到2040年至2050年“金砖四国”GDP总额将与七国集团相当世界将呈现多极化局面。
新兴国家实力地位持续上升，有力冲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国际主要力量消长推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做出调整，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美国独撑世界政治及安全的能力降低，望其盟国在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上分担更大责任。
欧盟担心被边缘化，加速通过《里斯本条约》，一体化进程迈出历史性一步，其扮演国际格局一极的构想更加现实。
日本鸿山政府推出东亚共同体倡议，欲构建支撑其强国地位的政治平台。
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日益增大，成为美国解决全球及地区问题的磋商协调伙伴。
目前，国际社会有关G2、G3、C4、G13、G15等国际治理构想层出不穷，亦反映出国际政治结构正酝酿大的调整和变革。
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尼古拉·兹洛宾甚至用“无极世界”来形容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能主宰全球问题的力量中心将不复存在。
二、国际政治发展的主流趋势及持点
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牵动国际治理机制、大国关系、全球化进程、地缘政治、国际安全等一系列国际政治议程的变动和发展，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国际治理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任重而道远
自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阻挠，国际经济秩序改革进程十分缓慢。
此次世界金融及经济危机终使西方承认，建于20世纪的国际治理机制已不能反映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国际政治现实，西方发达国家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复杂挑战，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参与国际治理成为唯一选择。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G20取代GS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创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行改革取得新进展，发达国家同意将发展中国家在IMF投票权提升5%至48%，在世行份额增加3%至47%。
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不过，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成分仍大量存在。
美国及欧盟分别控制IMF约17%和30%的投票权，仍维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国际分工的不合理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国际分工的底层，仍是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重要对象，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在应对危机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没有本质转变，南贫北富、南弱北强的基本格局未变。
国际技术转让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没有改观，发达国家不愿放松技术转让，却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国际贸易制度的不公平性上升。
美欧仍操纵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总之，国际治理机制改革仍处于初始阶段，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曲折而遥远。
（二）大国关系转型，但权力竞争仍较激烈
金融危机加速了大国权力对比关系，合作协调成为各大国应对地区及全球性挑战的优先选择，大国关系出现深刻而积极的变化。
首先，多边主义备受青睐，大国协调的范围、层次及力度均显著扩大。
二十国集团突破狭隘的西方界限，成为包含发展中大国的全球性协调平台，其首脑峰会首次召开并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连续举行三次，卓有成效地应对了本次金融及经济危机。
新兴大国之间的协调顺势加强，“金砖四国”协调向机制化方向发展，2009年6月，四国举行首次首脑峰会，发展中大国内部协调及联合自强的趋势明显加强。
其次，美国战略调整带动大国关系朝均衡性、平等性方向前进。
奥巴马外交新政在内有金融危机外有两场战争的背景下展开，美国对外战略进人战略扩张间歇和有限收缩期，对世界其他力量中心的借重明显加强，美欧、美俄、美日、中美等大国关系的均衡性有所加强。
第三，大国关系超越双边，地区及全球性意义彰显。
与以往大国交往不同，地区安全与全球性挑战取代双边问题，如气候能源、朝核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等问题正在成为大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多边议题双边化趋势加强。
第四，大国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
金融危机冲击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道义优越感，削弱了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多元化世界得到更大程度认可。
美国淡化对俄、对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务实合作最后，大国互动的对抗性显著下降，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可能性上升。
金融危机使各大国认识到面对全球性危机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无力单独应对。
美国无法遏制新兴大国崛起，谋求与新兴大国合作成为美国重塑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大国竞争的内容、方式均发生变化，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显著下降，新兴大国和平崛起的有利条件增多。
但是，大国竞争的权力本质没有改变。
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让渡权力，目的是让后者分担前者的责任，防范现存国际体制发生颠覆性变革，维护其体系主导地位。
美国战略调整的根本目的是重塑其全球领导地位。
美欧关于国际体系主导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远未结束。
美俄在东欧的地缘政治界限并没有消失，北约东扩、东欧反导等问题只是暂时蛰伏。
美日对建立平等关系的诉求不同，日本强调权利平等，美强调义务平等。
美国对华战略猜疑严重，仍视中国为潜在的挑战者，不会轻易放弃对华战略防范。
因此，大国关系转型实际上是权力竞争方式而不是权力竞争本质的转变。
大国关系将长期维持竞争与合作共存、合作大于竞争的发展态势，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将成为大国关系常态。
（三）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世界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
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放缓，经济全球化步伐明显减速。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幅下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高失业率影响下，反全球化势力的政治影响力扩大，政策效应渐显。
西方国家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不断推出“特保”或“双反”措施，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政治意愿降低，全球投资贸易自由化步伐放慢。
金融危机打破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神话，世界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得到肯定。
首先，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展严重受挫。
冷战结束以后，以“华盛顿共识”为标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西方推动下向全球扩张，全球化异化为美国模式的扩展，但自由化的结果是东南亚国家及俄罗斯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国家陷人政治动荡。
这次金融危机从美国起源，“华盛顿共识”濒临瓦解，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告一段落。
其次，西方价值观念及民主制度全球化的神话破产。
西方世界一度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西方民主制从此将一统天下。
全球化在美霸权主导下同样被解释为美国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的全球扩张。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向世界扩展民主作为重要外交目标，克林顿政府提出“民主参与与扩展战略”，小布什政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但均遭失败。
金融危机中上任的奥巴马政府明显降低了调门，宣布尊重他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承认各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美国被迫放弃公然输出民主的政策，把民主化与全球化捆绑的政策已难以为继。
最后，世界政治模式多元并存的态势有所加强。
在西方模式受挫的背景下，亚洲模式、拉美模式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各种政治模式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并存发展的态势更加明显。
但是，西方在全球政治形态领域的话语霸权并未根本动摇。
首先，美国经济较快实现复苏，新自由资本主义可凭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重拾话语霸权。
其次，西方国家仍以“良政”等旗号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念。
第三，鼓吹人权的普世性，奉行所谓人道主义干预政策。
最后，利用西方媒体优势，捏造“新殖民主义”等名目，挑拨发展中国家合作。
这种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四）地缘政治中心加速东移，但美国缔造和主导的世界安全体系基本稳定
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印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牵动全球地缘政治重心逐步东移。
从区域比看，2008年，欧盟、北美、亚太（东亚、南和澳新等）各占全球GDP的29%、27.5%、25%在世界商品贸易额中各占38%、15%、27%;在全球FDI流入量中各占30%、20%、22%;在全球FDI流出量中各占45%、20%、20%。
世界经济形成欧盟、北美和亚太三足鼎立格局。
全球金融危爆发后，亚洲经济深受冲击，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由2007年9%下降到2009年5.1%，但20年将恢复至7.0%，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维持8%的长目标。
亚洲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态势不变，亚崛起进程相对加快，全球地缘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随之加快。
奥巴马政府就任以来，国务卿希拉里首度到访亚洲，以签署《东南亚友好条约》为标志，高调重返亚洲;力推美印军事合作，全面推进美战略伙伴关系;出台“阿巴新战略”，把反恐战场重心从中东转向南亚。
调整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继续将军力向以关岛为中心的基地群集中;奥巴马访华，两国致力于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美国对亚洲外交、军事投人明显加大，全球地缘政治重心加速向亚太转移。
不过，地缘政治中心转移，并未冲击美国主导的世界安全体系。
在亚太地区，美国二战后构建的“轴辐式军事”同盟体系依然稳固。
奥巴马就任以来，利用朝核危机，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将国家导弹防御体系扩及韩国。
美军有意重返菲律宾，扩充西太平洋军事基地。
澳、新、美三国同盟合作不断发展，并出现与域外国家合作动向。
在欧亚大陆方向，北约职能范围继续扩大，是美国当前进行阿富汗战争的主要同盟。
在非洲，奥巴马政府大幅增加非洲司令部预算开支，全面加强对非军事与安全控制。
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框架依然稳固，并继续推进。
（五）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但传统安全问题依旧突出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涌现，国际恐怖主义、疾病传播、气候变化、人道主义危机与贫困等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威胁。
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加剧，直接或间接推动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全球安全的核心议题。
首先，世界粮食危机更加严峻。
金融危机对亚、非、拉等不发达地区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工资、就业、家庭收人减少，粮食价格不断上升，导致贫穷国家饥饿人口大幅增加，全球饥饿人口从2008年9.15亿增至2009年10.2亿，世界1/6人口面临饥饿威胁。
由于目前经济危机仍在向小型农场及农村地区蔓延，粮食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
其次，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贫困加剧。
金融危机对最不发达国家冲击最重。
2009年上半年世界贸易同比下降32%，而最不发达国家下降43.8%，出口收人下降50%。
据联合国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出现负增长的国家从2007年11个猛增至107个，赤贫人数比危机前增加8400万，全球接近10亿人每天仅靠1.25美元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再次，生态政治时代来临。
随着人类对森林、湿地的过度利用和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化、湿地缩减、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物种灭绝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生态政治进人全球政治核心议程。
最后，恐怖主义问题仍是全球重大安全关切。
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恐怖事件时有发生。
为此，美国调整反恐战略，重建反恐统一战线，以军事、外交、外援等综合手段应对恐怖主义。
此外，索马里海盗活动猖撅，并出现与恐怖主义交织发展态势。
2007年，索马里海域仅发生17起海盗袭击商船案。
2005年，商船被袭案飚升至122起。
2009年，索马里海盗们发动的袭击高达217次;12月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严重恐怖主义事件，造成50多人死亡近200人受伤。
金融危机直接或间接推动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全球安全的核心议题。
不过，传统安全仍是国际安全非常重要的领域。
朝核、伊核、导弹防御、北约东扩、中东和平等一系列问题仍是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面临民族分裂问题，国与国之间仍不乏领土、领海之争，传统安全威胁将持续存在。
三、中国面临的战略性机遇与挑战
国际格局的显著变动及国际政治新趋势的酝酿与发展，正在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大国的国际政治行为发生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既是国际格局的有力塑造者，同时也深受国际格局与潮流变动的种种影响，因而面临着战略性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国际和平的大趋势更加明朗，中国战略机遇期可能进一步延长。
美国“一超”地位下降，多强力量重新排序;大国关系调整，协调与合作成为主流;全球化的西方化因素减弱，世界政治的多元化态势加强;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国际政治的核心议程正在转变。
这一系列变化因素表明，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的均衡性和民主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在下降，只要中国的战略抉择得当，战略机遇期有望进一步延长。
但中国战略抉择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并没有降低。
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格局使世界各国进行战略抉择的外部条件相对简化;后冷战时代“一超多强”的显著格局，则使得对外战略抉择的重点相对突出。
然而，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相对走向均衡，不同的国家随着其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升降，国际政治心理、角色定位、利益诉求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大国互动的均衡性在增加，但复杂性同样增加，许多国家间双边的矛盾与摩擦较少，但多边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可能增多，有的国家间多边问题一致性较多，但在双边问题上又摩擦不断。
国际社会中既有传统的同盟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功能性伙伴关系，也有朋友、敌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等多种识别身份，大国关系的平衡变得更加微妙复杂。
其次，中国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在全球及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拓展。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为抵御金融风暴并引领世界经济回暖的关键。
无论在C20峰会还是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随着G20机制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G8+5的后冷战对话机制将成为历史，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首次以平等身份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坐在了世界治理的决策桌旁。
不过，对于中国国际地位尤其是中国实力的判断仍需保持清醒的认识。
就中国的经济实力而言，尽管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三，且有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仍排在世界第105名。
2009年9月，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09一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美国由世界第一降至第二，中国上升一位，但仍排第29位。
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望值迅速膨胀放大，中国不仅面临着由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外围走向核心圈的角色转变，更面临超负荷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与风险。
2009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承担同等责任，已反映这一发展趋势。
后危机时代，如何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并使其均衡发展，对于崛起进程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最后，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战略策略的灵活统一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持续上升，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与探索过程。
中国不仅要在战略层次上表现出适应并塑造21世纪国际进程的大国风范，还要在策略执行上体现更高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缔造中国式的“巧实力”外交。
此外，必须认识到中国实力的上升并不意味着现实影响力的自然放大，中国不仅要维持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基本平衡，而且要在策略上避免出现简单化的思维和操作，防止因策略应用的不当，使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受损。
参考文献：
[1]甄炳禧：
《当前世界经济新特点、新格局、新趋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2]刘飞涛：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与趋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3]谢霖：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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