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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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的研究

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的研究

　　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是行动更加活跃，战斗仍很频繁，对推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一

　　由于当时战争环境恶劣，东北抗日义勇军不可能留下完整、系统的资料，要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战斗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只能对大量的敌伪资料进行甄别选取，将零散的资料加以综合研究。

据敌伪资料统计，1934年全年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动13395次，约90万人次，战斗达3463次。

这些数字虽然不够完整准确，但也足以反映东北抗日武装活动之概况。

从敌伪出动和“讨伐”情况也可以得到佐证：

奉天省伪警全年出动5206次，183658人次，战斗2578次，“讨伐”抗日武装234443人；吉林省伪警全年战斗891次，约5033人次；热河省伪警出动473次，出动8769人次，战斗256次，“讨伐”抗日武装11081人。

伪军出动和“讨伐”情况：

全满伪军1、2月份战斗372次，“讨伐”抗日武装101228人。

第一军管区全年战斗1200次，“讨伐”抗日武装621304人次；第二军管区8月至12月战斗272次，“讨伐”抗日武装36534人；全满伪军9－10月战斗280次，“讨伐”抗日武装39033人；第114军营区12月战斗约为156次，“讨伐”抗日武装16935人。

以上战斗次数和抗日武装人数是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的总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北抗日义勇军应占其3／4或4／5，因为这一年党所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人数仍然较少，活动不是很多。

总观，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反“讨伐”作战。

东北抗日义勇军攻城夺镇，袭击铁路，搅得敌人不得安宁。

日伪当局从1934年初，为给溥仪登基创造所谓祥和安定气氛，便组织日伪军警进行大“讨伐”，尔后又连续组织夏、秋、冬季“讨伐”。

东北抗日义勇军则顽强作战，不畏强敌。

伪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鉴于北铁西部线之匪害，屡次劫国际列车，殊堪恨愤”，于1933年12月中旬开始编成5个“讨伐”队，向北铁西部沿线进行“讨伐”。

第1“讨伐”队是伪骑兵第1旅第3团，“讨伐”碾子山以北至富拉尔基之间沿线及甘南、景星地区：

第2“讨伐”队为伪骑兵第1团，范围从富拉尔基到小蒿子站沿线及大兴、龙江等地区；第3“讨伐”队为伪混成第4旅骑兵15团，“讨伐”小蒿子至喇嘛甸子沿线及泰康、林甸、依安、泰安地区；第4“讨伐”队为伪混成第1旅骑兵13团，进出安达、萨尔图一带实行堵击：

第5“讨伐”队为伪混成第3旅骑兵第14团，进出泰康境内，协力堵击。

各“讨伐”队于12月25日出发“进讨”。

活动在该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与伪军“讨伐”队，展开顽强的战斗。

1934年1月27日，吉林省伪警备司令部，鉴于“盗匪依然出没无常”，“潜行蠢动”，遂以日军佐滕司令官指挥京图、拉滨各线守备之日满军编成大”讨伐”队，开始第一期“讨伐”。

各地义勇军采取分散作战，转入山林等战术，进行积极的反“讨伐”作战。

如毛作彬、宋国荣等数千人的队伍，则分为400～500人的小股部队，分别转入漾江山区。

太平、德林部数千人遁入老爷岭深山之中。

日伪“讨伐”队进入“千古不经釜钺之大森林中”，“人烟稀少之山谷中”，“露宿零下35～36度之酷寒中”，然而竟找不到“神出鬼没之匪贼”。

1月下旬日伪当局为在“预期大典前剿灭滨江省残匪”，日军直接出兵“讨伐”。

由日军平贺旅团辖黑龙江省之伪军1个旅，由呼兰开始“讨伐”北满西部沿线；中村部队由北部“讨伐”大兴岭地区；长尾支队与广濑师团沿松花江“讨伐”。

1月下旬，伪奉天警备司令于芷山发现三角地区义勇军“乘警备力量不足，横行于村落”，于是亲率伪军3个旅主力，编成3个“讨伐”支队，对三角地区进行第四次“大讨伐”。

义勇军冒着风雪严寒，日夜不停地在深山密林中游动，陷入重重困难境地。

为保存仅有的兵力，邓铁梅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改编为若干小分队，以30～50人为一部，以便隐蔽分散活动，又便于随时出击敌人。

日伪军“讨伐”历时4个月，连续跟踪追击义勇军。

在战斗环境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各部义勇军不断寻找有利战机，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仅重要战斗即达20余次。

义勇军在反“讨伐”中受到巨大损失，但敌人始终没能将抗日武装彻底消灭。

夏季到来，各地义勇军的战斗又显活跃状态。

伪《大同报》1934年6月20日曾以“辽东、辽西匪跃动”为题报道说：

“辽河匪势又增，辽西以营口、盘山为根据地，本有胜三局、访友、北侠、海侠、双全、天山及蔡宝山部横行无忌”，“辽东与之互相往来，有兴海、中兴等”。

1934年8月1日又报道说各地义勇军“以青纱帐起楔机，恣意扰乱”，“时出时没”。

秋季之后，日伪军又开始“讨伐”，虽然日伪军队“昼则巡击，夜则防堵”、“席不暇暖”，但各地义勇军，仍然继续战斗。

　　二、联合攻城夺镇。

1934年由于日军的“讨伐”，千人以上的义勇军队伍大为减少，多数成为分散的百人以下或数百人的小股武装。

与日伪军作战，义勇军多采取联合行动。

多数是附近的若干支队伍联合攻击某一城镇或据点，也有义勇军与反日游击队联合，共同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抗日武装共袭击城镇30余次。

现选取主要战例：

1月7日，刘顺庆部攻东宁之三岔河，毙敌70余人；28日，高玉山率1500余人，四路围攻虎林县城，攻入城内占领伪军团部，新任伪县长和日军参事官逃到北山。

1月下旬单德部攻密山半截河，毙伪军150余人。

3月5日，李照东部攻克宾州，与日伪军战斗3小时，毙敌35人。

4月下旬，延寿附近义勇军接连进行四次攻城作战。

4月21日，三省、五省、三胜等500人，四面围攻中和镇，与伪警察激战4小时，攻入城内；4月27日午后2时，红枪会600人将中和镇和黑龙宫包围；4月30日义勇军700人，占领兴隆镇，并与日军激战26小时；同时，又有红枪会550人，三面围攻延寿县城。

5月初，九江、北来、铁军、双龙等500人与赵尚志领导的珠河游击队联合攻打宾县县城；10日，王殿阳400人，围攻四道江，与伪军战斗4小时；21日夜10时，张禹亭、九彪的500人攻穆棱，攻入县城内；25日，秦文元与森林自卫团等联合袭击安图县城；30日，义勇军200人突然袭击额穆县城，攻入城内。

6月16日，西来好率数百人，突袭舒兰县城，占据县城大半，破狱放囚，伪县长及日本参事官逃走：

18日晚12时，治国军、救国军、五岳、金山好、九龙山、金边好、东山龙、四海山、压北京等300人，分四路举火攻击红石镇，战斗1小时，大破四门；22日，孔宪荣部600人，攻占延吉县六道沟；28日，义勇军200人，袭击吉林城北，与伪警察、自卫团激战数小时，枪声如爆豆，城内处处可闻。

7月13日，创江南等义勇军3000人袭击五常县冲河镇；15日双魁虎等400人攻占苇子沟镇；25日德林部500人袭击横道河子，与日军激战7小时。

8月2日，朝鲜革命军、红军游击队和义勇军500人，攻占兴京县永陵街；19日晚9时，义勇军300人，袭击拉宾线之小城子。

9月3日午后3时，义勇军千余人围攻烟筒山，战前砍倒电杆，掐断敌人通信，至4日午前3时始撤出：

8日晚，义勇军400人，利用伪军警开大会、演电影之际，突然袭击柳河县城；20日，王殿阳部义勇军袭击通化县城。

10月14日，义勇军数百人围攻延寿县城；17日，德林、太平等400人，袭击榆树县大新屯镇；21日，东北第一自卫军袭击肇州城，与日伪军激战一夜。

11月8日，风好、大龙、三军、大平、东洋、九占等700人袭击绥棱城。

　　三、袭击铁路。

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为扩大抗日影响，更频繁地破坏铁路，袭击列车，攻打铁路沿线据点。

对此，日伪当局认为：

“与其说为了抢掠和绑架，勿宁说他们（指抗日武装）转移了行动目标，更多为了扰乱治安”。

据不完全统计，袭击铁路事件共1546次。

如1－3月份共袭扰铁路149次，其中奉山线22次、沈海线37次、京图线45次、宾北线15次、齐北线2次、洮昂线8次、四洮线12次。

1－8月份北铁发生袭击事件355次，其中颠覆列车16次、破坏铁路41次、袭击车站91次、俘走乘务人员116人、袭击列车42次、炸桥31次、破坏通信机关18次；共伤102人，致使敌人损失百万元。

8月2日以后，平均每日二次。

《大同报》1934年8月7日曾报道：

铁路沿线3－9月遇匪180次。

10月，534次，61350人，其中奉天铁路局136次，14900人；新京105次，2950人；哈尔滨127次，16900人，洮南166次，660人。

12月8日报道：

11月铁路沿线遇匪328次，人数33700人。

有些袭击事件影响很大。

1月17日午后3时25分，哈尔滨至满洲里的3次国际列车在小蒿子站，脱轨后起火，同时被义勇军袭击，日伪死伤40余。

5月26日，在下城子附近的三道河子，义勇军中侠等部500余人，破坏铁路，使4辆军用列车脱轨颠覆。

义勇军与日军森田部队从凌晨3时战至天明，毙日军12人、伤26人。

8月30日晚11时，11次列车在距哈尔滨42公里处，突然遭义勇军五省、长海等百人袭击，火车脱轨，日伪军死10人、伤35人，车内有日本瑷瑷县北满考察团80余人，无一幸免。

敌人认为此次是“有计划之行事，袭击手段极有组织，所用武器极精巧，猛烈无比，只袭日人，满俄人未受害，并无掠夺行为”

　　二

　　1934年虽然日伪军连续不断地进行“讨伐”，但义勇军却始终坚持战斗，使东北的抗日斗争出现由量到质的飞跃。

这种质的飞跃标着东北抗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其表现有三：

　　一、东北人民掀起更加坚决的抗日斗争。

由于日伪军连续大规模“讨伐”，日军所到之外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更加激起广大军民的无比仇恨。

对这一点连敌人也承认：

“不管是政治土匪或一般土匪，与追击程度成正比，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激进，行动上也就更加坚决反对国家。

匪徒在性质上的发展演变表现为：

康德元年（1934年）3月中旬，围绕土地收买问题上，依兰地方不满农民掀起暴动，当地居民和匪徒的反日思想进一步高涨，加上苏联的乘机插手，吉林省的匪徒便日益成为更加激烈反抗国家的匪帮。

”土龙山原是依兰县的一个行政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实行武装移民计划，即将百万日本农民移植到东北落户。

于是选中土龙山为移民据点。

1933秋开始，强行收缴农民的地照和枪支，明目张胆地侵吞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

这样，“缴枪缴照”这两项反动政策，把土龙山农民激怒了，他们认识到要生存，只有走武装反抗的道路。

从1934年春节开始，土龙山农民就进行紧张而又秘密的联络和酝酿工作。

3月8日，土龙山区五保（八虎力）的农民首先暴动。

消息迅速传遍全区，各地农民纷纷参加，不下2000余人。

暴动队伍兵分两路，直奔土龙山街基（太平镇）。

9日攻占太平镇，毙伪军10余人，俘伪警察20余人。

10日，暴动队伍又在白家沟伏击日军第10旅团第63联队长饭冢大佐所率的日伪军，毙饭冢大佐（死后晋为少将）、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等日军17人，俘依兰地区伪警备司令部宋参谋长以下20余人。

12日，暴动农民成立民众救国军。

一时，依兰附近抗日武装纷纷来投，共达万人。

尔后，这支农民暴动武装转战于依兰、勃利一带，相机打击日军。

这是一次震动中外的大暴动，当时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通讯社和报纸对此都发表过消息。

土龙山农民暴动充分反映东北人民坚决反抗日军侵略，敢于抵抗强暴的战斗精神。

　　二、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深入发展。

1934年，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有很大发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落实，从而加强了党对义勇军的影响和领导。

各地义勇军在日伪军连续大“讨伐”下，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依靠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抗日武装统一战线，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

对这一点日伪当局也承认：

“由于日满军警的连续‘讨伐’和各项基本治安工作的进展，各类股匪不得不愈发分散成小部队，被逼至困难穷苦的环境中。

结果，便给那些彼此对立抗争、思想体系各异的匪帮，甚至在本质上互不相容的匪帮之间，造成了从自卫的角度上互助合作的机会。

”“这些小匪帮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经常聚在一起，或研究合并于的事项或缔结作战协定。

这样，昨天还分别是一般土匪或政治土匪，今天便都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使这些匪帮干部乃至队员的头脑中浸润了受党的思想领导。

与此同时，还把统一战线的目标放在基层，尽力争取其它匪帮的下层匪徒。

”“又曾策划与红军主力实行大联合，这就使各级党系统统一的一大抗日反满匪帮的出现有了可能”。

1934年，东北抗日斗争出现质的飞跃的显著标志就是义勇军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接受党的领导，组成联合指挥部或司令部，共同作战。

1934年2月21日，在潆县城墙砬子，老长青、四海山、国军、双胜、保国、东边好等17支义勇军，参加了由杨靖宇组织的联席会议。

会议经过协商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斗争纲领》，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隋长青（义勇军首领）为副总指挥。

根据自愿原则将义勇军编为8个支队。

当时那里的义勇军队伍约万余人，其中有5000人参与杨靖宇部联合对日作战。

联合指挥部的成立对打破日伪军的“讨伐”起了很大作用。

3月，珠河地区的义勇军青林、爱民、北来、七省、友好等参加赵尚志召开的会议，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

附近的黄炮、朱万金、铁军、创江军、压东洋等也都纷纷要求加入。

对此，伪《大同报》曾报道：

“赵尚志召集九江、三江、白龙、荣义等及部下吕绍财、黄炮等开会，共计3000余人，分据二、三、五、六、七区，皆成匪窟，按地收捐，再图攻城，并言长期抗日，声势非寻常土匪可比，当地警团无力扫除。

”7月，安图等地的十几支义勇军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组成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由王德泰任指挥。

同月，在虎饶地区的义勇军姜尚平、访贤、九龙、得胜等参加了由饶河游击队召开的联席会议，会上各义勇军一致表示接受游击队领导，形成了以饶河游击队为中心的反日统一战线。

吉东和下江地区的许多义勇军部队也都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不同形式的联合。

这样，就使大部分义勇军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正走向新的发展道路。

　　三、歼灭大量日伪军警。

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一半，但是战斗次数却没减少，战果也比较大，给日伪军警的打击也是很沉重的。

由于没能找到敌人伤亡的全面和准确资料，只能从一些局部、不完整的资料来计算其伤亡数字。

日军全年在各地参加“讨伐”的损失是很大的。

据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日军战死、病死、战伤、冻伤、被俘和病共39874人。

据满铁档案记载，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8月共为1006人发死亡抚恤金。

从1933年11月－1935年11月受伤人员为3240人，按其一半计算为1620人。

两项合计为2628人。

笔者统计3983次战斗中，敌伪共死伤924人，以上共3552人。

如果加上冻伤和漏统计的人数共约5000人。

伪军参加“讨伐”动用兵力多，次数频繁，损失也是很大。

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日伪共死、伤、被俘2394人，另有反正哗变的约1000人，如加上漏统计的人数亦约5000人。

伪警察参加“讨伐”也比较多，被义勇军袭击的次数也比较多，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共死、伤被俘1369人，另有治安队死亡408人，如加上漏统计的人数共约3000人。

总之，此期间消灭了大批敌人有生力量。

　　注释：

　　[1]《满洲警察概况》第472－590页

　　[2]《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支配》第187页

　　[3]《军政简》第47页

　　[4]《大同报》1935年1月24日

　　[5]《大同报》1934年12月4日

　　[6]《大同报》1935年1月30日

　　[7]《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第581页

　　[8]《大同报》1934年1月－11月

　　[9]《满洲国警察史》第174页

　　[10]《大同报》1934年9月3日

　　[11]《满洲国警察史》第174页

　　[12]同上第174、175页

　　[13][日]井上清《昭和十五年新书》（8）

　　[14]《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支配》第189页

　　责任编辑：

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