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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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学习资料：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10月15日至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高度评价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这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回顾“十一五”成就辉煌
全会高度评价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认为经过五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1、发展成就举世公认
全会认为，这五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特别是党和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在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医疗事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
第一，经济发展高速增长。
2006年--2009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2009年底几乎所有的指标和目标都顺利地提前实现了，在22个主要定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15个指标属于“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
在风云变幻的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9%。
在最为困难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万亿元，增长速度达到了8.7%，人均GDP突破了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
预计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4000美元左右。
回想“十一五”初期的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8.3868万亿元；预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7万亿元左右，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
对比数据，你就不难发现，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十一五”的五年就等于再造了一个中国。
1957年毛主席曾提出过“超英赶美”，这在当时来看的确是冒进的设想，但如果我们将时间跨度扩展到2010年，难道你能不佩服毛主席的远见卓识吗？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奇迹。
国际上热议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不外乎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惊讶与赞叹。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
“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
”“十一五”的巨大成就赋予“十二五”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十二五”将成为中国超越日本之后追赶美国的起点。
第二，民生改善成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有关经济增长、人口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三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均如期实现。
在国家实力增强的同时，民生得到了明显改善。
例如，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并建立了农业补贴制度。
中国“种田纳粮”的铁规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即使是史书中推崇备至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能做到临时的轻徭薄赋。
给“种田纳粮”的历史画上句号是前无古人之举，惠及我国亿万农民，必将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流芳千古。
在“十一五”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般民众都能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涉及民生的2个约束性指标，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目前都已经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目标。
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均已经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目标。
第三，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
“十一五”结束时，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
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整体上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成了工业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
我国工业总量规模不断壮大，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
工业化主要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前三。
2008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计算机、移动通信手机、抗生素、疫苗等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业对外贸易大国。
在工业化进程中，“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我国采取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主要污染物的2个约束性指标基本完成。
据测算，“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亦能完成。
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城镇人口增加到6.07亿，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当今，世界经济大国都有世界级的城市群支撑，美国纽约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英国伦敦都市圈等就是城市群的典范，美日两个经济强国的都市圈的经济总量都占了各自国家经济总量的2/3。
“十一五”期间，我国正在形成以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大连、济南、青岛、沈阳、长春、武汉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18个都市圈。
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2.6%，2008年GDP总量占全国的1/3，财政收入占全国的40%。
2、改革举措扎实有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国家总体实力大幅度提升、老百姓生活大幅度改善、国际影响大幅度提高之外，“十一五”时期在体制改革方面也迈出了较大步伐。
回顾“十一五”时期的体制改革，最扎实有效的举措就是确定了未来政府调控的基本方向。
第一，由过去的“计划”调控转变为“规划”调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将从1953年延用至2005年的“计划”改为“规划”，纲要这“一字之差”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因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转变政府调控的方式，计划到规划的变革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具体安排，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体现了政府调控理念的转变。
计划包括的面广，而且具有强制色彩；规划更强调了引导市场，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
规划要体现国家意志，明确政府做什么，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
二是体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先进管理方式。
“十一五”规划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强调民众的意见，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并开展了请人民群众为“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
三是体现了政府管理的空间观念和可操作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到了一个矛盾与问题多发期，其中区域问题增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中央强调“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计划一般是按条条制定的，而规划更强调空间，因为任何活动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
不落实到空间就不可能有很大的操作性。
由“计划”到“规划”，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规划体系与政府调控进入了新的改革期。
第二，由过去按“条条”管理转变为按“区域”管理。
“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注重运用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指导与管理区域发展，来调控改革的基本方向，先后批准了六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6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7年6月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12月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0年4月，批准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批准或批复了十多个区域规划，涉及的区域包括：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株潭城市群、中部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皖江城市带等。
除政府调控重点与导向的转变外，改革还在许多具体领域展开。
例如，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稅，全面推进增值稅转型；在24个省市区进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正式推出创业板市场；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
这种种改革举措对规范市场竞争与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机遇挑战同时存在
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强调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然而，正如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我们最大的隐忧和担心是，它突然失去控制而戛然停止，甚至出现翻车的危险。
这种隐忧和担心主要就在于我们也面对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第一，国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主要面临着五个方面机遇和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预计“十二五”期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可以达到3%，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根据历史经验，每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几年往往会再度爆发局部性危机。
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局部动荡。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但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多。
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而保护主义只是短暂的逆流。
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而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
三是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将进一步延续，且内容更加丰富，形态更加复杂。
从转移内容上看，传统加工制造业持续减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区域性研发中心等持续增多。
从转移方式上看，直接投资方式持续减少，项目外包方式转移不断增加，特别是服务业外包进一步增加；整个产业转移减少，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和多个国家共同承载成为重要形式。
四是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
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
五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同时也隐含着机遇。
减排将促进能源及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增强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国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归纳起来主要也有五个方面：
一是总需求潜力巨大，但有待释放。
我国巨大内需潜力的释放，受到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矛盾的制约。
目前，内需相对不足、内需中消费相对不足已经成为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是供给方面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新的优势正在孕育和显现。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优势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者数量多、成本相对低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有可能在技术研发、信息服务等高素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方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因此，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我国后发优势的新特点，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
在能源和其他资源约束加强的同时，水资源不足的约束更具挑战性。
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印度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使我们面对的资源环境挑战更为严峻。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形成挑战。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五是经济体制具有的独特优势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深层体制会进一步凸显，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与深层体制问题相关。
要把发展切实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要保障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除了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外，还需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
二、展望“十二五”华丽转型
十二五规划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对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公报是这样概括的：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这里，可持续发展是得到全体公民认同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愿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和满足，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就是可持续发展，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核心价值的概括性表述。
然而，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中，还包括着公平正义，这到是人们以往所忽略的。
公报作出的新界定，无疑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因为可持续发展只是绝对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实现，实际上是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体现着生产关系的和谐，所以同样是人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我们如果能够坚定地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前进，克服种种困难，我相信，未来中国还可以保持快速持续的发展。
但公平正义的问题，似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公平正义的问题不会因发展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这个问题要通过国家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这也是“十二五”规划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对于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着三次经济转型。
一是指经济制度变迁，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指经济模式转型，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单纯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
根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国将实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三次经济转型的华丽转身。
为此，我们必须注重把握以下内容：
1、把握经济转型的“三大要求”
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起飞”的前夜。
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已势所必然。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
第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重大转型。
据世界银行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共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炭、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
占世界人口的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已探明储量50％以上的主要矿产资源。
美国目前竟然以世界6％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能源。
人类对地球的索取已经接近到了极限。
20世纪末，中国、印度等人口超10亿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新增的需求使旧有经济模式的局限全面爆发，当前的世界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着空前的困难。
试想，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模式发展到接近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那么即使再有几个地球也不一定能够满足需要。
因此，国际上有专家学者提出“低碳经济”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这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缓解温室气体排放而提出来，它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其实质就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
2008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就是“低碳经济”。
2009年12月7－18日，当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会场变成不同经济体之间围绕减碳争斗的“战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低碳概念和清洁能源技术也同时成为发达国家制约发展中国家前进的一个新的手段。
对此，中央对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把它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
第二，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来看，中美两国都在争创新优势。
从今年1月初到现在，中美关系中接踵而来的纷争冲击着中国人的眼球：
美国对台军售、谷歌威胁退出中国市场、双边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问题、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等等。
最激起中国人义愤的，是1月底宣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案。
于是，“中美关系跌到谷底”、“中美要陷入新冷战”的担忧，又一次浮现于报端和网站头条。
当我们把眼光移到国内，胡锦涛总书记2月3日的讲话主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这个关键词，累计用了50次，凸显中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与紧迫感。
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中美风波频现，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我的回答是：
联系太密切了！
胡锦涛在这个讲话中指出：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这就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紧紧抓住了。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那儿，大局意识也十分明确。
1月30日宣布对台军售无疑冲击了美中关系的稳定，遭到了中方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也必然会付出代价。
但这绝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所在。
就在1月27日，奥巴马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将就业列为2010年头等大事”，为此要增加失业补贴、鼓励创建小企业、扩大出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医疗改革等等。
奥巴马还以“中国没有等待，进行经济改革”和“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来激励他的国内听众。
虽然没有使用“加快经济转型”这样的中国式概念，奥巴马想带领美国做的头等大事，同样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争创新优势”。
第三，从我国社会和谐来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迫在眉睫。
200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33倍，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
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其数值在0–1之间），0.4以上为收入差距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
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资本的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
一是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
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二是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
1996～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三是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劳动保障部人士透露：
“我们的统计结果更加让人吃惊，多数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在的劳资冲突、突发性群体事件等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密切相关。
对此，胡锦涛同志十分清醒地指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2、把握经济转型的“五个坚持”
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都伴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创新、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提升、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降低、社会福利和居民生活的改善等等。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正如全会所指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在这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提法早就有了，但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好像这是第一次，并强调贯彻“五个坚持”：
第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
具体来讲：
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这是公报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来的，改变了“三架马车”的排序，把消费放到了第一位。
由过去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对扩大消费，我们提了多年，长效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那种用一些短期政策来刺激消费有一个某个时点上的快速增长，则是不可取的。
所以公报提出了“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应该是个新提法。
我们扩大消费要着眼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一个目标，让它可持续、可保持的扩大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呀。
它理应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
一方面，要调整内外需结构。
1979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
即使近几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
2009年,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却增长了16.9%。
而且，我国今后仍然能够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来推动发展。
另一方面，要调整消费与投资结构。
有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提高1.5—2.7个百分点。
提高消费率，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近几年，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率持续降低。
从2000年至2004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的2.4%。
但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
从消费领域自身来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这制约了经济健康发展。
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就必须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这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
二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这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将呈现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首先，以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为目标。
从产业关联角度看，促进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这是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针对着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来的。
与此同时，也是针对着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了偏差，二产业增加值一路攀升，三产业增加值一路走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因此，必须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成在更高水平上的协同发展。
其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
从产业创新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成效，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政策将向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照明、激光显示、现代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以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
再次，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
从产业链构成来看，产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单纯靠扩大加工规模降低成本的空间已经不大，所以未来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例如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其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个重要的突破口，并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使之与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机结合。
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这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十二五”期间，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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