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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论文

两宋钱荒问题研究

选题原因：

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上严重的损失，世界各国机会没有能幸免的，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再扫受重创，为了应对危机绞尽脑汁，如今经济才有所起色。

而中国虽因为政策得当没有造成过大损失，经济的发展毕竟受到了影响。

既然经济危机如此可怕，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我想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两宋钱荒问题进行研究，希望可以给现实社会带来一些启示。

参考书目：

《文献通考》卷九

渠汇川、王一成：

《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初探》，见中国钱币学会编：

《中国钱币论文集》

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

《宋会要辑稿?

食货》三八之四二

提到两宋，人们大多想到积贫积弱，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堂堂炎黄子孙竟然多次向四方蛮夷求和，屡战屡败，节节败退，屈辱之感油然而生。

然而两宋并非如此一无是处。

这一时期频繁的战争促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

另外，两宋文化极为繁荣胜于盛唐而达到巅峰，在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均有所建树。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传统的农牧业随屡遭战火破坏，但并未停滞，农业生产技术改进，技术提高，甘薯玉米等作物引入中国。

手工业也有创新，商业呈现繁荣状态，出现了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然而在这种繁荣下也隐藏着许多问题，“钱荒”就是其中之一，并最终导致了南宋经济的崩溃。

宋代铸造的钱币数量多的惊人，金童前一种就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量最多的。

在整个北宋167年间，大多数年份铜钱的年铸行量都在一百万贯以上。

最多的年份，甚至可铸五百万贯，需要耗费一万吨左右的铜，这个数量是空前绝后的。

在唐朝，一年的铸币量也就在30万贯左右，有时甚至连一万贯也不到，有的时候干脆不铸。

而两宋时期足有几亿贯的钱币铸造出来。

不仅数量惊人，宋钱的种类还特别齐全，既有铜钱又有铁钱，既有黄金又有白银，既有金属货币，又有全世界最早的纸币，这种现象可谓空前。

在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也就在数十文至百文左右，由于大宗贸易和出境贸易还比较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还比较少，所以人们生活中经常是小额支付。

一旦碰到大宗买卖，人们往往用麻袋来装钱，很不方便，纸币应运而生。

宋代在世界上首创纸币。

南宋时期以推广到全国，数量最多时发行的纸币票面总价值在十亿贯铜钱以上。

在某些特殊场合宋代的人们还是用一种便钱券，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或支票。

货币种类如此之多，数量之大如此空前，应该说钱实在太多了，那么宋代的人为什么还在不停地喊钱荒呢？

钱荒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北宋仁宗时，大文学家欧阳修上奏说：

“淮甸近岁号为钱荒”。

大文豪苏轼可能是讲钱荒讲得最多的了。

宋哲宗时他上奏说：

“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

质库人户往往昼闭”如此来说钱荒问题应该相当严重了。

到了南宋，情况更加恶化李纲在湖南任职时上奏说：

“民间难得见钱，号为钱荒”，又说：

“本路钱宝泄于他路，不可复还，民间阙乏，号为钱荒，以故谷贱伤民，民户输纳夏税户帖应于各色难得见钱，闾里愁叹，至有委弃田产逃移者”。

可知由于市面上见不到现钱，农民的产品卖不出去，无法去缴纳赋税，之得被迫逃亡，钱荒之严重可见一斑。

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量大增。

南宋偏安一隅，地处全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一带，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战事，政治上也相对稳定，再加上不堪金国压榨的北方百姓南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从而使南宋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据记载，当时临安府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已经是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仅米粮一项，“细民所食，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铺家”。

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地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货币流通量的激增。

二是铜钱外泄，大量流入北方和海外。

南宋政府腐败无能，向金国屈膝求和，每年给金国赔款300万两，多数以铜钱折算；再则民间的铜走私十分严重，而对外贸易又十发发达，铜钱又通过贸易的方式流往海外一部分。

《宋史·食货志》载：

“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

”三是铜源不足，铸造钱额减少。

南宋时，随着所占据州县的减少，铜矿资源相应匮乏，再加上铸造钱币的中心大都残破，无以恢复，所以铜量锐减。

四是销钱为器，使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

由于铜源匮乏，铜器紧俏，相当数量的铜钱被人们销毁为器。

南宋的铜钱需求量大，铸行却少，综上所述，造成了南宋的钱荒。

钱荒问题对于政府和平民的经济生活都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一个货币不足的社会里商品交换必然产生困难。

由此便出现货币价格不断上涨出现已不足数之钱“当百”的情况。

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

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

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

另一方面，由于是私铸铜钱能够产生暴利，虽然面临着政府的严力禁止，但私人铸钱者仍络绎不绝，钱尚多复申乾之禁稍峻其法。

而在政府一方，则大规模发行纸币企图缓解钱荒，但纸币充斥市场排挤铜钱，造成货币购买力下降，物价上涨。

既然钱荒问题如此严重，对社会又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两宋政府当然会高度重视。

为了应付这种危机，他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是严禁私铸和劣币的流通，并严格控制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途径。

从太祖开始，“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

”“因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

”“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

”甚至连官员也有因此落罪者，“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

”

通常来讲，金属货币是由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在市场上的价格的，但在宋代，因为铜供应量不足导致铜的价格上涨，而政府又限制铜钱的流通价格，使得铜钱与铜的价格脱节，其价已远低于本身的含铜量及铸造花费，故而，销毁原有的铜钱来铸造铜制器皿或佛像，已经成为众多逐利之人谋取暴利的手段了，“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

”而这就更加剧了市场中铜钱数量的减少，对于“钱荒”问题等于是雪上加霜。

对这一行为，政府颁布了极为严厉的禁令：

“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

”“二年，禁销钱为铜器者，以违制论，炉户决配海外。

”“（淳祐）十二年，申严鉟销之禁及伪造泄之法。

咸淳元年，复申严鉟销、漏禁。

”以保证铜钱停留在市场当中。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的行为，也持坚决的禁止态度：

“（大中祥符六年）诏两浙诸州军寺观及民家藏铜像，限两月内陈首，委本处依铜钟磬例勒知州、通判名衔，给令依旧供食。

先是，知衢州宋为善言所部民有铜像者，依法区断，其铜像准犯铜例设官。

虑伤崇奉之道，而陷刑者众，故条约之。

”“（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

”“（绍兴）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

”

因古代中国在东方的国际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以周边各民族皆喜爱使用中国铜钱，以此作为其国内的硬通货，这便引起了铜钱的大量外流，“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

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

”“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

”而在南宋时期则尤为加剧：

“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

”“至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

”

宋朝政府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从北宋至南宋，其先后颁布了众多旨在阻止铜钱外流的禁令：

“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

”“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

”“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

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

”“沿海人户五家为一保，不许透漏舟船出北界；如违，将所贩货物尽给充赏外，仍将应有家财田产并籍入官，同保人减一等”甚至与日本商谈限制两国之间的贸易数量。

但宋朝的这些措施见效并不明显，通观两宋的历史，以上的禁令一再颁行，反复强调，正说明了其施行的效果之差，这就需要在“节流”之外，另寻途径“开源”。

第二，采用各种手段增加政府手中的铜。

首先，政府在禁止民间储铜的时候，也借此将其收入自己手中：

“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

”“庆元三年，复禁铜器，期两月鬻于官，每两三十。

”“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税外，不得添铸。

”

其次，宋朝政府在高丽等周边国家入贡的时候，鼓励和要求其“贡铜”，同时在和周围民族的贸易中，也大力增加铜的进口，“又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

”

再次，规定犯轻罪者可以以铜赎罪，“（储）拱亦奏（薛）映尝召人取告（姚）铉壮，坐赎铜九斤，特释之”“诏妇人犯罪，杖以下非故为者，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

”

最后，由政府控制大开铜矿，“（咸平三年）先是，宰相张齐贤上言：

‘今之所患，钱货未多，望择使臣往逐处相度，添价及招诱人户淘采铅锡，仍按行铜山易得薪炭处，置监铸钱。

’”“后乃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铸钱监，江西、湖南十五万缗、余路十万缗为额，仍申熟钱斤重之限。

”

尽管有着这些措施，但就整体来说，宋朝政府的入铜量依旧不如出铜量，尤其是在南宋失去了北方铜矿的情况下，铜钱的短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第三则是在一些地区使用铁钱，取代铜钱的流通地位。

铜资源的短缺要求中国采用其他种类的金属作为代用品，但中国缺乏金银等贵金属矿产，“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後，金币始尽。

”明代经由海外运入的大量白银，在宋代尚未出现，当时白银只能作为大宗交易使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仍必须折换成铜钱方能成行，“薄暮，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怅然自失。

其家持银往市，得钱止可酬所直，了无赢余。

”“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

”

因此，宋政府采用了铁来代替铜。

早在五代时期，用铁铸造的钱币就已在部分地区通行，宋朝延续这一做法，在四川和陕西等地发行铁钱，并明确规定其与铜钱的兑换比价：

“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疋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兴铜钱等。

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增长。

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

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

”

但是，铁钱的铸造方法较铜钱简单，易于私铸，且在一国之内铁、铜钱的流通范围不同，这本身就造成了众多弊端：

“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

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

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

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

”“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

”“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未闻轻重之弊。

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

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浸轻。

”

由政府对铁、铜钱的差异性对待、及其之间兑换关系产生的恶劣影响，不仅造就一批往返贩卖铜钱的奸商，而且也引发了政府官员的严重舞弊，“然卒难得铜，而转运副使右补阙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皆言：

‘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

’诏从其请。

咏、祥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

民萧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

”

为此，政府一再宣布禁止不同区域之间货币的自然流动，“所铸铜钱通行诸路，而陕西、河东、四川系铁钱地者禁之，第铸于陕西铁钱地而已”，并严命打击私铸货币及倒卖铜钱的行为，但同前文所说各种政策一样，这一做法也收效不大。

人民在苦于铁钱比价的同时，在交易中也不愿接受铁钱，“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使政府缓解铜荒的目的无法实现。

第四，“钱荒”问题在宋代货币秩序中一个最突出的影响，就是导致了纸币的产生。

出于银、铁都不能代替铜钱的缘故，政府被迫到其他方向去寻找出路，最终在原出现于民间的“交子”上找到了新办法：

“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

……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

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

仁宗从其议。

”同时民间也因铜钱数量不足而铁钱劣滥，乐于接受这种特殊的货币，“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所铸大铁钱约补及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

”因此，纸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刚开始，宋朝政府在发行纸币的问题上比较谨慎，“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感到纸币是一种很好的增加自身财政收入的办法，开始脱离实际滥发纸币，“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

”到了南宋，交子演变成会子和关子，其发行情况更是混乱不堪，政府一方面“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鼓励使用会子，另一方面却逐渐开始不设预备金而不断滥发，“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

”与纸币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通货膨胀就此产生，对于南宋后期的国力下降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宋朝纸币发行上的错误也传染到了同一时期的金朝，自章宗泰和七年“诏民间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用钱”开始，纸币的滥发越来越严重，先是泰和八年“收毁大钞，行小钞”，之后又有贞祐三年“改交钞名‘贞祐宝券’”，贞祐五年“初用‘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兴定五年“更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及其之后发行的珍货、宝会等。

在金后期的几十年里，政府为摆脱战争造成的经济困境，竟先后改换了五次纸币（其间“珍货”为在丝绫上印制），“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

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

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

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

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

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终于造成了经济彻底崩溃的结果。

宋、金及后来元朝纸币崩溃的前车之鉴，不能不说给了明朝统治者以极大的刺激，虽说后来明政府也曾发行纸币，但自大量白银由墨西哥和日本等地进入中国之后，纸币基本就不再出现于流通领域，这一则表明前代纸币的教训深刻，另一则也充分说明纸币在中国的出现完全是在宋代“钱荒”背景的产物，一旦“钱荒”得到根本性缓解，纸币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