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的素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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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的素材

记者遭遇的“冷思考”

作者：

王军

仔细分析今年屡次发生的多宗记者被打事件，有的是因为舆论监督触及利益所引发；有的是记者采访技巧不当所致；还有的是记者行为界限不明使然。

因此，记者当务之急应明确与采访对象的关系、调整心态，尊重采访对象、提高采访技巧，增强权利意识。

采访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

由于我国媒介体制的特殊性，使得很多记者有着先天的优越感。

“无冕之王”是对记者的赞誉，这意味着：

记者既可以采访“高级官员”，又可以采访“社会名流”，还可以采访“平民百姓”……这种状况，给很多记者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新闻报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人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采访。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是一种平等、自愿、公平的民事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的上下级指令关系。

新闻机构并无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所以对被采访对象不存在支配关系。

采访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改变工作作风至关重要。

只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正当权利和严正声明，新闻记者才能获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如在一次广播热线直播节目中，主持人问一名演艺圈的明星：

“你还记得你的初恋情人是谁吗？

”这位明星当时就表示拒绝回答，因为这是一个隐私问题。

尤其是对那位人们未知的曾经与这位明星初恋过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如果无意中被披露出去，会给其现在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主持人本来就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

即使问了，作为嘉宾也可以拒绝回答或者迂回回答，这完全取决于被采访者当时的主观意愿，但也折射出主持人隐私意识的欠缺。

采访对象可拒绝采访

原则上说，被采访者可以拒绝采访。

无论是谁，如果认为记者所提的问题触及到自己的个人隐私，都可以拒绝回答。

这一点在文娱新闻对明星的报道中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明星包括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影视明星、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

这些人所从事的活动，一般都与社会公共生活有关，并且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新闻媒体可以适度地报道明星的公共生活，以满足公众对于明星心理上产生的关注、了解、知情的愿望，即公众兴趣。

明星们也应该认识到，其所获得的名利与他的公共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媒体长期以来的报道已经大大提高了其商业价值。

明星的事业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社会的、公众的，公众有权了解他们的事业及与他们的事业有关的个人情况。

对于明星的偷税漏税、别墅私搭乱建等行为，表面上看是涉及明星个人收入、住宅等隐私问题，实际上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其偷税漏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侵占公共绿地的示范效应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等远远大于其强调保护的个人利益和住宅隐私，因此，这时的隐私应该让位于公众和媒体对其的监督。

媒体披露明星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隐私是正当的，是社会公众对明星个人行为的监督和鞭策。

但明星与社会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信息、私人领域和家庭活动除非本人同意，媒体不得随意公之于众，否则就可能构成对其隐私或尊严的侵犯。

如香港某报社记者，骗取了某影星家小保姆的信任，进入其家中，将其卧具、橱具、洁具的品牌和家庭的摆设布置等实景拍摄下来，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记者这样的做法是违法的，是对人的不尊重。

隐私权实际上是人权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拥有这个权利，承认、尊重、保护隐私权很必要，它实际上是承认、尊重人的价值，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增强权利意识，明确行为界限

记者的职责是客观记录事实，不能夹带任何个人感情，更不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要给双方当事人平等说话机会，这是新闻采写最基本的要求。

在媒介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记者有必要尊重采访对象“拒绝采访”的选择。

新闻记者对报道对象的充分尊重，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全面、平衡，是保持新闻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记者的提问应该是平等、善意和友好的。

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保持尊重。

记者在采访时，除通常的礼貌礼仪外，还要根据不同采访对象的年龄、职业特点、性格心理特征，采取与之相应的采访方式，包括措辞、举止以及态度。

如果我们承认新闻事业在实现“喉舌”功能的同时，也要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做到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理性地涵养我们的资源，如同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从而日益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一样。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10年第9期）

时评现状、存在问题及增强引导力的创新策略

作者：

凌锋

从收集的媒体公开征稿函来看，目前国内开办时评版的报刊不少于300家，至于开办时评或类似于时评的评论专栏的报刊就更加广泛。

当前时评现状与问题

1．过度商业化影响良性发展

公民权利张扬是时评发展的内在动力，时评的市场价值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不少“时评作者之意不在‘评’而在乎‘酬’”的现象非常严重。

高稿费的时评栏目并不十分多见，高者无非千字三四百元，低者千字50元，但是就是这么低的稿费依然吸引了很多时评作者。

其中重要因素是几乎成明规则的“一稿多投”，以中等写作水平的作者写作的1500字评论为例，且稿费按照千字一百元计算，在群发几十甚至上百家时评栏目后，即使刊用率10%，也能收入近千元，何况经验丰富且知识储备充足的作者一天不止一篇评论产出，即使新闻热点不是每天都有、创作质量不是每天都有保障，但是一年平均下来，收入相当可观。

商业化产生的另一个不良现象是：

不但有作者流水线式地一日“制造”两三篇时评，还有人组织了一套写作时评的“班子”“工作室”，他们每天分工合作，用不同的名字向编辑的邮箱“轮番轰炸”。

无怪乎有文章忧虑：

“把一项争取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崇高事业当成谋生的手段时，自己能够坚守的时评伦理底线还能够有多深呢？

”。

2．质量参差不齐，八股化现象严重

不同媒体、不同时评作者间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

由于评论题材立足点是“论理说法”，而抽象性的理论、原则、概念相对于丰富的社会现实总是处于少数，具体到媒体上就是，反映具体个案的新闻可以很多，然而由于不少社会问题解决非一日一时之功，这就极容易造成评论观点乏新；同时，由于“标准化作业”有利于提高产出。

所以，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形式上僵化不变的八股化，以及标题、概念上不断变幻的生扯硬造般的“创新”。

就形式上来看，常见的模式有“质疑式、说不式、自我假设（假想敌）式、商榷式、警惕式等等，这种模式化的、形式单调的写作风格已经引起了读者反感；“结论一律”的现象非常常见，大体是“一要靠加强监督，二要靠健全制度，三要靠完善法治。

还有就是要人性化，多些人文关怀等”；甚至有的时评作者针对当前时评“八股化”和模式化现象，讽刺地提出了“关于开发‘时评软件’的构想”。

上述现象除了由于时评产量的因素外，相对于整体而言，专业作者缺乏是重要原因。

这里的“专业”指的不是专业写作的作者，而是指对与新闻相关的某个领域有深入研究和深刻认识的人士。

也就是说，当前时评写作的大众化倾向，虽然有利于言论的百家争鸣，但也带来了作者素质不高的问题，数量上的繁荣难掩盖质量上的虚高。

3．专业判断与大众观点时常冲突

这种现象引发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在部分舆论热点中，专业判断与大众观点不一致，在包括“深圳环卫工拾巨款”“杭州飙车案替身传言”以及“幼女卖淫”等诸多新闻事件中，非专业作者通常凭借朴素的道德情感将立场倾向于“弱势群体”，而不顾更为细节化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

当然，社会公众之所以容易有这样的心理预设，是与当前司法、行政领域存在问题有关，但是作为评判是非的时评不是宣泄情绪的出气筒，失去了必要的客观，反而会适得其反。

当然，也不可否认，在评论作者队伍中也不乏文笔生花、观点深刻、态度客观中立的专业人士，但是，一方面这种作者较少，另一方面此类作者也不宜连续使用，以免形成观点单一的局面。

4．主流媒体引导相对乏力

由于宣传要求的差别，加之互联网快速广域的传播特性。

在众多热点新闻事件中，重要门户网站评论频道聚合的文章主要是各地都市类媒体，反而传统主流媒体往往在新闻发酵成为全社会热点时，才跟进介入，从某种角度来说失去了部分主动权，甚至在某种情况下，针对不同新闻有可能产生两个舆论场；加之商业化等因素影响，很容易造成消极的舆论漩涡。

当然，近几年来，这种局面有很大改观，但是仍然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提高时评引导力的思路

1．思想观念创新

对于媒体或是评论工作者而言，既要坚持解放思想、又要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必须认识到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必须对于中外不同历史文化孕育出的不同理念有充分把握，必须坚持历史辨证的认识论，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动摇，必须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益。

这些并不是应景的说教，而是让评论编辑和写作工作更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必然之举。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仅需要“胸怀祖国，心系苍生”的豪情，更需要理智、建设性的冷静与客观。

同时，对于“引导”要有准确认识，“引导”不是灌输、不是强迫接纳、不是消极回避，而是依靠立足于情理法与事实基础之上的逻辑分析的力量，来达到说服受众、辨明是非、分清对错的目的。

2．消除时评局限

依法治国是基本治国方略，而法律法规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加之社会情势的不断发展，具体新闻引发的单篇浅层论述未必能满足时代要求。

时评也要改变紧跟时事的单一模式，改变具体新闻由头引导下的评论产生过程，在保证对热点事件关注度的同时，挖掘对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且长期存在的现象和问题，进行更为宏观的集中论述，这样主动出击，能够更有的放矢，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时评的弱点。

同时，评论素材要更为广泛，不能仅仅围绕立法、司法、执法的纯粹硬性法律评论，这样才能丰富时评题材，扩大时评辐射领域，提高评论的受关注度，有利于引导性的发挥。

3．丰富时评产品，使其种类更层次化，最大化畅通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信息互动渠道

评论产品一方面可以从形式上创新，比如利用信息化技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媒体可以将时评与相关新闻制作成视频与音频文件，上传到所属网站，最大化地利用采访得到的报道素材，这种做法不仅丰富了评论产品、增强了传播的力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所属网站的竞争力，事实上已有媒体在尝试。

评论创新还可以在评论产出流程上做文章。

从媒体竞争态势来看，先有新闻竞争，后有评论竞争，由于不少媒体认识到时评的诸多弊端，已开始尝试着将可信度较高的调查与评论结合起来。

就笔者关注来看，《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一直在做这方面努力，前者利用其下属的政论期刊《人民论坛》杂志经常进行有关依法行政、官员各方面问题的调查，进而通过比较确切的数字来引导时评的热点风向；而《中国青年报》运用其下属的调查中心以及有关网站，进行不定期的调查，调查领域主要也是公众所关注的法治话题，就笔者时评工作经验来看，每次调查一出，就成为一天或若干天的评论热点，而其自身相关评论在时效性和深度方面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也明显显示出来，这种情况下的引导效果更毋庸置疑。

丰富时评产品还要最大化畅通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信息互动渠道。

“畅通渠道”在一般情况下是针对公权机关与公众关系而言的，但是，在目前的社会情势下，不可否认的是公众对媒体抱有很高希望，在评论产品的设计上，无论是版面还是网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设置读者来信之类的短小的评论，虽然从形式上看字数不多、观点未必新颖，但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舒缓公众对相关新闻事件的消极情绪。

丰富时评产品还应实行差异化稿酬，确保以质取胜。

在保证有质量时事评论的基础上，针对长期存在的问题可以发表系列重要时评，同时，吸收传统评论以及杂文的优点，力戒八股文风。

4．客观看待网络媒体影响，积极应对媒体发展新趋势

互联网对待传统媒体评论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在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上，既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也不能妄自菲薄、畏首畏尾。

理应看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相比，仍然具有很大优势，时评创新应着眼于发掘传统媒体权威优势，在时评产品的富媒体化上做文章，丰富时评的表现形式，增加时评的可接受性，增强引导能力。

（作者单位：

法制日报

“山楂树”能拯救中国电影吗

2010年09月28日15:

48:

11　来源：

光明网【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被称为史上“最干净”爱情的《山楂树之恋》终于如期在全国上映，没有星光熠熠的璀璨，也没有前期高调的宣传，特有的“张氏”风格加上如“山楂花”一样洁白、纯净的平民叙事，让很多人在“沉思”与“眼泪”中重填了自己的青春记忆。

    但是，“电影”毕竟只是“电影”，走出影院，置身于“工具主义”泛滥的社会剧场，我们又不得不忙着加快脚步，吃力地伪装着另一个“自我”，“躁动”地等待着下一场“感动”将我们重新打回“原形”。

    在“星、性、腥”长期占据着各大媒体头条，“二奶”、“一夜情”和“自曝性经历”日渐成为“高频”公共词汇的今天，“柏拉图”式的纯洁爱情早已变成了令人倍感“陌生”的陈年往事，在此背景下上映的《山楂树之恋》自然也就成了公众寄托“纯净”与“美好”的“许愿树”。

    其实，严重贫血的“公共娱乐”市场缺失的岂止是纯洁的“爱情”元素，机械的“刺激”、画面的“狂欢”已经让原本“神圣”的文艺作品丧失了应有的“风骨”与“灵性”，渐渐变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既“长”又“臭”。

    被奉为“亚洲顶级导演”的赖声川曾坦露，内地拍不出真正能称得上经典的“世界级”影片，主要是因为我们文艺界的人心灵太“脏”。

反观胆汁躁动的中国影视界，“票房”和“名利”的喧嚣已经让现在的“电影人”无法听到来自“本真”与“人性”的天籁呼唤，更忽略了艺术“大观园”里最美却最容易被遗忘的“风景”：

纯洁与自然。

    当公众唏嘘于《山楂树》和《白鹿原》剧组均为找不到“清纯”女演员而发愁时，当人们疯狂地到处搜索“色戒”未删节版的电影资源时，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躯体就会因缺乏“清新”的气息而昏厥，经济发展的“磨盘”也会因此背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最终失去高速运转的“源动力”。

    情节并不“曲折”的《山楂树》之所以让我们的心灵产生悸动，让很多人品尝到了久违的“眼泪”滋味，恐怕正缘于孙红雷所说的那样：

这部电影很安静。

    而一位哲人曾说过：

安静是最好的精神体操。

早已发育畸形的“公众娱乐”和“中国电影”也许只有学会安静、懂得聆听，苦练内功，才能恢复往日的“健硕”与“风采”。

（王悦生）

《烈火雄心》《阿凡达》就没“主旋律”？

2010年09月28日08:

45:

04　来源：

人民日报【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今天的中国，每年创作的歌曲、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堪称海量，规模空前。

然而正如文化部官员前不久针对“低俗化”问题所发问的，其中能传唱传世、能与先辈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有多少？

只怕答案不容乐观。

    在一些创作者、出版商那里，不求“化人”、但求娱人，不求启迪心灵、但求吸引眼球，不求担当传扬文化的使命、但求趁早成名赚足利润，已成为一种创作生产的价值导向。

然而，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之中，一代受众已然产生视觉与审美疲劳，延续这种创作生产方式又如何能让其文化产品留住受众？

    更令人深思的是，不但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产品已难留住受众，就是某些以弘扬主旋律、倡导主流价值为己任的所谓“高雅”文化产品也难留住受众，屡屡出现“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尴尬现象。

有人说，正是主旋律的使命限制了思维的空间。

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不得门径的无能借口。

给人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美国大片《烈火雄心》、《阿凡达》就没有“主旋律”？

让观众眼噙热泪、赚得票房和口碑的国产大片《唐山大地震》就只有“商业化”？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任何一种文化载体，无论色彩上怎么美轮美奂，造型上怎么新颖奇特，音效上怎么震撼全场，如果缺乏那一种风骨神韵、价值理念，顶多是一场“视觉盛宴”，只会带来感官的刺激与享受。

流芳百世、享誉中外之作，莫不形神兼备。

尽管《唐山大地震》在如何凝“神”聚“气”上还只是牛刀小试，但它真正打动人心的，正是气贯全篇的那种精神与价值内核。

有形无神的文化产品，是不可能“化人”的，也注定是短命的。

    有神无形，同样行之不远。

可以说，“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从来未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缺位过，自始至终都在烛照着中国人前行，并得到丰富和发展。

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文化产品还不善于表达它。

撇开主流，执著于极端个性化的精神叙事，固然难以赢得大众的共鸣；但用大而无当的方式、居高临下的气势、顶礼膜拜的讴歌去表达，受众更会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自觉远离。

惟有选择那些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人格的精神价值，从人性的角度去解析，用平等的视角去阐述，以艺术的手段去展现，才能真正走进大众的内心，让人们在欣赏与享受中自我升华，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化大众”。

    今天，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频繁的大势下，我们该如何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提取当代的精神元素，从当代中国人的奋斗实践中提炼时代的共同价值？

进而艺术地贯穿于我们的多样文化载体中，在普及中让公众更好地享受文化的熏陶，在“走出去”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这是值得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深思的课题。

（陈家兴）原题：

形神兼备方能“以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