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随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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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与《随笔》

施蛰存与《随笔》

黄伟经

回顾自己“为人作嫁”的编辑生涯，想起那些曾经支持和呵护过《随笔》的作家、作者，施蛰存先生是我难以忘怀、久久萦系于心的一个。

说来有点凑巧：

施蛰存“出土”，与《随笔》创刊，以及我到出版社当编辑，都同在1979年。

那时，经过长期“闭关锁国”和“文革”浩劫的祖国大陆，到处春潮涌动，一派蓬勃生机。

就在那同一年3月，“大右派”施蛰存得到“改正”，恢复了教授职称及工资待遇；6月，《随笔》创办；9月，我在被迫辍笔改行十二载之后，从一个港口航道工程单位“归队”调到出版社，分配去编《随笔》。

《随笔》创办初期，还是一个不定期印行的笔记文学丛刊，我是从第四集起成为《随笔》专责编辑，负责它的组稿和编发。

就在我接手《随笔》编务后不久，收到施蛰存寄来《乙夜偶谈》一稿。

他在此稿开头“小引”中说，“答应给《随笔》写稿，已经是半年前的事”。

这表明，他是在自己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即应原参与筹办《随笔》的编辑之约，着手撰写此文的。

这该是施老（那年他已七十三岁）重返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

全文约五千字，内有“形象思维”、“宗教艺术”、“旧书店”与“古代旅行”四则小题。

说是“偶谈”，实在是一篇格调优雅、引人入胜的小品佳文。

像这样的文字，我想，只有具有深厚学养、渊博知识而又善作思考的学者作家才写得出。

得到这样的好稿，作为编辑，我大为兴奋。

随即把它编入1980年2月出版的《随笔》第六集，并给施蛰存写去一信，请他继续赐稿。

这是我同他通信之始。

此时，已重新登上大学讲台的施蛰存，在华东师大已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又要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主编“百花洲文库”，为上海、湖南、江苏等地一些出版社编发书稿、撰写序文等，很是忙碌。

至1981年6月和1982年底，施蛰存才得以抽出时间，先后为《随笔》作《乙夜偶谈》续稿两篇共三则：

一篇为“真实和美”、“官僚词汇”二则，一篇为“神仙故事”，共约五千字。

皆为施蛰存小品文风格：

文字生动，内涵丰富，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

比如他在《官僚词汇》那则短文里指出，那些“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的，所谓“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等官僚词汇的主要特点就是，“与党八股相结合”，“不作肯定，不负责任”。

他举例写道：

“今天，新华社报道了四川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说‘县城房屋已基本倒塌’。

我相信，每个读报者都不了解‘基本倒塌’算是什么程度的倒塌。

全部倒塌了吗?

还是大部分倒塌?

还是每一座房屋都有些倒塌?

再要研究，唐山大地震时，那里的房屋是‘基本倒塌’呢?

还是‘倒塌’?

”

1983年初起，《随笔》开始成为定期出版的双月刊，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笔》已从原来以登载文史知识性文章为主的不定期丛刊，逐渐发展成为以继承“五四”良好传统，反映现实生活，面向知识分子为宗旨的散文刊物，逢单月印行。

它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如施蛰存的老朋友萧乾在致我的一封信中所言，“让知识分子喘口气”，也就是说，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力主讲真话。

《随笔》编刊的这个原则主旨，受到读者普遍欢迎，得到作者、尤其是得到包括施蛰存等等许多饱经忧患的老作家、作者的赞同和支持。

1989年5月，一直关心着《随笔》的施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

《随笔》每期收到，妙文极多。

愈见精彩。

自愧笔钝，久无文章报谢。

近日草得二三千字，即以寄奉，以备采录。

他信中说的“自愧笔钝”，显然是谦词。

他随信赐来的“早三千字”，即《雨窗随笔》五则，加上他随后又惠赐的《雨窗随笔》续篇六则，共十一则。

不敢说它们全都字字珠玑，但我要说，它们每一则，都是这位富有卓识与创作个性的老作家勇于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每一则，都不乏连珠妙语，绝妙好词。

各则长的千余字，短的不足百字。

它们在《随笔》1989年第五期及1990年第二期陆续发表后，即不胫而走，在读者中传诵一时。

编辑部收到好几封称颂《雨窗随笔》的读者来信。

一位也是多年为《随笔））撰稿的老作家还给我打来电话，盛赞《雨窗随笔》，誉它为难得的优秀之作。

现在我捡出重新展读，那字里行间予人以启迪的内容与思想锋芒，依然令我击节敬佩不已。

后来我还知道，施蛰存似乎也很重视自己这些杂感，把《雨窗随笔》全部收入他199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只是印数不多，初版不过四千册，至今尚未见再版。

为让有兴趣的读者哪怕见到它的部分内文也好，今于此谨录出其中两则：

人是政治的动物

客问：

亚里士多德说过：

“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

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

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

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

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

“批评与自我批评”。

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十分平常的事。

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我批评”。

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

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批斗”。

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

极少见到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

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

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在写出《西窗随笔》之前，施蛰存给过我一篇《杂谈<金瓶梅>》（刊于《随笔》1986年第六期）。

在此文中，他好像是第一次向读者透露他当右派后家里生活困窘的境况：

“1958年，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也断了。

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这两部《金瓶梅》卖了两百元人民币。

”然而生活突变的困苦，骤然而降的打击、凌辱，并没有压倒为人宽厚、随和、自强不懈的施蛰存。

到了“文革”，用他后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与《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采访者沈建中的谈话说，“随便人家怎么斗我，怎么批我”，“右派也好，牛鬼蛇神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自己的学问。

我还是我”。

“我还是我”!

施蛰存在辞世前几年，终于将他大概在心里憋了许多年的这句具有非常自尊个性的铿锵之言说了出来。

真是磨难当等闲，人格仍依然!

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还有一句名言叫做：

“不死就是胜利。

”

也就在施蛰存被打倒、当贱民那坎坷而漫长的二十多年岁月里，他为自己又开了“一扇窗户”，即对金石碑版的整理和研究，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这也是施蛰存足可令人钦仰、敬佩之处。

令我敬佩且感激不尽的，还有施蛰存在《随笔》横遭指责的日子里，他对我们刊物的极力支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89下半年至1991年底，是《随笔》办刊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

那两年多时间，我与《随笔》同仁感受特深的，莫过于“文革”遗风犹存，一些已习惯以“左”视眼看世界而又自以为握有“真理”与权力的人士，以若干“莫须有”的恶名、罪名，不断对我们指责、训斥以及警告。

有人甚至提出要“整顿《随笔》”，建议“将《随笔》停刊”。

我们收到的来稿已空前得少，尤其缺少有思想内容、有分量的稿子。

我几乎每天都忙于写信、打电话，请求《随笔》的作者，尤其是老一辈作家赐稿，以度稿荒。

也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施蛰存对我的约稿可说有求必应。

我们愈受到无端攻击，他愈尽力为《随笔》撰稿。

他同冰心、陈学昭、楼适夷、萧乾、季羡林、王西彦、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严文井、柯灵、严秀、吴祖光、顾学颉、金克木、黄秋耘等老作家，成了这期间《随笔》最可依靠的支持者、作者。

那两年多时间，施蛰存隔月或每隔两个月必为《随笔》撰稿。

先后共寄我文稿十五篇。

《随笔》几乎每期或隔期，都刊有他新撰的杂文杂感。

在这段令我与《随笔》同仁很难忘期间，他同冰心是给我们惠稿最勤，在《随笔》发表文章最多的两位老作家。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施蛰存“我行我素”的为人风骨，保持独立思考的人格与文格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

这位背了几十年所谓“第三种人”臭名的学者、作家，其实，他待人处事倒非常温厚、平和，他做人写文，讲求宽容，决不趋左，也不偏右。

他往往只是从超然物外、事外的第三者角度，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观察人情世相，评鹭时事人物，如此而已。

树林里各种鸟都有，人类社会比自然界更复杂得多，从多个角度去察看、思考、分析、探讨，总可以更接近真实，更靠近真理的吧。

读者只要读一读施蛰存晚年在《随笔》发表的许多文章，就可以看到、感觉到：

他决不跟风倾倒，也不随便认同什么，人云亦云，而总是从一些人们见惯不怪的事物或观念中，识人之未识，发出自己见解独到的声音。

他那篇《匹夫无责论》（刊于《随笔》1990年第四期），我以为就很具代表性。

此文不长，让我全文照录于此：

匹夫无责论

顾炎武是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

明朝之亡国，没有人要顾炎武负责。

可是他却心血来潮，说了一句替昏君、暴君脱罪的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四百年来，有不少“匹夫”，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俨然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膀上，人人自以为“天下兴亡”的负责人。

我，也是一名“匹夫”，却实在想不通。

看看历史，天下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功劳，也说不上责任。

天下亡，是桀纣、陈后、隋炀、宋徽的责任，自负盈亏，都和“匹夫”无关。

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会亡国。

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

然而竟有许多匹夫，吵吵嚷嚷，要干预天下兴亡，自以为天下兴亡，少不了他们。

结果是天下既不兴，也不亡，而匹夫们却死的死，逃的逃了。

因而我曾赋诗一首，曰：

天坍自有长人顶，玉碎宁劳瓦块伤。

冬去春来成岁序，匹夫何与国兴亡。

随后，他又写了一篇《匹夫有责论》（刊《随笔》1991年第一期），以补前篇言犹未尽之意。

此文中云：

“我在《匹夫无责论》中所举的兴亡例子，都是一个朝代的兴亡。

这一类的兴亡，我们匹夫当然无责。

”“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战国七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都属于一个中国。

”“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

”“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

”“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

”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对《随笔》种种颠倒黑白的指责邃然而止，无果而终。

但只准挨批挨整，不准答辩申斥的年代已经或说早就应该过去了。

为了回答那些曾经放肆攻击《随笔》的人士，概乎言之地陈述一下我的编刊态度，也为了向所有关心、爱护、支持过《随笔》的作家、作者和读者表示敬谢之情，我提前于6月下旬已写出《告别<随笔>》，8月下旬编人仍由我主编的《随笔》当年最后一期（即1992年第六期）。

我签发付排此期《随笔》之前，将六百多字短文《告别<随笔>》用信笺抄正复印了一百八十份，并附上一封我即将辞去主编职务告退的短信，分别寄给多年来同我联系较多的长辈和同辈作家、作者，请他们在刊物发表前先行惠览。

几乎所有收到我信及复印短文的作家、作者，都有赐复。

其中，施蛰存的复信，令我备感亲切：

伟经同志：

两函先后收到。

读了《告别<随笔>》，颇有感慨，我想此文应该在《随笔》第六期上发表。

《随笔》已办了十三年，而且由足下一手编刊，这在期刊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五四”以来，高档文化刊物，出到十三年的，恐怕只有一个《小说月报》，《随笔》是第二个。

但《小说月报》经过许多人编，而《随笔》是足下始终任其劳，这是我要向足下祝贺的。

（我想，恐怕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

一个文人，做编辑，尤其是编刊物，是很有损失的。

足下一生中的黄金时间，都用在“为人作嫁”上，对足下是虚度了岁月，无利，也无所得。

这是我要为足下惋惜的。

我希望足下从此以后，多做几件自己的“嫁衣”。

几年来，承足下为我编发拙文，还有“把关”之功，当此“阳关折柳”之际，敬致谢忱。

施蛰存1992.9.5

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施蛰存就曾主编《现代》等杂志而享誉文坛。

他对编辑工作早有体会。

信上说的“恐怕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等语，我觉得揄扬过分之外，其余他对文人当编辑“很有损失”等的理解和评述，我以为都见地深刻。

没错，我正是为了减少“损失气要为自己多留下些“岁月”，做自己喜做之事（如当时我己与一个文艺出版社签了合约，要尽快从俄文原著译出屠格涅夫最后两部长篇小说《烟》与《处女地》等），而决定一到六十岁就主动从编辑岗位办退的。

在我编《随笔》深感艰难的1990年，施蛰存为表示对我的关怀与友情，还特地用友人赠送他的光滑的日本纸，挥动“已多年不用”的毛笔，给我题写了唐代诗人沈亚之的一首七绝：

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

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只换九秋霜

沈亚之诗为

伟经仁兄书庚午秋北山印

1993年初我从《随笔》退休以后，由于盛情难却，我应邀充当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广州一些报纸副刊及《同舟共进》月刊等的特约编辑或顾问，为这些报刊组织一些稿件或主持某个专栏。

那几年，我与施蛰存仍时有通信。

他曾应我之请，为《羊城晚报》新办副刊《健康之友》、《七色花》和《南方日报》文艺副刊《海风》题写刊头。

他题写的这三个刊头，都先后在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制版刊用。

1994年8月，他复我一封信中说：

“我现在终日多眠少起，不写一字，每日拣必要的信写一二封，此外只是看报纸。

”“且待秋凉后再看情况，希望或能恢复写作能力。

”此后，他年高体衰、精力锐减，一年不如一年，已极少撰文。

又过了两年，我以施蛰存在《随笔》发表的杂感和他已出版的散文中，选摘出一些句段，组成一篇短文，由我代拟以“西窗短句”为题，于1997年4月30日发表在由我主持组稿的《羊城晚报·晚会》副刊“名家智语”专栏。

这大概是他生前由别人代编在报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现在也不妨录出如下：

西窗短句

施蛰存

穷凶霸道的人，读一辈子诗，也不会变得温柔敦厚。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

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

具有通才与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

自高自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

但自尊心与自高自大却截然是两个东西。

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可不必连自尊心都一起铲除。

真正能笑的人，一定不愿在别人面前显示他的笑容的。

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

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

在多少风狂雨骤、山崩地裂的天灾人祸之后，始终保持这个国家，没有自亡，也没有被亡。

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

收到我寄去刊载此文的《羊城晚报·晚会》副刊样报后，施蛰存1997年5月7日给我来信说：

“4月30日手书及附件收到。

你又为我在广州报纸上亮相，甚感高情。

”“摘取拙文，不必惠我稿酬，让花城出版社送我几册新书，最好还是那些有关反右及文革的纪实文学，就可以了。

（这一小文，不必给300元。

）”收到他此信时，《西窗短句》一文稿酬已由羊城晚报社汇出，那年花城出版社也没有可供他一览的新书，于是，我将自己保存的几本《告别“万岁”》，一书，系样书取出一本，以邮挂寄呈他惠览。

（《告别“万岁”》广东综合性政治月刊《同舟共进今从1988年7月创刊至1996年10月出了一百期的一个精选本，由该月刊主编萧蔚彬同我一起主持选编，于1996年10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初版印行。

）

收到《告别“万岁”》后，施蛰存于7月2日给我赐复。

这是十多年间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全信如下：

伟经同志：

五月十四日手书早已收到，大著《告别“万岁”》亦收到。

谢谢。

我又病了好久，未能即复，甚歉。

今年九十三，显然已衰老了，心脏不如过去，写字也木强了，思维也迟钝了。

现在每日只看几份报刊，一半时间是躺着，文章不写了。

你要我写题字，也敬谢不敏。

总而言之，退出社会关系，坐待天年了。

承足下关怀，中心〔心中〕感激，有劳尊命，无可奈何。

此问起居。

施蛰存1997.7.2

1999年9月中旬，我与妻刘静兰到沪、宁、无锡、苏州旅行。

除了观光，主要是看望一些老作家。

抵沪第二天，我与妻由徐开垒兄长带领，驱车赶往华东医院十二层，探视曾给过我许多帮助与教益，已重病垂危的王西彦先生。

接着，我们又一起乘出租车去到愚园路施蛰存寓所。

那天早上，施蛰存就在家里跌了一大跤。

据他的大儿子和曾孙女告知我们，他跌得一脸是血，伤势不轻，但他怎么也不肯到医院去。

在家人一再劝说下，才把他送进了医院。

我们到达时，他还留在医院医治呢。

我们三人在施家二楼坐了一会儿，见到了正在卧床静养的施老夫人陈慧华。

她平卧着，听见我们的问好和祝福，微微笑着向我们点头。

那天，施家好像还在装修，上楼楼梯及门框还散发着新刷上去的油漆气味。

我们只参观了二楼那间二三十平方米用作卧室兼书房、会客室的大间，和侧边一个小间，即告辞，终未能一见施老。

直至他2003年11月病逝，我都未能去上海最后见他一面。

但我毕竟看了施老的寓所，并从他的家人中得知，施老晚年儿孙满堂，生活安定，愉快。

此外，我还知道施老晚年，还得了好些荣誉，如1995年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访问团专程到上海，向施蛰存、柯灵、王辛笛致敬并颁发敬慰状和敬慰奖；1997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授予施蛰存“终身成就奖”。

这也令人不能不感到一种历史回到公正的欢欣。

2006年4月25日，5月23日

增补于广州默耘居

原载：

《新文学史料》200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