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工作难点及措施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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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工作难点及措施的思考

关于农村工作难点及措施的思考

朱新峰

摘  要：

农村工作纷繁复杂，有许多药方，但往往难以对症，本文通过对农村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参考。

   关键词：

农村    工作难点   对策措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目前农村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较以前有较大的提高，基本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状态，出现了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但农村工作纷繁复杂，在看到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就目前全国上下高度重视的同期，农村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为什么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三农问题解决得还是并不理想呢？

   一、对于农业来讲：

“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实际上不要”现象仍然存在。

   粮食生产往往到丰收后就是又一个轮回，几起几伏，“多了砍，少了赶”，粮食多了就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就会四处出现卖粮难，就会让农民自费等几天才能交售完粮食，少了就要层层加码，下指标、下任务，名义上是高度重视，实际上仍然是采取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粮食问题，农业生产就是在这种重视中被忽视。

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粮荒现象迟早要出现。

农村经济发展，不在粮食补贴多少？

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产业链的延伸，将这部分利润留给农民，增加农民收入。

不要单纯地认为农民短视，稍微给以补贴农民就纷纷又回去抢田种，这说明了农民的无奈，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城里人对农民的不理解。

农业在重视的口号声中被不知不觉地削弱了。

一个地方如果连车祸补偿金都要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这已经不是经济发达与落后的问题了。

   单纯的就农业而农业、就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

千家万户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种植规模过小，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难以抗衡市场上的任何小风小浪，同时，也容易造成过度的竞争，利润过多地向二、三产业积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死结。

农业问题不在于怎样去增加粮食补助，而在于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组织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不损害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去抗衡市场风险，发展农村经济，最终达到增收的目的。

粮食加价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手段痕迹，且滞后于市场真实行情，往往是粮食涨价后，农资马上随涨，实际工作中往往又采取强制手段进行限价，最终往往还是农民吃亏，利润被其他行业过多地攫取。

对农业生产资料，在质量方面，政府有责无旁贷的检查督导职能，而对于价格上涨问题，则应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保障市场的供应来平稳农资价格，那种单纯地以为提高粮食价格就能解决三农问题的想法未免过于幼稚。

   二、出台的政策往往脱离农村实际。

   三农问题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

有如西医，哪里不行就干脆割掉那里，走一步算一步，而没有中医辨证施治的思想。

如农业税、农民负担等。

   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农民负担实际上就是部门利益的恶性膨胀，是即没有钱又要逼迫基层去干工作、出政绩的结果。

农民负担问题说明政府工作出现了问题，最起码说明农村管理出现问题，已经部分失控。

农民负担问题说白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部门未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未依法办事。

   实际工作中，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被简化为减轻农业税问题。

减轻农民负担，农民盼的是什么？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是无底洞”，农民没有抗皇粮国税的，那点钱，农民就是借也会交上的，农民盼望的是增加收入（不管是种田还是做工），是取消“三税四税”这个乱收费的无底洞，是不要农民辛辛苦苦，一个钱掰城八瓣地花，而另外一些人却胡吃海喝任意糟蹋，不仅是数字问题，而且还有心态问题，用老百姓的话讲叫“气顺”。

   现实中，由于考核指标等问题，加重农民负担的人可能被认为有实绩而提拔重用。

这已经不是哪一个地方，那一个县乡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减负应该减去那些不合理负担，而对于农村影响较大的合理税费，则应该慎重对待，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及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绝对不能削弱、消减这部分开支，农民不负担，就必须国家来负担，必须采取转移支付等形式予以保障，否则，好心办坏事，该减不该减的一刀切，而该予以补助的又无从落实，基层组织运转失常，影响农村经济正常发展，则可能在减负的口号下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税费改革问题，关键是基层政权正常运转要有最基本的财力保证，而不是不顾一切的跟风，进行全部减免，同时又没有必要的财力保障，必然造成基层政权瘫痪，不仅不会有助于农民生产生活，而且还会导致农民生存条件恶化，严重影响农民生产生活，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发展农村经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关键，但因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2、3年就换一届领导，很少有人去实实在在地干，即便是有，也会被认为没有工作魄力，政绩不够高而被“淘汰”出局。

如果我们都不负责任地将农村税费全部减免，而又拿不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来，什么都指望基层就地取财，那么，在减税、减员口号下，就有可能导致农村基层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普遍出现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有些生产需要而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水利等）将被“撂荒”，而且随着债台高筑，政府迟早还得回过头来收拾一个个烂摊子。

   三、基层政权建设在削弱

   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基层政权有一些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东西应该被淘汰，职能应该转变，但目前的情况是该淘汰的没有淘汰，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手段，乡镇仍然从事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公社时期”的管种、管收等措施，越位、错位现象就不可避免，而一些需要保留的为社会提供公共用品的职能却被消弱了下去，如一些矛盾调解、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等。

   基层干部是“罪人”。

可以讲，最辛苦的是乡村干部，报酬最少的也是乡村干部，他们往往处于矛盾的核心和焦点上，超负荷地工作着、奉献着，然而，目前的媒体宣传方面，人们的印象中往往却都是罪人、恶人的面目出现。

我国的基层干部中，有一些腐化堕落者，但大多数应该是好的、合格的，起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看看谁在大吃大喝、谁在超标准坐车？

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了。

同时，一有问题，往往首当其冲的就是基层，就是基层干部，精简乡镇，精简乡镇人员，乡镇自治等被人们当作灵丹妙药提起，以为将这一问题集中的地方割掉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有人却信以为真。

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已经网破、人散、线断，只能有钱养兵、没钱打仗了。

   机构改革，上面的干部可以下海，照样赚大钱，而基层的干部如何分流？

为乡村干了几十年，把青春献给了乡村，最后却要下岗分流，却没有任何保障，这本身就是很不公平的事情，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一些乡、村干部身上发生着。

改革应该给人们带来希望，带来实惠，而不能让一部分人承担其全社会的责任。

乡镇既要让基层干部承担微观经济职能，同时，各有关单位又进行垂直领导。

有点钱、有点权的单位全部上划，剩下的是半死不活的没有人要的穷单位、责任重大的单位。

“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又看不见”。

可以讲乡镇是责任重大，权力却没有，责权利严重脱节，那些垂直单位（除纪检监督部门需要外）往往是热闹一阵后，也未见有什么明显成效。

   债务黑洞正在扩大。

“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所替代，为了整出所谓的“政绩”，没有钱还要办事成为一些官员的口头禅，在为公家办事的幌子下，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气候越来越坏。

为了形成轰动效应、为了争第一，县、乡（镇）开展了没有基础的竞赛，数字越来越假，债务急剧攀升，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黑洞，缺乏了完善的监督机制，没有不敢用的钱，没有不敢干的事情，有些地方甚至欠到无法在政府所在地赊欠一包烟的地步。

一个欠债的政府，一个欠债不还的政府，一个欠债不还还有理的政府，是不可能得到人们信任的，人们由对政府充分信任到现在私人可以欠、公家免谈的地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事权与财权不相统一。

实践中，乡镇一级“条块”之间权力配置上不合理，事与权的不对称，责与利的不对等，导致乡镇一级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有责无权，各利益集团在乡镇集结，互相监督工作由于相互掣肘而形同虚设，而侵占农民权益的时候，各种集团却往往纠结在一起，成为共同侵害农民利益的结合体。

所谓事权是一级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及其相应的管理权限；财权则是该级政府完成其责任和履行其权利所相应拥有的财力及其支配权限。

我国现行的体制管理中，一个较大的弊端就是事权与财权的分离，也就是一些基层干部所谓的沒有钱还要干事的问题。

“沒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正确的，但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忽视物质条件的基础作用，变成逼着下面搞无米之炊，求无源之水，否则只能事倍功半，走向反面。

   选人用人导向出新偏差。

执政党在用人方面应该偏重于廉洁正直，这是确保执政党执政的前提。

但目前往往以看得见的所谓政绩来考核衡量干部，考核指标最后甚至被异化为谁能要来钱，谁就有能力，就是好干部，就会被提拔重用，而没有人管这钱是骗来的、抢来的还是什么其它非法途径弄来的。

目前，沒有钱还要干事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财力不足，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仍然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财务管理办法，用陈旧的不灵的老办法，去管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必然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产生与暴露。

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或者是挖空心思去“跑部钱进”，必将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毒害整个社会环境，影响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这是因为，事权与财权的分离，就意味着干事与资金保障的分离，要想把事情干好，就必须有一定的资金做保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现有的凭政绩考核干部的大前提下，如果事权与财权分离，就意味着谁能争取来资金，谁就能办事，就能出更多的政绩，就能暂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支持与赞誉，这同时也给不法的腐败分子以正当理由，可能掩盖了争取资金过程中的非法行为，带动其他人，影响其他人。

为了干事就必须四处去争取资金，就必须找路子、托关系、走后门，吃喝玩乐、迎来送往，领导干部的精力不是用在了工作上、会议上，而是用在了沒完沒了的应酬上，用在了毫无意义的而又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上，由此导致各地找靠山之风泛滥，导致托关系、走路子等不正之风的蔓延与盛行，这也就必然要导致了大吃大喝现象的泛滥，导致行贿受贿问题的产生，由此产生了跑官要官等问题的严重，虚报瞒报、官出数字等短期行为加重，必然产生众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等豆腐渣工程，更为严重的是，事权与财权的分离，一些手中握有行政权力又想干事的单位，势必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现象的产生。

此风一旦盛行，就会严重污染社会大环境，上行下效，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环境污染，不仅毒害人们的心灵，侵蚀人们的品德，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动荡，再一次陷社会于水深火热、屈辱飘摇之中，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不可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政策的易变性。

农村政策都是好的，但往往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如，村帐乡管、会计核算中心、村级招待费零负担、壮大集体经济等，有些地方一个行政村仅有两三个村干部，还要再精简，党支部书记由乡干部兼任，如此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最后导致政策执行变形走样。

粮食生产大起大落等都与一些地方政策频繁变动有直接的关系。

   村级民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村管理体制方面，往往还是用旧的管理方式管理当前的农村，说白了，依然用着“人民公社”的管理模式管理着“乡村”。

我们往往说基层干部“旧的不能用，新的不管用”，批评他们不思进取，然而，我们是否也要反思一下，是否真的如此？

“人民公社”的管理模式是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一成不变地套到“乡村”，当然要出问题，当然要出现“旧的不能用，新的不管用”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你还今天种这，明天种那，出了问题又没有人负责，给农民一个交代，乡村干部整日干一些干不了、干不好、也不须干的事情，陷于繁杂的事务之中，怎能不“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呢？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消减基层乡镇村干部及机构，就等于自断臂膀、自毁长城。

   官僚主义盛行，隔着玻璃看，坐着车子转，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迎来送往，大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形式主义泛滥，精力没有放到工作中，而是放到弄虚作假的形式上。

不仅领导干部要上文山下会海，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文件，既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又滋生漂浮的工作作风，往往是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大会小会，你说我说，说了白说，扎扎实实走过场，实实在在搞形式，单位上要整理没完没了的各种档案。

有一个中学教师对两基验收感叹，“档案比学生多！

”学校都是如此，县乡政府就可想而知了。

   问题并不在于农村出现的这些表面现象，更为关键的是基层组织的建设问题。

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泛滥，浮夸风死灰复燃，迎来送往抬头，短期行为严重，不正之风盛行，“吃喝嫖赌”样样会，不正之风、“逆淘汰”挫伤了干群关系。

   不当的政绩观和干部任用考核方式，扭曲了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正确评价标准。

干部考核机制强调“政绩”，干部的升迁与所谓的“政绩”挂钩，以经济指标衡量政绩已经成为惯例，由于现实生活中目标责任制的异化，任务指标往往成为多数领导升迁的手段，导致许多领导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任务指标层层加码，严重脱离实际，成为“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依据，一些领导单纯追求经济指标，而不惜牺牲资源、环境和今后发展为代价进行跨越式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民心。

用不切合实际的指标任务来衡量干部，形成的功利性需要使得许多地方领导倾向于创造能看得见的“政绩”，一些干部两眼向上跑项目，急功近利搞建设。

一些政策的出台，本身就是搞短期行为、头痛医头的产物，最终必然导致畸形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信用缺失蔓延。

人们普遍讲信用缺失，然而真正造成信用缺失原因的是什么？

关键在于个别地方政府职能未能真正转变，管了管不好、不该管也不需管的事情，陷入信用危机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

时下，欠民工工资最多的是谁？

很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是包工头，那么，欠包工头款最多的是谁？

往往是当地政府部门。

吃垮饭店的也是一些政府部门，欠账不还还有理的也是一些政府部门，打官司打不赢，即便是打赢官司也拿不上钱的还是政府部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采用了大量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办法，这就是问题症结的所在。

   浮夸风显现出了睨端，欺上瞒下、虚报浮夸，这些全民共同口诛笔伐的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甚至成为大家都不说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离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原则，责必然脱离群众，失去民心。

民主集中制被异化成了民主，甚至成为打击异己的手段。

一项措施出台，往往是叫好声此起彼伏，唯独没有实事求是的对问题的探讨，短期行为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浮躁不安，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一级一级地下压任务指标，一级一级地虚报浮夸，地方政府制度性说谎，为了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做做样子大张旗鼓地去完成，浮夸、造假问题被人们忽视了，更为可怕的是逐渐被演变成一种惯例，干群关系怎能不紧张？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法制创新，这不是什么人、什么单位都能去干的，都能一拍脑袋创新的。

一提创新，就跟风而动，创新不断，连“领着农民干，风险干部担”也创新了出来，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创新，才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才使农民负担只增不减，才使短期行为横行得势，“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负”现象产生。

执政党用人，必须廉正，难道不廉正的人也要用就是创新？

于是精简机构，撤乡并村，村帐乡管等被认为是理论创新的措施被提出，甚至被当作政绩广泛推行。

   用人制度创新，大批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人员被组合下去，一些新选上来的干部素质较低，甚至不惜使用恶人治理乡村，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逆淘汰”现象在基层蔓延，只要你能弄来钱物、项目，不管是用什么手段，都会得到重用，“人品好”成了对一些老实人的讽谏，成了笨蛋的代名词。

   如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得不到遏止，海选问题也将出现。

宗族、恶势力就必然有所抬头，宗教迷信活动增加、活跃，农村将出现混乱。

社会风气坏了，我们搞经济建设又有什么用？

会成为腐化堕落的物质基础。

   四、农村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政府如果不是行使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而是直接干预经济，就必然会与民争利，以权谋私，背离法治政府的宗旨。

衡量农村法制建设往往是看基层发了多少宣传单、讲了多少堂课，搞了多少档案材料等形式。

转眼农民打官司还是那么难，有委屈还是没人管、无人理，还会受到各种歧视。

我们已经搞了“四五”普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知法犯法、贪赃枉法”等问题是否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呢？

普法关键不在于农民学了多少法律条文，向农民宣传了多少法律，关键是农民通过这些法律普及受益多少，法律替农民主持了多少公道，有法不依，不如无法，一场现场法庭，胜过一百场形式主义的宣传，在农村现场当众开庭其教育意义远比花钱搞形式主义的宣传秀强。

   农民有了不解，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予以表达，农民往往奉行以忍让为先的处世原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农民往往都有“一代人的官司几代人的冤家”的心理，轻易不会打官司和上访。

目前，农村缺乏针对小矛盾、小纠纷进行调解自纠的机制，农村出现了问题，往往是村里找乡里，乡里推村里，村里找县里，县里推法院，法院不立案。

农村原有的一套调解矛盾、处理矛盾纠纷的老办法不能用了，而新出台的办法往往又不符合农村新情况而不管用，形成了管理真空地带，导致农村不正之风蔓延，正气难伸，歪风邪气盛行。

农村打官司和上访之路不畅，农民就只能忍住，埋在心里，但出现村民当面质询的地步，往往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形成水火关系，这也是一些监督形同虚设，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往往都带有过激行为的主要原因。

矛盾的日积月累，迟早会爆发，难以收拾。

   监督单位不垂直，不能独立办案，就难以保证办案的公开、公正、公平，就有如不监督。

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会滥生绝对的腐败。

监督机制失灭，依靠群众成为了口头禅，但怎样依靠群众，怎样发动群众，人们对之却噤若寒蝉。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群众的监督是不健全的监督，目前不是什么完善法律法规的问题，而是如何健全民主监督，确保所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正确执行的问题。

比如农村村务不公开问题，关键在领导，而且是上级领导。

一方面讲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另一方面又出台一些与有关法律相违背的政策法规，形成神仙打架的局面，如：

“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村帐乡管”等等。

农村一些人怀念五六十年代，不是怀念那时的物质匮乏，而是怀念那个年代干部的清廉，人们关系的正常和谐。

那时不是没有腐败，不是没有贪污，但是形成了热炉效应，除非你忍不住非要去摸那热炉。

而现在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但人们的印象中，腐败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狂，胆子越来越大，“狗胆包天”，不仅糊弄老百姓，而且还糊弄国务院，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干呢！

   以上反思，并不是讲哪个时候农村就没有问题了，但问题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十分严重的地步，靠着上下同心、干群同心，靠着干部清廉无私，靠着一批老干部为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资本，才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使社会逐步发展起来，但随着农村形式的好转，一些人开始飘飘然起来，正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失误，日积月累，导致了目前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恶人治村现象，如宗族势力、干群矛盾激化等等。

但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有一个上面的根子，最少也有一个不作为的县乡领导。

   我国的农民是最淳厚的，我们的乡村干部也是尽职尽责的，但他们的利益却往往受到侵害，往往要他们干一些明明是完不成的任务，要他们去干违背良心的事情，干最苦最累的活，却难以有什么福利可研，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难以保证，要今天这捐款，明天那集资，连干部的负担都减不下去，减轻农民负担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三农问题纷繁复杂，表面上看难以下手，按下葫芦又浮起瓢，但实质上，是制度实施方面的不完善，是改革不完善，导致原有的职能落失，不起作用，新的制度未有效衔接，也不起作用。

   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表现在基层，问题出在基层，而根子却在上面。

上面出问题，却要基层吃药，怎能药到病除？

目前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得宜于人们对党的信任，得益于改革开放，得宜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得宜于衣食无忧，但农村的矛盾也有日积月累的过程，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长此以往，哪能不出问题？

   根据目前农村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一、考核制度的转变。

   干部考核当中存在唯数字论，考评指标体系不够科学、系统和完善，考评核指标过于繁杂，考评内容的片面性、容易导致考评失误，考评工作的非公开性是造成考评失真等问题，

   执政党的用人原则应该与革命党有所区别，要更加重视德的方面。

用人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特别是乡村基层干部、人员的使用，需要因地制宜、因情制宜、因人制宜，既不能沒有是非标准，同时也不能唯本本、框框、条条为准，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不能凭简单的年龄、文凭等条条框框去框人，而是应当根据一个人的品德能否被广大群众信服并作为使用的基础条件。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选拔乡村干部要不看年龄看精神，不看资历看品质、看能力。

在德的基础上，做到用人以能，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而用非所人，就肯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如果让那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饰张扬的人吃亏，出现用人导向错误，就可能给农村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制度是确保用人正确的前提保障，是一种形式，但也是由人来制定的，并通过人来执行的，“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

”有法治尤贵有治人，要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

如果执行者的品质素质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束之高阁，废置不用，甚至会被用来当作谋取私利的借口，打着红旗反红旗。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必须强调法治的作用，衡量公务员的政绩，首先要看他是否能忠实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能否严格地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责任在政府，关键在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把政府建设成为一个“有为”的法治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避免依法行政走过场。

一个吃喝嫖赌的人，很难说其会兑党忠心耿耿，就更不会对群众有什么感情了。

   二、事权与财权相统一。

   对现有的财政包干制度进行全面反思，从源头上杜绝腐败滋生现象。

解决事权与财权相统一这一问题，关键的环节就要严格按照“权随事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实行预决算管理，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重心下移，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消除短期行为，责权利相符，做到该办的事情就一定有资金做保障，彻底杜绝不跑不要不送沒有资金，不出政绩的现象发生，真正从制度上堵住腐败的源头，从根本上消除大吃大喝、迎来送往等不正之风的发生，真正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

   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要有步骤、有计划地从经济管理（特别是微观经济管理）中退出，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确立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搞好公共服务，搞好长远规划。

农村经济发展应加强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开放的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精深加工体系，在农村培养农产品经纪人，把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同时采取股份分红等形式，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引导、推广土地规模经营，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引导农民走上产业化道路，进而达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精力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等宏观经济管理上，尽快转变工作职能，规范操作规程，依法进行行政，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插手，将基层干部从一些干不好、干不了，也不须干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上，做到凡是市场能办到的决不代劳，凡是市场失灵的也绝不退缩，适应国际大农业生产的激烈竞争，规避市场运作风险，帮助农民把方方面面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