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谈科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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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谈科技

2005“两会”代表谈科技

　　两会委员为科技评价体系开出“健康药方”

　　“谎报军情”反复报奖、“国际领先”名不副实……针对科技评价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科技界去年进行了一项深入的调查。

在今年的两会上，委员们为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开出了“健康药方”。

　　委员建议主要集中在：

强化《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和《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的执行力度；尽快建设评价专家库，健全专家评价制度；完善科技评价指标体系等。

　　在完善科技评价方法方面，有人认为应加强项目前的管理，对项目能否进行评价应制定相应标准；在健全评价工作配套机制方面，委员们建议加强对决策者的监督，建立事前公开、事后公示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与科技评价相关的申诉制度，建立评价机构、评价专家和被评对象的信用档案制度。

　　也有不少被调查者针对科技评价的许多具体环节，提出中肯的意见。

就项目评价而言，有委员建议，应重视绩效评价，加强项目的跟踪评价和后评价。

同时对国家大投入的科技计划内重大项目进行评价，对实用技术项目应尽可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评价，而对于“非共识”项目和探索性强的项目建议弱化评价，等条件成熟再进行评价。

　　在评价人的问题上，委员们呼吁，应制定合理、规范的晋升和分配制度，以避免急功近利的短平快行为，从而割断“成果鉴定―成果评奖―职称评审”的利益链。

　　“小人物”也将问鼎国家科技大奖

　　（程津培：

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副部长）

　　申报国家科技大奖，一直是高学历、高职称科技工作者的“专利”。

有技术创新的工人、推广农业适用技术的农民能不能评奖？

在两会上，程津培表示，从2005年开始，国家科技进步奖有重大变化，不唯学历职称，技术工人、技术农民也能摘取国家大奖。

　　程津培说，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应用推广科技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目前成果最多、数量最大的国家科技奖项之一。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被市场认可的成果越来越多，政府奖励的激励导向应该有所调整。

为此，科技进步奖除将科普成果纳入奖励范围之外，还将在创新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小人物”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

　　科技创新在涉及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各行各业中无处不在，像桥吊技术、农业大棚和地膜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一线技术人员，在工作中有许多发明创造，有的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因资历、学历不够，或者成果的学术水平不高，被排斥在科技奖励之外。

“此次对科技进步奖的奖励范围进行改革，突破了以往的成果和人才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激励和引导全民性的科技发明创造。

”

　　程津培说，许多企业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披荆斩棘”，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有些创新在单项指标上可能并不突出，但把各种相关的单项技术创造性地集成起来，形成新的产业技术，可能对行业进步产生重大作用。

为这些集成性创新设立相关奖项，也正在考虑酝酿之中。

　　要求科研次次成功不可能

　　（戚发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飞船总设计师）

　　“搞创新、搞探索，是不可能次次都成功的，肯定有失败”，戚发轫提出要给科研工作者一个宽松的空间，不要让他们背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包袱，他认为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内容。

　　戚发轫对目前社会上对搞科学研究、试验的人员要求太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现象颇有感触。

“作为一个大的工程来讲，当然要尽量避免失败，必须成功，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这之前需要做很多研究、探索的工作，创新开发是以前没有做过的，要允许这些前期的工作有失败”。

戚委员表示，要想创新，开发新的东西，就很难避免失败。

　　“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戚委员却感到目前在有些情况下，大家想不起来这个道理，比如这次失败，下次就得不到经费。

“搞基础研究工作，开发创造一个新的东西，是不可能次次成功的，搞什么就成什么也不符合科学规律”，戚委员呼吁社会对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要宽容一些，允许失败。

否则一次的失败，造成今后工作的障碍，这势必会阻碍创新，“我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有实践的机会和宽松的环境，才能出新的东西，创新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

不能外国人干什么咱们跟着干什么，现在在某些领域，我们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也没有做很多外国人没做过的事情。

要创新很不容易，创新很难一次成功，所以要给科研人员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给一定的投资，一定的题目，允许有反复，让他们集中精力干事。

　　科技评价活动应暂时停止

　　（黄尚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教授）

　　近期，鉴于“以评奖、发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科技创新”，黄尚廉大胆建议，除了保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际学术合作奖外，要大大削减国家自然科学奖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取消各部委及省市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奖，暂时停止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评价活动。

　　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好大喜功的劣根性，这种陋习在科技界的具体表现，正是各种各样的评奖、评估、评比过多过滥。

黄尚廉说，“没有哪个国家有我国这样如此大规模的、频繁的科技评价活动”。

主要是因为，我们至今还未能谙熟科技创新发展的规律，未能把科技创新当成持续恒久的创造过程，未能把静观默察、耐得寂寞当作科技人才的天然品质，另一方面又急于出成果出政绩，急于通过评奖活动虚张声势，把科技创造劳动当作大竞赛的运动场。

结果，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式的科技评价制度，成了压在科技人员头上的大山，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消耗大量的精力去应付上级压下来的数不清的评奖、评估、评比，千方百计地去包装他们的成果。

科技奖含金量锐减，价值越来越低廉。

忙于赶评比场子包装成果的多了，甘于寂寞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创造者少了。

虽然各种奖花样翻新，而科技大师却寥寥无几。

　　每个圈子都有各自的游戏规则，科技界也不例外。

黄尚廉院士痛斥科技界盛行的“评奖运动”，不过是整个学术界浮夸风的一个缩影罢了，不能把这个领域的浮躁虚假完全归罪于科技人员。

　　多年来，科技界沿用的规则是按年度要求科技人员必须出多少成果，并且有相应的奖罚措施。

这意味着，完成有奖励，完不成要处罚。

搞科研毕竟不同于母鸡下蛋，每年只要努把劲，不管鸡蛋的个头大小，质量如何，凑够数量就成。

　　我国现行的科技评价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今后不再搞名目繁多的“评奖活动”，当然非常必要。

现行的科技评价制度是计划制度的产物，沿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

这种制度的出发点有两个：

一是所谓的奖勤罚懒，不搞“大锅饭”；二是心照不宣的政绩需求。

国家出钱养着一批科研人员，如果没有制度施加压力，势必使一些人变得懒散。

这是客观事实。

防止懒人出现，采取激励机制没错。

遗憾的是，我们的激励机制最终演变成纯粹的物质奖励手段。

这是制度设计者始料不及的。

所以，改革科技评价制度的前提是，如何既确保避免白白养懒人，还得不能让激励机制走样。

这确实是个难题，不是一两个人所能解决的。

　　此外，科技评价制度具体到一个部委、一个单位，往往和主管领导的个人政绩挂钩，从另外一个方面助长了科技界的浮夸虚假风。

　　发挥大学的科技创新优势

　　（许智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

　　随着国家“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镇，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许智宏说，大学中人才相对密集，捕捉信息的能力较强，教师同时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使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

重点大学吸引了全国一批最优秀的学生，他们能有较好的条件参与科研工作，接受比较全面系统的科学训练。

活跃的学生群体、师生之间教学相长，是确保大学教育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的有利条件。

正是这样一种互动的环境和大学本身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大学成为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比较合理的学科布局。

大学要充分发挥自身综合学科的优势，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渗透，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要着眼于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促使教学、科研、生产的密切结合，增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使大学成为知识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

　　他认为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大学的综合学科优势和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大学应与国家的科研院所一样，得到国家稳定的经费支持。

同时，大学也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拓展经费渠道。

　　切实加强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密切合作，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科研体制改革中应予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国应建立一种机制，鼓励至少是新建的科研院所优先考虑建在大学校园或大学周围，从而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这也有助于大学广泛汲取当代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及时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而研究院所也可以受到大学良好人文氛围的熏陶，吸收更多的优秀青年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学生则可以从两方面受益。

　　科技评价需用多把尺子

　　（路甬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科技是需要评价的，不评价不行，但评价体系必须是科学合理的，应当区分类别。

作为评价的重要方面，目前的奖励还是太多。

路甬祥就近日政协委员对我国科技评价体系的评说发表看法。

　　路甬祥说，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最根本的前提是要搞清楚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并按照其本质进行评价。

科学的本质是发现未知，发现真理；技术的本质则是要创造新的方法和手段，要造福人类。

　　因此，路甬祥认为，对于基础研究，应该按照其是不是发现新的真理，是不是发现了新的规律去评价。

不是简单地统计发表了多少文章，主要是要看成果的质量，看在国际上的认可程度，看以后在技术进步上起什么作用。

而技术应当靠市场、靠实践去评价。

不仅仅看专利登记的多少，如果专利不能转化为市场的现实生产力还是没用的。

关键要看技术创造的新方法、新成果在现实中有没有用。

对于公益性的研究，重要的是看其对可持续发展，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不是起到了重大作用。

　　路甬祥说，不同的创新活动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评价体系也要不断调整，评价的周期也可以有所不同，比如公益性研究的评价周期就应当长一点。

比如一个很好的团体，体制已经很完善，大家都很发奋努力了，评价的时间可以放长一点。

有些科研团体本身内部的机制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还没有走上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轨道，外部的评价反而要加强一点。

　　路甬祥还特别提出了基础研究中的国际评价问题。

他说，国际评价不要搞成形式主义，最后变成花了很多钱只买个面子，而不解决根本的问题。

可以按照国际评价的要求先做起来，真正做到一年有几十篇、几百篇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然后再请国外专家来评价，而且也不一定每次都请人来，可以通过通信的办法进行评价。

　　他认为，科技奖励在一定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但后来科技奖励太多了。

科学的价值是发现未知，但如果一些对已知东西进行重复研究的东西也能得奖，势必会模糊了科技真正的价值。

技术类的成果可以通过获取专利转让费等手段，从市场上获得更多回报，不一定由国家进行奖励。

“所以现在奖励在尽量减少，已经取消了三四等奖，只给一二等奖，但我的看法还是太多。

”

　　中科院、科技部等5部门已经就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出台了一个办法，但科技评价问题不可能像某一个具体的政策一样，出台几条规定就能解决，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立法才能杜绝学术腐败

　　（李主其：

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近几年“学术腐败”成为一个关注热点，特别是基金委还通报过多起违规案件。

李主其指出，学术腐败并非中国特色，也非中国独有，全世界都存在。

比如鼎鼎大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前年也出现科学丑闻。

我们国家确实存在学术腐败，而且应该高度重视。

他认为所谓学术腐败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申请者，包括在学术上的弄虚作假，剽窃别人成果，或者自己的实验数据不真实，得出虚假的结论。

有人不同意，说学术上没有腐败，只有经济、行政上有腐败；但我认为不是，腐败是和道德相违背的，科学也有科学道德。

二是评审者，不严格地尊重事实，没有按照科学标准来进行审核，而是故意给熟人、学生、老师的申请打高分。

还有一种行为，申请者的题目支持了评审者的学术观点，也不管其是对是错，一律表示支持。

这都是不正常的。

三是管理人员，也有许多问题，但可能更多是管理问题。

　　李主其说，商品打假是对制成品的进行打击。

但对于学术界，可能在我们监察时不存在什么成品，成果。

我们只是在考查他们有没有资格获得我们的基金支持。

查处“学术腐败”有一个原则，就是对歪门邪道、违反科学道德的做法坚持予以揭发、予以公示、予以处理的原则。

这对净化学术空气很有好处。

而且这个监察过程不是一次性的。

例如，对于已获得了基金的项目或个人，我们不但有考查，第二年还要进行中审，在第三年还有结题评审。

　　李主其认为，基金委在中审和结题评审的工作力度上存在很大的不足。

但结题评审可能对最终确定某一项目是否属于“学术腐败”有很大影响。

在基础科学方面查处的学术腐败不能说多，但也不少，2003年有10多件。

但是这个数量绝不能来解释学术领域的环境好坏。

　　他还认为，解决学术腐败的根本办法，就是立法。

作为一部针对一个部门的法律，不能只是为这个单位行使权力确定法律依据，更关键的是加强对该单位本身的监督管理。

　　科技人员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

　　（高歌：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如果陈景润活到现在，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可能也不会合格，也提不了级。

”高歌等全国政协教育界的委员们普遍反映目前高校、科研单位的评价体系不合理。

　　高歌说，现在的评价体系只重论文数量多少、科研经费多少、培养研究生多少，而忽略实质性成果，结果助长了青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轻薄浮躁的研究风气。

　　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还处在做研究、写论文、鉴定评奖，然后把研究成果束之高阁的模式上，“课题负责人要花50％～80％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各种报表、总结、汇报、检查和评估。

”

　　高歌说，现在有些青年研究人员由于要应付论文数量，一篇论文分成多篇写，“重复发表、抄袭、联名发表、空洞无物，各种情况都出来了。

”

　　多位政协委员还特别提到，不应该把入选SCI、EI或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作为科研评价的标准。

　　《SCIENCE》上的文章当然好，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好东西，但不能反过来说，不在《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就不是好东西，不能以它为惟一的标准，国际上也不是以它为标准。

　　“高级蓝领”短缺动摇“中国制造”

　　（于珍赵桂英：

全国政协委员）

　　我国100个技术工人中只有4个高技能人才；技师、高级技师有4成年近半百；技术工人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只占7.9%……“这种人才窘境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于珍、赵桂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深表担忧。

　　我国许多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往往是在终端的技术操作工艺上“卡”了壳，缺少高技能人才“一招鲜”的绝活。

我国7000万人的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仅仅占4%的比例，而工业发达国家则高达35%～40%。

　　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重学历文凭、轻职业技能的观念。

同时，由于待遇低、专业性强、失业风险大等原因，导致我国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除了成长通道不畅通，劳酬脱节也致使技工缺乏吸引力。

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7000元至1万元，技师也只有1.5～1.8万元。

于珍说，国家和政府对职工培训投入不足，缺乏强制性政策法规，也导致了技术工人整体素质下降。

　　教育土壤的“贫瘠”更使人才“断层”雪上加霜。

赵桂英通过调研发现，一方面，技工学校培养能力不足、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很多技工学校纷纷“消失”：

不是由于办学经费不足等原因关门垮掉，就是想尽办法升格成为专科和本科学校。

　　“有岗无人，有人无岗”。

这就是人才市场的尴尬。

赵桂英建议，要在加强校企融合的同时，对待业的大中专学生进行培训，从而迅速填补高技能人才的短缺。

于珍也呼吁国家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和法律依据，完善高技能人才选拔机制，改进和完善国家执业资格证书制度和技能人才评价方式，办好中等专业和技校的职业教育，提高待遇水平，健全保障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形成重视和关注高技能人才成长的环境。

他们希望社会能像对待科学家一样善待“能工巧匠”。

　　让北京的能源循环起来

　　（王维城：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

　　当前，能源紧张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

北京是一个人口数量大、大部分能源依赖外省输入的特大型城市，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为了保持首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真正成为宜居城市，只有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在能源和水资源的消费上厉行节约。

　　王维城代表建议，首先要鼓励利用太阳能和地热能，大力发展水源或空气源热泵技术，进一步扩大热电联产的集中供热系统，从而缓解北京对天然气的过度依赖，使北京供热能源结构多元化。

他介绍说，北京市采用太阳能热水器目前达100万平方米，还有很大潜力。

建议政府制定鼓励政策，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和建设被动式太阳能采暖屋以及利用地热水采暖。

尽快建设上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使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

用焚烧垃圾发电，最符合循环经济的原则。

按照北京市总体规划，西北部山区是生态涵养区域，在那里应该保持原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不被今后的经济活动所破坏，应该利用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给居民提供采暖、炊事、生活热水，从而基本上不使用化石能源（即石油、煤等不可再生能源）。

现在，北京铺满玻璃幕墙的建筑越来越多，王维城代表提醒说，玻璃幕墙不但能造成光污染，而且隔热保温的效果也很差，从而造成能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