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军重政轻建置缩减的政权机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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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军重政轻建置缩减的政权机构
第四节 五代时期军重政轻、建置缩减的政权机构
五代起于唐末，止于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段割据混乱的时期。
因当时北方有梁、唐、晋、汉、周五朝更替及一个北汉政权，南方先后有9个割据政权存在，故合称五代十国，简称五代时期。
五代各政权多是唐末藩镇势力发展而来的，存在期间又多依军事实力保证政权存在。
在不稳定的局势下，机构体系的设置、运行也不完善。
五代时期，各政权的机构设置，在形式、内容上基本延续了隋唐时期的机构体系，个别地方因需要有变化。
在中央是以宰辅为首的六部、诸寺监、宣徽院、翰林院、御史台为辅的机构体系。
地方则沿州、府、县、村式的划分。
梁太祖朱温即位时诏：
“在京百司及诸军州县印一例铸换，其篆文则各如旧。
”（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79。
）后晋立国，国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阁，仍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
五代时期，原来的统一政权分割成若干割据政权，各政权所控制的地域自然缩小。
而各政权为扩张势力，保证政权稳固，故频繁使用武力，造成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
因此，五代机构设置虽承唐制，但不健全。
和隋唐相比，机构一减少，已设机构的人员减少，职司范围也少。
唯有军事、经济机构得到加强，有较大的变化。
一、枢密院——军重政轻的体现
枢密院的前身——枢密房，唐代隶于三省政事堂的五房之一，职司是将皇帝下达的军事政令传达给宰臣，由宰相领导。
随着唐室没落，皇帝疑忌外臣而信任内臣，故枢密院职司开始由宦官执掌，实际上已逐渐演变成为内侍机构。
五代沿设枢密院，但不再用内臣出任枢密使，改变了唐末宦官专政的状况，相应地枢密院也由内侍机构转变为一般行政机构。
朱温建后梁，以唐亡为鉴，大杀宦官。
“诛宦官茅五可范等五百余人于内侍省”。
（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2。
）开平元年（907年），改枢密院为崇政院，“选有政术，文学者”（王濞：
《五代会要》卷24。
）任职，由士人取代宦官，而能够出任崇政院使一职的极得朱温信任，崇政院的地位因此也日见重要，成为中央机构中的军事决策机构。
李克用建后唐．因他以唐后裔为标榜，代梁之后，一切沿用唐制。
同光元年（923年），又将崇政院改为枢密院，但保留了以外臣任职之制。
其时权臣郭崇韬身为宰相，同时兼枢密使、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等职。
枢密院是军事政令机构，因他任枢密使，故这一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后晋建国，沿设枢密院，以李崧、桑维翰为枢密使，因其专权，借口不称职，于公元935年废枢密院，其各项职司并入中书门下。
废枢密院的实际原因是晋高祖鉴于后唐枢密使安重诲“为枢密使四五年间独绾大任，臧否自若。
”（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66。
）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晋高祖欲改变这一现象，所以有此举。
但晋高祖死后，冯道即上书请复枢密院，继位者无力控制大局，只得于开运元年（944年） 复置枢密院，以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
枢密院的地位再次重要起来。
取代后汉建立后周的郭威，后汉时身为枢密使加检校太尉，因军权在握而得以代汉。
后周掌枢密院事的范质也是权重一时的名臣。
五代虽改变宦官专政于枢密院的状态，但由于社会不稳定，战乱经年，军事力量是政权巩固的保证，导致军重政轻的局面。
这样，传达军事政令的枢密院地位日益重要，控制它等于控制军事实力。
可见枢密院这一机构的设置和发展及其成为五代的权势机构是时代使然。
二、三司——权势隆重的财政机构
三司之设源起于唐。
唐初，由宰相兼转运使，以保证租赋由东南转运到中央；为收盐铁之利，唐在中央设盐铁使以总海内盐铁之课；唐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加重了政府开销，藩镇各自独立，更使政府财源枯竭，造成全国经济混乱。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又设租庸使、两税使以增辟临时性财源，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
唐代三司之设，至此形实兼具。
五代承继了三司之设，并发展为中央常设机构，后唐“设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l49《职官志》。
）管理财政。
至宋，三司成为全国最高财政机构，其长官的地位仅次于全国军政首脑。
后梁于公元907年4月设建昌院，5月改名建昌宫，掌管境内“兵车、税赋、诸色课利”（王溥：
《五代会要》卷124。
）。
虽然政权确立，但依旧战争连年，而经济是支持战争的基础。
为此，梁承唐制，“置租庸使，领天下钱谷”（欧阳修：
《新五代史》卷26《张延郎传）。
）。
但其设置和唐有所不同，在唐租庸使一职多以节镇兼领，近于临时性的地方机构；在后梁租庸使的调发工作，不仅不能停顿，而且需要不断加强以维持战争的需要。
公元912年6 月，废建昌宫，设国计使总掌全国经济事务，这时的租庸使“专天下臬货”（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l49《职官志》。
），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常设机构，其直接上司为国计使，后梁以魏王张宗贲为国计使。
据史料推断，这一时期的财政机构名租庸院，职能相当于唐时的三司。
后唐初以租庸院主管全国财政事务。
为表明政权承唐而建，于天成元年（926年）四月诏废租庸院，改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专判三司事务。
公元930年以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充三司使。
至此，国家经济大权直接由宰臣一级的政府官员掌握，经济机构的设置也发生很大变化，已提高到和政治、军事机构平行的地位，以后各代均有三司机构之设，其间没有大的变化。
三司机构的设置对统治者而言有三点好处。
一是使统治者可以随时知道国家总的经济情况；二是便于统一管理政府财政，调发应时；三是便于控制地方，避免地方专擅财权。
三、幕府——幕后参政的非正式机构
秘书监是御用机构，职司近似于皇帝的秘书处。
而幕府则是非国家正式设置的类似秘书处的机构，为一些政府要员服务。
秘书监沿先代之设，日常负责一些文字工作，当时这一机构的地位并不高。
幕府五代之前就有，但地位很低，及至五代，统治者多是握有军权的武人出身，其时战乱频仍，往来书信、檄文量大，胸少文墨的武人依赖于幕府的地方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幕府的地位开始逐步提高了。
据《五代史略》记载．“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手记之官。
盖群雄割据，各鹜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
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能得士和否，一时遂延致名士以光幕府。
” 后梁裴迪、后晋桑维翰都是出身幕府而成为当朝重臣的。
后唐曾诏“诸道开置幕府”，为政府“奏荐官僚”，有为政府推荐干臣的义务。
由此可见，五代时期幕府的设置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幕府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提高不少，成为非正式的国家机构。
四、史馆——乱世修史之临时机构
史馆，掌修国史、实录的机构。
一般地说，凡盛世乃修史。
五代虽是离乱之时，无固定史馆之设，但统治者却颇重视修史，设置了临时的修史机构。
派宰臣为主组织其他部司人员设临时机构，共同完成编史工作。
在百事遭到破坏之时大力搜集资料，历经五代纂成《唐朝补遗录》六十五卷，李氏书纪、志、列传二百二十卷，前代帝王实录等，把这段历史时期的史料比较完整地留给后人，和当时修史机构的设置是分不开的。
五、建置缩减的政权机构
五代所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域缩小等原因，各机构虽沿用唐制，但在机构的建置及人员安排上并不硬撑门面，而是做了比较大的缩简。
这是五代时期机构设置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四月诏“开封府司录参军及六曹掾属宜各置一员，两畿赤县置令、簿、尉各二员。
”开平二年（908），“省诸道州、府、六曹掾属，只留户曹一员，通判六曹。
"（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l49 。
）虽有机构，但减裁吏员。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中书门下奏：
诸寺、监各请只置大卿监、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两员，其余官属并请权停。
皇帝准奏，“即日停罢”。
六、后周政权对机构的局部整顿
后周是五代最后一朝，其统治者郭威拥兵代汉而立，他曾目睹了战乱扰民，政权不固的社会现实，故在其登帝位后，即着手整顿政制。
先以优免老朽的办法，收宿将旧臣之心，即选拔人才，起用王溥、范质等才学之士，辅佐自己更新朝政。
周世宗即位后，开始了对机构的新调整。
在调整中，后周统治者首先停罢了一些重叠机构，遣散了不必要的官员。
公元952年3月，周太祖诏“西京庄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园等四司，所管诸巡系税户二千五百并还府县，其广平、升平二官并停废。
”（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112。
）省并内侍机构，还利于民。
显德五年（958年）十月诏淮南诸州乡军，并放归农。
精简了地方基层机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
广顺元年（951年）三月诏“诸州府先差散从亲事官等，前朝创置，盖出权宜，苟便一时，本非旧贯。
近者遍询群议，兼采封章，且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当，一则碍州县之色役，一则妨春夏之耕耘，贫乏者困於供须，豪富者辜於影庇，既为烦扰，须至改更，况当东作之时，宜罢不急之务。
其诸州所差散从亲事官等，并宜放散”（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lll。
）。
后周统治者还对军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五代时，战事频仍，但军事机构并不健全，国防建设薄弱。
如后晋时辽兵南侵，直达开封境内，正如《旧五代史》所记：
“驰突往来，洞无阻碍，北鄙之地，民不安居。
”周世宗即位，首先控制稳定南方诸国局势，其后回师北上，以收复云燕，直捣黄龙为己任。
因此他很重视军事机构的建设和北方的国防建设，显德二年（955年）浚修河北境内的葫芦河，并“吏葫芦河为垒”。
后文筑垒於李晏口，派兵戍守，不久升李晏口为静安军。
自从修河筑垒之后，颇扼要害。
自是敌骑虽至，不敢涉河，边民稍得耕牧焉。
在他反攻辽军时又曾将瓦桥关升为雄州，益津关升为霸州，合淤口关是为三关，三关各驻重兵，作为防御辽兵入侵的前沿，这在当时也起到巩固国防的作用。
兵精将良是军事实力强否的表现，周世宗即位后，意识到要完成统一大业，必须有精兵良将。
在“高平之役”后，他着手切实整顿军队。
显德元年（954年）他对侍臣说：
“侍卫兵士，累期已来，老少相半，强懦不分，盖徇人情，不能选练。
今春朕在高平，和刘崇及蕃军相遇，临敌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亲当坚阵，几致丧败。
况百户农夫，未能赡一甲士。
且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升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
”（王溥：
《五代会要》卷l2。
）通过对军队的整顿，实现了精兵的目的。
他又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这又使兵权集中于中央，减弱了藩镇拥兵的可能性。
宋辽金各代的政权机构设置及其特点
宋、辽、金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唐末五代大动荡之后的又一次相对稳定的时期。
之所以说相对稳定，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动荡、大分裂，但承唐之后在中原建立统一政权的宋王朝，并未能够实现秦汉隋唐那样的大统一。
和宋同时，在中国北方有由契丹族、女真族先后建立的势力并不弱于宋的封建王朝——辽、金政权。
公元960年至公元1125年是北宋和辽的对峙；公元ll27年至公元l234年是南宋和金的对峙。
几百年来两宋和辽金一直处在战和相继的状态中。
在这种对峙中，两宋的经济文化强于辽金，军事实力却弱于辽金，宋和辽金的关系是宋处于退让的地位。
造成这种局面的实际原因，可以说和三个统治政权的内部机制有密切关系。
对宋而言，北宋刚刚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对以前的分裂局面深有所感，为防止自身政权的短命，统治者考虑更多的是怎样保证权力的稳固永久。
这样，在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机构体系，运行中出现重叠冗繁、相互牵制、职事分离等弊端，而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政权实力的发挥。
元丰时期虽然有所变化，但积贫积弱已成趋势，后来只求偏安的南宋统治者更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对辽、金而言，他们都是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宋相比受消极因素影响较少，而且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一致对外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机构体系，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政权实力。
因此，辽金的经济、文化虽然落后于宋，但政治、军事实力则强于宋。
了解宋辽金机构设置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
第一节北宋初期集权于君、冗繁离乱的封建国家机构设置
公元960年，掌握后周禁军大权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兵不血刃”地代周建立了北宋政权。
北宋政权建立后，一要镇压那些心有不服的地方藩镇势力；二要继续周世宗的统一事业——消灭各割据政权；三要对抗已具相当实力的辽政权，收复失地、防止南侵。
如此复杂的内外形势，加之唐末、五代政权颠覆的教训，使宋统治者感到：
没有一个巩固的政体，就难以保证君权的稳固。
唐末，五代君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又时时警醒着宋统治者，因此，北宋初期承唐而建的机构体系，已在结构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集权为要、集权于君，成为宋初机构设置的要旨。
处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宋政权，机构设置虽以集权于君为目的，但在长达三百余年的统治中，机构设置也因政治需要处在不断调整状态。
以大变化而言，可以分三个阶段。
宋初为第一个阶段。
中央集权，确保君权稳固是第一目的。
这一阶段，机构设置和唐代相比，只承其形，实际上各机构职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机构设置名实不符，职事分离，冗繁重叠等弊端触目皆是。
元丰改制为宋机构设置变化的第二个阶段。
以省费去冗，改变机构体系的混乱状况为目的。
这次调整不仅在形式上（机构设置），而且在内容上，收到了职司归位、职事相符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之弊。
南宋对机构的裁并是宋机构变化的第三个阶段。
省费是主要目的。
这次调整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以将庞大冗繁的机构暂时缩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复置了许多机构。
宋地方机构分路、州、县三级，地方的行政、军事、司法、财务四项权力互不统属，分隶中央，地方最高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而且几年即行调任，从而达到了削弱地方集权中央的目的。
宋机构设置虽实现了中央集权，但却导致机构紊乱等诸多弊端。
其原因是：
一、宋代官制变化多，从北宋到南宋大的变化就有四次，单就宰相名称而言就不胜其多。
二、宋虚设的官员多，重叠机构多。
从中央到地方，官僚机构叠床架屋，人员臃肿，互相牵制，办事效率低。
三、宋对前代的官吏留用很多，赵匡胤对前代的统治集团不是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而是用收买的办法缓和对抗者情绪，既显出自己的“仁义”，又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
赵匡胤的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消除了对立派反抗的后患，但却需增设职位以安排这些人。
四、宋朝的官和职是分离的，官是虚名，前代的机构和长官仍旧存在，这些长官们只保留了官阶、禄位，没有实权，这一套机构和人员主要是为了装点仪式用的。
重要的职务都交给临时差遣，差遣是职务，职务才是实官。
正如《宋史?
职官志》所叙：
“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予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官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厥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
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赵匡胤用这种办法把皇帝的宗族、外戚、功臣和后周的大臣，授以高官厚禄，表面上优待了
他们，但是不给实际的职务，也不给他们实权。
后来，宋真宗又把这些作法制度化，这就造成了宋朝官僚机构的庞大。
总之，北宋初期的机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无不贯彻中央集权这一方针，无不遵循集权于君这一要旨。
北宋统治者对机构的一系列调整虽然达到集权目的，却导致出许多弊端，诸如机构设置的重叠、职事分离等，阻碍了国家各类、各级机构的正常运行，这是造成两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宋的机构设置，在中国历代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可算得上是比较紊乱的一代。
一、集权于君，北宋初年中央机构建置的要旨
北宋政权建立之初，其机构设置，从形式上看，基本承袭唐制，从实质上看，则异于唐代。
这时的机构设置以中央集权，加强巩固皇权为首要目的。
一事或分散于多重机构，或由多员掌管同一类事务，即以牵制为要。
就机构体系而言，事权分散，不利管理，但对皇帝而言，诸事源头尽在己手，真正做到了集权于皇帝，形成君重臣轻的格局。
这种局面的出现，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外诸方面原因。
上元元年（760年）“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使统一的唐王朝形存实亡，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唐亡。
其他藩镇势力不服朱温，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中原出现了战乱和分裂的局面。
中原的内争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北边的辽政权很快就对中原各割据政权构成了威胁。
中原的混乱分裂，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发展壮大及其对中原地区的侵掠，使中原各阶层人民产生一种渴望统一、共同对外的心理。
因此，结束战乱分裂实现统一已是当时的趋势。
各种因素表明，当时出现统一政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后周政权建立后，统治者目睹战乱不得民心，是梁、唐、晋、汉政权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便顺从民意把统一御外作为其施政的主要方针，这种做法颇得民心。
周世宗即位后，又着手整顿以前的弊政，训练军队，使后周国势日益强大，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
不久，后周打败了北汉的进攻，又主动攻击南唐，把自身势力扩至长江北岸。
于后周显德十年（960年），开始收复北方失地，大军进逼幽州，辽守备力量惧其声势北撤。
适逢此时，有作为的周世宗病故，他的继承者是位幼童，不足以控制大局。
周世宗死前，以赵匡胤代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使之掌握了禁军统领权。
赵匡胤小军官出身，张永德是周太祖的女婿，此一替换原意是防止政变，岂知反为久有野心的赵匡胤创造了机会。
周世宗死后不久，他便乘虚而起，以抵御入侵的名义率军出城，在心腹的拥戴下，演出了“黄袍加身”的夺权戏。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代后周建立北宋政权，并迅速控制朝中百官，使之为己所用。
他的成功引起后周境内地方藩镇势力不满，山西李筠，淮南李重进先后准备和其对抗，但都被他用重兵镇压下去，赵匡胤的地位因此而得以巩固。
不久，他又先后消灭了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基本上完成中国的统一。
其后挥师北上，欲收复后晋时期割让给辽的土地。
但这时，和五代同时发展起来的辽政权，在中原各割据政权混战的50余年里，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远非初建政权时那样落后。
特别是军事上，已具有相当实力。
故宋、辽双方当时已成势均力敌之势，经过几次大的交战，谁也消灭不了对方，因而出现了宋、辽长期对峙的局面。
宋朝政权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再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
但统治者却依旧不能安枕，因为在宋的北方有势力不弱于它的辽政权和之对峙，对其政权的稳定构成一种威胁。
而唐末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分裂和短命，又为其提供了反面教训，如行政、军事、财务大权旁落，皇帝不能亲自掌握；地方权重，脱离中央控制而形成割据势力。
这些是导致“君弱臣强”的原因。
赵匡胤以拥护郭威兵变夺权而得后周统治者的信任，自己也是以兵变的办法夺得政权的。
因此如何巩固皇权，防止发生新的“兵变”，不使自己的政权步五代后尘，使皇权长治久安就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赵匡胤曾问策于谋臣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
吾欲天下之兵。
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
”赵普回答说：
“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
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赵匡胤采纳了赵普的建议。
北宋初期，集权于君，君重臣轻的政体格局就在这样的背景和原因下出现了。
二、形承唐制，实则无权的三省六部
三省六部制，隋唐时期确立，五代因之。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从机构设置的形式上，并未对原有机构作大的更改，但在诸机构的职司上却做了极大的变动。
北宋初期，三省六部这一政权主体机构，和唐比较已是形似而实非了。
唐的三省六部，形式和实质统一，即三省六部有和其设置相符的诸项实际权力。
北宋则不然，三省六部只执杂务，实际职掌被分散到其他机构中。
这套机构中的许多职位用来安置寄禄之员，非实际任事者。
总之，三省六部的整套机构之设近于虚置。
（一）名职重，实职空的门下省
门下省是国家政令备案、审驳机构。
备案，即皇帝发给中书省、枢密院的旨敕要交门下省留底备案，“凡中书、枢密院所受备类旨敕，则留为底。
”（脱脱：
《宋史》卷161《职官一》。
）审驳是职权重心所在，即政令不合，门下省有权驳正，它上对天子之旨敕，下驳行政机构之奏状，命令之出，中书宣奉，门下审读，然后付尚书省颁行。
审驳权的行使是有标准的，遇到重大问题时，要提出驳正的根据。
国家政令要经门下省“受发通进奏状，进请宝印”（脱脱：
《宋史》卷161《职官一》。
）后才生效，而且门下省还对官吏身份的认定及刑事审判中不合法度者也有权审驳，可见其职权之重。
这一机构应设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涞，左正言、给事中、起居郎等职。
省下分设吏、户、礼、工、刑、兵六房，专掌六部议奏复驳之事。
给事中职下分设五案：
上、下、封驳、谏官、起居，主掌“进请宝印”，受发文书、封驳、试吏等杂务。
另外和门下省职司相关而设的业务机构有：
起居院，掌修起居注，起居郎“记天子言动，书以授著作官。
”（脱脱：
《宋史》卷161《职官一》。
）通进司，掌授三省、枢密院及百司奏牍，具事目进呈，而颁布于中外。
进奏院，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割和诸司符牒，颁行诸路。
登闻检院、登闻鼓院，掌授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范围包括议论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讫恩赏、理雪冤滥、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等等。
这些章奏“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脱脱：
《宋史》卷161《职官一》。
）。
依职官志所记，门下省自身的职权可谓至关重要，但在北宋时期，门下省的职责在“主乘舆，八塞，朝会位版，流外较考”。
（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等事，其审驳权流于形势，“诸司附奏挟名而已。
”（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门下省最高长官负有“佐天子议大政，审中外出纳之事”（脱脱：
《宋史》卷l61《职官一》。
）的侍中，宋统治者以其“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宁真拜侍中才五人，虽有用他官兼领，而实不任其事”（脱脱：
《宋史》卷l61《职官一》。
）。
具体执掌驳审政令之职的给事中行使封驳权的时间不长，不久，“以向敏中、张泳始同知银台通进司，视章奏案牍，以稽出入，……乙已以给事中封驳隶银台通进司。
”（《宋史》卷5《太宗纪》。
）至此，门下省重要职司审驳权已为银台通进司所分，“元丰官制行，给事中始正其职。
”（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
）直到这时，门下省的封驳权才收回到给事中手，封驳司变名通进司，隶于给事中。
（二）职未真拜的中书省
中书省是国家政令传达机构。
按制有七种政令要经中书省。
册书：
后妃、亲王、皇子、公主、三师、三公及三省长官的册立封拜；制书：
皇帝处分军国大事及任命“尚书左右仆射、开封府仪同三司、节度使”（脱脱：
《宋史》卷161《职官一》。
）等；诰命：
文武官员职位变动，“内外命妇”的封赠等；诏书、敕书：
向一般官员发布命令；御札：
是国家礼仪、祭祠时使用的政令；敕膀：
则是“戒励百官、晓谕军民”（脱脱：
《宋史》卷161《职官一》。
）的一般性政令。
除传达政令外，中书省尚有相当的人事权，中书省应设中书令、侍郎、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舍人等职。
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分向六部发布政令。
主事、班簿、制敕库、催驱各房则为辅助命令下达的业务机构。
舍人职下分设五案：
上、下、制诰、谏官、记注，主掌受付文书、括录制词等杂务。
中书省掌管国家政令的传达，原则上应为全国攻务中枢，但实际上不尽然，因为另有中书门下政事堂这一机构，夺其主要的政令传达之职，它“掌册文、覆奏、考帐”（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
），而且宋统治者为防专权，虽设中书省，但中书令一职“未尝真拜，以他官兼领者不预政事”（脱脱：
《宋史》卷161《职官一》。
）。
舍人之职在中书省举足轻重，“三省事无巨细，必先经中书书黄，宰执书押，当制舍人书行。
”（脱脱：
《宋史》卷373《洪迈传》。
）可见国家政令执笔者为舍人，但宋初，以“中书舍人为所迁官，实不任职”（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51《职官志》。
）因此中书省的重要职务未尝真拜。
（三）统领不了六部的尚书省
尚书省是国家政令的具体执行机构。
它的权力非常广泛，掌理具体行政事务的六部隶属其下，不统于六部则统一由尚书省掌理。
尚书省设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员外郎等职。
省下设左、右司，分掌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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