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黄侃的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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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黄侃的吃

 国学大师黄侃的“吃” 

（一）着生活水准的提高，今天的美食家很多，已不足为奇了。

可在民国，虽有美食家，可要能比上象黄侃这样的“美食家”的“吃”，大概不多。

黄侃（1886——1935），号季刚，是生于成都的湖北蕲春人，他有两个名头很响的称谓：

“辛亥革命先驱”和“国学大师”。

这两个称号都是名副其实、中外公认的。

说他是“辛亥革命先驱”，因他1910年回到湖北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鼓动革命，响应者上万人。

武昌首义失败，黄侃又在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3000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部，解武汉之围，俨然一位年轻的革命家。

辛亥革命后他担任首届国会参议员。

说他是国学大师，无论是按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无一不通，无一不精；而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更是空前的。

由于英年早逝，他的师友学生写了很多怀念他的文章，除了敬佩他的学问外，还写到他不少逸闻趣事，其中之一就是他讲究饮食，有时不免给人“好吃”、好酒的印象。

他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方面远胜文人之祖孔老夫子。

据悉，中国的各类菜肴没有他没吃过的：

川菜、粤菜、闽菜、鲁菜、维扬菜、苏州船菜、回回菜、湘菜、日本料理、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

而酒更是从南到北，没有不喝的：

茅台酒、杏花村、汾酒、泸州老窖、五粮液、女儿红、白兰地。

他任教的大学多，又有假期，而且是述而不作。

他有一说，不到五十不著书。

于是，天南地北，各大中城市的著名酒楼，都留下这位国学大师的身影。

倘若他不是国学大师，一味讲他的“好吃”、好酒，就容易让人认为他是“饕餮之徒”。

在现实生活中，凡是美酒佳肴，他确实是来者不拒，即使不请他，他知道了，总要设法吃到嘴。

这是这位国学大师的另一面。

由于贪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足50周岁终因饮酒过度导致胃大出血而去世，给后人留下不尽的惋惜。

一是蹭食吃。

1905年，黄侃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

黄侃性格执拗古怪，为人也疯狂，在日常中得罪过不少人，但他确有学问，这些人对他既佩服，也有些畏惧，这样一来，大家不到万不得已，不与他多交往，尽量避开他。

有一次，他不知从何处听到了同盟会员汤芗铭（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都督）在住处相聚，宴请大家，席间有不少美味佳肴，但不是同盟会开会商议事情，所以，就没请他。

他得知后，心里明白，是其中一些人挨过自己的骂，所以才没邀请自己。

可他又非常想吃这餐美味，打听到具体地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了要上席开吃时，突然闯了进去。

拉开拉门时，在座的这些人一看是黄侃，猛然吓了一跳，此时只得纷纷起身，热情地邀他入座。

黄侃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下鞋子盘膝坐下，只管拣好的吃。

酒足饭饱后，黄侃的性格又上来了，他一边穿鞋，一边回过头来冲着那些人喊道：

“好你们一群王八蛋！

”说着，也就赶紧跑了。

弄得一桌子的人只好苦笑。

二是求食吃。

还有一次，也是在日本。

某人宴请同盟会员，宴席上有熊掌、蛇羹等八珍美味。

那时，黄侃还未吃过这等高档珍品，听说之后，很是想吃，可这位东道主挨过黄侃的骂，人家不请他也在常理之中，可这些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

于是黄侃找到自己的好友刘成禺，请刘从中斡旋。

黄侃对刘成禺说，只要他请我，我保证席间一言不发。

刘成禺拗不过面子，只好答应前往一试，刘对黄侃说：

“如不成，莫要怪我！

”黄侃这时一门心事都放在那难得一尝的美味珍肴上，连连回道：

“不会的，不会的！

”刘成禺找到主人一说，人家还真给面子，满口答应，只是要黄侃不食言，在席间不得一言。

果然，那天在宴席上，黄侃只是埋头大块朵颐、喝酒，直到终席，一言未发，似乎是讷讷不能言。

与往日的黄侃判若两人。

大家不免奇怪，一打听，原来如此，惹得众人一笑。

自此以后，大家也就懂得该如何对付黄侃了。

不过此招也不完全灵。

因为，如果黄侃酒喝多了，酒前的那些承诺就没用了。

黄侃只要喝醉酒了，必定骂人，而且是狂骂。

他学问好，拐着弯骂人，人无法还嘴。

所以，一般情况下，谁也不敢招惹他。

三是要挟吃。

黄侃回国后，在北大等多所大学做教授，心直口快，容不得那龌龊之事，所以，表现出来便是脾气大，有时还让人以为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据陆宗达和冯友兰回忆说，黄侃如果有一段时日，没地方赴宴了，在课堂上讲课时，讲到关键处，他就卖关子，对学生们戏言道：

“这里有个秘密，光凭北大给我的几百块薪水是不够的，你们要得我的看家本领，得请我到外面吃馆子。

”于是，学生们就凑钱请这位国学大师。

久之，学生们知道老师好这么一口，只要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

所以，每隔这么一段时间，总有学生领头抬石头凑钱“买单”，请他嘬一顿。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他在“同和居”请客，恰巧他的一位学生也在这家餐馆请客，且就在黄侃这一桌的隔壁。

学生听说自己的老师也在请客，赶紧过来向老师问好。

不料，黄侃却不紧不慢的批评起学生来了，学生站在那里左右为难，因为客人陆陆续续快到齐了，黄侃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顾一味地批评，情急之下，这个学生灵机一动，就把伙计叫来交代说：

“今天黄先生请客，无论多少都算在我的账上。

”黄侃听了，正中下怀，却不动声色，只是淡淡的对这位学生说道：

“好了，你可以走了”。

学生这才得以脱身。

四是伴师找吃。

1914年夏末，章太炎被袁世凯变相囚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住宅，眷属都不在身边，倍感寂寞。

恰好此时，黄侃被请到北大任教，讲授文学史和词章学。

一听恩师被软禁，于是请求住在章宅陪陪老师，只要不上课，就听章太炎给他讲学，遇有文学史上的疑难处，也正好讨教。

然而，好景不长，黄侃很快就被警察局扫地出门，亦不准再入章宅。

章太炎则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学生讲课太忙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是由于黄侃的好吃引起的。

章太炎向来不重口腹之欲，生活一惯随便，所穿衣服也是常年不洗，邋遢得很。

那时章宅所用仆役厨师10多人，而这些仆役有的是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所荐，有的是警察总监吴炳湘通过章的熟人安排进来的，其实，这些仆役都是密探，负责监视章太炎的。

那个厨子就是一名警察，厨艺怎么可能好呢？

章太炎只要能吃饱就行，可黄侃受不了啦，就让章太炎将这名厨子赶走，他自己介绍了一个四川厨师来。

好吃好喝了没几天，就发生了黄侃被扫地出门。

原来这警察出身的厨子除了监视章以外，在采买食物用品时从中贪污，恨黄侃断了他的财路。

而这厨子本就是吴炳湘安排的眼线，两下一凑，黄侃当然没好果子吃了。

章太炎知道是为此事将黄侃驱逐的，还一度绝食抗议。

五是有吃丢原则（“丢原则”即是不讲原则）。

黄侃给学生讲《说文解字》，艰涩难懂，每逢期末考试，总有些学生不及格。

学生们知道黄侃的一大爱好，是好吃好喝，且来者不拒。

于是，每到学期将结束之时，这批学生就大家凑钱，请黄侃吃上一两次，好酒好菜招待。

这一招特灵，从这以后，这门课就“消灭”了不及格。

校长蔡元培知道后，将黄侃请到校长室，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

黄侃却理直气壮地回答：

“非也非也，这些学生还懂点尊师重道，所以在下也就不想为难他们了。

”

（二）写到这里，大家切莫以为黄侃此人真是高阳酒徒了。

黄侃虽然有这么个毛病，但他的学问确是中国第一流的。

可惜他坚守“五十以前不著书”，一肚子的学问很多没有流传下来，这才是大损失。

黄侃喝酒吃饭，往往能一餐饭吃上四、五个小时，他的得意门生陆宗达因能喝酒抽烟，深得黄侃喜欢，两人常在一起喝酒，黄侃一边喝，一边天马行空的神侃，陆从中得到许多课堂上听不到学不到的东西，加上自己的努力，也成为一代大师。

著名古典文学家、南大教授程千帆回忆说：

“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陈，深受教益”。

黄侃讲课还会联系社会现实，“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贬时弊。

”中国有句古话，叫“名师出高徒”，这是一点不假的。

黄侃所教弟子自民国以来很多都是中国学界的翘楚，如陆宗达、程千帆、徐复、杨伯峻、金毓黻……黄侃一生治学，潜心古籍，不把问题弄清绝不罢休，一旦进入书中，往往又会废寝忘食。

一次，友人来访，进门后只见黄侃左手抓着一个馒头，右手捧书，入神之时，口中念念有词，馒头也忘记吃了，不便打扰，就静坐恭候。

忽然，只听“通”的一声后就是一句“妙极了！

”友人大吃一惊：

原来黄侃读到开心处，抓着馒头的左手在桌子上猛的一捶，伴随着声响就是黄侃一声大喝“妙极了！

”而此时只见黄侃已是半个大花脸。

原来，他的书桌上杂乱地摆放着墨盒、朱砂、辣酱等。

他一边看书，一边拿着馒头蘸着辣酱吃，不料却将馒头伸到朱砂和墨盒里。

读书读到如此入痴入迷程度，不能不令人感佩。

所以，不要以为黄侃一餐中饭有时从日头正午吃到太阳偏西，一顿晚饭能从月出东山吃到子夜乌啼，一定耽误治学教书，其实，他从未耽误过潜心学问和上课。

酒喝到半夜，结束后，他不是去睡觉，而是坐到书房读书批阅，不到凌晨四、五点钟是不会入睡的，然而到了八时左右定会起床，一天睡不了三四个小时，这恐怕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

他曾对他的子侄们说，你们见到过辛勤治学如我这样的人吗？

外面都说我天资高，徒恃天资是无益的。

其弟子程千帆回忆说：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

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日记是要记的，白天耽搁了，晚上一定补起来。

”可见黄侃的放浪形骸外表的下面掩藏着治学做事的认真。

离开了后天的努力，任何天才都会被毁灭。

黄侃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不满胡适的白话文，经常借故讽刺、戏谑、调侃、甚至谩骂胡适，比如，有一次他对胡适说：

“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

”胡适不解其意，问这从何说起。

黄侃说：

“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

”弄得胡适啼笑皆非。

后来陈寅恪为清华出国文卷子，其中一考题为对对子，曰“孙行者”，要学生对，有的学生对“祖冲之”，也有对“胡适之”的。

以后这成了清华的一个典故。

还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

黄侃又找胡适“斗事”了，突然在旁边骂道：

“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

”胡适知道黄侃的疯劲又上来了，便装作没有听见。

黄侃见胡适不理会他，于是心生一计，又胡骂道：

“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

”胡适这下忍无可忍了，指责黄侃不该辱骂我上人。

黄侃却调皮地说：

“你不必生气，我是试试你。

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

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论墨子。

”惹得全座哄堂大笑，胡适被弄得又好气又好笑。

胡适不亏是胡适，修养就是好，也不与黄侃计较。

胡适天分很高，记忆力特好，一生著作等身，自新文化运动后，是公认的学界领袖。

可他也有一个令人遗憾之处，那就是许多具有开创性的代表性著作都没有写完。

比如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下半部都因社会活动太多，而未能完成。

黄侃和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的旧派人物往往以此诟笑他。

守旧派人物称胡适为“上卷博士”。

黄侃则拿此事在课堂上“开涮”胡适。

他上课时对学生说：

“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

”学生不明白，便问此是何意。

黄侃说：

“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边没有了也。

”一时也传为笑资。

胡适也有风闻，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又一次实践着。

又有一次，黄侃在上课时讲到白话文言问题，又调侃胡适了。

他对学生说，其实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用不着多费笔墨官司，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比如说胡适的妻子去世了，家里要发电报通知胡适，如用文言文，只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11个字，电报费要比文言文贵两倍还多呢？

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章太炎有时也觉得黄侃太过了，对其颇多微词，称黄侃为“文人无行的典范”。

此话传到黄侃耳朵里，他才收敛一些。

可久之，又故态复萌了，照旧嘻笑怒骂。

但胡适对黄侃的认识、评价始终是很中肯客观的，他对人说：

“章太炎、黄季刚，天分高，肯用功！

林公铎（即林损，也是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干将）天分高，不用功，好喝酒。

”所以，林损的学问虽好，无论如何也无法望黄侃之项背。

黄侃虽狂，但碰到某一方面强于他的人，他一定虚心求教，甚至不惜屈尊拜师。

1907年，黄侃在日本结识另一国学大师刘师培，成为好友。

后两人先后回国，黄侃去了北大任教授，一天黄侃到刘宅，见刘正与北大一学生谈话，刘对学生提出来的问题一味敷衍搪塞，随意对付。

黄侃甚为不解，待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何不认真解答学生提问。

刘回答道：

“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大发感慨，说自己对不起列宗列祖。

他家“四世传经。

不意及身而斩。

”语言多伤感。

黄侃问：

“那您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呢？

”刘师培便开玩笑似的拍着黄侃的肩膀说：

“像你这样足矣！

”黄侃听了，并不以为刘是戏言，第二天便对刘师培行磕头拜师大礼。

此事成为当时北大一大新闻。

因为黄侃仅比刘师培小一岁零三个月，又皆为北大教授，而刘师培入北大为教授，还是黄侃力促而成的。

有一段时间，刘师培失业在家，黄侃便向蔡元培推荐刘到北大任教，蔡元培以刘师培曾经依附过袁世凯，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不肯聘任，黄侃则坚持说：

“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

何嫌何疑？

”蔡元培最终接受了黄侃的意见，刘师培才得以进入北大。

不仅如此，在学术界，黄刘二人齐名，不相上下。

黄侃拜刘师培为师，连章太炎也不以为然，说“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刘师培字），何遽改革从北面？

”黄侃回答：

“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黄侃的好学精神的确令人敬佩。

有学者评价黄侃的成就时说：

“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是孟子和荀子。

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只有章太炎和黄季刚。

”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黄侃的天分高，又极其刻苦，这是他成才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人搜集过一些资料，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天分高的大学者，其父母都是“老夫少妻”，年龄相差越大，母亲年龄越轻，20岁左右，生下来的孩子天资都很好。

黄侃的母亲生他之时21岁，父亲67岁，大了他母亲整整46岁。

胡适出生时，母亲18岁，父亲50岁，大了他母亲32岁。

著名物理学家、我国科学界“三钱”之一的钱三强之父，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并称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的北大教授钱玄同，其父母也是“老夫少妻”的绝配，长兄钱恂大钱玄同整整30岁，而钱玄同自小就有“神童”之称。

孔子，其父大他母亲54岁。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父母相差18岁，科学家居里夫人的父母相差11岁，文学家果戈里父母相差14岁，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父母相差11岁，音乐家贝多芬的父母相差11岁……

天才之所以为天才，除“老夫少妻”这个先天条件造就的天生聪颖外，不能缺少的是后天的环境与系统教育，以及自己的努力。

老夫少妻为何易出神童，遗传学的解释是：

后代的智力遗传大多数来自父亲，高龄的父亲智力相对更为成熟，而年轻的母亲则能给胎儿在子宫内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胎儿的发育。

这样就容易出天才。

笔者还作过观察，父母年龄在偏大时，尤其是高龄母亲，生下的孩子小时则往往多病。

据说西方有研究人员做过相关研究，惜本人没有见到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1935年10月8日，离黄侃50周岁还差6个月，这位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终因长期饮酒过度，胃大出血，去世了。

去世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4月3日，黄侃50岁生日，头天，章太炎送他一幅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自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50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自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

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意思是希望黄侃写出绝妙的著作来。

不料黄侃见到老师送的寿联中，有“绝”、“命”二字，心中不快，以为不祥之兆。

黄侃去世时，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也是追悔不已，自责考虑不周。

（主要参考文献略。

原载《文史博览》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