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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
廉敏
2009-07-02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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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泉主编《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
他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被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
美国史学家金瑟（S.Kinser）就布罗代尔的贡献写道：
“如果授予历史学家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获奖者一定是布罗代尔。
”[①]他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不仅推动了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发展，使年鉴派史学的发展在布罗代尔时期达到了高峰，而且其影响波及世界史学以及其它社会学科，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布罗代尔其人
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02年8月24日出生在法国东北部默兹省的卢内维尔村。
这是一个不到200人的小村庄里，在这里，他跟随祖父母渡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与少年时光。
长期的乡村生活使他对法国的社会基层有着生动的了解。
布罗代尔后来撰写的一系列有关法国历史的研究如《法兰西的特性》一书、《法国革命头三年期间的巴勒迪克》一文中，对法国农村的耕作制度、畜牧活动和工匠行业等内容写得娓娓而详实，与他这段生活感受的是分不开的。
他的父亲夏尔·布罗代尔在巴黎远郊的梅里埃镇上担任一小学的校长，布罗代尔后来随父亲来到了巴黎。
1920年在布罗代尔即将结束在伏尔泰中学的学业时，他报考医学的愿望遭到了父亲的阻止。
迫于父命，布罗代尔进了巴黎大学历史系。
凭着天赋极佳的记忆力，他顺利完成了学业。
1923年布罗代尔经过考试，获取了在中学担任历史和地理教师的资格。
第二年他被派往法属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任中学历史教师，从此之后他在地中海南岸断续工作了9年之久。
1932年布罗代尔返回了巴黎，先后在巴士德中学、孔多塞公立中学和亨利四世公立中学任教。
1935年他又动身去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文明史教授。
在从事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布罗代尔主要研究的是西班牙的政治史与外交史。
为此，他曾先后写过《西班牙人在北非》、《腓力浦二世的地中海政策》等论文，仍是传统的研究方法[②]。
长期居住在地中海南岸的经历，使得布罗代尔的史学兴趣也渐渐发生了转移，他不再留恋西班牙国王腓力浦二世的个人历史，而对地中海的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从那时起，他就利用假期遍游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各国，尤其热衷于走访沿海城市的档案馆、图书馆，阅读、抄录、拍摄了大量有关地中海的资料。
布罗代尔曾在1927年与当时创建年鉴派史学的旗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er）（1878-1956）取得了联系。
费弗尔在一封信中向他指出：
“认识柏柏尔人的地中海比对认识菲力浦二世更加令人兴奋”。
与年鉴派史学工作者的交流，启发了布罗代尔的研究思路。
他后来说：
“在1927至1933年间，我正不慌不忙地埋头于收集档案资料，虽然论文题目尚未选定，但我已经过深思熟虑，决心选择了地中海。
”[③]在巴西期间，布罗代尔有充足的时间把他已经获得的资料仔细读完。
远离故土的感受，反倒使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历史得出一种崭新的认识”[④]。
北非、巴西之行是布罗代尔一生中的一段重要时期。
1937年10月，在从巴西返回巴黎的途中，布罗代尔与费弗尔不期而遇。
两人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作了二十多天的促膝长谈。
二十多天的深入交流，使未曾谋面的布罗代尔与费弗尔达到了“意气相投”、“无话不谈”、“亲如一家”的程度[⑤]。
费弗尔对这位比他年轻24岁的后辈十分赏识，不久便推荐他担任高等实验研究院历史系的指导教师，并介绍他与年鉴杂志另一位主编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识。
从那时起，布罗代尔就成为年鉴学派的一名积极的追随者。
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热情也与日俱增，到1939年布罗代尔入伍之前，他已经积累了10，000多张关于地中海的地理、气候、交通路线、商业活动、对外贸易、战争过程、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资料卡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布罗代尔应征入伍，并被派去驻守马其诺防线。
1940年马其诺防线崩溃，布罗代尔被俘，在德国的美因兹和卢卑克等地的战俘营里被囚禁了将近5年。
在冷清单调的监禁生活中，能借以排遣孤寂与烦闷的，是布罗代尔心中萦绕的《地中海的世界》的研究与创作。
浩瀚的地中海以及发生在地中海周围的波澜壮阔、层出不穷的历史画面，在他充满激情的脑海中翻滚。
就这样凭着非凡的记忆，他在练习本上写成了一篇篇内容详实细致、思路独特的的论文。
练习本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寄到了留在巴黎的费弗尔的手中。
1945年二战结束后，布罗代尔返回了工作岗位。
这一年通常被学术界作为年鉴学派第二阶段也即布罗代尔时代（1945－1968）的开端[⑥]。
布罗代尔继续着他对地中海的研究。
经过查核资料、完善内容，他最终完成了《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文，并于1947年成功通过答辩，取得了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
同时，他还参与了年鉴史学的工作。
1946年，布罗代尔加入了《经济·社会·文明年鉴》[⑦]编辑部。
后来，在费弗尔信任之下，布罗代尔参与了当时正在进行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的创建工作，并任第六部附设的历史研究中心主任[⑧]。
1949年，他晋升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956年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继承了费弗尔的事业，成为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
他担任了《年鉴》的主编，并兼任该部主任直至1972年。
1963年，布罗代尔在法国政府支持下创建巴黎人文科学院，从事社会科学、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工作。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职务，把它交给了由毕尔吉埃尔（AndreBurgriere）等人组成的新班子，年鉴学派进入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1984年6月布罗代尔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1985年11月28日他以八十三岁高龄逝世。
在布罗代尔时期，年鉴史学所提倡的“总体史”研究在规模、范围和方法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还产生了体现总体史研究精神的重要著作，即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
因此，研究者称布罗代尔领袖群伦的第二个时期为年鉴学派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⑨]。
二、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
布罗代尔一生著作很多，其中有三部史学巨著为抗鼎之作：
《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⑩]、《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1]和《法兰西的特性》[12]。
除以上三部巨著外，布罗代尔还写过另外两部关于地中海的著作：
《地中海：
空间和历史》、《地中海：
人类与遗产》[13]。
他和C.E.拉布鲁斯（C.E.Labrousse）等人合写的巨著四卷本《法国经济与社会史》[14]也很有名。
他的著作还有《法国的同一性》[15]、《历史论文集》[16]、《资本主义的动力》、《文明史纲》、《里窝那港口的船舶和货物》、《当前世界》等书。
布罗代尔的各种著述不断再版，并被译成英、德、日、意、西、葡、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受到史学界极大的重视。
。
《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下称《地中海》）出版后，费弗尔亲自撰写了题为《走向另一种历史》书评，指出此书“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革命的性质”[17]。
这部书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在于它独特的撰写历史的方法，即如何完整精细地论述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历史。
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围绕着地中海这个主题，来阐述西班牙国王腓力浦二世时代即16世纪下半期地中海地区的整个面貌的。
把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正是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总体史”的写法。
但在具体撰写方法上，该书有着自己的特色，突出表现为全书独特的结构安排。
《地中海》一书由独立的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题为“环境的作用”，主要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山川、平原、海岸、岛屿、气候、交通、城市等地理事物在地中海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包括人口密度、劳动力、贵金属流通、物价、商业、财政、运输以及当时称霸地中海的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社会形态、战争方式等内容。
第三部分题为“事件、政治和人”，叙述人物及其政治与军事活动的历史。
在该书的序言中，布罗代尔这样解释他的撰写结构与意图：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自成一篇总体说明的论文。
第一部分论述人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一部近乎静止不动的历史，流逝与变化滞缓的历史……一部几乎超越时间的、与无生命事物接触的历史”。
“在这部静止不变的历史之上显示出另一部慢节奏的历史，……一部社会史，即群体与团体的历史”，并试图“说明这一切深层的力量如何对战争这个复杂领域发生作用”。
“最后还有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部分，或可称之为个体、事件史……：
一种表层上的激荡，即潮汐在其强烈运动中掀起的波浪，一部起伏短暂、迅速、激动的历史”。
“这样我们便把历史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一个地理时间，一个社会时间，一个个体时间”[18]。
可以看出，布罗代尔对客观历史的结构有着自己不同寻常的独到见解。
他从时间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结构，这是在西方传统史学中所不曾见到的。
布罗代尔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
地理时间是就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而言，如自然地理环境等；社会时间是就那些变化较地理时间明显、但又相对稳定的历史事物而言，如经济制度、政治事态等；而个体时间是针对变化频繁的历史事物而言的，如政治或军事事件等。
三种时间及其所对应的历史事物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其中，起长期的决定性的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社会时间对历史有着直接的作用，但它们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而事件只不过是一些浪花或尘埃而已，对历史进程不起重要作用。
《地中海》一书就是这种历史观的体现。
书中除了用时段理论来构建框架之外，还广泛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研究了地理、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因素，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详细程度，生动立体地再现了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全貌。
这部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著作，与传统史学著作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这里，“布罗代尔已不是如传统学者那样把地中海世界解释为政治、军事的冲突区域，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极缓慢’进展的文明。
在地中海文明的总体史中，腓力浦二世的短暂军功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微波而已。
”[19]
布罗代尔在这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在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的支持者高度赞扬《地中海》是一部“世界史学中划时代的”杰作[20]。
在他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社会结构等缓慢变化的历史事物，而撇开对政治事件、人物的研究。
《人口与社会》、《人与土地》、《货币、价格、局势》、《港口、道路、运输》、《批发与批发商》、《考古与文化》、《价格、工资、商业、周期》、《海外贸易》等地方史、气候史、历史人口学、生态史都成为《年鉴》杂志中的热门题目。
布罗代尔第二部巨著是《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下称《物质文明》）。
这部书的创作由始，起于50年代初。
当时，费弗尔曾建议与布罗代尔合写一部15至18世纪的世界史，由布罗代尔负责物质文明部分，他自己撰写精神文明部分。
费弗尔于1956年去世，未能完成任务，最后由布罗代尔独自完成。
这部巨著问世后立即销售一空，这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世界出版界中引起震惊。
有评论将之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媲美，誉为“本世纪最宏大的历史书籍”，赞誉甚至超逾了《历史研究》[21]。
这部著作在理论和方法上与《地中海》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前者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扩大了总体史研究的范围。
《物质文明》描述了公元1400－1800年世界范围内不同层面的历史面貌。
全书分为三卷。
第一卷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
可能和不可能》，叙述构成历史基础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变化。
第二卷题为《形形色色的交换》，分析交易的工具、市场、生产等。
第三卷题为《世界的时间》，论述先后控制世界经济的威尼斯、安特威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并涉及法、英等国的国内外市场及其他地区的经济特点。
书中，布罗代尔就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与发展的状况及原因、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等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着重进行了论述。
全书视角新颖、方法独特、史料丰富、论证缜密，令人耳目一新。
布罗代尔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400年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为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
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
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等）组成的垄断经济。
这三层是塔基、塔身与塔顶的关系，没有物质文明作为塔基，市场经济作为塔身，资本主义这个塔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这部书在撰写上体现的也是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
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对资本主义作专题演讲时，曾将当时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的讲稿集成《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出版。
讲演之时，《物质文明》一书的书稿已基本完成，所以讲演中对该书的要点进行了介绍，可以说是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一个简易读本。
晚年，布罗代尔着手撰写另一部巨著《法国史》。
此书写作计划极其宏大，共分三大部分：
《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
到他逝世为止，他完成了第一部分，而另外两大部分的手稿根据作者的遗愿不再公开发表。
从此书的体系看，它无疑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关于法兰西民族的总体史，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历史理论和著史风格。
三、布罗代尔与总体史学
无论是《地中海》、《物质文明》，还是《法兰西》等，布罗代尔撰写历史的方法与风格，从整体上概括地讲即是“总体史学”（histoire totale）。
“总体史学”是年鉴学派倡导的理论与方法，年鉴学派正是以此而著称史学界。
“总体史学”的提出，是针对西方传统史学的弊端而言的。
“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是在批判20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史学体系的，其批判对象主要是德国朗克学派及其在法国的传播者莫诺、朗格罗瓦与瑟诺博斯的史学观点与方法。
”[22]这里所谈到的西方传统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依据缜密考证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描述个别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寻找这些现象的前后因果关系，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历史真相。
他们所重视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官方的政治、军事、外交档案，因此，他们的研究范围往往局限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及头面人物的生平”[23]。
这种史学方法最为明显的弊端即在于，由于过于注重具体的事件，而将其它丰富的历史内容如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大大地遗弃了。
为了努力克服传统史学的弊端，布罗代尔的先驱、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继承法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24]，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史学主张。
他们力图扩大史学研究范围，提倡研究“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这种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
他们反对简单地复述史料，描绘个别事件、人物、制度；主张综合分析，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把个别事物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加以考察、理解，找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们反对割裂自然和社会现象，特别反对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离，批评各种历史专家“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而不顾其他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成果与见解[25]。
为了推动新史学理论的发展，他们在《年鉴》杂志上开设“辩论与斗争”专栏，对史学理论、方法问题进行探讨和争论。
这一段时期，布洛赫所著的《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会魔术的国王们》，以及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
16世纪不信神问题》、《一种命运：
马丁·路德》和《大地与人类演化》等著作，都是他们努力实践“新史学”所倡导的史学方法的结晶。
与他的先驱者一样，布罗代尔的史学也力求摆脱西方史学的传统模式，是总体史学的一名勤恳的身体力行者。
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总体史学的鲜明特点。
在拓展研究范围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布罗代尔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对象引进历史学。
他指出，“我起步于日常生活，起步于那些生活中对我们尽责、而我们竟不知晓的东西：
习惯――称为老套数更好――即那些千般万种的自发自止的行为。
”因为，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或日常琐事虽“是在我们充分的意识之外进行的”，但是它却是人类生活的大部，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
它们帮助我们生活，同时禁锢着我们，在我们整整一生中为我们作出决定，指令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他用“物质生活”一词来概括这一切。
他看到“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这是一个‘未入青史’的王国”[26]。
因此，在《地中海》、《物质文明》等书中，布罗代尔总是首先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分析那些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生活。
在跨学科研究上，布罗代尔尤其重视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他认为地理学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有助于发现运动最为缓慢的事物的结构，有助于创立新的长时段历史观。
他说：
“我面对着地中海，有好几年的时光，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我是在1941年，也就是在着手工作18年之后，才了解地中海。
那天，我领悟到地理学是减缓历史步伐的一项好工具，是一种可以回归到原点的方法。
从那时起，我才发现以地中海为历史主题的优点。
”[27]夏蒂埃在追溯布罗代尔的理论和方法来源时指出，他的地理历史结构主义继承了拉布拉什的人文地理学方法，是一门把土地、水和空气放在首位来考察以往人的的地理历史学。
有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物质文明》等著作就是伏尔泰的著作的‘翻版’和继续，尽管两者在范围、内容和方法上差别很大[28]。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布罗代尔大量运用计量方法来揭示各种历史事物的内涵。
把计量方法运用到历史学方面，最初创始于拉布鲁斯。
战后，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广泛地运用计量方法。
在《地中海》等研究上，布罗代尔针对住户式样、面包价格、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闲暇时间的利用以及民众对战争的看法等方面进行了各种调查。
前面提到的他在1939年以前资料制成的10，000多张卡片，就包括和中东的香料贸易、北欧的鲱鱼贸易、贩卖黑奴、开发秘鲁银矿等涉及到16世纪与地中海地区民众生存气息相关的各种因素。
他用计量方法来研究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不是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研究。
这样，他就把日常生活和历史中的重要趋势联系到一起，换句话说，就是从微观角度来看宏观世界。
在他的带动下，历史学家纷纷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结构，诸如生态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分析各种情势，诸如人口增减、价格波动、商业兴衰等。
作为第二代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不仅继承了费弗尔和布洛赫等人的优秀的史学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在实践总体史学的道路上遇到的问题。
费弗尔、布洛赫等第一代年鉴学派学者虽然开辟了“总体史学”这条新的史学道路，取得了可贵的研究经验与创作成果；但是，由于“总体史学”涉及许多领域，并需要打通它们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撰史方法无法满足新史学的要求。
所以可以说，他们在方法论上遇到了一大难题，他们一直未能找到一种合适的历史编纂方法[29]。
这一任务落到了布罗代尔的肩上。
他在前辈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相对系统的新颖的史学理论，即时段理论。
四、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
布罗代尔之饮誉国际史坛，正是同他提出的历史时段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理论最早、也最充分地体现在《地中海》一书中。
在这部书中，布罗代尔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个概念。
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把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30]。
三者相互交错，构成布罗代尔的“总体史”的研究对象。
之所以作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间对历史进程来说具有不同的特点与作用。
在三种时间概念中，地理时间变化最缓慢；个人时间变化最快；而社会时间的变化介于二者之间，较之地理时间它要快得多，但较之个人时间又慢得多。
这种快慢不同的变化节奏，就产生了对历史进程的不同影响。
布罗代尔在1958年《年鉴》“论战”专栏的《历史与社会科学：
长时段》等文章中，从理论上阐述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上的意义。
他认为，历史时间具有不同的节奏和多元性。
一场战役、一次政治家的会晤、一篇重要的演说或一封关系重大的信件，诸如这些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在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它们是一种短时段，是一种“喧嚷一时的新闻”时间，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
布罗代尔对短时段作过一个比喻，他说，记得在巴西的一个夜晚，四周燃放着萤火虫一般的烟火，这些一闪一亮的烟火就好比事件，它们闪亮了一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周依然是黑暗一片。
事件虽发出了光亮，但这种光亮却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
随着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崛起，新的认知方法向历史学提供了新的血液。
历史学家开始运用计量方法来研究价格升降、人口消长、生产增减、利率波动、工资变化等历史问题，于是揭示了一种更加开阔的时间度量――中时段。
中时段的历史跨越了短时段事件而包含了更长的时间长度，它构成了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成为历史学家深入探寻历史秘密的一个依据。
尽管这种较长周期里的历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的面貌，但它还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
布罗代尔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
他注重解释地理环境、生态现实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物质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限制。
但除此以外，心理构造即精神状态同样被视为结构。
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支承或阻碍着历史，因此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
布罗代尔用海洋来比喻三个时段的关系：
历史的波浪挟着隆隆涛声和闪烁的浪花，在无边无际和深不可测的大海上奔腾，历史是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之海。
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
但恰恰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
而短时段历史，那种就“当前历史时刻”所写的一切不过是海面，是只要一载入书籍薄册时就冻结和凝固的表面。
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的认识改变了他对历史的撰述思想。
与西方传统史学注重记叙情节的方法不同，布罗代尔在历史论述上，注重对结构、局势、周期等历史的记述。
他认为，短时段是最变幻幕测的时间，对认识历史无济于事。
所以，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要去超越这个历史的第一时段――短时段。
传统史学中对短时段历史的积累很厚，近百年来史学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军事史。
现代史学家必须转移研究方向，改变研究方法，分析历史的深层。
短时段的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时段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布罗代尔重视长时段的史学作用。
他认为，通过观察和分析缓慢流逝的、有时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与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相比，可以更加真实地显示社会的结构。
因为，社会学的调查尽管详实可靠，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像剃须刀那么薄[31]，而历史学对总体形象的粗线条勾勒，却能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
对于长时段所决定的这种趋向在历史上如何表现，布罗代尔认为可以在中时段里充分说明。
这样，在10年、25年、50年（康德拉捷夫周期）乃至100年（即所谓“百年周期”）之间持续发生的历史现象，如1791－1817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1852年逐渐下跌等“经济态势”或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历史撰述的范围。
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一天或一年的事情，而是10年、50年甚至上百年的长画卷。
布罗代尔对时段历史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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