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2期中作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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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2期中作业
古代文学史Ⅱ复习题
题型参考
1、填空题（10分）20个空，每空0点5分（文学常识：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代表作、抒情小赋诞生的代表作、文学自觉、建安七子、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的代表《西洲曲》《木兰诗》、志怪小说《搜神记》、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2、默写（14分）7句，一句2空；3、名词解释（16分）4题骚体赋、建安体、永明体、元嘉三大家、骈文体（第八章）、玄言诗、宫体诗
4、简答题18分（3题）史记的叙事艺术、人物刻画特点汉大赋（以子虚赋和上林赋为例）特点、鲍照诗歌特点、左思《咏史》诗歌特点、庾信晚期诗歌有何特点、阮籍诗歌特征（隐约曲折）
5论述题30分（3选2）陶渊明曹植、阮籍、庾信
6、赏析题12分（写成小文章，先分析文章的创作背景，每一联都要解读。
重点赏析诗中名句）
1、结合作品，具体分析李斯《谏逐客书》的艺术特点
答：
整篇文章辞采华美，排比夸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
（1）摆事实、设比喻、重铺叙，信纸辞有力，说理透彻。
（2）结构上既曲折多变，又严谨有序。
在论说秦王对物的态度时，几层意思差不多，可是一会儿顺说，一会儿倒说，一会儿正叙，一会儿反诘；或者略换几个字，或者稍变一下手法，真是跌宕尽姿，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
行文上前后呼应一气贯通，全文不枝不蔓，紧凑缜密。
（3）多用排比和对偶句造成文章雄浑奔放的气势。
语言形式整齐错落，音节上抑扬顿挫，使全文增强了溜溜不绝，雄放不羁的气势。
《谏逐客书》开散文辞赋化的风气之先对后代散文和辞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举例说明《吕氏春秋》中寓言运用的特色。
答：
《吕氏春秋》在寓言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
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
《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后面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
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3、以《过秦论》为例简析贾谊政论文的特色。
贾谊政论文深受先秦诸子百家文风的影响,同时,又处于汉初多元文化整合的历史时期而具有了自身的风格与特色。
战国策士的语言特点是众横捭阖，善于夸张和渲染，以气势征服人。
贾谊带着浓郁的战国策士遗风，善于把秦王朝大起大落的历史情势，内化为作品的气势，其具体做法就是通过鲜明对比，造成巨大的情感落差，这以《过秦论》最为典型。
（1）一是把秦朝兴盛期的天下无敌和灭亡时的不堪一击相对照。
秦国强盛时有雷霆万钧之力，吹枯拉朽之功；而它的灭亡却似土崩瓦解，风吹叶落。
顺应这种历史情势，贾谊的笔调始终则如大鹏展翅，扶摇直上，终则似飞雕遇箭，顿坠云霄。
（2）二是把秦始皇子孙万代为天子的愿望和秦朝三主而亡的历史相对照。
《过秦论》中写道：
‘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子孙帝王万世业也。
”然而，秦朝传到二世就危机四伏，不久之后便灭亡，这和秦始皇最初的愿望相比，何其悬殊。
（3）三是把陈胜的起义军和六国的诸侯进行对比。
（4）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找到了自身的才情与历史形势的契合点，成功地运用多侧面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体势随着心律搏动、历史形势的迅速巨变而大起大落。
势盛则排山如海，势衰则江河日下，历史形势和作者感情这二股巨大的洪流相互激荡、融会、化作强劲的动力，为作品注入生气，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
（5）贾谊的《过秦论》是通过多方面鲜明的对比，造成巨大的感情落差，从而使作品呈现大起大落的气势。
贾谊由总结秦亡教训转入议论汉世治乱的作品，则由忧患意识和参与现实的精神构成内在的张力。
4、骚体赋（解释）
答：
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
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
首倡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鹏鸟赋》，其他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
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
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
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
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5、九体（解释）
答：
在贾谊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吊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
尤其是《九怀》《九叹》《九思》等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6、简要说明枚乘《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首先它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
a《七发》鸿篇巨制，韵散结合b采用设为问答的形式结纂全篇c笔墨铺夸，描绘精细d以叙事状物为主，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这些都是成熟汉大赋的显著标志。
（2）其次，枚乘和他的《七发》标志着以地方诸王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创作时代的到来。
在枚乘之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则集于京都，在皇帝周围，形成了以帝王为核心的新的创作格局。
（3）《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
自枚乘《七发》问世以来，后世仿作并以“七”的名篇不乏人。
所以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7、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说明汉代散体大赋的文体特点。
答：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合称《天子游赋》。
作品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设为问答，结撰成篇。
这部赋作集中体现了汉代散体大赋的主要特点：
（1）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
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二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
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
其特点为:
a铺张严厉、文绣鞶帨的夸饰b结构宏大、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c词汇丰富，文采华茂；d多用生字僻字，晦涩难懂；e行文结构上多用问答体。
8、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韻之离骚”，如何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说明《史记》的重要性及其价值，《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
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
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
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
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
《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
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
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2）“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
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
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
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
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
《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9、以《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为例，说明《史记》塑造人物的艺术成就。
答：
（1）《史记》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个性非常突出。
《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击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地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
《史记》中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2）《史记》中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的东西，得到社会广泛性认可。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
（3）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使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
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一位英雄人物，在《项羽本纪》中，在他身上可以发现多重人格。
他叱咤，又言语呕呕。
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考虑百姓疾苦。
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
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
（4）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了旁见测出法，通过许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旁见测出法，又称互见法。
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这样有利于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
《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
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
10、《史记》的“互见法”对人物塑造有什么作用。
答：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了旁见测出法，通过许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旁见测出法，又称互见法。
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这样有利于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
例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
另外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一段和信陵君有关的故事。
司马迁对于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而是采用旁见测出法加以处理。
《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关照才能全面掌握。
11、如何理解《史记》中对历史过程的偶然因素和不可理解性的神秘描述（如《项羽本纪》中刘邦几次绝处逢生，李广的“数奇”）。
答：
这些描述与《史记》的艺术风格特征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
（1）《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
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
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2）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项羽本纪》中刘邦几次绝处逢生都离不开其个人命运的偶然性。
（3）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
对于《项羽本纪》中刘邦的几次死里逃生、李广的“数奇”这样的人生经历，司马迁认为这是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
（4）《史记》富有传奇色彩。
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
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
《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
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
《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12、《报任安书》中所表达的感情与《史记》的写作有什么关系。
答：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表达了自己遭受宫刑后极端痛苦的心情，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在情感上激愤沉郁，意志上坚定不屈。
语言上将叙事、议论、抒情交融为一体，修辞手法运用浑然天成，辞气沉雄，磅礴激越，感人之至。
《报任安书》虽未收入《史记》，但却是学习、研读《史记》，了解司马迁不可或缺的一篇文章，具有宝贵的思想价值和语言艺术价值。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悲愤痛苦之情，坚韧不拔之志。
而且通过叙事、抒情展现出他的独立思考、正义批判精神。
总之，《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
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给读者带来了崇高的精神感染和审美愉悦。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13、简述《史记》《汉书》的主要差异？
（1）《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叙述。
（2）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的兴衰史，而《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
（3）《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的悲剧人物的传记。
《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
（4）《史记》笔法疏荡往复，《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5）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的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加以强调。
14、简述乐府名称的含义及其变化
（1）含义：
“乐府”原指西汉音乐官署—亦即音乐管理部门的名称，行政长官即乐府令。
后来人们把乐府机关所收集的，编制并保存起来的“歌诗”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歌辞”，把其中那些采自民间歌谣的歌谣称为“乐府民歌”。
于是“汉乐府”就由汉代音乐机关的名称而兼用为一种诗体的名称。
（2）变化：
西汉乐府机关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武帝到成帝期间100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不喜“俗乐”，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于朝廷内外。
15、简述汉代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答：
（1）起源：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都是从民间产生的。
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自汉武帝以后,五言歌谣大量地被采入了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东汉初年文人开始创作五言诗,这是因为四言诗的旧形式在表达方式上受到了约束;而五言诗在表达上确实更灵活更方便,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
发展：
五言诗言在两汉特别是在东汉发展较快，东汉中期后已经完全成熟，标志：
形式全为五言，全诗有比较完整的结构或安排，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东汉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描写咏提萦救父和汉文帝除肉刑的事。
因初学五言新体诗,技巧还不很成熟;但文人们在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五言诗日趋成熟。
"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是五言诗达到成熟标阶段的标志。
（2）总之，五言诗是在民间歌唱和歌谣中产生的，在汉乐府中发展直至成熟，像《白头吟》《陌上桑》等就全部是十分规整的五言了。
其轨迹大致是从四言、杂言再逐渐趋向五言。
16、举例分析“古诗十九首”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
答：
在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灾难使文人们发出了对生命意识的慨叹，并寄托于五言诗的这种形式表达出来，《古诗十九首》从而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古诗十九首》先是剖析了游子思妇因时空阻隔而产生的痛苦相思，其情之真，其情之切，其情之悲，足以让人震撼。
古诗中的游子也罢，思妇也好，都深感于动乱之时的天各一涯的音讯杳无，深感于遥遥无期的相逢枯等，深感于长期独处的凄清寂寞。
如《行行重行行》写女子与丈夫“相去万余里”的同时，已“相去日已远”分别的空间遥不可及，时间不可跨越，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等中，产生了担忧、疑惧。
诸如此类的诗篇，实际上表现了东汉末年长久独守空房的思妇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她们热切地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况，她们对爱情忠贞，更对现状抱怨。
我们可以看到，思妇的刻骨相思往往与人生短促、青春易逝、节序如流的生命时间联系在一起。
这表明她们不但关注个体生命的心灵需求，而且突显了她们对生命的热爱与恐惧：
敬畏青春，敬畏时间。
（2）《古诗十九首》体现的思妇的生命意识在于对传统礼教压制人欲的抗争，忠实于个体生命的渴求。
如《青青河畔草》中的“荡子妇4喊出了“空床难独守4这一许多人欲言而未敢言的心声，她的理由是“荡子行不归”
（3）生命意识中更为有价值的是，游子士人的思索蕴含着哲理的思辨色彩。
他们思考永恒与有限的关系，他们发现金石、松柏亘古不变，而人生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生命是有限的：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短促的人生让他们思索人生的永恒，当他们发现就连死去的人的坟墓也不能永恒，也会“古墓犁为田”时，顿生人生无常之感。
他们会思考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的关系，他们发现忧虑会令人的生命周期大为缩短。
17、以《行行重行行》《迢迢牵牛星等》为例剖析《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答：
（1）多样化的抒情方式；委曲婉转、反复低回的抒情方式 。
《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却很少径直言情 ，多是委屈婉转，反复低回的。
如《迢迢牵牛星》里那夫妇间依依惜别的离愁别绪，却全是借牛郎织女的故事来写的。
作者借牛郎织女凄美的故事表达一种以宇宙为背景的弥漫性的地老天荒式的爱情故事。
“迢迢”言路之遥远，更显出相思之深之切，有一种路遥难再见的忧患。
“皎皎”既言星河月光之洁白，亦是织女貌美肤白的写照，一词双关，亦见出游子的不舍与无奈。
“纤纤”“扎扎”言女劳作之貌，从“终日不成章，泣涕淋如雨”可见其因相思而无心织布，生动的刻画出女性因感情左右而无法正常工作的情态。
后四句借银河之隔，抒发夫妇离别的哀怨。
这一水之间既有游子有家难归的苦痛与无奈，亦有思妇望眼欲穿的哀伤。
（2）情景交融、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往往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使情景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
如《迢迢牵牛星》，通篇写长空寂寥、河汉皎洁的秋夜景色，牵牛、织女二星一水相隔不能相聚，而情在其中，表现了男女离別相思之苦。
（3）意蕴深长的比兴手法；《古诗十九首》在艺术手法上，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楚辞》惯用的“比兴”手法，衬映烘托，比兴兼用，着墨不多，言近旨远，用得意境深远、贴切自然。
《迢迢牵牛星》则是通篇作比。
诗中借助民间“牛郎织女”的故事，通过诗人的想象，塑造了一个勤劳的织女形象，着力刻画了织女隔着银河而不能与爱人相会的愁苦。
勤劳的织女与心爱的人儿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阻碍这对夫妇团聚的恶势力的憎恨。
这不仅仅是描写了一个天上的故事，而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非常真切的反映。
《古诗十九首》中的“兴”是比较复杂的，并非单纯的“起兴”，有的是在开头“起兴”。
但也有的在中间“起兴”如《行行重行行》以思妇自叙口吻倾诉别离相思之苦，在料想疑虑丈夫心情时，用“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起兴，“胡马”“越鸟”皆不忘本，由此衬托出“游子不顾返”的不是，集中体现她压抑不住的内心痛苦。
（4）精炼朴素的语言艺术。
巧用叠字，生动传神。
如这二首诗中“行行、盈盈、皎皎、迢迢、札札、脉脉等叠词”。
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使诗作音调和谐，节奏鲜明，生动传神，出神入化的描绘出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平易朴素，不作艰深之语。
如：
《行行重行行》中，前两句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简单的文字，平浅的句子，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细心分析，就会发现写得思绪千里，柔肠百转。
具有深厚含蓄的感情，浑然天成，不着痕迹。
18、为什么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
答：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追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记》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民》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
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在诗歌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
19、简述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1）政治理想的高扬。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
（2）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
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
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
（3）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得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
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色彩。
（4）浓郁的悲剧色彩。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往往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20、比较曹氏父子诗风的差异。
（1）曹操：
古直悲凉钟嵘说：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敖器之《诗评》说：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是对曹操诗歌风格确切评价。
（2）曹丕：
便娟婉约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便娟，是轻盈美丽的样子。
婉约是柔美的样子。
（3）曹植：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正如钟嵘《诗品》所说：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的诗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杰出代表。
21、论述曹植诗歌的特色及其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1）特色：
正如钟嵘《诗品》所说：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代表。
（2）贡献：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
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中的“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比例，有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曹植的诗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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