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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的光辉历程及当代价值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上午好！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延安以“中国革命的圣地”而闻名于世。
百年积弱叹华夏（中国近百年来被列强欺辱，清末、中华民国等许多有志之士也未能扭转局势）八载干戈仗延安（八年抗日期间，在延安，共产党运筹帷幄，领导的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试问九州谁做主（茫茫中华大地，谁又能在以后的岁月里领导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呢）万众瞩目清凉山（肯定还是延安，是共产党，延安是万众归心之地,注：
清凉山当时有新华广播电台，是党的咽喉所在地，党的重要公告、声明、统战思想都是通过新华广播得以宣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扭转乾坤的“黄金时期”，那就是延安时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
延安时期指的就是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从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到达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一共是14个年头,12年5个月零4天。
改革开放时期就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36年时间，
可见，延安岁月对共产党的成长和中国的发展是起决定性的。
没有延安时期就没有改革开放时期。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讲道：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可以说，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我们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十三年;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丰富发展的十三年；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发扬光大的十三年。
深入了解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扭转乾坤、创造辉煌的历史，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真谛，继承和发扬伟大的延安精神，吸收和借鉴延安时期的丰富经验，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于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对于当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张报纸”定乾坤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经过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断送的危急关头。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和指挥下，决定撤离遵义,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巧渡金沙江,）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
5月初，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
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mao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同张国春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斗争。
在翻越梦笔山、长板山和打鼓山等大雪山，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攻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后，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
在这里，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喜讯，有人说这张报纸是当时的《晋绥日报》，有人说是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有人说是包油条的报纸，有人说是中央派人专门在当地邮局找到的。
''是张什么报、怎么得到的似乎没有定论，但毫无疑问，在红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这张报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
1.从根据地情况看：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相继派唐澎、谢子长、刘志丹、吕佑乾等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在革命转入低潮，反动势力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斗争陷入严重困难时期，陕西党组织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表现了党和人民英勇无畏的气概，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为刘志丹、谢子长以后创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延安位于陕北.背靠蒙古，向东是华北，向西是新疆，在蒙古有苏联的军队驻扎，陕北也是红色革命的摇篮之一，那有刘志丹等红色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共产国际制定的，王明.博古等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在那时、呼风唤雨啊！
2、 从地理环境来看，两山中间一道川，两川中间一架山，翻过山来又是川，转过川来又是山。
陕西关中平原以北地区，到处是穷山恶水，高山大岭，沟豁纵横，连绵千里，易守难攻，谁也进不来，极其易于武装割据。
华东是国民党的中心而且小日本虎视耽耽；就红军那几万人，想要跟国军和日军干，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
所以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游击战的意思也就是说打不过就跑。
华南可以吗？
不可以啊！
如果红军在华南的话国民党就会关门打狗了，打到死都没人救。
西南呢！
那也不行，那可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国民党有句党训；外战不出川、内战不出湾。
华北呢！
是日本人的地盘，国民党有几百万的军队都不敢说话，难道共产党找死啊。
东北呢！
当时还是满洲国呢。
3、从历史发展规律看:
延安是秦后历朝之边陲军事重镇，素有''秦地之锁钥，塞北之咽喉〃之称。
''孤城晚眺四茫茫，白骨青邻旧战场〃，浓缩了这个边陲重镇的漫漫历史。
先秦的蒙恬、扶苏曾率大军30万镇守这里，修长城.汉武帝也曾从这里击退过匈奴的入侵。
汉名将李广、卫青抗击匈奴时曾几次经过延安。
宋代著名狄青、杨文广和沈括等曾先后驻节延安。
民族英雄韩世忠和巾帼英杰花木兰均出身于延安。
北方历来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得北方者得天下，北方战胜南方，这是中国5000年的历史规律。
是铁的规律。
9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党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会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切尾巴战斗：
重要红军进入西北苏区之后，为了不使尾追之敌进入根据地，陕甘支队第一、二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的国民党东北骑兵和马鸿斌的骑兵团2000余人，取得了“切尾巴”战斗的胜利，毛泽东欣喜之际，给彭德怀写了一首六言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
为我彭大将军”）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当时，陕甘苏区正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参与创建陕甘苏区的领导干部被关押，200多人被错杀。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了解到并及时纠正了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了数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毛泽东曾豪迈地说：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
抗日救国得民心
1.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中国正处于政治大变动的前夜。
一方面，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制造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
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显示出“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的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报》上，传到国内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开始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等问题,
（当时会议发生了争论，开头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接着博古发言，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
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又发言，反驳博古同志，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
会议最后，张闻天做总结，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召开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它在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有系统地解决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
这次会议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不失时机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使党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2.推动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实现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
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1936年2月17H,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东征宣言》，在督促东征渡河准备工作的时候，遇上了大雪，毛泽东写下了《沁园春。
雪》这一名词。
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20日突破阎锡山部队的黄河防线，在75天连续作战中，转战30多个县，歼敌1.3万多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
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阻拦下，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党中央于5月初决定红军撤回陕北，结束东征。
红军回师陕北后，党中央又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西征。
1936年6月底，党中央机关从瓦窑堡移驻保安县。
红军西征军从5月下旬至7月底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向西发展，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大会师,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会宁自古就有安宁之意，据说公元38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泰率军西征,占领了祖厉县的会宁，犒劳三军时，他兴高采烈地说：
“从此天下就安宁”自此，组里厉县改称会宁县，估计拓跋泰怎么也没有想到，祖厉县的更名，会进入另一个时代的历史，整整1550年后，一支军队会师此地，此后13年浴血奋战，目标同样是为了民生安定，天下安宁。
）
在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同时，党中央大力开展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红军。
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屡屡失败，有着打回东北老家的强烈抗日愿望。
张学良本人在思想上也有动摇，其父亲张作霖被日本炸死，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李克农开展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
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
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
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这次重要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向东北军派驻代表，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
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基本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并且有着强烈的抗日热情。
为了尽快争取与杨虎城合作抗日，党在争取与张学良联合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工作。
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代表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
经过多次谈判，与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红军代表驻西安开展工作、联合抗日等协议。
从此，中国共产党同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做了促进张学良、杨虎城团结合作的工作,派代表同新疆督办盛世才沟通联系，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桂滋和哥老会的工作，并同回族人民建立了联系。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这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行全面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时左右，西安华清池发生了激烈的交火，电光火石般的激战惊醒了蒋介石，张学良手下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带兵冲进了蒋介石的居室，屋内灯光犹在，却空无一人，一番搜索之后，战士在后墙脚下发现了一只鞋，说明蒋介石可能已经翻越围墙，逃上了后面的骊山，很快官兵在500米左右的半山腰上，发现了躲在一块大石的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士兵们一声呐喊，捉了蒋氏，把他架下山去。
据说当时蒋介石坐在公路上，一身古铜黑色的绸袍，光着双脚，狼狈不堪，他只是连声问，“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被捉之时，蒋介石还难以置信，张副司令会对自己下手。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赴西安谈判，中国共产党要求将他“交付国人裁判"实属情理之中。
但中共中央经过对国内外局势的深入分析后认为，古语都说“兄弟阅（xi）于墙，外御其侮”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形成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换来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项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9月22H,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
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
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这就是全面抗战路线。
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o一是坚决主张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和人民军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二是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保证了我们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力量基础。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道路。
在抗战初期，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国民党作战，在后方,共产党还大量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独创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被举世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游击战大师。
平型关大捷：
按照洛川会议的决议决策，从8月下旬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9月25日，林彪指挥的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
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
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转用于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全国战局，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民主执政树典范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上发表的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民主的模范、生产的模范、文化工作的模范、统一战线的模范。
边区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为后来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陕甘宁边区政府勤政、廉洁、高效“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实践，（现在有人调侃是卡拉ok政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民主选举，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根据中央的指示，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准备改变政治体制，即将工农民主政府改为普选的人民民主主义政府时，制定了选举条例，实行普遍的直接的不记名的选举，产生民主政府。
边区进行过三次普选，凡居住边区年满18岁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实际投票中，群众创造了投豆豆、画圈圈、燃香在选票上烧眼眼等办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培养“咱们大家来当家”的民主意识。
这三次都是很成功的，参加选举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
1937年第1次普选时，70%的选民参加。
1941年第2次普选时，80%以上选民参加。
1945年第3次普选时，90%以上选民参加。
民主政治普遍推行。
1939年1月召开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一致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作为“边区一切工作的最高准绳”。
陕甘宁边区政府全部实施了这个纲领，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
“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
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同时指出：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从第二届边区政权组成人员看，在18名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有12名；在9名边区常驻参议员中，民主人士有6名。
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统计，到1944年，非党人士从乡长、乡文书到科长、县长、边区政府厅长、副主席和边区各级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等，共有3592名，一大批开明人士参加到政权中来。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有各阶层的代表参加了政权，使政权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各阶层人民把政权视为自己的政权，因而就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的各项政策更加有效地实施，各项建设事业得以胜利发展。
当时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精兵简政”一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指示全国各根据地普遍实行。
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至1942年进行了三次精简，基本上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李鼎铭在一次讲话中要求边区各阶层人民不惜毁家纤难，团结抗日。
他支持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赞扬民主政治。
他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我在政府是既有职，又有权”，在国内外引起良好的反映。
这说明，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的。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根据地以后，无疑增加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负担。
根据地人民承担起了养育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的重任。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边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
从1938年3月至1939年12月，日本侵略者向陕甘宁边区黄河河防阵地发动了23次进攻。
由于日军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暴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
事后，一个农民说：
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毛泽东说：
“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
”延安人民对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党中央抓了两件事。
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1941年3月，三五九旅遵照毛主席“一把镰头一枝枪，生产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
南泥湾，陕西境内的一条狭窄溪谷，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
现在提到它，人们想到的自然是良田百顷、山岭葱绿、清波涟涟。
但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那群战天斗地的拓荒人到来之前，这里却是一片荒山野岭，被老百姓称之为“烂泥湾"，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荆棘遍地、野兽成群。
当年最初的歌谣是：
“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滩。
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
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
"对于当时的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
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在1940年2月28日召开的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结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
周恩来、任弼时在1943年秋季举行的枣园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
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于1940年5月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后，倡导“屯田”政策，亲自踏勘南泥湾，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驻地开垦了3亩菜地。
在1943年11月举行的边区生产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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