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上海乡村振兴的具体分类与模式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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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上海乡村振兴的具体分类与模式最新

心得体会：

上海乡村振兴的具体分类与模式（最新）

一、上海乡村振兴形成哪些发展类型？

根据现状村庄规模、区位、环境、产业、历史文化资源等因素,将村庄分为保留、保护、撤并3类,并进行分类指导,提出不同的规划策略和导向,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保护传统风貌和自然环境,近期重点聚焦保护村、保留村的布局和建设。

进一步强化“三个集中”,鼓励农民进城入镇,解决宅基地分散、规模较小的问题,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一）保护村，重点突出村庄整体风貌保护

主要是指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以及候选村庄;位于郊区32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内的村庄;以及整体具有较高传统风貌特征和历史文化价值的自然村。

明确保护村的具体名单,以及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貌和传统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底线。

以传统文化、地方特点、自然肌理、村落特征和人居环境为选择条件,明确保护村目录。

提炼村庄历史文化与风貌特色,对提出保护村庄的保护开发策略。

青浦、崇明等区的保护村自然格局完整,历史底蕴浓厚,最具有江南水乡基因,通过保护村振兴的以点带面,可体现上海“水、田、林、村”相互融合的整体风貌。

保护村庄整体风貌。

尽快编制专门的整体保护规划,划定核心保护区和建设协调区,明确保护对象和原则重点。

对文物古迹、古树名木进行严格的保护,延续体现传统风貌元素的基本格局和原始形态,如民居、院落、街巷、河道等。

在维持原有总体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环境整治。

可适度发展休闲、旅游、创意产业等,实现保护与发展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提高农民收入。

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在现状基础上完善基本配置,结合自然村落的布局,进行组团式配套,共享公共服务设施。

包括8项基本功能,含村委会、老年活动室、卫生室、体育健身点、文化舞台、为农综合服务站、停车场、公共厕所等。

（二）保留村，重点是优化组团式布局，统筹配置公共设施

主要是指根据现状村庄的规模、区位、产业、历史文化资源、集聚度等进行综合评价较高的村庄。

包括村户籍人口规模2000人以上、交通区位良好、产业活力村庄、集聚型村庄,如奉贤区四团拾村村、青浦区朱家角张马村等。

不鼓励新规划中心村,而是依据现状条件进行选择,且尊重农民意愿。

综合评价较低的村,如居民点小而散的村（规模30户以下）,以控制发展、逐步归并为主。

鼓励结合现状自然村布局,适当考虑紧凑组团式发展。

按照“三个集中”的要求,优化村庄布局,加快集中,集约节约用地。

同时,因地制宜对存量农宅进行功能置换,发展休闲养老、乡村客栈、创意办公等设施。

对不符合发展导向的工业企业,通过资金补贴、指标平移等鼓励政策,引导企业逐步退出,结合土地整治进行复垦。

加强农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旅游农业等符合本市产业发展导向的适宜产业。

就近依托城镇的公共配套。

从提升公共配套品质和资源使用效率出发,保留型村庄应主要就近依托城镇的公共服务职能。

距城镇较远的村庄,鼓励居民点组团式布局配置公共设施,在现状“三室一点”基础上适当完善。

结合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服务的相关需求进行基本配置,包括7项基本功能,含村委会、老年活动室、卫生室、体育健身点、为农综合服务站、停车场、公共厕所。

有条件的村庄建设文化舞台或戏台,形成乡村社区中心。

综合治理村庄人居环境。

加快建设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市政设施和农村环境治理设施,重点解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村沟宅河整治、农村垃圾收运等问题。

（三）撤并村，重点是有序安排农民进城入镇

主要是指受环境影响严重的村庄;居民点规模小、分布散的村庄;以及集建区范围内和毗邻集建区的村庄。

根据农民意愿,集中推进上述村庄居民迁移,建议2020年前可完成10%～15%左右自然村的撤并。

不鼓励撤并村庄进行“美丽乡村”的投入改造.对近期不能完成撤并的村庄,需进行适应性的配置,确保居民基本环境和生活需求。

优先安排受环境影响严重的村庄居民迁移。

结合“三线”划示工作,对受环境影响严重的村庄,包括位于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地内以及受高压线、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严重影响的村庄（如嘉定区安亭镇先锋村、奉贤区四团镇横桥村等）,近期优先安排农民进城入镇。

按照减量化工作推进要求,有序实施部分村庄归并。

对位于永久基本农田内,规模较小、分散发展的村庄（如金山区朱泾镇五龙村）,应视各区实际发展情况,分期实施撤并。

在控制各区乡村开发空间平台下,对于着眼生态涵养的乡村,则引导农村精明收缩,回归田野景趣。

同时与人口集中的保留村之间,通过置换有效盘活农村自身的各类资源（建设用地、耕地、生态、风貌、文化）,变劣势为优势,激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二、上海乡村振兴基于哪些禀赋特征？

上海乡村以其不同的禀赋特征,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出发,逐步形成多种生产功能、居住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

注意区分乡村直接可利用、可开发的功能差异,有助于逐步激活乡村的经济功能,促进乡村特色的发展,走出多元化的乡村发展路子。

（一）生态保育型

由于上海郊野地区涉及基本农田保护、水源涵养等生态保育职能,这些大型生态游憩空间内的乡村发展和建设受到严格控制,村庄产业基本以纯农业为主,村集体自营产业很少。

其中,一些地区通过家庭农场、集体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化经营,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增长,农业的经济功能比较明显。

但总体来看,分散的小农经营比重仍然很高,农业的经济功能差,效益低,对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贡献小,如青浦金泽镇钱盛村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地范围内,大片的农田、林地、河道造就了秀丽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使得农业成为村内主要的收入来源,乡村外来人口不到10%。

对目前纯农业地区的乡村,需要认清城乡融合,找准自身定位。

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现代农业,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战略。

传承精耕细作的农耕匠心,生产品质高、质量好、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打造上海本地有口碑的农业品牌。

同时精心维护好山水林田湖草等的绿意与生机,充分将自然田园景观和人造景观结合,形成自我循环的乡村自然生态系统,创造和谐的人与自然共存的高效生产机制。

（二）文化驱动型

乡村文化的复兴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基础和战略意义。

上海乡村本身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特质,拥有丰富的古树、古桥及传统历史要素,同时“文化+”的艺术打造让传统人文和生活方式重新被挖掘,把传统手工艺变成时尚元素,让古树庙宇绽放新的美丽,培育出新的乡村产业形态。

例如,崇明竖新镇仙桥村的“设计丰收”,由设计学院学生将大棚转变为多功能公共空间,孕育并提供田头咖啡、手工艺品,以及教育住宿等时髦设计,在空心化的乡村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社区,被称为崇明的“田子坊”。

通过艺术的介入,把传统江南的人文价值与当代生活空间相结合。

文化振兴是维系乡村发展灵魂的重要抓手,要把体现上海乡村文化特色的符号和元素提炼出来,在风貌塑造上留住乡村的“形”,在文化传承上留住乡村的“魂”,使乡村成为长三角江南田园文化的集中展示空间。

互联网4.0的便利与“逃离大都市”的风潮逐渐出现,通过文化自信使得乡村营造乐居的工作环境,促进环境友好的创业产业在乡村根植,远程工作成为可能,乡村会成为承载科创中心建设的绿色创意灵动空间。

（三）产业带动型

一些拥有特殊区位或资源优势的村庄,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工业,形成较强的村级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村民收入,这类村庄比例较小,但经济实力最强,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已形成了新能源、汽配、现代物流、环保、机械制造、建筑装潢、通风设备、电子元件、现代制笔等多个支柱产业。

目前,这些以工业为支柱的产业型乡村应以“三个集中”为指导原则,郊区村庄的现状工业企业应逐步向邻近的工业园区集中,但鉴于上海郊区中有很多村集体经济中村办企业占比依然较重,因此要适当考虑村级经济的发展,要适度保留布局较为集中、环境影响较小的现状企业,同时鼓励其产业能级的提升与转型。

同时坚持广域农业的基础,并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形成工业特强、多业并举的产业结构。

（四）城郊休闲型

主要是依托良好的农业、农村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并带动农业和旅游关联服务业融合发展。

目前沪郊已建成各类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和景点300多个,形成了农家乐、休闲农庄、观光农园、农业园区、生态园林、民俗文化等六大类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这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点,全年接待游客达2000万人次,直接带动各类涉农旅游总收入19亿元。

其中,远郊地区的农业旅游发展较快,奉贤庄行的金色田园、崇明的明珠湖水秀坊、金山的廊下新天地等一批新农业旅游景点不断涌现。

对于越来越火热的乡村休闲浪潮,“旅游+农业”将催生新业态、新发展模式。

高端有机农业、精品水果等农业产值高的地区,应以大田农业和果林为重点,开发田园风光欣赏、踏青采摘等亲近美好自然的旅游活动。

有厚重文化积淀的地方,则以乡村风土人情为吸引,突出农耕文化和民间技艺的展示传播。

有旅游资源优势的地方,可以引入时代化、高端化的农家旅游经营理念建设如田园康养、亲子农业等项目,发展集观光、娱乐、养生、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

在挖掘与都市喧嚣不同的自然资源载体,应充分依托各村所处的区位优势,以旅游为驱动,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和农民多元创业的方式形成。

（五）集中居住型

为突出集约节约用地,改变农村存在的零散面貌,在人口、环境、资源紧约束的条件下,目前上海乡村振兴依旧要坚持“三个集中”,加快推进农村地区人口、产业向城镇集聚和农业规模化经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村庄建设模式。

松江泖港镇全镇预期宅基地撤并规模达21%,是典型的集中安置模式,区级层面提出6种安置模式,优先鼓励进城进镇安置;而村级层面依旧以村内安置和原地保留为主要安置意愿,存在一定政策对接空间。

对于环境差、规模小、分布散的村庄,将通过宅基置换、近镇转移释放改善居住需求,有序引导农民的集中生活居住。

对此,寻找符合村民安置意愿的归并模式,落实安置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建设等配置,在保障生活、就业等问题同时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此外,切实做好原有村庄存量资源激活。

通过对乡村建设用地空间平移、集聚和布局优化,闲置房屋优先用于乡村振兴项目建设,集体组织分红可惠及于民。

三、上海乡村振兴依靠哪些驱动模式？

推进乡村振兴有3个主要参与者,即政府、村民,以及外界社会。

三者对于激活乡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一个成功落地、自我活力的乡村,必然需要三者的积极协同,以政府为前期导力点,激发村民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形成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

但上海乡村原生特征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带来驱动模式也有所不同。

在清晰界定各自的政策边界条件下,建立相应的激励相容机制,为不同主体的互动与组合治理带来可能性和可行性。

（一）政府投入型

乡村振兴作为上海乡村转型的大战略,必须有硬投入作保障。

除了加大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投入外,政府投入可向两方面予以关注和倾斜。

一方面,统筹生态治理,做好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工作。

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进行系统修复、综合治理,重点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筑牢乡村绿色生态基底。

对因基本农田、公益林和水源地等保护而发展受限的乡村,应形成导向明确、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保障该生态保护地区公平发展权,进一步优化上海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健全投入保障,尤其是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精准对焦。

可以说,影响乡村振兴的真正短板依旧是目前城乡基本面的不对等,要注重乡村生产、生活和休闲等对基础设施配套需求,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均等化。

（二）乡村自治内生型

人民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落脚点,要使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必须确立农民在乡村的主体地位。

首先,要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农民主体权利和主体责任,强化村民的自主意识和自治功能,促进村民公众参与及公共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走乡村“善治之道”。

其次,乡村对大部分上海人而言,依旧是美好的故土家园,在富有上海特色的文化复兴和田园载体的指引下,对乡村有期待和情怀的人群也可以参与乡村振兴的实际工作,打造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乡村,使乡村成为守望乡愁的重要依托,提升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社会资本介入型

社会资本以其天然逐利的洞察性和长期经营的经验值,是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会的一大投资端。

上海乡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有投资价值（郊野休闲活动、新生产生活空间）、投资主体（社会资本、集体资产）,但是尚未有行之有效的进入和监管机制。

乡村振兴可实施负面清单式管理,规范用地和产业的研判制度。

严格控制乡村新产业的地均投资和产业方向,加强对宅基地和相应建设用地的性质和经验管控。

此外,上海目前在农业生产方面已经形成较为顺畅的“社会+村民”的合作体系,未来则要在联动第二、第三产业上下功夫,尤其是文旅产业和科创产业在乡村的自主投入,加深融合的持续性。

对此可寻找有特色的保留保护村进行试点模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