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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文学
第八章 现实主义文学
学习重点：
1、如何评价《日瓦戈医生》所表现出的精神内涵？
2、索尔·贝娄的文学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节现实主义文学概述
一、20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
在欧美文学史上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划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即当代文学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美各国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广泛的。
战后初年，美国由于在战争中获利而迅速进入“丰裕社会”，欧洲各国则存在一个医治战争创伤的问题，经历了从战后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过程。
从50年代到60年代，欧美部分国家出现了经济复兴与繁荣。
福利国家的模式对各西方国家有着普遍的吸引力。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飞跃，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引起了生产领域的变革，而且带来了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
现实生活的浮动性取代了以前的稳定性，多样性代替了单一性，快节奏代替了慢节奏。
人的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机器的操作所替代。
在这种情况下，人自身价值的失落感加剧了。
冷战导致的军备竞赛的升级，两种社会体系和军事集团的对峙，军国主义的阴影，核恐惧和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安定因素的存在。
这一切，造成了人的新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意识结合对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的沉痛反思，在20世纪后半期的欧美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适应战后人们对战乱社会的体验和寻求主体价值的心理需要，在欧美各国得以蔓延并广泛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思想文化界，由此造成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文坛上的重兴，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则处于一个相对低落的蛰伏期。
但在英国等现实主义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家，现实主义文学仍显示出较强的运行势头。
进入70年代，欧美文学出现了新的显著变化。
部分曾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试验小说和戏剧圈内的作家感到“路到尽头”，与此同时，许多初登文坛的年青作家宣称，他们创作任务是“讲述历史”。
这一切，使得现实主义叙事小说在文艺作品中重新占有自主的巩固地位。
评论界有人把这种文学走向称为现实主义的复归。
但回过头来看，“复归”二字未必能准确描述出战后几十年现实主义文学的面貌，因为此时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显露出许多不同于过去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规律和特点。
这些规律和特点是由各自文学独自的发展过程所组成的。
文学评论界由此而有“后现实主义文学”之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较为发达，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总体上来说不如欧美其他国家。
随着一些老的现实主义作家辞世，战后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已呈明显的减弱之势，除了阿拉贡的《共产党员们》之外，再没有出现过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的鸿篇巨作。
在战后，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作而取得独特成就的，是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1903—1987），其代表作《亚得里安回忆录》以传统小说严谨的叙事结构，简练形象的描述文字构成古典主义式的创作风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与法国恰恰相反。
战后，英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势头开始减弱，这是由于老一代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伍尔芙、劳伦斯等人的去世导致的结果。
与之对照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则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首先是战前已经开始创作活动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左翼文学作家的创作成就令人瞩目。
其代表人物，除奥凯西外，还有林赛，他们代表着战后英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发展方向。
战后德国文学是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德国文学也随之分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学，即东德文学和西德文学。
战后东德、西德和其他德语国家文学，首先呈现的显著特征是对德国法西斯所挑起那场邪恶战争的沉痛反思。
西德文学对刚结束的战争的反应，表现为“废墟文学”口号的提出。
‘“伐光派”以极端化的文学主张，表现出对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继之而起的“四七社”则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以反对派的姿态积极介入政治，带动了众多文学团体和流派的兴起，形成了战后新一代作家形成的文化土壤。
战后，东德与西德和其他德语国家都出了一批有才能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们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在方法和形式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有些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
战后具有崭新特色的德语国家现实主义文学，在伯尔、伦茨、瓦尔泽、沃尔夫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二、20世纪后期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20世纪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特点。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既不是19世纪“合乎规范的现实主义”历史传统；的再现，也并非是对世纪之交亨利·詹姆斯倡导的给审美和精神领悟以“具体、翔实表达”的现实主义的继承，更不是20世纪初年辛克莱采用的揭发丑闻的现实主义，以及30年代蔚为大观的社会现实主义的翻版。
可以说，它与20世纪前期出现的所有现实主义文学都有重要区别。
首先，此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在对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和本质把握的基础上，力求描写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立足于传统的“二元（社会——人）对立”思维模式在小说观念中的体现。
在这种观念中，文学的“真”是社会生活的“真”的体现。
现实主义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描写来反映生活的本质。
但是，当代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却认为，由于当代社会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以往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时代的要求了。
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们提出了“功能的现实主义”这一新概念，使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出现了“哥白尼式的转折”。
“功能现实主义”的这一提法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布莱希特，但只有到了60年代才发展成了一场美学革命。
“功能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指特定的某种风格和方法，而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
“功能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文学介入现实，认为凡是促进人类主体从思想上和物质上掌握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以发展和完善自我为己任的一切文学都可以看成是现实主义文学。
在这个理论中，传统的、片面依据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建立的“现实主义”概念，遭到抛弃。
由此而言，现实主义文学就不再是一个永远固定的形态，与此相关的真实性也就不仅仅指对一个现实对象的忠实描述。
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指出，20世纪的作家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危机时代，这样一种变化了的现实就要求作家“塑造新的基本体验，开创我们时代的艺术”。
德国作家克蕾斯特·沃尔夫文艺观的核心，也是强调在创作过程中主体（主要是作者主体）的存在和作用。
她认为，人的主体意识是艺术创作的灵魂，而作者——叙述者的真实存在则是人的主体意识得以贯彻的前提。
沃尔夫还提出了“主观真实性”和“第四维”的概念。
她认为，叙事文学的空间有四维：
虚构人物的三个假定坐标及第四个，即叙述者的‘真实’存在，这是深度、时代感、介入现实的坐标，它不仅决定素材的选择，而且也决定作品的色调，自觉地运用它是现代散文的基本手法。
”不仅德国作家如此，美国作家欧茨也认为，作家和作品在本质上是分离的，读者从作品中了解到作家是私下的自我”，而现实生活中的作家则是“公开的自我”，创作过程就是从“公开的自我”到“私下的自我”的演变过程。
由于大数人的外部自我都是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因此，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自我则潜藏在人的灵魂之中。
这种对作家、作品与现实间相互关系的独特认识和处理，形成了欧茨创作的最明显特点，即评论界所说的“心理现实主义”。
其次，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变化导致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大大拓展。
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发展于“人们变得被动、冷漠和四分五裂”的当代西方社会，这个“忧虑时代的消沉”、“缠绵不愈的灵魂疾病”、“繁荣掩盖下的心神不宁”使当代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家们逐渐染上存在主义色彩或纳入现代心理学因素的倾向。
这也从一个大的文化氛围表明，此时的现实主义作家再企图完全坚持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已不可能。
20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融进了包括现代主义的非现实主义成分，有的作家甚至写出近似现代主义的作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文学史家将他们的创作通称为“耩新现实主义”小说。
这也可以说，新的现实主义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之间达速成了一种衔接与递进，并赋予其开放性。
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沃特·阿比什（1931~）、雷蒙德·卡弗（1938~）等人的创作中，就将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写、心理探测、性格刻画、环境写实与某些象征、怪诞手法融为一体，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也可归属于“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列。
再如，如果我们将魔幻现实主义也看成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话，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非同寻常的现实观，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感觉，而且是拉丁美洲独特的社会生活本身的映照。
正是为了表现这种神奇的现实，作家们广泛借鉴欧洲现代主义，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常用谈神说梦的方式，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力图把“习以为常”和“神秘离奇”两方面融为一体，从总体上更好地反映拉美的现实，达到以鬼揭其凶，以神鞭其恶；以怪诞、象征、意识流、寓言等手法，追求神奇的艺术效果。
它的主体还是对现实的“汇集、评价和批判”。
因此，虽然在外观上极相似于现代主义，实质上却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这二者有重大区别。
第三，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在20世纪下半叶也有了新的变化。
如果说，在20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人道主义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战思想和左翼倾向的话，那么，此时就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了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探讨和对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关注。
他们要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反映中，寻找精神的家园。
也可以说。
要在文化的语境中，而不是在社会的语境中，对“什么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进行探讨和反映。
因此，与以前的现实主义作家比较起来，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们更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以及人类在当下境遇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与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的创作，有着较为相似的目的。
例如，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就可以看作是这种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
作品主人公奥吉·玛琪坎坷半世的“历险”的过，；其实就是寻找自我本质的心路历程。
其精神价值就在于，他的内心确实有一种对立的态度，有一种进行抵抗和要说出“不”字的强烈愿望。
他抗拒着“全世界范围的奢华淫摩”，发狠地向这个“老要出来的，折磨我的动物，狞笑的动物”示威，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一样，以自我流放的方式来避开生存的各种陷阱。
然而，他所追求的自由过于空泛、虚幻，甚至连他自己也无法确认。
因此，他的“自我实现”便成了无法兑现的天国的梦，整个过程被抽象或寓言化成脱离具体社会内容和特征的“天路历程’。
作家正是通过这个故事，表现了当代西方人对人类命运忧虑，并企图寻找出路的新的人道主义思想。
三、20世纪后期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评价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欧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深刻表现了当代西方人独特的心理发展和精神特征，显示了要在特定的境遇下追求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努力。
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上的新发展，它也表明，20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是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同步的，因此，具有巨大的存在意义和认识价值。
同样，它的存在，也表明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内涵的发展和扩大，并创造出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独特的艺术形态。
如在坚持描写现实社会和生活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手法（意识流、梦幻呈现、时序颠倒、荒诞意识等）和艺术技巧（象征、佯谬、淡化人物等等），并从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新闻、报道中借鉴了一些有益的方法，从而使其艺术形式更具有当代的特点。
这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类艺术的巨大贡献。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20世纪后期现实主义作家所接受的哲学思想较为复杂，特别是受文化多元化现实的影响，此时的现实主义文学缺乏传统文学中的那种对现实阶级关系的深刻剖析和对社会生活事件的清醒把握。
同样，这些作品虽然对当代人的心理反映更为细腻和丰富，并不时探索人物的潜意识、下意识世界，但又明显地表现出了非理性的色彩和非科学的态度。
在艺术手法上，由于有许多新的艺术因素进入其中，使作品本身更具有现代艺术气息，但是也明显造成了作品形态之间界限的模糊，从而使得有些作品难以确定究竟属于什么类型，有些作家难以确定究竟是属于什么流派的作家。
第二节索尔·贝娄和《洪堡的礼物》
一、生平与创作
索尔·贝娄是美国当代享有盛誉的犹太小说家。
他1915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城，父母是俄国犹太移民。
9岁时随家迁居美国芝加哥。
动荡不定的城市生活，交错繁杂的文化传统和风俗影响，引起他的困惑多思和对社会问题的兴趣。
1933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后转入西北大学，攻读人类学和社会学，毕业后当过编辑和记者。
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战后长期在大学执教，是个造诣颇深、有学者气质的作家。
贝娄的文学活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在战争中发了财的“运气”似乎向美国展示了“金元帝国”的憧憬，但在精神文化领域，曾在三四十年代有过冲动和激奋的知识分子却陷入普遍的沮丧之中，这种沮丧与美国经济的繁荣极不协调，因而显得特突出。
延续下去，也就成了马库斯·克莱因所称的“在异化之后”的一种普遍情绪。
于是，一些面庞迥异，然而气质相似的“异化的犹太主人公”，或作为灰暗、痛苦的历史幽灵，或作为被疏隔和孤立的现代探索者，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犹太作家的笔下。
作为一个思想型的犹太作家，写作初期的贝娄像当时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受风靡欧洲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创作了一些具有明显的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以一种被评论界称之为“荒唐的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刻表现了当代美国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和情绪状态。
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虽不尽一致，但有一些共同点是很明显的：
他笔下的社会，是那样嘈杂、紊乱、冷漠。
小说主人公身处浩茫世界，却感到没有精神生活的空间。
他们情绪烦躁，忧郁寡欢，但不知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想与人倾诉，又厌恶周围的一切人；想有所作为，但又一事无成；想有所追求，但又漫无目标；想逃避现实，但又无处可逃。
于是，他们大体都经历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由不满现状开始，经过痛苦的内心煎熬，终于以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
发表于1944年的《晃来晃去的人》是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以日记形式记叙了主人公约瑟夫27岁时的一段生活和心理活动。
作品写他大学毕业，有5年婚龄。
现已辞去了旅游公司的工作，正在等待应征入伍。
由于正式通知迟迟未下，他便想用这段时间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享受一下个人自由。
没想到“自由”反倒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空闲起来的他，既羞于靠妻子供养，又不愿做任何事情；所谓写作、读书，又都做不来；还无端跟邻居吵架，赶走朋友，冷落情妇，对一切人都看不顺眼。
这种晃来晃去的生活使他感到“自己并不是处身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封闭的、绝望的牢房中……没有未来，只有过去！
”于是，他来到兵役局，希望立即到军队去，以结束自己的“自由”。
《晃来晃去的人》透现出“由抑郁造成的冷漠基调，以及精神孤儿身份的那种暗示”，充满了对社会的幻灭意识和急于摆脱生活的厌倦感。
作者采用日记体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构成强烈的反讽。
如书中所说，“在曾经有过的时，他们习惯于经常谈论自己，不羞于记录他们的内部事务。
而如今，记日记被认为是自我放纵、意志薄弱和低级趣味。
因为，现在是一个无情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小说暗示出，人的“自我”如果不向内部发展，就必然会被扼杀；而向外发展，行动不再体现为自己意志的支配，悲剧就成了必然——现代社会中的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中。
因此，《晃来晃去的人》便成了一种悲悼小说，隐含着现代人难以直言的痛苦。
作品中的约瑟夫，是美国40年代文学中的“反英雄”典型，他无法接受社会的冷漠和无意义，更无法为改变这种冷漠和无意义做一点具体事，只好以冷摸和无意义来回敬这个社会。
从他的精神状态，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局外人”。
这表明，约瑟夫颇有些存在主义的色彩，同时，他又代表了“经济萧条和战争年代长大的那一代人的心声和最诚实的自白。
”
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发自于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化模式的挑战。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以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为典范的“硬汉”形象在美国文坛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代表这样一种人格造型和生活态度：
像运动健将般的男人韧劲十足，激情无限，敢于冒犯厄运与死亡，用行动证明一切，从面确立了一种人生的价值标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人们发现，在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热情普遍弱化的纷纷扰扰的现代工业社会里，精神和思想上的种种困惑远不是用一种“电报式”的短句所能表达的，更不能指靠一时的行动去应对，正如“晃来晃去的人”约瑟夫所说，“许多严肃的事物都被封闭在‘硬汉’坚强的心灵之外。
他们不愿反思内省，因此很难应付那些用手枪或匹夫之勇解决不了的对手。
”海明威的主人公们都有一种含混的表达习惯，他们在面对感觉世界时往往保持沉默，这是一种把内心的自我隐藏起来的策略。
与之相反，约瑟夫要求清晰地表述自我，“作家可以创造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必须不同于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我们或者挑战或者深入探究它。
”作为作品主人公，约瑟夫的思想和见解无不反映着贝娄对社会的看法。
他认为，由于对感情和精神世界的开掘不力，现代美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弱化人性本质的幼稚病，这种幼稚病反映出美国人精神上的不成熟。
他曾在一篇题为《我们走向何处》（1963）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指责：
“几乎没有一种精神上的、使人崇高的性格被美国现代的社会机构引入到现代美国人的内生活中来、这种性格必须靠个人的经验去发掘，靠他作为一个探险者的运气去探索，否则就毫无作为。
社会给他（美国人）吃，给他穿，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他，他是社会的婴儿。
如果他接受了这种‘婴儿状态’，他也许会感到满足。
但如果有着更高功能的思想感情触及到他的话，他就会深感不安”。
约瑟夫的思考和各种努力，正是要从这种幼稚病中解脱出来。
发表于1959年的《雨王汉德森》，近似于一部现代传奇。
书中那个到非洲寻找理想的汉德森是作者笔下惟一的非犹太主人公。
他出身富豪之家，祖辈显赫于政界，父亲是著名学者，本人是硕士和三百万美元遗产的惟一继承人。
但他却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感精神空虚，常常因找不到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而痛苦，内心深处经常发出“我要、我要’的呼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已进不惑之年的富翁为了在战争中寻求生活，入伍到了前线。
但除了肉体留下创伤外，精神上仍一无所有。
复员回家后，他把优雅的古屋用来养猪，把宅第变成了肮脏的猪场，还常常干些笨重的体力劳动。
但即使这样，烦恼并未消除，心灵深处的呼声仍不时搅扰着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
为了弄清自己到底要什么，他抛下家产前往非洲，经历了无数坎坷，演出了不少喜剧和悲剧，终于醒悟到自己所追求的原来是为他人服务的理想。
“我要、我要”的呼声逐渐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
他决定回美国现实主义学医，争取造福他人。
在作品中，汉德森面临的困境是他与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严重脱节。
这个出身显贵的富家子弟，显然由于父辈与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亚当斯的至交而具有相当的文化品位，但正是这种富有的和独特的文化背景加剧了他与整个50年代社会环境的不和谐。
美国现代商业文化造就的是功利主义者，汉德森则在蒸蒸日上的物质生活中越发感到自已的无用，“我要，我要”的呼声，表达了他发自心灵深处的认识自我的渴望：
“你拿自己怎么办呢?
……即便是养猪也是赚钱的。
我根本不会亏本。
这些猪被屠宰，被吃掉。
它们被制成了火腿、动物胶、猪皮手套和肥料。
那我又被制成了什么呢?
我想，我大概被制成了某种战利品，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是可能成为战利品之类的东西的。
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了昂贵的服装。
屋顶下安着隔热材料，窗户上是隔热玻璃；……地毯，……家具，……还有糊墙纸和窗帘!
一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一新。
可是谁住在这呢?
谁坐在这儿呢?
人嘛!
就是他——人!
”现实主义
汉德森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有闲阶层的浪荡之徒，他的富有像某种沉重之物压得他窒息。
在50年代美国物质主义的洪流之中，汉德森的惟一“功用”就是用来宣传金钱和物质对一个所谓“成功”的人的回报。
他觉得自己被物质和金钱异化了。
随着摆脱异化的渴望与日俱增，汉德森最终登上飞往非洲的飞机。
而对其保姆——伦诺克斯小姐的拜访，则直接导致了他的非洲之行。
作品描写：
他走进伦诺克斯小姐的房子，“小屋里堆满了她捡的盒子、童车和篓子一类的东西，因此我得跨过这一堆堆破烂，才能从这个房间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这一堆堆破烂对他说来，变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象征，使他对自己面临的困境有了清醒的认识：
这个搜集婴儿车的老处女在用“物”的累积来填补自己的孤寂和空虚。
西方现代社会孕育出来的商业文明充满了矛盾，它一方面是促成这个世界进步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又造成人的平庸和麻木，于是他想，“看在上帝面上，汉德森采取行动，作出努力吧。
你也会有一天死于这种瘟病的。
死亡会消灭你。
除了一堆垃圾——现在！
为了一切，走吧!
”这样，汉德森成为贝娄笔下第一个断然地从他周围环境中解脱出来，毅然出走的主人公。
他的非洲之存的目的是追求精神的满足，寻找一种既容纳他的精神也能容纳他的感官本能的现实。
他在非洲获得的启发为他建立了个人生存的合理性。
他接近了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惟我论，这种认识自身的理论作为其个人生存合理性的相关条件建立在一种新的现实意识的基础之上，“旅行是精神的旅行……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是悬而未决的……事实的世界是真实的，对，没有改变。
物质的东西都摆在那儿，属于科学。
但同时又有精神的独立部分。
在那儿我们不断地进行创造。
”小说的结尾，汉德森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感情爆发，他满怀着巨大的热情，踏上了返回美国之路，但除了汉德森的“思家病”——想要“回到莉莉和孩子们的身边”的需要外，贝娄提供不出任何事实表明，他的主人公与他即将返回的美国的主体价值之间建立起某种可靠的联系，连汉德森自己都承认了他最初的希望遥不可及：
“我们应该认为高尚的品质是不真实的。
然而事实上恰恰也是如此。
幻想站在另一只脚上。
人家要我们以为我们总是在渴求更多的幻想。
唉，我是根本不渴求幻想的。
人们说，要想得远一些。
那当然是瞎扯淡，不过是另一套生意经罢了”。
《雨王汉德森》着重表现的是一个生活态度比较严肃而又善于思考的知织分子的精神危机，他的痛苦内省和幻想的新生。
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和某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
他们厌恶社会上的人欲横流，不甘心精神沉沦，希望保持人的价值和尊严，因此试图用乌托邦式的理想来肯定人生和个人的意义，为自己指出一条摆脱精神危机的道路，这在当代西方文学中，毕竟是一种积极的思想倾向。
问题是，乌托邦终究是幻想，幻想一旦破灭就会坠入更深的失望，贝娄后来的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
小说寓哲理于讽刺、诙谐之中。
主人公在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中翻江倒海的心理狂潮，喜怒无常的情感世界以及慧敏和愚钝兼容的气质，都通过意识流表现技巧多层次地交织表现。
作者同时采用讲故事的叙述方式编织跌宕多姿的情节，使小说兼有现代心理小说和传统情节小说的多重艺术感染力。
发表于1964年的《赫索格》是贝娄的又一畅销书，由于作者更加注重从精神领域表现人的价值与当代美国社会的尖锐冲突，使作品突出显示了“思想小说”的特征。
小说着重描写赫索格在动乱的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和苦闷。
他是大学教授，收入丰厚，生活优越，精神上却屡遭打击。
第一次婚姻不遂心，第二个妻子又与他最好的朋友勾搭。
感情上的困境泯灭了他的生活热情，在萎顿、绝望之际，他只好靠不断给古人、今人、死人、活人写信打发日子。
小说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人物的思想活动，他所写的信件，他对童年的回忆以及现实的生活情景交织在一起，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危机。
自《赫索格》之后，贝娄的创作进入后期。
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先后发表了《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69）、《洪堡的礼物》（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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