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煌教育科技文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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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郡学名称的变化与唐在敦煌行政机构名称的变更完全相符，可见郡学就是州学。
县学。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
“县学。
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除敦煌县学外，还有关于沙州所属寿昌县学的记载。
P.5034《沙州地志》记：
“一所县学。
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寿昌县在今敦煌西南。
P.2832《天宝初年敦煌县学状》记：
囗学生匚，四人柚匚，一人守匚，人患匚，一人祖匚，人不匚，一十匚，张元嵩，张承光，吴庭元，王茂囗，件状如”。
“县学”、“学生”等字样表明文书是有关县学学生情况的记载。
题记所见县学有：
S.4057《佛经》后题：
“唯大唐乾符六年（879）正月十三日，沙州敦煌县学士张”。
“敦煌县学士”即敦煌县学学生。
“学士”一词是晚唐时期敦煌特有的一种学生称谓，最早出现在乾符三年，流行使用于乾符至景福间，后来被“学士郎”逐渐代替。
S.1893《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七》末题：
“校了。
经生敦煌县学生苏文颃书”。
经生即写经生或抄经生，是苏文颃的社会职业，其本人身份是县学学生。
医学。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
“医学。
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
沙州的医学校与州学同在一个院内。
P.2657《天宝年间沙州敦煌县差科簿》记：
“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
令狐姓是沙州名族，翊卫是要服差役的，但思珍后标明其身份是医学博士，职责在于教授学生，应免除徭役。
整簿记录中仅令狐一人戴医学博士衔，与唐朝规定下州设医学博士一人的编制是相符的。
道学。
P.3768《文子》末题记：
“天宝十载（751）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林记子校定。
”索□林任职道学博士就是教授道家经典的教师。
2、私学系列文献
镇学。
北菜十九号《妙法莲花经》背题：
“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官武保瑞自手书”。
悬泉在初唐时为敦煌县一乡名，晚唐至宋初改名为赤心，另外在悬泉堡（今安西县踏实破城子）设立了悬泉镇。
题记中武保会、武保瑞都是悬泉镇人，在镇学读书，故称为悬泉学士郎。
坊学。
S.4307《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两条题记，一署名时间为雍熙三年（986），另一记：
“丁亥年（雍熙四年，987）三月九日定难坊巷学郎李□□自手书记之耳”。
定难坊是敦煌城内一个坊名。
社学。
P.2904《论语集解第二》末题：
“未年正月十九日社学写记了”。
从书写特征看属晚唐时期。
义学。
P.2643《古文尚书》末题：
“乾元二年（759）正月廿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
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与甘肃相邻的新疆同样开办有义学：
“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
“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同时可见私学生即义学生。
《唐会要·
学校》记唐制：
“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
家学。
有关家学记载比较多。
目前共见九所，分别是：
某家学（867。
该年代为大约办学时期，仅限记载。
下同）、郎义君学（885）、李家学（890）、张球学（889～907）、就（龙）家学（957）、白侍郎学（976～977）、范孔目学（978）、孔目官学（978）、安参谋学（986）。
这些家学大都存在于归义军时期，所属家姓都是地方望族，有相当的政治地位。
如张球，在咸通年间任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后加朝议郎，光启三年（887）权掌归义军书记兼御史中丞，乾宁年间迁节度判官、宣德郎兼侍御史，而且博学多识，后任教于寺学。
3、寺学系列文献
绝大多数寺学的名称在其他文书末题中出现，个别出现在壁画题记或者书仪中，至少有40多号。
存在的时代在唐末至宋初间（见下表）。
寺学名称
文献显示年代
出处
莲台寺学
893年—936年
P.3569、P.3833、P.2618
净土寺学
870年—973年
S.2614、S.395、S.2894（5）、S.3691、P.2808、P.2504、
P.2621、P.3649、P.2633、P.2570、P.2484、北位六十八背
金光明寺学
905年—922年
P.3381、P.3692、S.692、S.1586
乾明寺学
975年
P.4065
龙兴寺学
917年—920年
P.2721、俄1293、俄1484、莫高窟第199窟壁题
永安寺学
923年—979年
S.214、S.1163、S.1386、P.2483
三界寺学
925年—975年
S.173、S.707、P.3528、P.3386、P.3189、P.3393
灵图寺学
927年—936年
S.728、P.5011、P.3698
大云寺学
958年—962年
S.5463、S.778、P.3886
显德寺学
977年
P.3170、北盈七十六背
二、学官类文献
唐代的州县学教师属于品官，名博士或者助教，有秩。
同时，出土资料中还有一些关于归义军时期“国子祭酒”的记载。
这里将记载博士和祭酒的材料统称为学官类资料。
国子祭酒。
记载国子祭酒的文献主要有碑铭赞和题记两类。
见于碑铭赞者：
阴善雄（P.2482）、李绍宗（P.3718）、氾府君（P.2482、P.3268）、索公（P.4986P.4660）、张兴星（P.4660）、张议广（P.4660）、失名（P.2913）、浑子盈（P.5448）、张良真（P.3718）、阎子阅（P.3718）、曹盈达（P.3718）、张明德（P.3718）、阎胜全（P.3718）、薛善通（P.3718）等。
见于壁画题记者：
其中仅莫高窟第98窟就有35条。
两类总共近百条。
任职“国子祭酒”者，基本上都带“检校”衔，属兼官。
时间上集中在归义军时期。
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即负责国家教育行政，属京官。
但敦煌曾经有不少担任国子祭酒者，其中最早者是李明振。
莫高窟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记：
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其任职始于大中五年（851），这是敦煌文献中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国子祭酒的记载。
李明振任“国子祭酒”当属朝廷授予。
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和P.4615《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记载，李明振是陇西成纪人，与皇室同宗。
大中五年随张议潮兄张议谭等人入长安告捷，倍受关宠，“宣宗临轩问其所以，公具家牒，面奏玉阶。
上亦冲融破颜，群公愕然。
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赐金银宝贝。
诏命陪臣，乃归戎幕”。
在李明振之后，整个归义军时期加戴“国子祭酒”之衔者可知有数十人次，其中包括张承奉、翟奉达（莫高窟第220窟题记）等显赫人物。
张承奉是金山国皇帝，翟奉达是归义军时期最著名的学者、历学家，他们出任教育长官，显示出教育对归义军政权之重要。
而张承奉等人戴“国子祭酒”头衔是归义军政权保持独立性的结果。
博士。
P.2937va《太公家教》末题：
“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太学博士宋□达”。
这是敦煌教育文献中所见的最早关于太学博士的记载，时间在中和四年（884）二月廿五日。
P.4660《都法律氾和尚写真赞》记：
“宰相判官兼太学博士陇西李颛撰”。
“太学”属于中央官学，这里的“太学”应指州学。
莫高窟《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
“妹夫乡贡明经摄敦煌州学博士阴庭诫”。
时间在大历十一年（776）。
S.2263《葬录卷上》题记：
“归义军节度使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士、将士郎张思贤。
”张思贤任职在乾宁三年（896年）前后。
宋□达、李颛和阴庭诫、张思贤身份是学校的教师，不过都是兼职。
值得一提的是僧慧菀曾经也是州学博士。
P.4660记：
“鄯州龙支县圣明福德寺前令公门徒释慧菀”。
根据杜牧《樊川文集·
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记载，慧菀“领生徒坐于学校，贵服色举于临坛，若非出群之才，岂获兼荣之授。
勉弘两教，用化新邦”。
其中慧菀的职衔是“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
这封制书颁赐于大中五年（851年）左右。
可见，归义军政权初期曾经聘请高僧担任州学博士，释慧菀确实也登台讲学。
P.2623题记：
“朝议郎检校工部尚书员外郎行沙州经学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翟奉达撰”。
时间在显德六年（959）。
翟奉达在任国子祭酒后出任州学博士，他是盛唐时期敦煌州学博士翟通的九世孙，可谓教师世家。
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除经学外，他还精通历法，有多种历法著作出手，自天福十年（945年）至显德六年以后一直在州学任教。
S.3768《文子》卷末题记显示，道学的教师为道学博士。
道学博士或称道德博士，曾经名玄学博士。
三、教材类文献
1、州县学经学教材
敦煌遗书中，儒家经典总数达百卷以上，有《周易》、《周易经典释文》、《古文尚书》、《今字尚书》、《尚书释文》、《毛诗故训传》、《毛诗音》、《毛诗定本》、《毛诗正义》、《礼记音》、《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左氏抄》、《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解释》、《御注孝经疏》、《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疏》、《尔雅白文》、《尔雅注》等。
根据众多学郎题记看，这十多类典籍都具有教材性质。
据此，姜亮夫曾言：
“当时（中原）学风，早已西被流沙”。
在众多教材类文献中，保留最多的有《诗》、《书》两类。
各种《诗经》写本，以郑玄注《毛诗古训传》和《毛诗音》最受重视。
《毛诗古训传》有一部分抄写书法拙劣，个别应是书师所写，还有学生习抄作业。
《毛诗音》是关于《诗经》音读的著作，唐宋之际已经散佚，现仅存于敦煌。
《论语》是敦煌学校教育中的又一重要教材，主要是《论语集解》和《论语皇侃疏》。
研究认为，“敦煌所出论语集解，无虑六七十卷，概皆恶札，差讹百出，盖因为童蒙必读之书，尽出学童之手也”。
《论语皇侃疏》在唐代各地学校盛行，北宋时仍作为学校课本，后散佚。
日本有唐代传入的皇疏旧本，清朝初年传回中国，收入《四库全书》，但已非原貌。
敦煌本《论语皇侃疏》“确为皇疏原形，其式乃合于唐人五经正义之单疏”。
这一事实表明，敦煌州县学校选用的教材不但在内容上，甚至在版本上都与唐政府的规定“五经正义”保持一致。
这既是唐朝重视各地教育的结果，也是甘肃地方学校教育发展的真实反映。
敦煌地方州县学校使用的教材是至今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也是保存至今最早的教科书。
2、医学教材
《新唐书·
百官志》记载：
“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
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
”可见，本草和医方是学校的主要教材。
从敦煌所出的唐代文献中，基本可看出当时医学校的教学内容有本草、医典、针灸和医方四类。
本草类有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唐人李绩、苏敬《新修本草》和孟铣《食疗本草》三种。
《本草集注》为南朝梁以前本草之总集，具有“本草正典”之称，医学界奉为圭臬。
抄本序言讲到：
“有毒无毒易知，惟冷热须明，今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
朱墨杂陈，标明其教学之用途。
红黑对照，鲜明易辨，使学习者一目了然。
《本草集注》所论述的一些药物的分类、采治方法，延至今日仍在教学和治疗过程中使用。
《新修本草》计收药844种，是由唐朝国家组织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医学教学参考书，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药典。
《食疗本草》中之食疗，专讲动植物之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犹如今之食品疗法和营养疗法。
为便于教学，敦煌本《食疗本草》以朱笔书写药名，药性冷热，用小字旁注。
敦煌文献中发现的针灸教材名为《灸经》，附图十多幅，直观性很强，图文并茂，图示详明，能使学生很快“明白经脉孔穴之道，辨识浮沉涩滑之候”。
医典类书籍包括以脏腑学说为中心的五脏类著作，或医经、诊法著作。
敦煌医学校使用的有《五脏论》、《明堂五脏论》、《医书》和《玄感脉经》等。
《医书》为《三部九候论》、《伤寒论》、《佚名代脉经》的抄录。
医学关系到人的性命，所以唐代在医学专业教育中严格要求学生精通医学理论基础，重视理论与临床相结合。
如学习《本草》须认识药形、深明药性；
学习《明堂》须检图就能认识孔穴；
学习《脉经》须能互相诊候，了解四时浮、沉、涩、滑的脉候；
医典类则必须精读，做到融会贯通，得心应手。
医方也有相当数量的保留。
医学类教材其实也是重要的科技文献。
3、道学教材
S.3768《文子》卷末题记表明，《文子》是敦煌道学中的教材。
《通鉴》云：
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
胡三省注云：
“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亦曰道举”。
规模为“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
习老、庄、文、列，谓之四子。
荫第与国子监同。
”《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各书在敦煌文献中均有发现。
其中现存《道经》总计约300余件，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学师生的用书。
这些教学用书与道教徒用书的区别在于，学校用书避唐讳，而教徒用书不存在避讳现象。
这些课本用纸精良、墨色鲜亮，反映了道学在开元时的重要地位。
敦煌道学的存在时间较为短暂，随着唐朝罢崇玄馆大学士而废，前后不过数十年而已。
4、童蒙教材
州县学以下的各类学校中，学童们所讽诵、书写的教材大都是识字、习书类，属于启蒙教材。
目前能见到的敦煌出土的童蒙教育文献至少有上百个卷号。
《太公家教》。
《太公家教》约成书于安史之乱后，是现存最早的格言谚语类蒙书，唐宋之际颇为流行。
敦煌出土有九个卷号，最早者P.2825抄于唐大中四年（850），最晚者是P.3797抄于北宋开宝九年（976）。
编纂目的是“辄以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用传于后，幸愿思之”。
内容涉及有《孝经》、《礼记》、《论语》、《列女传》、《颜氏家训》、《千字文》及诸子学说。
除少数外，均辑成四言韵语，便于记诵，且通俗易懂，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认识需求。
如“得人一牛，还人一马。
往而不来，非成礼也。
知恩报恩，凡流儒雅。
有恩不报，岂成人也。
事君尽忠，事父尽孝”。
《开蒙要训》，马仁寿撰，此书性质接近《千字文》，属于小学字书之类。
体裁为积字成篇，篇无重字，供初学者诵其文词，摹其点画，重在教学童识字。
敦煌大约存有三十五个卷号。
《李氏蒙求》，唐李翰著，中唐至北宋颇为流行，内容为历史故事，形式为四言韵语，属童蒙知识类课本。
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时期的《龙文鞭影》等书即导源于此。
敦煌出土三件。
《新集文词九经钞》。
此书抄缀经史，以类相从，既采择嘉言粹语，以供写作取资，又灌输伦理道德观念，以期陶冶品德，尤偏重进德修业，是一格言训诫类通俗读物。
正如其卷首序文所言：
“包括九经，罗含内外，通阐三史，是要无遗，今古参详，礼仪咸备。
忠臣孝子，从此而生，节妇义夫，亦因此起，……恶词而众草不植而自生，善言而百谷非力无自媚。
”史家评曰此书“杂辑九经诸子中佳言粹语，颇有助于修身，盖在《开蒙要训》之上，为入德之门也。
……则并当时社会上通行之童蒙书也。
敦煌至少有十五个卷号。
《字宝碎金》。
此书不见隋唐、宋志著录，仅发现于甘肃。
书中内容属杂字俗书类，全书不按内容分类，不连贯，不押韵，而以四声分类。
俗书伪字和自创的新字特多。
形、动、口语词多，名物词少，反映了通俗蒙求书的特点。
其注文重在注音，其音往往与《切韵》不和，而与唐五代西北方音一致。
有六个卷号。
此外，属于童蒙读物还有《兔园册府》、《俗务要名林》、《新集吉凶书仪》、《新集严父教》、《王梵志诗》和《杂抄》（一名《珠玉钞》，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等。
童蒙读物注重识字与修身密切结合，且多为韵文，读来朗朗上口，容易记诵。
四、学生类文献
学生类文献有学生习作和学郎题记类，是各级学生留下的习字及杂写，内容颇为丰富。
1、学生习作
习字课本有《千字文》、《百家姓》等。
这些书所收字体笔画少，简单易学。
一些著名书法家所写的千字文书法作品，往往成为学生习字的范书。
史书记载，智永禅师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次写完，就被人争抢一空。
敦煌出土文献证明，当地的学生也在使用这种范本。
敦煌所出的完本、残卷及书写于卷背、卷末等处的杂写类千字文数量很大，类别很多。
如：
智永真草千字文（P.3561）、篆书千字文（P.3658、P.4702）等。
甚至还有汉藏对音千字文（P.3419）。
在一份旧的官府文书的背面，有学生习写的千字文真迹，有光、果、珍、奈、李、菜、重、芥、姜、海、碱、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出、丽、水、玉、出、昆、岗等字。
最后是教师批语：
“渐有少能，亦合甄赏”，意为“逐渐有了进步，应当给予奖励”。
这件文书是我们了解古代童蒙教学活动非常难得的资料。
P.3145《敦煌百家姓》。
《伯希和劫经录》认为是“习书杂字”。
除写有“上大夫”外，另录写姓氏六行，二十五句，句四字。
以“张王李赵”开头，下文与通行《百家姓》不同，可能是敦煌当地的百家姓。
《“上大夫”习字本》有六个卷号。
是学童习字用的范本和照描本。
以“上大夫孔乙己”开头。
S.1313记：
“且如世小儿上学，初学‘上大夫'
等”。
与近本“上大人孔乙己”略有不同。
敦煌本是今天能见到的最古的实物。
S.4870《小儿习字》有“水、本、子、乙”等。
2、学郎题记
学郎题记是学生在各种文书的卷背、末尾留下的片言只语。
目前可以检索到的题记多达144条。
按照纪年，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有朝代年号和确切题年者有72条。
最早者是唐天宝元年（742年），最晚者是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前后245年。
二是无年号而有干支纪年者47条。
跨度大概从晚唐大中十四年（岁次庚辰，860年）到北宋雍熙四年（岁次丁亥，987年）。
首尾128年。
三是仅仅书有地支者6条。
可以考订者仅仅有张议潮题记之“未年”为815年。
其余大都难以定论，大致为吐蕃占领时期及晚唐时期之题记。
四是全无纪年题记者，大致可以断定为晚唐、五代至宋初。
学郎题记的内容往往比较简单。
一般内有时间、地点、身份等，再还有“写了”、“诵读、书记”等学习方式的记载。
但这些时间、地点、身份及被抄写或者诵记的内容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对我们认识敦煌学校的性质及设置、教材的选用、著名人物的经历及其志向以及文书的性质、创作时代等问题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珍贵材料。
学郎诗。
学郎诗是学童诗作，属于学郎题记的一部分，但体例略有不同。
内容不多，大多以题记或者杂写形式出现，个性鲜明，语言质朴，真实反映了学童们的生活、学习、兴趣及爱好。
天真自然，亲切感人。
可见者如下：
S.3287：
“今日书他智（字），他来定是嗔，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
”
S.728：
“学郎大哥张富千，一下趁到《孝经》边，《太公家教》多不残，喽猡□儿实相偏。
”P.3486：
“谁人读自书，奉上百匹罗。
来人读不得，回头便唱歌。
P.4787：
“今朝好光景，骑马上夫堂。
谁家好女子，嫁娶何□家。
P.2746《孝经》末题记：
“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
不辞杖捶体，愿赐荣躯路。
北图藏玉字91号（8317）背：
“高门出贵子，好木出良才，丈夫不学闻，官从何处来。
北图藏伍字68号（8442）：
“学使郎身性，长大要人求，唯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
也有比较规矩的诗作。
P.2498《学士郎李幸思诗》为五代时七言诗,诗前有序：
“天成三年（928）戊子岁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
”诗云：
“幸思比是老生儿，投师习业弃无知。
父母偏怜昔爱子，日讽万幸不滞迟。
”相比之下，此诗当为学郎诗中的佳作。
还有记实诗。
如P.3386三界寺学士张富盈写《学士郎写文书诗》：
“许写两卷文书，心里些些不疑。
自要身心恳切，更要师父闍黎。
”学郎诗是研究敦煌文书抄写情况的重要资料。
第二节敦煌科举文献
科举制在隋唐以后的社会史中是一个影响到身份体制、文学生活、士子时尚、都市风俗的重要制度。
陈寅恪先生把进士科举之注重看成“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的一大关键，从现已发现的敦煌史料来看，直接记载科举制的文书很少，其数目大大少于氏族志、姓氏录、家传等反映“氏族”体制的文书。
因此，在既有的敦煌文献研究中，也就较少提及科举制问题。
其实，经过详细的分类和仔细的挖掘，同样能发现一些相关文献。
一些儒学经书实际上是科举教育用书，一些诗赋杂文是启发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进士文学，有的文书是举子“求知己”的书状。
简单地说，敦煌文书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料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直接记载了科举制度及其风俗的史料，另一类是科举教育史料或进士文学史料。
一、科举制制度史料
1、贡举文献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题记：
“翟通，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
莫高窟《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
P.4638《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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