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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革命比较刘仲敬译

美法革命比较(刘仲敬译)

根茨是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对革命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因为他确信社会需要延续性和传统。

运用激的政治暴力,以便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也是保守派痛恨的对象。

根茨得出结论:

美国革命是一场正当合法的革命,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革命,它的目的是根据英国传统宪政原则,建立宪制政体。

美国革命没有释放大范围的暴力,它的目的明确而有限。

这些目的一旦实现,革命就完成了。

它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大体上保持了文明的做法。

它无意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其他邦国。

弗雷德里希•根

茨(FriedrichGentz,1764—1832)1,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冲击,在历史上大概无与伦比。

前者肇造新邦,150年后发展为世界领导力量。

后者在一代人当中取威定霸,君临欧洲约20年,永远改变了它所有的邻邦。

法国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着手统治全欧洲,直到欧洲所有列强联合起来,将他打败。

不过,这两次革命及其理念不仅改变了力量,而且改变了思想。

美国革命和独立的“1776年理念”形成了西方的宪制主义和代议制民主。

法国革命的“1789年理念”导致了欧洲大陆各邦的世俗新法律,重新理解政体和政教关系,实现基于人民主权的民主政府。

法国革命还产生了革命的精神和理念,相信邦国可以彻底推翻过去和历史继承的特色,进入全新的社会机体。

这种革命精神影响了此后所有的激进革命,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仅研究世界史,研究两国革命诞生的时刻,也研究理念的生成。

这种理念塑造了西方各邦,也塑造了寻找自由民主宪制的世界各国。

2,法国革命大幅度使用暴力,它面对国内的激烈抵抗,只能以残暴的镇压平定。

(巴黎人民经常说,罗伯斯庇尔想把法兰西共和国的人口减少到革命前的一半。

)法国革命的目的或目标在各种革命党派千变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变化无常。

法国革命没有良好的表现,它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结束于拿破仑的暴发。

最后,它企图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其他邦国。

3,法国革命一开始就侵犯权利,每一步发展都侵犯权利。

只有到绝对的谬误确定为邦国最高和公认的准则,邦国完全解体并只剩一片血腥的废墟,这一切才会停止。

美国革命自始至终局限于美国人当中,仅仅是一场防御性革命。

法国革命自始至终,体现了侵略性革命一词的最高意义。

这个差别本身至关紧要,具有决定意义。

在两场革命的种种特性当中,这一项或许比其他所有差别都更重要。

4,美国革命在一切意义上都是必要的革命。

英格兰单方面的侵犯造成了革命,美洲抗争了10年,不反对英格兰,只反对革命。

美洲没有发动革命,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革命。

它的革命不是为了改善原有的条件,而是为了避免为它准备的更坏条件。

在所有这些方面,法兰西的情况都正好相反。

法国革命有攻击性的起源和发展,全部范围和时时刻刻的每一项特征都有攻击性。

正如美国革命在防御中体现了节制的典范,法国革命在攻击中,为激烈狂暴、势不可当的愤怒体现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正如前者一直谨守藩篱,对紧急情况采取精确的防御措施;后者遭遇的抵抗越来越弱、温和的理由越来越多,却变得越来越狂暴、可怕。

王座的毁灭者是革命时代的主角。

他们自己形同君主,对治下的国度施行可怕的实验。

从来没有比前任更好的成绩。

残酷的命运将前任国王送进了他们手中。

5,路易十六通过他性格中一切善良和软弱的方面,促成了革命。

国王不得不施政的环境和不得不克服的危险,肯定不是他能够胜任的。

但他缺乏活力之所以致命,原因恰好在于他的美德。

如果他少一些荣誉感、不那么仁慈、不那么人道、少一点良心,或许还能拯救君主制。

不幸他肯定做不了暴君,因此陷本人和邦国于最可耻、最狂悖的暴政,全世界闻所未闻。

他人格高尚、从谏如流,因而鼓励了一切号称改革的事物,导致他犯下动摇王位的第一个错误。

他厌恶暴力,别人才能从他仁慈的手中夺走王杖。

他的正直是所有这些美德最好的帮凶,将法兰西和他本人推下悬崖。

他对国会的召集心满意足,而后者心怀不轨、蓄谋已久。

他们的回报是:

颁布法令,从王国一切政务中排除国王。

他不忍用军队镇压第一

次叛乱。

他们的回报是:

在首都和所有各省发动全面叛乱。

他甚至在丧失了一切权力,尝到只有废君才能理解的最大痛苦以后,仍然试图转恶为善。

他们毫不踟躇,进而给不可征服的人君之德、纯粹和真正的公民精神定罪。

在此期间,他仍然希望:

目前忍辱负重,可以指望更好的未来。

6,美国革命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他们要走多远,止步于何处。

新邦的肇造、几个地区的宪制,甚至联邦政府的组织,至少原则上已有明确规划。

他们的目的不是创造,只是保存;不是树立新建筑,而是拆除旧建筑外面沉重累赘、碍手碍脚的脚手架。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即使仅限于本国而不是全世界。

他们逃过了威胁当代任何大革命奠基者的最危险的悬崖峭壁:

根据抽象概括的理论和未经实验的体制进行政治实验的致命激情。

最重要的是,评判美国革命,绝不能忽略这一点。

法国革命第一批领导人特别经常地诉诸大陆会议早期的决议和个别作家的准则,由此推波助澜,将这些观点传播到海外,并开辟了革命思辨和系统性无政府混乱的广阔领域。

7,美洲战争达成的和议保证了殖民地脱离英格兰独立并建立新的联邦共和国,这是美洲人唯一和仅有的斗争目的。

此后,共和国立刻跟所有其他邦国甚至英格兰本身建立了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关系,各文明国家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万国公法。

确实,后来美国革命对欧洲此刻怨声载道的浩劫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若不承认这种影响纯属偶然,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

洲为例,论证类似做法的正当性,接受美洲人首先提出的这场革命的起源不能证明另一场革命的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一般性革命的正当性。

有些人以美原则。

他们理应考虑:

因缘巧合,殖民地同时具备种种不寻常的条件,而其他各邦无一能够重演。

美洲人的目标明确而合法,拒绝为实现目标而将这些原则用于革命的所有做法。

8,对照法、美革命的目标,结果跟对照二者的起源和发展一样惊人。

美国革命全过程的突出特点就是:

目标极为明确,因此原则和方法同样如此。

法国革命最顽强、最基本、肯定也是最可怕的特点之一就是:

极其缺乏明确的目的,因此选择方法、修正原则永远动摇不定、反复无常。

法国革命史不外乎一系列这种异常现象长期、连续的发展。

在一切革命当中,这种情况可能是独一无二、没有先例的。

人们如果思考过革命的起源和性质,就不会有多少惊奇。

只要大业当中有一个步骤逾越了权利的明确边界,虚构的必要、脱缰的激情全部宣布为合法;只要武断意志施加于无法测度的领域,这样一场革命除了攻击既成宪制,别无其他原则,势必一发而不可收拾,将空想和罪恶推到极端。

9,法国革命本性难移,完全没有明确的目标。

恰好在这个伟大和重要的时刻,产生了可怕的新表现。

他们宣布成立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只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词。

人人将自己的倾向和奇想称为自己的原则,都认为心此为依据,可以随意解释共和国的涵义。

各式各样的共和制层出不穷,互争雄长,跟君主派各党原先的情况一模一样。

法兰西浸透了鲜血,为的是决定国本大计:

共和国宪制应该由布里索还是马拉、联邦派还是统一派、吉伦特党还是山岳党、丹东派还是赫伯特派来规定。

这场可怕斗争的结局只能由暴力来决定。

国家腹心四分五裂,以后将近一年,无法就共和国的政体形式达成一致。

一个大胆的党派终于出奇制胜,建立和组织革命国家,革命政权本身就构成临时政体。

他们以革命政权的名义,带来了所谓的恐怖时期。

这是人类谬误和疯狂的纪念碑,荒谬绝伦、史无前例,子孙后代很可能会因此将我们时代的历史贬为无稽之谈。

这种弥天大罪的发明者推翻和谋害了不那么残暴的党派。

不久后,号称共和三年宪法的新一部无政府法典编撰完成。

众所周知,这部宪法经过连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同样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性毁灭。

10,美国革命有大量的抵抗,相对而言,战斗少得多。

因此,它形成、巩固自身的方式更容易、更单纯。

法国革命几乎向所有的人类感情和激情挑战,遭遇了最激烈的抵抗,因此只能借助暴力和犯罪开辟道路。

美国的新宪制没有遭遇国内的障碍,法国人必须跟许多顽固的对手斗争。

他们认为,前者仅仅值得羡慕,后者仅仅值得同情。

但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从来不会忘记,多少功德牵涉到善良,多少罪恶栖身于噩运。

一方面有权利的界限,另一方面有围绕事物本性的界限。

美洲人足够明智,谨守分际。

法国人轻浮成性,不再承认最明确权利和事物本性的规范。

11,美国革命一结束,就迅速步入幸福、繁荣的新宪制,而法国革命只留下深仇大恨。

公共秩序的纽带在长期的浴血斗争中多多少少松弛了。

和平的记忆一再遭到暴力打断。

财产关系是文明的土壤,和国内外贸易、公私信贷一起,遭到革命风暴、外务动荡,尤其是纸币灾难的沉重打击。

甚至人民的道德和性格都受到革命并非处处有益的影响。

我们虽然不能对未来下结论,但史册理应注意并仔细保存一份记录。

作者是真心诚意、不偏不倚的见证人,美国革命迄今的最佳作者(拉姆塞):

“经过这场革命,合众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和文学天才得以发展,但他们的道德素质恶化了。

”12,法国人对历史、延续性和社会永恒契约的整个态度跟美洲人有天壤之别。

“于是,法兰西受够了君主制的斋戒,”泰涅说,“狂饮社会契约的劣药和无数掺假烈酒,酩酊大醉。

刹那,他们的大脑瘫痪了。

同时,法兰西器官紊乱、四肢颤抖,行动互不协调,抽搐来回颠倒。

这时,它在疯狂的极乐中翻滚,即将陷于阴郁的谵妄。

它肆无忌惮,受苦受难,无恶不作;成就不可思议的壮举,施展十恶不赦的暴行。

它的向导和它自己一样颠倒错乱,时时为自己的狂暴寻找敌人或障碍。

”13,丹

尼尔•布尔斯廷(DanielBoorstin)先生在《美国政治精神》(TheGeniusofAmericanPolitics)中得出结论:

“美国革命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孕育于英国的过去,保证了美国的未来。

英国的过去保存在古老的活宪法当中,而不是保存在教条当中。

美国的未来绝不能由一种理论涵盖。

因此,革命源于有原则人士的审慎决定,而非某种理论的断言。

”而法国人正如托克维尔著作所说:

才下了一半楼梯,就从窗口跳出去,以便更快落地。

法国革命似乎不仅想要改造法兰西,还想将全人类推倒重来。

革命唤起了原本不会产生的最激烈政治革命。

革命激发传道改宗活动,产生布道宣传活动,由此具有半宗教特征,见者无不骇怪。

或者不如说,革命变成了一种新宗教。

确实,这种宗教不完整。

它没有上帝、祭拜或来世,却仍然将它的士兵、使徒、殉道者遍布大地。

14,英国宪制最

宝贵的箴言就是:

未经英国人自己的代表议决,不得强迫任何英国人纳税。

下议院的全部宪法权力都建立在这条箴言上。

在任何一种意义上,殖民地居民都是英国人,无人质疑。

国会即使承认他们是同辈公民,仍然自以为有权威向他们征税。

不过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归因于距离,并不能构成充分合理的借口。

因此,在殖民地的问题上,如果贯彻宪法原则,他们的捐输只能由殖民地会议确定。

不列颠国会对他们的征税权并不多于对爱尔兰人民的征税。

15,1776年潘恩的著

作问世。

这时,美国革命早已设定了全部形式、内容和原则,

永远确立了牢不可破的特征。

政治决议、政治争论、大陆会议官方文件都没有丝毫迹象正式或默示同意系统的革命原则。

潘恩的雄辩充满放纵、浮华、狂想,华盛顿的言论和文字语气温和、节制、体贴,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16,潘恩的《常识》不过是一部无足轻重的小册子,几乎从头到尾都远离人类的健全常识。

后来他多次以这个名字称呼的所有其他著作也是这样。

此书一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判和充分的定论:

它仅仅策划打动乌合大众,尤其是在美洲分布甚广的几个教派。

读者为了领会此书的特征和倾向,只需要注意作者论证和推理的精神即可。

他偏爱的论证全都来自《旧约》。

他荒谬的推理并不是攻击英格兰国王,而是普遍攻击君主制,他视君主制为忤逆神明的发明。

如果美国革命居然由这样一部书造就,明达之士就犯不着费心关注这一事件了。

不过可以肯定,更明智、更优秀的人士重视、忍受甚至鼓励此书,无非为共同事业争取更软弱的心灵。

这位作者不同于美国革命的伟大权威,如迪金森、约翰•亚当斯、约

翰•杰伊、本杰明・富兰克林5等人。

如果我们参照英格兰两党类似的不同,这种差异就尤为显著。

英格兰两党正好关注同样的对象,但他们选择的论证和方法彼此天差地别。

例如,任何人只要比较普莱斯博士的著作(他虽然犯下了无数的错误,无论如何还不至于划入潘恩同样的层次)和柏克在美国革命期间的言论和著作,就会经常感到难以置信:

两个

人为之辩护的对象居然会是同一事物。

17,1791年,亚当

斯发表《国事传信录》(LettersofPublicola),驳斥潘恩的《人权论》并痛击法国革命党人,因而激怒了杰斐逊。

年轻的亚当斯写道:

美国人没有落入激进抽象原则的陷阱。

“美洲人民有幸,三倍地有幸。

他们举措温和,循例守德,足以保证邦家太平安宁,自己安享自然权利之福。

他们的宗教自由原则并非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蔑视一切宗教。

他们立法机构的平等代表权以国民之间真正存在的平等为基础,而不以空想政治家的形而上学推测为基础。

后者跟事物的永恒进程和自然的既定秩序作斗争,可怜无补费精神。

18,美国革命是防御性革命,因此一旦击退了曾经受到的攻击,自然就会即刻停止。

法国革命的性质肯定是最激烈的侵略性革命,只要还有攻击目标存在,自己还有攻击力量,就只能继续进行。

”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史家都已经得出了根茨同样的结论。

“1776年的美洲人,”克林顿•罗思达(ClintonRossiter)先生写道,“开辟了现代史的先例。

他们不是追求而是守卫开放社会和宪政自由。

因此,他们诉诸武力支持的信念惊人地清醒……或许,这种政治理论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

它深深根植于保守主义。

无论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美国革命的原则多么激进,但在美洲殖民地人民心目中,革命纯属守成、尊重过去……美国革命的政治理论跟法国革命相反,不以改造世界为目的。

”路易斯•哈兹(LouisHartz)先生在许多地方都跟罗思达教授有分歧,在这一点上却所见略同:

“美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象征,自己却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美洲人受惠于过去,他们心里有数。

美国革命没有点燃边沁和伏尔泰的怒火,却经常产生天意指引的神秘意义,酷似梅斯特(Maistre)的学说。

”19,根茨对照审慎和狂想的不同原则和观念,一方是自古相传的历史权利,另一方是逾分的野心;一方是历史的智慧,另一方是乌托邦主义;一方是自由政体,另一方是民众专制。

这两种对抗的力量仍然在全世界交战。

英美政治墨守成例的权威,狂热的雅各宾党穷凶极恶,掀起了平等化理念的风暴。

20,根茨认为,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宣言》、人民主权的概念在美国革命中是浮华的修辞,在法国革命中是幻觉和错误。

法国革命接受了美国革命的理念,体现于拉法耶特接受了杰斐逊的建议。

但根据根茨的意见,它们在法国革命中仅仅造成了严重谬误、政治灾难和人类苦难。

21,美国革命跟法国革命相反,并不攻击个人权利和财产。

它没有触动财产权和相对于公法的欧洲民法和私法传统。

以下的论证可以反驳根茨的论调:

美国革命并没有攻击财产权秩序,因为英国革命已经完成了相对于贵族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任务。

(中译者按:

英国革命没有完成贵族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在19世纪中叶和末叶的几次国会改革前,包括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期,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是贵族主导的社会,下议院通常受到上议院贵族小集团操纵。

19世纪30年代的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运动和国会改革运动正是由此产生的。

)照根茨的观点,法国革命是一次激烈的反叛,它反对真实权利的边界和事物的本性,反对可靠和确定的权利及历史。

22,根茨、柏克和亚当斯总统都意识到:

从杜尔戈、孔多塞、卢梭和潘恩的谬论出发,灾难不可避免。

这部小册子包含了根茨毕生论战的精华。

他极力主张,美国革命“不是人为的、而是防范性的革命”——柏克对1688年光荣革命也是这样评价的。

美洲殖民者维护他们原有的特权,他们的要求和期望温和节制,基于人性和自然权利的正确理解。

他们有保守的宪制,而法国革命家希望重新改造人性和社会,跟过去决裂。

他们蔑视历史,拥护武断的教条,因此落入宏大意识形态的暴政之下。

美洲人的举措受到审慎和惯例的指引,只是保存和延续了英国代议制政体和个人权利的传统。

法国人在狂热和虚荣的期望引导下,走向自我毁灭。

美国革命一开始,柏克就公开宣称:

殖民地的意图是守成,而非破坏;他们期望保全在整个历史经验中赢得的自由权利,而非索取哲学家向壁虚造的自由权利。

他们“致力于自由,而且他们的自由符合英国理念和英国原则。

这里没有抽象的自由,正如没有其他的纯粹抽象概念。

自由存在于某些可以感知的。

23,根茨

一再触及美法两国革命原则的深刻差异,20世纪学者从

1776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差异。

例如,他对比美法两国的权利观。

一方面,美洲人对自然权利有健全的理解。

另一方面,法国人幻想抽象的“人权”——“一种符咒,不知不觉地解除了所有邦国和人性的纽带”。

纽卡斯尔的佩尔西勋爵最近在《民主邪教》(HeresyofDemocracy)中分析了法国人的异端邪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根茨断定,虚假的“人民”权利自诩可以为所欲为,势必吞没所有古老、宝贵、辛苦赢得的团体和个人权利。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美洲人追求自身安全。

法国人武力传教,追求不负责任的权力。

24,根茨是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对革命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因为他确信社会需要延续性和传统。

运用激烈的政治暴力,以便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也是保守派痛恨的对象。

根茨得出结论:

美国革命是一场正当合法的革命,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革命,它的目的是根据英国传统宪政原则,建立宪制政体。

美国革命没有释放大范围的暴力,它的目的明确而有限。

这些目的一旦实现,革命就完成了。

它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大体上保持了文明的做法。

它无意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其他邦国。

25,根茨不仅批评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历史表现,而且批评它的核心政治理念。

他认为,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宣言、人民主权的概念在美国革命中,是浮华的修辞,在法国革命中,是幻觉和错误。

法国革命从美国革命接受了这两种理念,

体现在拉法耶特接受了杰斐逊的建议,但根据根茨的意见,它们在法国革命中仅仅造成了严重谬误、政治灾难和人类苦难。

本文摘自《美法革命比较》,作者弗雷德里希•根茨,刘仲敬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弗雷德里希•根茨(FriedrichGentz,1764—1832)是一位德国外交

家和政治家,也是一名保守而客观的思想家和观察家。

他是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对两场革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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