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与祛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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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与祛魅

《死者》与祛魅

摘要：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祛魅”，即理性至上，消解传统社会中涉及人类情感和价值根源的内涵，从而使现代人显得更为孤独、疏离。

乔伊斯的《死者》是揭露现代社会的这种弊端的优秀之作，它提醒我们应该如何作为活着的人而存在。

祛魅；乔伊斯；死者

乔伊斯是著名的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现代色彩。

所谓的现代色彩，主要是指他敏锐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这在他的《都柏林人》中，有明显的表现。

这本小说虽是短篇小说集，但作者以都柏林为核心，描写这座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有意识地让诸多短篇故事共同构成一幅整体画卷。

这幅画卷的中心意思，用乔伊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的意图是一章写我国的道德历史，我选择了都柏林做为地点，因为这个城市处于麻木状态的核心。

”[1]前言2都柏林做为现代社會的缩影，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而尤其以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为最明显。

本文试图主要以《死者》为例证，分析乔伊斯对祛魅的现代社会的批评和期望。

“祛魅”（disenchantment）是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其历史和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还可译为“除魔”、“去魅”、“去神秘化”等，是指“摈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以“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动。

[2]79-89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disenchantmentoftheworld）发生在欧洲从传统的宗教社会向现代的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不再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再承认从属于这个世界，而转变成以自我衡量世界、征服世界的独立个体。

因此，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也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迷魅或巫术的存在，而只不过是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因果系列。

“世界的祛魅”过程，实质上是世界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从神秘主义走向理性主义的过程。

经过“祛魅”，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性挺立起来，“苏格拉底式智慧”、“终极实在”在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了，人类的理性成为普遍的智慧和最高甚至最后的标准。

祛魅的时代不需要先知和神谕，每个人都只能靠理性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除了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考虑，其他任何神谕或价值理性的考虑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3]3对于一个已经被祛魅的世界而言，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也不再奢望某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价值内涵，一切都可以通过理性手段来了解、把握。

于是，“意义”被放逐，“价值”被漠视，世界还是跟传统社会一样的广大（甚至更大），但关乎人类本身的、内在的那些内涵，却似乎难找容身之所。

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和温情的纽带，经不起现代理性和功利的考量，而显得越发的薄弱、无力，近乎断裂；现代人却陶醉在物质欲望的充分满足之中，偶尔睁开朦胧迷离的醉眼，感慨一下世界的变化，发现个人已经深深陷入这个被理性包围的世俗世界之中，无力改变什么，于是，叹息一声，再继续陶醉于物欲的满足。

这就是祛魅的现代社会。

总之，“祛魅”的时代是一个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功利考虑超过情感考虑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秩序和精神追求因此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乔伊斯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变化非常敏感。

他之所以要以围绕都柏林来描写现代社会的人生实况，是因为他对都柏林最为熟悉。

乔伊斯1882年出生在都柏林，父亲原是收税官，家境颇丰，在都柏林算是比较知名的人士。

由于热衷政治，社交面广泛，这使得乔伊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都柏林形形色色的人物，培养起对爱尔兰人的深入了解。

他在《都柏林人》的短篇小说集中描写了各色各样的都柏林人物，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几乎没有传统小说意义上的正面人物，都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挣扎、生存的灰色人物和他们的灰色人生。

《姊妹们》中的“我”喜欢接近弗林神父，弗林神父也教给他许多知识，对“我”寄予厚望；但弗林神父去世后，“我”却“没有哀伤的意思”，甚至“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仿佛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1]5。

《两个浪汉》写两个流浪汉科尔利和莱尼汉，科尔利是哄骗、玩弄女性的高手，莱尼汉则是他的跟班。

小说写到科尔利和女性约会，莱尼汉在餐馆打发时间时，忽然产生了健康美好的愿望：

“他厌倦了四处游荡，在贫困中挣扎，厌倦了耍手腕、搞诡计……难道他永远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吗？

他永远不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吗？

他想，要是能坐在温暖的火炉旁便，吃上美味的晚餐，那该多么惬意呀。

”[1]58-59这是在污浊的流浪生活中良心发现的声音，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只是黑夜里的一点火花，一闪即灭，生活中的流浪汉还是继续玩弄女性。

《一小片阴云》写在伦敦发展的加拉赫回到都柏林，向老友小钱德勒描述欧洲大陆城市的罪恶，表达对都柏林的依恋；而小钱德勒则无法忍受都柏林的空气和世俗生活的琐碎，感到自己“成了生活的囚徒”[1]90。

这样的人物都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

家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等内容，在传统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但进入现代社会，这些价值内涵逐渐褪色，凸现出来的却是孤独的个体，焦虑的感受，没有归宿的世俗追求。

生活的迷魅被人类自己祛除之后，剩下的就是荒原般的社会与人生。

《死者》是《都柏林人》的压轴戏，篇幅最长，描写也最细致，所反映的社会变化、个体感受也最丰富细腻。

“祛魅”的现状，以及祛魅之后荒凉寂寞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篇小说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小说主要描写莫肯家的两位老处女举办家庭舞会，来宾包括他们的外甥加布里埃尔夫妇，以及老朋友、老熟人、邻居、学生等成员。

舞会一年一度地举行了三十年，每一年都是举办得“热热闹闹”，“光彩壮丽”。

舞会举办得很隆重，招待也很丰盛。

两位主人平时就主张吃得要好：

“菱形骨牛排，三先令一磅的茶叶，上等的瓶装黑啤酒。

”[1]203为舞会自然会准备丰盛的食物：

肥肥的棕颜色的鹅，撒满面包屑的大火腿，加了香料的大牛肉，堆得像教堂的果子冻，鱼胶凉粉和果子酱，葡萄干，杏仁，无花果，蛋糕，巧克力，糖果，橙子，苹果，布丁，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黑啤酒，淡啤酒，矿泉水等等。

来宾们在音乐和美食的诱惑下，尽情享受舞会的欢乐。

但是，作者并没有花多少笔墨正面描写舞会，而把主要精力花在对舞会中的人物言行、心态的描写上；特别是舞会散场之后，加布里埃尔夫妇的对话和心理活动，更是点睛之笔。

《死者》的主要涵义，就是通过舞会散场后的那一部分描写来展示的。

舞会虽然很热闹，但自始至终都有一种荒凉、冷漠的意味，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点出，成为一条引向作品主旨——祛魅后的社会与人生——的线索。

小说开头介绍莫肯家的情况，凯特和朱丽娅在兄长去世后，离开斯托尼巴特的房子，带着唯一的侄女玛丽·简，来到“阿舍尔岛上这座阴暗、萧条的房子”，“租下了上面一层”[1]203，小说虽然没有介绍莫肯家此前的背景，但“阴暗、萧条”的描写，暗示了莫肯家族的没落。

而舞会的主人，凯特和朱丽娅，年事渐高，身体衰弱，一幅日薄西山的样子。

邀请的客人中有一位好酒的弗雷迪·马林斯迟到了，主人非常担心他又喝醉了，影响家庭形象，以至于当他来到时，凯特吩咐外甥：

“悄悄地下去，加布里埃尔，要显得热情而亲切，看看他是否没事，要是他喝醉了别让他上楼。

”[1]210“显得热情而亲切”，就不是真正的“热情而亲切”。

来宾布朗先生谈笑风生，但一旦发现别人没有注意他，马上就转换谈话的方向：

“布朗先生发现自己受到冷落，便立刻转向那两位更有欣赏力的青年。

”[1]212显然是一个惯于逢场作戏的人物。

玛丽·简在客厅为大家表演学院派钢琴曲，那是一段颇有难度的曲子，大家的反应很耐人寻味。

小说花了较多笔墨描写那个场景：

“加布里埃尔却听不进去。

他喜欢音乐，但她弹奏的曲子他觉得没有主调旋律，而且他也怀疑其他听众是否会觉得有什么主调旋律，尽管他们都曾要求玛丽·简为他们弹奏点什么。

四个年轻人听到钢琴声从吃点心的房间里赶来，停立在门口，几分钟之后便又一对对离去。

真正能欣赏这音乐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玛丽·简本人……另一个是凯特姨妈……”[1]215表演结束时，“听众对玛丽·简报以热烈的掌声，……最热烈的掌声来自门口那四个年轻人，曲子开始时他们到休息间去了，曲终时又折了回来。

”[1]217这一段文字把主人和客人共同维护一场体面的社交活动的苦心，刻画得栩栩如生。

看似热闹、亲密的舞会，其实却充满了疏离和隔膜。

加布里埃尔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对繁华舞会背后的疏离，其实是有所感触的。

加布里埃尔考虑自己的演讲，忽然想到爱尔兰好客传统的继承与断裂问题，老一辈人的美德，如热情好客，幽默，仁慈，并没有被年轻一代继承下来。

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给爱尔兰带来巨大的荣誉，理当把它承傳下去；但是，新的一代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却前所未有的被改变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遭受折磨的时代：

有时我担心，尽管这新的一代受过教育或高等教育，但他们将缺少昔日那些仁爱、好客和善良的幽默等优良品质。

今晚听到所有那些昔日的大歌唱家的名字时，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狭隘的时代。

”[1]237乔伊斯借加布里埃尔之口，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怀疑的、思想受折磨的、狭隘的时代；而这些现象，正是现代社会人类发挥理性、主宰世界的结果。

现代人无法像传统社会的人那样彻底接受上帝，因为“理性”告诉他，上帝死了。

没有了价值根源，人的存在前所未有地被放大，也前所未有地被孤立；人在陶醉于理性成就的同时，又要面临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把人类折磨得寝食难安。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人类把自己置于冰与火的考验之中。

知识的增多，物欲的满足，没有让人类的心灵因此而更为广阔、深远，反而由于理性化与物质化的发展，人类的灵性被遮蔽，眼界其实更为狭隘了。

人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太空，却看不见上帝；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人体，却并没有加深对人心的认识。

世界的迷魅被祛除，荒凉，孤独，隔膜感，也随之而来。

舞会所带给加布里埃尔的感受，还不是这个故事的高潮，高潮是舞会散场之后才形成的。

通宵达旦的舞会结束了，客人们在清晨的寒风和雪花中离去。

加布里埃尔夫妇听到尚未离去的达尔西先生在唱一首名为《奥芙里姆的少女》的歌，作为妻子的格丽塔对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熟悉，这首歌还关系到她的一段情感经历。

加布里埃尔一直不知道妻子的这段经历，他只是很奇怪格丽塔为何对这首歌听得那么入迷。

在回住处的路上，加布里埃尔陷入对妻子的无限爱意之中，情欲炽热。

小说写道：

“他感到骄傲而幸福，他为她属于他而幸福，为她的高雅和做妻子的举止而骄傲。

但是这时，再又一次激起那么多的回忆之后，他刚一接触到她那富于韵致、奇异而芬芳的身体，便浑身涌动起一阵强烈的情欲。

”“他充满了想抱住她的欲望，双臂在不停地颤抖，只是他的指甲用力扣住手心才阻止了他躯体里这种狂烈的冲动。

”[1]252然而，如此强烈的欲望，却没有得到妻子的回应。

格丽塔正陷于对往事的伤怀之中，在加布里埃尔的追问下，她把那一段经历和盘托出。

原来，早年格丽塔和一个叫做迈克尔·福瑞的煤气厂工人非常亲密，当格丽塔要离开的前夜，迈克尔·福瑞拖着病躯，淋着冷雨，来花园见她最后一面，告诉格丽塔：

他不想活了。

格丽塔回忆说：

“他说他不想活了。

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眼睛，清清楚楚！

他站在墙的尽头，那里有一棵树。

”[1]260迈克尔一周后果然死了，格丽塔认为是因她而死的。

这是格丽塔少女心中最隐秘、最纯洁的一段恋情，怀念和内疚交织在一起，终身难以忘怀。

所以，当听到迈克尔生前常唱的《奥芙里姆的少女》的曲子时，格丽塔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对往事的沉思之中。

这番话对加布里埃尔来说，不啻当头一盆雪水，将他的满腔情欲彻底浇灭。

妻子带给他的幸福和骄傲，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加布里埃尔变得恼怒，冷漠。

迈克尔对格丽塔的那种感情，加布里埃尔从未体验过。

小说写道：

“他从未觉得自己对任何女人有那样的感情，但他知道，这样一种感情一定是爱情。

”[1]261这是一针见血的揭露。

当加布里埃尔在演讲中批评现代人生的弊端时，他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就是“新的一代”的代表，或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祛魅”之后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直到他发现自己对最亲密的人居然从未爱过，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爱过一回，那一刻的空虚、孤独、隔膜感，是何等的新鲜而强烈！

写到这里，小说题目《死者》二字的含义才展现出来。

“死者”毫无疑问指迈克尔·福瑞，他是带着纯洁的、真挚的、深沉的心死去的。

他的死，象征着富于温情和爱意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也就是“祛魅”。

小说写道：

“这个实在的世界本身，这些死者曾一度在这里养育生息的世界，正在逐渐消解和缩小。

”[1]262传统社会的迷魅被祛除，迈克尔那样的死者一去不返，留下的只有一个不断坍塌、疏离的现代社会。

加布里埃尔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荒原之中。

那么，到底谁才是死者？

乔伊斯的问，隐而不露，但却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深入思考。

总而言之，“祛魅”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不断演进的结果，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福利。

但是，就抽象层面的价值观念，涉及到人类情感范围的内涵而言，“祛魅”后的现代社会，显得单薄、肤浅；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形成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

《死者》作为《都柏林人》中最精彩的一篇，把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的诸多弊端都刻画了出来。

乔伊斯为爱尔兰民族勾画的道德史，其实也是整个人类的道德史。

作为现代社会的成员，我们的确应该深入反思，如何真正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