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英语阅读的中文翻译59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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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阅读的中文翻译59课
第5课
主课文译文失业快车道
贸易逆差和制造业滑坡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物近三十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稳定上升，而自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创立以后，逆差便加速上升。
这给美国就业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
从1994年到2000年，日益上升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经济失去了总共三百万个实际和潜在的就业机会。
然而，尽管大量证据表明，目前的贸易政策导致了巨额贸易逆差和大量失业，但布什政府仍敦促国会批准“快车道”贸易谈判权。
根据这项授权，总统向国会提交贸易协议时，国会只能批准或否决而不能对协议进行任何修正。
“快车道”的提倡者希望，这一授权可通过所提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促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展至整个半球，并通过新一轮多边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得以扩大。
对“快车道”的宣传甚至发展成为了9.11事件后如何刺激经济的一场辩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比尔·托马斯反复敦促国会，将“快车道授权”纳入所有刺激经济的计划之中。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贸易协定谈判方面的不佳记录，如日益上升的贸易逆差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问题，均表明快速通过授权恰恰并非美国所需：
虽然1994至2000年间美国总出口上升了61.5%，但进口上升幅度更大，为80.5%。
1994年和2000年间与贸易逆差相关的失业增长速度比1989年和1994年间的速度了六倍。
由于1994至2000年间日益上升的贸易逆差，每个州及哥仑比亚特区均遭受了巨大的就业损失。
以加利福尼亚为首的十个州，净失业总数达10万以上。
1994至2000年间，制造业贸易逆差上升了158.5%，其同期失业增长高达65%。
1993至2000年间，美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增加近四倍，主要是因为由美国直接投资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工厂向美国出口。
美元的持续升值也鼓舞全世界投资者增加和扩大国内生产能力，以向美国出口更多的产品。
其结果是，自1994年以来，来自亚洲、欧洲、中美和南美洲、以及非洲的进口品充斥着美国市场。
作为一项旨在推动新贸易协定通过的程序规则，“快车道授权”本身对经济并不会有任何影响。
至少三年内美国不太可能谈判和提交出任何新的协定以供审批，而且要等这些协定去影响经济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再者，从以往的贸易协定来看，快车道授权和新的贸易协定很可能抑制增长，而不是促进。
1998年8月至2001年9月期间，制造部门已丧失了140万个工作。
继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失业很可能增长。
其结果，今后几年与贸易相关、尤其与制造部门贸易相关的失业根本问题，比起90年代来将更为明显而且代价也将更高昂。
90年代，美国经济曾每年创造200至300万个就业。
如果这一期间，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倡导者所预测的那样，美国贸易状况取得平衡的话，那么今天美国的制造业就会更强大，也能更好地抵抗目前的衰退。
但是25家钢铁生产企业，现又包括伯利恒钢铁公司，已宣布破产。
这一事实表明，迅速上升的贸易逆差已侵蚀到了美国的工业基础。
政策制定者应该稍做战略停顿，重审美国贸易政策的结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而不是将新贸易协定纳入快车道。
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和失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者们大肆颂扬出口利益，而对进口迅速增长的冲击却闭口不谈。
但评估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时，必须考虑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
当美国向德国或墨西哥出口1000辆汽车时，美国的工厂则雇佣美国自己的工人从事生产。
然而，当美国不在国内生产汽车，而是从德国或墨西哥进口1000辆汽车，那么本应该在汽车行业中受
雇的同样数量的美国工人，则不得不去找别的工作。
忽视进口只计算出口就如结算支票簿时
只计存款不计取款一样。
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1994至2000年间的增长速度，要比1989至1994年间的速度快得多。
事实上，持续存在的美国出口壁垒（以及美元的过高估价）导致了逆差的不断上升，而人们原以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克服这些壁垒。
这些协议以及广义上的全球化趋势，也同时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均和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公司扬言要将工厂转向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以削减工资、福利和工作规则，同时防止工会组织活动。
尽管美国总出口1994至2000年间增长了61.5%，但这些增长相对升幅为80.5%的进口则暗然失色。
结果，美国贸易逆差增长了141.6%，从1994年的1820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4390亿美元（所有数字以2000年实际美元计）。
1994至2000年间美国总出口从5830亿美元上升至9420亿美元，3590亿美元的净增长创造了280万个就业或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6160亿美元的进口增长却削减了580万的就业。
因此，在此期间25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增长导致了300万就业或就业机会的损失。
相比之下，1989年到1994年增长的贸易逆差削减了大约50万就业机会。
因此从1994年以来，也就是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失业数目是前一阶段的六倍。
全美国的失业状况
在所有50个州和哥仑比亚特区，1994至2000年间进口及其引起的失业远远抵消了出口，净失业数目从北达科他州的6838到加利福尼亚的364197不等。
其他受重创的州包括得克萨斯、纽约、宾夕法尼亚、密执安、北卡罗来纳、伊利诺斯、俄亥俄、田纳西、弗罗里达、印第安那、乔治亚和新泽西，每个州的净失业人数都超过了10万。
虽然大多数州的失业相对经济规模来说很低，但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根据协议倡导者，预计新创造的就业会弥补协议可能会产生的环境恶化、经济不稳定、以及公共卫生方面的威胁。
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那么他们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利益，来弥补施加于美国公众身上的成本。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影响被90年代中期和末期带动着国内消费、投资和投机的经济繁荣-衰退周期所遮盖。
尽管在1994至2000年间海外部门出现净失业，但美国的总就业迅速上升，使得总失业数目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然而，随着股市泡沫的破灭，失业从2000年10月的3.9%上升到2001年9月的4.9%。
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在1994至2000年间上升了158.5%，制造部门对大部分失业负有责任：
1994年至2000年期间，300万总失业中制造业失业人数为190万，即占总失业的65%；农业、林业和渔业失业接近116700人。
按人均计，这些初级产品部门的工人与其他部门的工人相比，其失业的可能性增长了一倍。
在制造业内部，几乎各行业自1994年以来都遭受了净失业，只有宇航产品以及科技和专业化方面的产品和仪器这两者例外。
汽车（201800人失业）、电气设备和机器（236400人失业）以及纺织服装（共372500人失业）等是遭受最严重打击的行业。
其他部门，即便是印刷和烟草等突出的盈余部门在1994至2000年间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2000年他们的记录仍然是盈余的）。
大多数上述遭受重创的各州都是这里所列行业的密集地。
总之，2000年20个制造业中17个行业遭受净失业。
这一局面是2000年价值349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逆差所带来的结果。
在快车道上通过更多协议之前，明智之举似乎应该是停一停，问一问为什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无力阻止这些损失，或者它们也许起了作用。
贸易逆差上升的原因
美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逆差从1993年的166亿美元扩大到2000年的628亿美元。
这一增长几乎都发生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之后。
这一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美国以建立工厂的形式，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以提供全套供应网络的形式，
将其对外直接投资转向了墨西哥和加拿大。
从1993年至199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
资增加了169%；在加拿大增加了四倍以上。
包括所有来源在内，加拿大和墨西哥自1993年以来吸收了151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银行贷款以及其它形式的国外融资，为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工厂的建设提供了资金，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
结果之一是，美国在2000年吸收了令人惊讶的82%的墨西哥总出口。
国外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向美国的出口迅速增长、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上升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失业人数增长。
美元的持续、大幅度升值——根据美联储实际（扣除通货膨胀）美元值的综合指数，自1995年第二季度以来升值了31%以上——大大地刺激了全世界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墨西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美元实际价值的极大上升使得别国向美国的出口品更廉价，从而使得美国的进口品在国外市场更昂贵。
外国货币对美元的贬值也鼓舞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他们新增和扩大了国内的生产能力，以向美国出口更多的产品。
因此，自1994年以来，来自亚洲、欧洲、中南美洲和非洲的进口品大量充斥着美国市场。
世贸组织的创立在许多方面伤害了美国的工人和产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94年12月31日止，一直行使着支配世界贸易活动的职责，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之间的一个根本性不同是，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导致了一个新机构的诞生，即世界贸易组织，它拥有解释和实施协议规则的权利。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几次发现，向某些外国销售公司提供免税的美国法规是非法的。
由此，欧盟最近从世界贸易组织获得授权（正被起诉的一项决定），对美国产品实施40亿美元的制裁，理由是美国没有改变这些法规。
许多美国企业，尤其是飞机和其他高价值工业的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坚持认为，这些法规对于抵制欧盟实施的经WTO批准的出口增值税退税来说是必要的。
为什么欧盟退税在WTO的自由贸易原则下是容许的，而美国补贴出口的制度却不容许，这一点很难向普通大众或公司解释。
从美国企业和工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案件不符合公平贸易体系的标准。
如果美国被迫丢弃海外销售公司的话，80万美国工人中的许多就业以及与航空业相关的成千上万的美国公司就会受到损害。
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伤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其中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这些条款已被用于推翻从土地使用到环境和安全标准等有关方面的国内法律。
甚至在新一轮贸易谈判开始之前，政策制定者们就开始了争论，美国的农业补贴与目前和今后WTO农业贸易规则是否互相冲突，以及是否在近期内必须取消这些补贴。
在这些协议的辩论过程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带给工人、社区和企业的真正损失被大大低估了，而所保证的利益也没有得以实现。
但结论并不是要停止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
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一个既能够保证所有参与者遵照一整套完善的人道的市场规则且又包含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两者的体系将给世界大多数国家（虽不是所有国家）带来最大化利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因其致命的缺陷而未能取得这些期待的结果。
在继续进行下一轮更广泛的新的贸易协定谈判前，应对现有的贸易协定进行修改和重建。
第六课魁北克贸易高峰会带给欧洲的教训亚伦·卢卡斯
最近，我刚刚结束了魁北克五日之行，那是一座位于圣劳伦斯河畔古色古香、风景如画的小镇，今后，它将以“世界催泪瓦斯之都”载入史册。
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打入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运动的头脑人物内部，但问题是，那里根本没有“头脑”可寻。
我所看到的只是心绪的漫天宣泄，我面前是一派悲天悯人的景象。
显而易见，这里的稀缺之物是清醒的思考。
我来魁北克有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便是采访美洲高峰会，这是一次跨越西半球三十四位国家首脑的聚会。
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通过谈判，努力建立起美洲自由贸易区–一个地域跨越阿拉斯加至阿根廷的无贸易壁垒区域。
其实，我来魁北克是为了“人民的峰会”，那才是真正的亮点。
这一应运而生、有组织的活动看起来是要反映“人民的观点”，还会是别的吗？
（我曾想，那些参加峰会、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为此目的而来，但我有什么资格向“那些人民”提出质疑呢？
）半球社会联盟由不同的社会团体组成，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和经济利益，他们共同反对贸易自由化。
该联盟这次邀请参加“反资本主义狂欢节”的都是激进团体，从极左到更极左，“狂欢节”在沿河畔搭建的硕大白色帐篷内举行。
加拿大政府好事做过了头，不仅资助了这项活动（其实是加拿大纳税人提供的资助），而且还为拉丁美洲的激进分子付费参加活动。
反资本主义狂欢节”丝毫无愧于它的名称，有小丑、木偶表演、拉拉队长的呐喊、舞者和演员的表演，还有“愤怒的奶奶们”（一群不算太老辱骂大公司的妇女），甚至还有一个悬在空中、上面写着“实施安全贸易！
”的巨大绿色安全套。
或许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身着蓝色服装、面对由纸浆制成的女水神像歌唱并参拜的演员们。
除了此道风景，别无其他实质性内容，无论是在街面上，还是在各类有组织的“讲道论坛”中，情况均如此。
看一看下面的对话，这是我同一个保养得极好的年轻激进分子之间的谈话（当然喽，此人穿的是进口的牛崽裤和运动鞋）。
她向我挥动着拳头，肌肉松弛，毫无力量。
她的一位同志把我们之间的对话用一架日本摄象机拍了下来，摄象机的价值起码要比拉丁美洲人一年的平均工资还要多。
“人民高于利润！
”她叫喊着，离我的脸只有数寸之遥。
“好吧，你说得还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向后退了一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地位，人民高于利润。
”“好，这一点我明白了，但你具体指什么？
你们有没有政策？
其含义是什么？
”“我们需要政策，”她回答着我的问题，也被激怒了，“我们的政策是人民的利益优先公司利润。
”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
如果她思想更深刻一些，我也不会故意戏弄她。
毫无疑问，“人民高于利润法案”已近在咫尺，它的出台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
真该有人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如果利润真的是衡量企业家扣除成本之外所创造财富的尺度，生活在无利润的社会里或许对人民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尽管这里很无聊，我还是认认真真地、想方设法去理解人民峰会参加者的想法。
我采访了几十个人，重点是身上穿孔少于十个的那些人。
在具有加拿大风格的市政厅会议上，与会抗议者对我“盘问”了将近两个小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我的观点有什么兴趣。
我阅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材料，但从头至尾，见不到一例合乎逻辑的反自由贸易申诉，姑且不谈它是否有道理。
几乎没有人愿意下任何工夫去了解一下有关供求关系最基本的原则，而所有人却都在声称，自己对世界经济的最佳运作有着不容置疑的组织能力。
高峰会在拖延，我受挫的感觉也愈加强烈。
时间单调乏味，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我站在阳光下，听着身披花色丝质大手帕的青少年大声抱怨，他们在谈论自己如何有资格属于环绕市中心2.5英里安全带的另一边，在那里美洲高峰会的代表正在开会。
他们想要，不，是有资格，坐在那边的谈判桌旁。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自由贸易讨伐战士告诉我，如果拉丁美洲过群居打猎的生活，那么人们会更加富裕，因为“群居打猎者每天吃的都很好”。
一位服装厂的工会
成员，其工作大概仅仅是禁止人们购买洪都拉斯生产的衬衫，表情严肃地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自由贸易等同公司财富。
”如果此话当真那就奇怪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企业，如纺织厂和炼钢厂，死抱住关税和补贴不放呢！
这样的言论在世界上任何大学的经济学系里都会成为笑柄。
正如太平洋孤岛上与世隔绝的狂热日本兵那样，魁北克街上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
有关贸易产生何种影响的论战已经结束，主张自由贸易的一方已经获得胜利。
数以百计
的研究成果、甚至是粗略的观察均向人们显示，哪里有市场的扩展，哪里就有苦难的缓解。
那些敞开国门、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国家与那些封闭自己、不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相比，其发展速度更加迅猛，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保守估算，前者的发展速度为后者的两倍以上。
不仅如此，贸易创造出的财富使不同收入阶层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
自从二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开始开放市场以来，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摆脱了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
然而，抗议者们对此视而不见，却宁愿与天下的劳苦大众为敌，试图剥夺贫穷国家赖以发展的手段，侈谈什么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导致了贫穷。
这种无知无异于犯罪。
带给欧洲的教训
反自由贸易左派的荒唐之举损害了以国际谈判实现自由贸易的尝试与努力，这些激进分子提出的批评几乎无任何实质内容，他们不断在国际会议召开之时抗议示威，这是对老式保护主义者的包庇行为，而老式保护主义者所期望的是，全球货物与资本流动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仅仅通过加强国际会议安全措施处理这一问题，但是，最终所需要的解决办法将是完全彻底的变革。
抗议人群中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全球化主要是由国际机构促成的一种近期现象，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数年来也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实际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显然是有限的。
使世界经济得以扩展的大事件均发生在贸易谈判领域之外，如中国的改革、苏联帝国的崩溃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放弃。
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六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已单方面降低了对进口及引进外资的限制，更多的国家蜂拥而至，希望加入世贸组织。
如今，世贸组织成员国当中有四分之三以上为发展中国家，还有二十个急切想加入的发展中国家。
简而言之，自由贸易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自下而上兴起的。
全球经济自由化趋势的出现是保护主义及国家控制发展战略惨痛失败的直接产物，今天，这一趋势仍在发展的原因也在于此。
换言之，即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世贸组织归于失败，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仍将继续。
由于这些国际组织的失败只能使全球范围内经济自由化步伐趋于减缓，因此充其量也只能使发展中国家遭受一些挫折。
近期反贸易、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的泛滥，应促使自由贸易人士对其推进市场开放.
战略重新进行评估。
转移与让步数十年来，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通过奉行“转移与让步”政策得以实现：
回避开放国内市场的话题，强调出口及对外政策，用“公平贸易”政策安抚贸易保护主义者，使政治上有根基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这一战略长期以来颇为凑效，使世界市场逐步得到开放。
然而，转移与让步的成功取决于若干因素，而这些因素已不复存在。
别的不说，冷战已经结束，贸易自由化已不能作为巩固北大西洋联盟的工具四处兜售。
同时，全球化的扩展意味着贸易已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游戏，国际经济问题牵动着公众的情绪，已成为路人关心的问题。
在新的环境下，转移与让步策略已不能有效地推进自由贸易的发展，的确，它已成为一种导致自我失败的主张（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主张经济开放者未能向重商主义思想以及公平贸易的错误观念直接提出挑战—没有能够讲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因而助长了公众的疑虑，认为有关对自由贸易的批评也有合理的一面。
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欧洲，情况尤为如此，欧洲人常认为全球化的出现是美国施加影响的结果。
为自由市场而战的前沿阵地必须从国际会议转向欧洲本土，自由贸易不应作为开放国外市场的手段加以兜售，而应成为欧洲的最佳政策，无需考虑别的国家采取何种行动。
现在是欧洲的自由贸易人士认真考虑单边贸易开放的时候了。
首先，贸易谈判只强调开放别国市场的好处，这是重商主义观念，应予以扬弃。
的确，按照此类谈判的说法，开放本国市场是一种“让步”，是一种换取贸易伙伴做出相应让步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然而，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均指出，作为让步去开放国外市场的观念恰好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
贸易的真正益处是进口，而其必要的成本是出口。
无论别的国家怎样做，一个国家从开放本国市场当中获得利益。
不幸的是，客观事实并没有向日益惧怕全球化的公众充分地解释清楚。
自由贸易人士远远没有理直气壮地宣传开放市场的意义，他们在把所有精力集中在打开外国市场的同时，将贸易壁垒视作自身的资本，其所作所为使保护主义者正中下怀。
看来，维护进口的清白已刻不容缓。
抛弃共同农业政策
自由贸易人士再也不能对自己本土极其恶劣的贸易壁垒听之任之了。
在欧洲，这显然意味着要迎头痛击共同农业政策。
以反倾销税为名掩盖保护主义的行为一定要暴光，那些政治上有根基的工业，如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一定不能继续得宠，也不能利用指定配额和关税与他们疏通关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的制定要包括将那些以进口促出口的企业——即欧盟国家中与受保护产业相比具有明显优势的经济部门——组织起来，建立起自由贸易联盟。
此种战略在美国已开始凑效，例如，美国的汽车生产厂家与其他使用钢铁的产业已开始同美国国内的钢铁生产商进行斗争，因为钢铁生产商试图将业已受到保护的美国市场进一步关闭。
许多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反对单边贸易开放，指出虽然开放国内市场很重要，但是所有市场同时开放则更可取。
那样固然更可取，但贸易谈判并不能迫使任何国家放弃贸易壁垒，这同样也是事实，一国的开放只有在其国内的政治气氛合适时才可行。
自由贸易带给人们好处，贸易协定可能是“锁定”这些好处的一种有效办法，但从来不是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
的确如此，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信奉自由贸易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
对于欧洲来说，打开国外市场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身作则，开放自己的市场。
即使是最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对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一个贸易协定受到广泛制约（监督）的世界里，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讲明开放国内市场的好处，应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另一种促进自由贸易的方法是对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进行改革，特别要强调更多依靠“补偿”的手段，对违反贸易承诺的国家实施判决。
目前，原告国家更倾向求助于制裁手段，美国目前与欧盟之间臭名昭著的牛肉和香蕉争端既属此类行为。
运用高关税对违约国出口商进行制裁，从而使其减少贸易壁的想法只能导致损害双方国家消费者的结果。
的确，应该要求世贸组织中的败诉方，以在其他领域里减少贸易壁垒的方式，对其违反世贸原则的保护主义行为做出补偿。
这样的补偿将会鼓励大家遵守各自的贸易承诺，引导大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开放市场的方向前进。
最后，欧洲应避免在不久的将来主办大型国际贸易会议。
.西雅图和魁北克会议均表明，在
发达国家开此类会议为反自由贸易者组织抗议活动提供了方便，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
世贸
组织把即将召开的部长会议设在卡塔尔，这一想法很正确，将会议移至更偏远地区召开还有
另外一个好处，可以减缓发展中国家谈判过程中被忽视的感觉。
总之，通过寻求单边贸易开放，自由贸易人士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无须受制于众
多聚集在街头上毫无头脑的抗议人群。
未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会发现，他们找不到攻击的
目标，也无贸易谈判可供他们搅乱，而自由市场经济将继续发展壮大。
不可或缺的市场
如果说没有别的什么启示，魁北克的一幕幕公开展示至少应该驱散人们心中残留的一丝疑
惑，认识到反自由贸易左派并不能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带来什么新的思路。
的确，发展中国
家的人民同他们所谓的西方捍卫者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隔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如此巨大。
他
们各自的说法也许不同–人权、环境保护以及文化差异–但他们所开处方之陈旧却一如既
往，即贸易壁垒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先姑且不去理会那些政策屡遭失败这样一个事实，
反自由贸易激进分子所遵从原则似乎没有任何限制，但就是不遵从人民的选择和自由。
除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他道路均与康庄大道无缘。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人们为追求利润而提供货物与服务的场所，当然那样的场所也无可厚非，市场竞争同时也是一段发现之旅，是人民学习新事物的途径，没有它我们无从学到新东西，没有它我们无法师从他人。
正是这样一种认知使我们更加富于创造、更加富裕、更加健康，同时也更有能力保护我们的世界。
理性与创新是人类最伟大的天赋之一，然而发挥这一潜能的唯一途径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该体系使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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