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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心理学
创伤心理学
对心理创伤的心理学的研究方向是针对在受到严重创伤后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以及他们的心理反应，同时积极寻找恢复的方法，由此形成了心理学上的一种分支学科，也就是创伤心理学。
该学科的起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发展和崛起大概在越南战争之后等一段时间。
战后的老兵在战争结束之后，还是没有办法从战争中脱离出来，不能恢复到战争前的生活，心理上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同时还有严重的社交障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将大量的经费用于研究，寻找解决途径。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创伤心理学这一门学科针对的研究对象，已经从由战争受到的创伤，转变为在社会中一个人遭遇到的创伤。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很可能会因为事故自然灾害以及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同时，疾病、家庭破碎、亲友离去等事件也会给人的心灵带来创伤。
创伤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一般集中在:
1.受到创伤之后表现出来的负性心理状态，比如出现的某些负面的情绪、行为、以及认知等[8]。
2.受到创伤后形成的病理性心理问题，比如创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以及急性应激障碍等。
创伤心理学经过最近十几年的发展，受到重新看待心理问题，研究心理力量以推动成长和铸造幸福等宣传的影响等[9]，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在不断的变化。
虽然对于创伤后造成的病理性心理研究有助于解决病人的心理问题，具有较大的价值，可是窄化了人们对于创伤心理学的理解范围。
创伤后的身心障碍并非是经历创伤事件后的唯一结果。
研究者开始关注在创伤后个体身心功能的正向变化的方面，如Compas等[10]在其纵向研究中发现，经历创伤事件后的个体一般会表现出七种不同的结局，他们在受到创伤后的心理变化随时间推移会发生如下的轨迹（见图1-1）。
）
图1-1个体创伤后心理反应随时间变化的假定轨迹
上述的路径1就是应力抵抗，指的是一种稳定的适应状态;路径二指的是韧性，只的是在经过轻微的创伤之后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路径3是延迟恢复状态，指的是在经过创伤之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适应;路径4就是创伤之后的发展成长，在经历这个状态之后有可能会超过原来的状态;路径5就是持续性痛苦的状态，他指的是受到创伤后的个体一直处于功能下降的状态;路径6就是创伤后抵抗失败的状态，指的是经过抵抗失败后的功能持续下降状态;路径7是普遍不适应的状态，指的是创伤前以及创伤后个体的功能适应性都不强。
从这些路径的分析可以得出，只有一部分人会出现病理性心理反应，剩下的人受到创伤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积极的应对，他的适应功能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持续上升，就像上图中的路径4，这种现象的出现，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从而使得创伤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也在发生变化。
从最初的只是考虑创伤给人们带来的负性影响及治疗，到开始关注在创伤经历中具有增强、成长现象的探究。
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对遭受创伤的个体表现出来的情绪变化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研究方式的解释，比如说个体在受到创伤之后往往会作出应激的反应，某种意义上是个体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排解痛苦，把这种应激反应看成是个体在受到创伤之后的康复性和适应性行为，而不是病理性行为[8]。
Tedeschi等[11]曾经说过，之前的研究一般都站在实用性的角度:
试图把那些提高心理水平以及降低困扰当做是高应激反应个体所期望的结果;可是当个体能够清楚的知道自身所经历的创伤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就会更加容易去忍受痛苦。
相反，如果发现不了创伤的价值，那么这个个体就会，将创伤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所以，从创伤后成长理论来看，个体在创伤后出现的的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等病症，就像入侵性想法，逃避等，实质上都在表明个体正在学着应该受到的创伤，是将创伤信息进行再次加工，这也是在受到创伤后要发展成长的关键。
所以，有学者提出这种成长型创伤应对在某种角度上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他提出创伤带来的积极，以及消极这两种后果不是互不相容的，受到创伤的个体，都可能会同时体验到积极，以及消极两种后果，将创伤带来的结果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解释
[12]。
上述的创伤后成长理论进一步拓宽了临床心理工作者的思路以及视野，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临床干预范式。
比如从最开始的以降低痛苦为中心，或者从问题中心出发进行探究，发展为将培养力量，促进成长作为研究的方向[13]。
就像Ickovicst之前强调的，我们所做出的应对措施要基于安适和健康的状态，而不只是追求恢复到原来的状态[14]。
同时，这种研究方向的变化也让许多的人，比如咨询者，医生，治疗师，护士，人生规划师等等，甚至是受过创伤的个体都可以将自己与创伤抗争时收获的积极变化运用到对于正在受创伤的个体的拯救中，以及面对接下来的挑战[15]。
三、创伤后成长的具体内涵
实际上，从苦难与创伤中可以衍生出个体积极的改变，展现出人性的光明、积极向上以及正向力量之美，这一思想并非新见。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史中，在世界主要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教义中，都闪现出这一思想之光。
我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孟子在其著作中也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其中蕴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
苦难和挫折中孕育着希望和成长。
而在20世纪，包括弗兰克、马斯洛在内的一些心理学家也提出关键的生活危机为积极的个人改变提供了可能性的这一思想。
但系统地对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PTG）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末期。
随着当
时在西方的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研究人员开始系统研究创伤后成长的现象。
“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的首次明确提出是由Tedeschi和Calhoun于1995年完成[16]。
Tedeschi与Calhoun[16]把创伤之后的成长划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创伤必须具有震撼性;第二是必须存在和创伤进行一定的抗争之后，出现的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心理状态;第三是在一部分范围之内，个体的功能可以超越创伤之前的状态，第四是成长往往伴随着痛苦。
他们把它的概念定为经过和遭受的创伤进行对抗之后获得的积极心理状态演变[17]。
这个概念显示出对于创伤的新型理解，它和原来概念的主要区别就是看待创伤心理学的角度，不仅仅从病理学入手，还要将其当成是一种成长的契机，个体在创伤中学习面对和克服，让自己变大更加强大，实现自我价值的突破
。
文献中用于描述此现象的词语还包括益处寻求（benefitsfinding）、压力相关成长（stress-relatedgrowth）、心理活力（psychologicalthriving）或逆境中成长（growthfollowingadversity）[18-21]。
不过Calhoun以及Tedeschi在选择支持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时作出了充分的考量，他们觉得这一概念反应的是成长这个词的本质，同时和在压力中成长又有不同，创伤后成长强调成长背后的威胁性、挑战性以及危机性;在和心里活力以及积极幻想的对比下，它突出了个体在受到创伤后的成长往往伴随着痛苦;有些观点将成长视为应对策略，创伤后成长强调了适应的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22]。
创伤后成长已被报道是广泛的生活经历的结果，很多创伤事件都可以引发创伤后成长。
从极具创伤性质的武装袭击[23]或战争[24]事件，到严重的创伤事件，如各种疾病（如癌症、心脏病、骨髓移植、HIV/AIDS、慢性肾衰竭以及类风湿、糖尿病等等）环境和自然灾害及人际间的丧失、虐待[18,25-27]，再到压力性的生活事件，比如离异[28]，都有创伤后成长现象存在的报告。
Tedeschi和Calhoun[29]在其早期的临床观察和质性研究中，将创伤后成长所体现的领域归纳为三个方面：
自我认知的变化（perceivedchangesinself）、与他人关系的变化（achangedsenseofrelationshipswithothers）和人生哲学的变化（achangedphilosophyoflife）。
第一，自我认知的变化：
通过对创伤事件的承受、经历，在此过程中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或者发现了自己以前尚未认识到的自己的一面。
在创伤中度过的经历给人们提供了有关自我依靠的大量的信息，这会影响对自己在
困境中自身能力的自我评价，如认为自己更强大、更自信、情绪更加成熟等。
而有些人则发现生命中存在新的可能性，会发展新兴趣，拓宽生活道路或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第二，与他人关系的变化：
当人们在遭受创伤事件后，与他人诉说、讨论这些事件以寻求支持和安慰的需求，会使得人们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愿意自我表露。
借由自我表露，个体社会支持网络中的某些人可能会提供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方式以应对这一事件。
而对人脆弱性的认识也可能会引发个体更多的情绪表达，并且愿意接受帮助，也开始重视以前忽略的社会支持网络。
此经历的结果可能就会表现在产生与家庭成员及他人更亲近的感觉，对他人的需求更敏感，对其他的不幸的人更富于同情心，也更愿意在提高人际关系上努力。
第三，人生哲学的变化：
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人们通常会对以前认为是平淡、普通的生活珍视起来，会变得欣赏、享受每日的生活，充分地过好每一天。
另外，对生活中所重视的事物也会重新排序，改变其人生中优先考虑的事情（如更加重视家人、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不是拼命赚取名利）；还有的人会体验与存在、灵性相关的事物，发展出宗教信念或令原有的宗教信念加强。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Tedeschi与Calhoun
[29]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提出了5维度的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growthinventory，PTGI），这5个维度分别是：
与他人的关系（relationshipwithothers）、新的可能性（newpossibility）、个人力量（personalstrength）、生命的欣赏（lifeappreciation）和灵性变化（spiritualchanges）。
Tedeschi和Calhoun对创伤后成长的过程构建了模型，模型如图1-2[30]所示。
依据此模型，他们对成长过程进行了解释[31]：
创伤性事件撼动或毁坏了个体原有的世界观和人生基本信念（如公平、好人有好报等），个体面临着发展出新的世界观、人生理念、生活叙事、人生目标、舒解痛苦等内外的挑战。
创伤后引发的由于痛苦情绪导致的尝试性解脱以及反复思索的行为（比如写作、诉说、祈祷等自我暴露行为）。
创伤后初期，一般都会不自觉引发沉思，往往会想到与创伤相关的事件。
在恰当的解决方式以及成长榜样的影响帮助下，就会度过初期的痛苦，获得阶段性成功。
之后，这种有关创伤的思考就会向人生本质的沉思转变。
从这一转变中，受创个体就会获得感悟，最后表现为成长。
在这一转变中，社会文化因素起到了
重要影响，通过作用于沉思过程而使成长得以发生。
Tedeschi等[31]把社会文化划分为近端以及远端两种，这两种都是促使个体创伤后成长的主因。
近端当的社会文化主要有朋友、家庭、邻里等接触较多的人群。
个体在受到创伤后能否成长和他所处的群体以及他本身的信念密不可分，就像家庭成员以及亲朋好友在创伤后的体验就可以成为个体的借鉴对象。
远端的社会文化主要是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对成长的影响。
就像社会公认在创伤之后成长，那么个体就会倾向于这一观念的引导。
图1-2Tedeschii和Calhoun提出的PTG模型
四、创伤后成长的促进因素
迄今为止，已有研究发现个体自身一定的人格特点、社会支持、从创伤事件中找到益处与意义，以及积极的应对可以促进创伤后成长的显现。
（一）人格特质
许多研究发现某些人格特质可以促进创伤后成长。
大五人格理论中的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尽责性以及乐观的特质都与PTG显著正相关[20,32]。
Affleck等人[33]的经过研究表明，对心脏病人首次发病的因素进行研究就可以准确预测病人在未来八年的死亡率。
Samuel等人
[3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对正性事件做稳定、广泛和内在归因的被试比那些做外在、特定和不稳定归因的被试报告了更多的成长。
另外，自尊、希望以及自我价值等也可以有效影响成长。
研究表明，对于缺陷生活的接纳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成长，自尊心会促使成长，高乐观、高自尊的人会成长更快。
希望也可以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发生[35-38]。
而Hooper等人[39]的研究则发现，韧性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并且是创伤后成长唯一的预测变量。
（二）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这一因素对创伤后成长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公认[40,41]。
在进行青少年的创伤心理研究过程中发现，社会的支持度越高，创伤后成长的概率以及程度就大的多[42]。
Kimhi等人[43]的研究也发现家庭支持与青少年的成长呈正相关。
而Yu等[4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由老师给予的安全感以及由同龄人给予的都会从正向影响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而仅有来自朋友的支持也对儿童的创伤后成长有益[45]。
在癌症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46]。
来自亲人和配偶的支持对受创者的影响表明这些方面对于成长有促进作用[47]，幸福的婚姻、良好的交际圈会引导受创者正面应对创伤，同时获得益处[48]。
Weiss[49]研究得出，患有癌症的妻子感受到丈夫对她的支持时，就会表现出成长的迹象，同时和某些癌症康复者的交流也会进一步促使其成长。
Lechner和Antoni[50]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存在使得创伤经历者可以在其中交流观点、共享创伤体验、接触新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引发其认知图式的重建以适应创伤事件带来的人生变化，所以社会支持环境的是创伤后成长得以发生、
发展的土壤。
（三）益处寻求和意义建构
益处寻求（benefitfinding）和意义建构（meaningmaking）发生在创伤发生之后的认知加工过程中，有研究者[51,52]认为这两个因素有利于受创者运用积极的措施应对，同时形成像有意沉思之类的积极思维模式。
研究[53]发现，益处寻求和意义建构能增加个体的希望和乐观，这使得个体倾向于积极地应对面临的创伤事件，也强化了他们的积极应对。
无论益处寻求，还是意义建构都能促进个体使用积极应对策略[51]。
在创伤经历中寻找到益处，这可以促使个体可以转换角度思考创伤，把创伤当做是自我成长的契机，然后积极面对。
这样就会引发创伤后的成长，修复受损自尊[52,54]。
在受创后可以感悟出创伤益处的人，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创伤后的自我成长和突破
[55,56]。
某个总想研究[57]表明，成长和生活意义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时段呈现明显的相关。
针对矿难者伴侣的调查研究[58]显示，在创伤中成长的个体，一般都是具有观察和寻找意义的能力，没有获得成长的个体，就很难找到创伤正向意义。
（四）积极应对策略
应对是控制、减弱和耐受内部需求的认知方面或行为方面的努力[59]，是创伤以及应激资料的关键课题[60]。
应对往往视为阻碍或者缓解相关负向变化的措施而探讨[61]。
应对策略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消极的就像吸烟、酗酒等，虽然可以暂时平复，但从最终结果的适应性上，则积极应对策略更为适当。
积极应对策略包含了主动性和适应性两种应对。
适应性突出要从情感以及认知两个方面解决冲突，比如宗教就能显著增加创伤后成长水平[62,63]。
宗教信仰者对创伤的思考往往不用与其他人，就像信仰佛教的人就会受福祸论的影响，将创伤视为因果的循环。
宿命应对策略（fatalisticcopingstrategies）也是一种适应性应对，研究发现，它与成长也呈正相关[64]。
此外，还包括积极注意偏差（positiveattentionalbias）和积极重评（positivereappraisal）。
积极注意偏差的内在含义就是只看到创伤的积极性而不考虑消极影响[65]，它是增加创伤后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66]。
积极重评与积极注意偏差类似，是指重新评价创伤事件给自己带来的意义[67]。
上述的两种方式都是主张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创伤。
积极应对策略的普遍特点就是它能准确地预估后期的成长，受创个体也急需精神上的希望来帮助自己重新建立生活的目标和信念。
纵向研究表明，研究初期得出的积极重评可以预估未来一年内的成长趋势[67]。
在进行移植骨髓之前，运用上述策略的就会相对表现出更加明显成长趋势[68]。
主动性应对一般指的是受创的个体在创伤之后就会积极自觉地采取相应的外显行为来度过创伤。
如果将对创伤的意义认知转变成具有一定价值的外在行为，就可以纾解创伤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并转化为成长的动力[69]。
主动应对的主要方式就是问题的聚焦应对，它指的是将注意力聚焦于解决问题，它和幻想、逃避等策略是相反的，是较为典型的一种积极应对[70,71]。
调查表明，问题聚焦应对措施的使用频率越高，相应的成长得分就会越高[64]。
众多有关创伤后成长的促进因素的研究多是关注个体微观层面的因素，如上述所指出的个人的人格特质、个体的应对策略等，缺少社会文化因素作为促进作用因素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社会远端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的研究。
而正如Tedeschi等人[31]认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对创伤后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将主要关注创伤后成长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尤其是其中的远端文化影响因素，追溯我国有利于创伤后成长发生的文化土壤，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伤后疗愈思想。
第二节文化与创伤后成长
一、文化的阐释
从词源上来讲，“文”、“化”二字在甲骨文中都已出现。
“文”字之形是一个文身的人体，本义是花纹、纹理、文错、文饰。
《易·系辞下》：
“物相杂，故曰文。
”《礼记·乐记》：
“五色成文而不乱。
”《说文解字》：
“文，错画也，象交文。
”之后扩张到含有语言文字的相关象征符号，最终演变为礼乐制度、人文修养、文物古籍、文采装饰之类的，“化”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古人看来，天地造化都具有生克制化，这是一种既定的规律。
甲骨文中化字的书写就像是两个一正一反的人。
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
《易·系辞下》：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引申为变化、教化、风化、感化。
《说文解字》说：
“化，教行也。
”
“文”“化”二字并用最早见于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意思讲的是治理国家的人需要察天文来确定时局的变化；需要察人文来使万民受教。
体现了一种由人及物（自然）的运思模式和以人为中心的倾向。
在西汉时，“文”、“化”合为一词。
刘向《说苑·指武》说：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里的“文化”，指与野蛮相对的教化，寓意文化是进步的现象。
“文化”一词的对应的英文为culture，来自拉丁文Cultura，原意指的是栽培、耕种、照料以及加工。
古典的拉丁语对于这个词的运用，一般就是农业耕种、劳作的相关领域，之后又将其引申为教育、培养、发展、训练等意思，之后逐渐被用来形容人的思维以及生活的方式，在自我突破以及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以及物质力量和财富。
在当今社会和行为科学中，“文化”这个词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日常的用法中，人们通常不对它进行定义，而是把它用作一个解释性的概念，用来说明态度、想法、情绪和行为的差异。
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中都有不少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但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1952年，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说，仅是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间，出现的文化的定义就有164种。
但总的说来，文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871年，泰勒《原始文化》著作中明确定义了文化的含义：
文化或者说文明，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就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具体的内涵包括了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知识、艺术以及信仰等等，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能力。
这是早期对于文化的一个狭义的解释，就只是有关精神方面的事物。
而广义的文化一般会从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人类和自然界的本质上讲起，突出相对于自然来说的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因而涵盖了广泛的范围。
如Fiske[72]提出的文化定义：
“文化”是一系列的“社会建构物，它是由实践、能力、想法、价值观、图式、符号、规范、制度、目标、建构规则、人造物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改造组成的”。
本研究对“文化”概念采取狭义定义的视角。
二、文化在临床中的作用
人不仅仅是生物体，还是和社会相关的社会人。
个体的成长从最初未降生的时候就开始受到外界的环境影响，成为了社会与自然两种环境作用下的产物。
不仅是人的外在，人的心理同样也在不断受到这两种环境的影响。
1946年，第三届国际卫生大会定义了心理健康的具体含义，指的是身体、情感和智能上和他人不冲突的条件下，使自身的心理状态达到最佳。
这一观念在进行推广以及运用中，许多的学者提出了文化会给心理和个体行为带来极大的影响。
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这种独特性决定着人共同的社会行为和人格的养成，还在临床中显示出重要影响作用。
阿拉尔孔[73]指出文化在临床中具有五大作用。
首先，文化作为解释工具。
强调对人类行为非病理性质的解释。
临床医生通过对当地的宗教信仰、当地对疾患的理解以及情感表达的方式等文化背景的理解，帮助他们解释所观察到的人类行为。
例如，在一些教堂里，人们可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诱导出幻觉。
显然，这些幻觉并不具有临床意义。
因此，不少医生偶尔会给受当地文化背景影响的行为表现贴上精神症状的标签。
另一方面，在一些文化背景中，人们的行为表现被认为正常，但如果放到另外的文化背景下，则可能被视为异常。
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行为并不被认为是精神疾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如此行为反而会被认为是精神有问题。
第二，文化作为致病因素和病理塑型作用。
文化既可以起到致病作用又能起到对临床症状产生调节的病理塑型作用。
例如，对婴幼儿成长的忽略、家庭充满暴力、对不现实期望的传递等会使一些儿童产生疾病的素质因素，可能会影响或者导致孩子成年后的心理状态，造成心理创伤。
比如在中国，家庭内部过于依恋的母子关系，可能会强化俄狄浦斯冲突，造成和维持个人边界模糊，人格不成熟的状况，甚至达到病理诊断的地步。
第三，文化作为诊断和分类因素。
主要的精神障碍诊断、分类中大都包含了与文化相关的综合征等。
如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的适应障碍诊断中，包含了文化休克的亚诊断，这主要是移民不能适应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产生的特点的适应障碍。
同时，在ICD-10的附录中，还包含了一些诊断地位尚不明确
且与特定的文化有关的精神障碍。
它们的主要特点是：
其一，不易包含纳入现有的国际性精神障碍分类的类别；其二，它们先是在特定的人群或文化区域内被描述出来，其后也只存在于特定的人群或文化区域或者与之密切相关。
而在美国的DSM-IV中则包含了更多的文化相关综合征，这些文化综合征也难以归类到传统的诊断和分类中。
另外，还存在着心理评估量表等工具的翻译、修订和文化效度的问题。
第四，文化作为一种治疗性与保护性的因素。
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对9个国家或地区（哥伦比亚、捷克、丹麦、印度、尼日利亚、中国台湾、前苏联、英国和美国）1202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一项跨文化调查。
结果显示，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农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远期预后要好于发达国家城市的患者。
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个体化趋势不明显，患者会拥有较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的缘故。
从而使得在这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其文化起到了一种治疗性的作用。
此外，文化因素也可能直接或间接阻止一些精神障碍的发生，从而成为一种保护因素。
例如，Kendler等人[74]所做的一项遗传流行病学的调查表明，宗教的一些观念在应对应激性事件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第五，文化作为一种管理与服务的工具。
文化因素已经渗透到精神健康服务与重大创伤事件的应急处理中。
如，在中国20世纪67、70年代，由卫生部、民政部和公安部等部门提出的“精神病三级防治网”、“群众看护网”等社区管理模式既体现了“群防群治”的策略，又折射出中国的集体主义思想。
再如在四川地震后温总理的“多难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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